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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冯·俾斯麦希望法国进行殖民扩张—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的政治演说—柏林社交圈的世界主义思想—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拉塞尔突然离世—1884年11月15日柏林会议开幕—国际舆论与形势对英国十分不利—柏林会议的两大成果—《柏林法案》
1878年,欧洲协调成功解决了巴尔干半岛问题,阻止了一场欧洲战争的爆发。随后多年,国际竞争的焦点在非洲大陆,并且主要聚焦在西非。1880年,依然有大片黑暗非洲大陆未被探索与开发。英国在非洲大陆的殖民地面积最大。法国则远远落后于英国,仅仅拥有塞内加尔和一些古老但无足轻重的殖民据点。德意志第二帝国国内支持在非洲建立殖民地的呼声越来越高。奥托·冯·俾斯麦虽然反对发展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殖民事业,但很高兴看到法国开始实施殖民扩张政策。因为这样一来,法国便会卷入不可避免的国际纠纷中,一定会忙得焦头烂额而无暇他顾。1880年,奥托·冯·俾斯麦让驻巴黎大使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开诚布公地”转告法国人,只要他们远离莱茵河,德意志第二帝国会很高兴看到法国在突尼斯或西非追求利益[1]。奥托·冯·俾斯麦明白,非洲尚未开垦的广袤大陆肯定会成为国际竞争的沃土。欧洲大国领导人充分施展政治才能,使欧洲协调成功介入非洲问题。在非洲大陆角逐的各大国并没有卷入战争,而是心平气和地瓜分尚未开发的非洲大片土地。
1884年至1885年,涉及殖民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柏林举行。此次会议在柏林召开,证明年轻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已经在欧洲崛起,同时说明德意志第二帝国虽然开拓殖民事业不久,却跃居殖民利益的中心地位。德意志第二帝国刚刚成立八年,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公爵本杰明·迪斯雷利便认可了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国际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当然,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认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崛起的主要原因是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日渐衰落,而非德意志第二帝国自身力量非凡。无论如何,德意志第二帝国崛起是毋庸置疑的事实[2]。
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德意志第二帝国为了整个欧洲充分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时,不仅显示出强有力的一面,而且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然而,令人叹息的是,德意志第二帝国的缔造者奥托·冯·俾斯麦拒绝为德意志第二帝国贴上欧洲标签。“我们无须对其他大国的行动形成任何定论,但最重要的是坚决奉行利己主义政策。”[3]德意志第二帝国一意孤行的态度(德意志第二帝国之所以一意孤行,是因为它认为整个欧洲十分好战,面临着战争威胁)源于它的军事起源。德意志第二帝国就像生活在死敌包围圈内的绝望之人,要想继续生存,只能依靠武力,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以免遭到敌人围攻。
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第二帝国对国际关系充满敌意的宿命解读还未形成一定气候。只有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和少数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对民族利己主义、战争至上主义与国家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坚信不疑。1874年,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开始发表著名政治演说,进一步传播相关理论与思想。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中产阶级,尤其是从事专职工作之人,绝大多数依然是守旧的自由主义者。主宰德意志第二帝国上流社会的思想依然是世界主义。
海因里希·冯·特赖奇克
整个殖民会议期间,柏林社交圈的世界主义思想给柏林大使馆的一位英国年轻外交官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通常,欧洲各大国跨越民族界限,从不同国家的贵族中选定统治家族。年轻辉煌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本身就是由不同种族构成的联邦国家。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第二帝国首都柏林充分展示出德意志人绝非眼光狭隘的民族。事实上,古老的勃兰登堡贵族思想是普鲁士贵族思想的全权代表。然而,同样效忠于霍亨索伦家族的西里西亚大地主阶层比勃兰登堡家族拥有更加开阔的眼界。在德意志第二帝国贵族中,最具世界性的一位重要人物—亨尔克·冯·多纳斯马克是西里西亚地主阶层中的大富豪,也是国际金融界与外交界的重量级人物。柏林上流社会还存在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法兰西血统及波兰血统的富有家族。他们虽然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公民,却来自波兰、法国或其他地方,在其他国家拥有实力强大的家族关系[4]。这样的典型代表有拉特兹维莱家族、里奇洛乌斯基家族、萨冈家族和贝莱尔庞斯家族。此外,还有一些非普鲁士贵族,像符腾堡的贵族、巴伐利亚的贵族、萨克森的贵族和巴登法贵族,以及各附属领地的亲王。拿破仑战争爆发前,这些亲王一直是附属领地的统治君主。这些非普鲁士贵族与亲王虽然在柏林没有府邸,却常常到访柏林,是柏林顶极社交圈的一部分。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他的家族领地分布在德意志第二帝国南部、波兰与俄罗斯帝国。他不仅是附属领地的亲王,还是德皇威廉一世、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知交与座上宾。他一直身居高位,先后担任过各种要职,从巴伐利亚王国首相、帝国议会议员、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大臣、阿尔萨斯-洛林总督一直到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的弟弟古斯塔夫·阿道夫·冯·霍恩洛厄是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他的母系家族还与英国王室有姻亲关系。
当然,很难估量上流社会世界主义的影响力。离开了国际协调、仲裁、调停与裁军的运作,仅凭上流社会的世界主义根本不可能阻止战争爆发。然而,上流社会的世界主义思想有助于形成舆论。离开了舆论,维护和平的工作将很难顺利进行。19世纪80年代,英国驻柏林外交官对德意志第二帝国上流社会的世界主义氛围了然于心。“德意志第二帝国贵族中不乏法兰西与波兰血统,加上指挥近卫军的大贵族子弟来自德意志第二帝国各个邦国,使德意志第二帝国上流社会具有世界主义色彩。哈兹菲尔德家族、霍恩洛厄家族、里奇洛乌斯基家族与亨克尔-多纳斯马尔克家族的世界主义特征最具代表性。德意志第二帝国这些贵族不仅走遍世界各国,还拥有国际人脉关系。从本质上看,他们绝对不是普鲁士民族主义者。”
罗伯特·莫里尔
早在几年前(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执政期间),英国著名外交官罗伯特·莫里尔已经意识到,欧洲大陆强国(很可能是法国)对土地辽阔、肥沃的刚果河流域虎视眈眈。一旦刚果河由一国独占,它定会征收高额关税并断绝整个流域的国际贸易。贸易排外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一样,将造成世界总财富下降,从而引发国际争端。罗伯特·莫里尔建议,刚果河流域问题应当由相关利益方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正如多瑙河一样,刚果河理应由当地人与相关国家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管理,以确保该流域的贸易与通航自由。罗伯特·莫里尔的提议虽然当时并未产生任何影响,却在一项条约中得到了部分体现。1884年2月20日,英国外交大臣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与葡萄牙王国签订了一项条约。该条约界定了葡萄牙王国古老殖民地安哥拉的土地范围,并同意刚果河由国际委员会管理。在条约最终草案中,国际委员会被更改为“英葡委员会”。然而,该条约遭到不明真相的英国人与葡萄牙人反对,最终未能正式通过。
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
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认为,要想阻止法国垄断刚果河贸易,当前能采纳的最佳方案是支持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建立刚果自由邦,并确保开放刚果河的国际贸易权与通航权。然而,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的想法还未来得及公开,德意志第二帝国便提出了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
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国际会议提议十分及时。当时,葡萄牙王国拥有的非洲殖民地面积最大、最古老。葡萄牙王国公开表示对刚果河流域感兴趣,并且向英国提出将刚果河置于国际管理之下,刚果河全部问题提交会议讨论[5]。于是,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欣然接受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会议提议。在初步协商过程中,与会者一致认为,此次会议将不仅处理刚果盆地问题,还要解决非洲东西海岸的问题,并确定非洲大陆的划分原则,“从而避免未来在领土划界问题上冲突不断的危险”[6]。
就在会议召开前,在任十三年的知名英国驻柏林大使奥多·拉塞尔突然离世。奥托·冯·俾斯麦一直十分信任与欣赏奥多·拉塞尔。此时,奥多·拉塞尔突然离世影响重大。尽管最早是奥托·冯·俾斯麦提议英国参会,但由于殖民地问题及英国在埃及的地位惹得德意志第二帝国恼羞成怒。当英国提议由罗伯特·莫里尔担任驻柏林大使时,奥托·冯·俾斯麦因为十分不喜欢性格强势的罗伯特·莫里尔,所以当场表态,罗伯特·莫里尔不会成为受德意志第二帝国欢迎的外交官。最终,英国派出的驻柏林大使是1882年曾在开罗担任总领事的爱德华·马利特。
1884年到1885年的柏林会议
1884年11月15日,柏林会议正式开幕。直到圣诞节前几天,各国代表才纷纷离会回国。1885年1月5日至1885年1月30日,会议继续举行。柏林会议在威廉街的奥托·冯·俾斯麦官邸举行。除了瑞士联邦以外,欧洲各国均派出了会议代表。美国也派出了会议代表。英国主要代表有驻柏林大使爱德华·马利特、殖民地部常任副秘书长罗伯特·米德和外交部非洲司司长珀西·安德森。同行的技术专家有领事馆的约瑟夫·阿切尔·克罗(与乔瓦尼·巴蒂斯塔·卡瓦尔卡塞莱共同编著了《绘画史》)、外交部条约管理员爱德华·赫兹莱特、地理学家J.博尔顿及声誉极高的国际律师特拉弗斯·特威斯。当时,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是负责英国外交事务的议会副秘书长。在《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一书中,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宣称:尽管此次会议代表人数并不多,但“在英国历史上,再也没有比此次会议代表更强的专家出现在其他海外会议上”。英国驻柏林大使馆专员伦内尔·罗德指出,英国代表团没有文书作辅助工作[7]。由于英国财政部没有为文书辅助工作拨专款,驻柏林大使馆秘书及专员不得不承担起柏林会议的文书工作(工作量极大)。英国探险家亨利·莫尔顿·斯坦利被美国政府聘为地理专家。同时,他要兼顾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利益。
当时,国际舆论与形势对英国十分不利,尤其是德意志第二帝国对英国不满。德意志第二帝国抢占先机在柏林举行此次会议,大批政府官员、地理学家、旅行家与各种学者构成的庞大私人团体从事会议辅助工作。因此,关于此次会议能否采纳自己的提议,英国并没有十足把握。不过,会议结果表明,英国大获全胜。虽然英国并未获得特别有利的特许权,但其提出的基本原则得到了会议肯定,从而保障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各国利益。不过,在“自负的柏林批评家”笔下,英国代表团此次会议之行正如当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卡诺萨之行”[8],是一场负荆请罪之旅[9]。1885年2月24日,除美国外,与会各国签订了《柏林法案》。
柏林会议取得了两大成果。其一,会议确定了在非洲拓展贸易与殖民事业的基本原则;其二,建立了“刚果自由邦”。在当时,“刚果自由邦”的建立受到万人瞩目。但事实上,拓展贸易与殖民地的共同准则意义更加重大。
《柏林法案》第一条规定:“各国充分享有平等、自由的贸易,其范围包括整个刚果河盆地与所有河口”,以及从赤道以南—南纬两度三十分处,即大西洋沿岸以南约两百英里的地方,直到洛日河口。
爱德华·马利特
罗伯特·米德
约瑟夫·阿切尔·克罗
伦内尔·罗德
这片自由贸易区包括刚果河及其支流流过的大片土地及坦葛尼喀湖。如果没有《柏林法案》,在各国关税壁垒下,自由贸易区或许早已不复存在。不过,开放的区域远远超过了这个范围。根据亨利·莫尔顿·斯坦利的说法,他提议自由贸易区向东扩展至印度洋,沿着印度洋海岸从赤道以北—北纬五度一直延伸到赞比西河口[10]。
《柏林法案》第二条规定:所有国家不仅可以自由进入上述区域的海岸线及由此处入海的河流,还可以进入刚果河所有水域、支流及湖泊,以及全部水岸和沟通水道与湖泊的运河。《柏林法案》第二条明确指出,任何国家的商人均拥有同等资格参与沿海贸易,明令禁止了近海贸易中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排外主义。(www.xing528.com)
《柏林法案》第四条规定,进入自由贸易区的商品都要征税。税收是“对符合贸易利益的支出做出的相应补偿”,各国应当承担同等税收。二十年后,各国将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继续维持进口贸易自由。但各国对待本国人与外国人必须一视同仁。
《柏林法案》第五条规定,自由贸易区禁止实施垄断或“任何形式的贸易优惠”。
《柏林法案》第六条规定,在自由贸易区行使领土主权的所有国家必须“保护当地部落并负责改善当地居民的精神状况与物质条件,反对奴隶制尤其是奴隶贸易”。“保证赋予当地居民”信仰自由,并且“不能与对待本国国民及其他外国人有所区别”。
《柏林法案》第十七条规定,成立国际刚果委员会,负责执行《柏林法案》有关通航的各项规定。签约各国向国际刚果委员会派驻代表,相关费用由各国自理。实际上,国际委员会名存实亡,通航规则由沿河各国操纵。
《柏林法案》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一条,关于尼日尔河,明确了类似于刚果河的通航规定。然而,操纵尼日尔河通航规则的是英国和法国。因此,并不存在负责管理尼日尔河的国际委员会。
《柏林法案》第三十四条明确了在非洲建立殖民地与保护国的程序。任何国家一旦获取了新领土或保护国,“必须同时告知其他签约国,以备不时之需,即方便其他国家索取相关利益”。
《柏林法案》第三十五条指出,占领非洲沿海地区的行为必须有效。“签约各国认为各国有义务确保对既占土地拥有绝对权力,以保护现有权利、贸易自由及公认的转运自由。”但它未指出,占领非洲内陆地区必须是有效行为。
弗朗西斯·德·温顿
准确来讲,刚果自由邦并非在柏林会议上成立。因此,《柏林条约》中并未提及此事。在此次会议之前或会议中间签订的条约中,刚果自由邦的成立已经得到了的承认。可以说,1884年4月,刚果自由邦已经存在。当时,国际刚果委员会派出一名总督弗朗西斯·德·温顿前往刚果。1884年4月22日,美国承认国际刚果协会为“友好政府组织”。1884年11月至1885年2月,除了土耳其帝国,其他所有欧洲国家纷纷签订条约,承认新成立的刚果自由邦[11]。刚果自由邦作为主权国家签订了《柏林法案》。至此,“国际非洲协会”与“刚果上游研究委员会”这两个组织便从历史上消失了。“然而,其组织形式依然存在……马克西米利安·斯特拉赫上校作为自己服务的神秘组织的主席,宣布放弃国际非洲协会在非洲获得的一切权力,转而支持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12]
毫无疑问,《柏林条约》是国际合作实践的了不起的篇章。刚果自由邦的成立初衷是教化当地民族并开发中非资源。虽然刚果自由邦曾在早期受到美国的宝贵支持,但很快便迷失了国际方向。事实上,刚果自由邦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成为比利时王国的殖民地。起初,它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统治下的独立邦国,纯粹属于国王私人领地。由于比利时王国是《柏林法案》签署国之一,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根据其中规定的非洲领土选择权[13],宣布刚果自由邦为中立国。国际非洲协会虽然是刚果自由邦的发起者,也有可能成为它的拥有者,却心甘情愿地放弃了一切权利与主张。于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成为刚果自由邦九十万平方英里土地的绝对统治者(因为刚果自由邦没有宪法),统治着一千四百万无法保护自己的土著。
【注释】
[1]弗里德里希·库尔提乌斯编著、乔治·W.克里斯托尔·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回忆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1906年英译本)第2卷第279页与第301页。—原注
[2]乔治·厄尔·巴克尔著所著《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传》(1920年版)第6卷第13页(1875年8月6日),节选自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致布拉德福德女士的信;威廉·L.兰格教授所著《俄法联盟》(1929年版)第3页。—译者注
[3]弗里德里希·库尔提乌斯编著、乔治·W.克里斯托尔·麦克米伦公司出版的《回忆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1906年英译本)第2卷第300页,1882年11月2日奥托·冯·俾斯麦致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的信。—原注
[4]詹姆斯·伦内尔·罗德爵士所著《社交与外交回忆》(1922年版)第1卷第57页与第58页。—原注
[5]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357页。—原注
[6]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357页至第358页。—原注
[7]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375页;詹姆斯·伦内尔·罗德《社交与外交回忆》第1卷第71页。—原注
[8]11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与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产生冲突。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一怒之下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从而引发了诸侯叛乱。焦头烂额的亨利四世为了求得宽恕,翻越阿尔比斯山脉来到卡诺萨城堡,然后在大雪中赤脚站立了几天几夜,终于获得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宽恕。—译者注
[9]埃德蒙·乔治·佩蒂-菲茨莫里斯男爵所著《格兰维尔伯爵乔治·莱维森-高尔传》第2卷第375页。—原注
[10]未参加柏林会议的国家不受《柏林法案》约束。自由贸易区内唯一未派代表参会却接受《柏林法案》的国家是桑吉巴。不过,1890年7月1日,英国与德意志第二帝国之间协议签订后,桑吉巴不再是独立主权国家。—原注
[11]1885年6月25日,土耳其帝国签署了一份协定,承认了刚果自由邦。—原注
[12]路易·德·利希特维尔德伯爵所著《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第153页。—原注
[13]1885年2月26日签署的《柏林法案》第10条。—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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