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的柏林会议-武装和平

精彩看点

围绕《圣斯特凡诺条约》展开的斗争—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的斡旋—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与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签署的备忘录—柏林会议召开—各国代表—《柏林条约》

在国家出现之前的远古人类时期，部落之间出于弱肉强食的本能掠夺成性，战争的威胁无处不在。然而，步入现代文明的人类与国家通常不允许受掠夺本能的驱使而行事。随着有组织的民族国家出现，每个国家都处于绝对王权统治下，却缺乏至高无上的法律与法庭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威胁存在着。当两个主权国家利益存在冲突时，解决分歧的手段是国家力量的角逐—战争，以此来一决高下。此时，避免持续战争的唯一办法便是利用外交手段。当然，即便是利用外交手段，也只能通过双方互相妥协来阻止战争。显而易见，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完全心满意足。1876年10月20日，奥托·冯·俾斯麦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大家通常认为，维护和平是睿智政治家的撒手锏。然而，实际上，和平的获得只有一个方式，即利益一方或另一方做出退让。利益双方绝不可自以为是，而要坦诚相待。”^[1]

一面是英国与奥匈帝国，另一面是俄罗斯帝国，双方因《圣斯特凡诺条约》产生的意见分歧似乎是无法解决的难题。英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肯做出让步，坚持让俄罗斯帝国把《圣斯特凡诺条约》所有条款提交会议进行讨论与决定后，才愿意参会。然而，俄罗斯帝国政府作为制定条约方，绝不会轻易将所有条款和盘托出，交给欧洲会议进行定夺。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忙于制定各种解决方案；乔治·赫伯特·蒙斯特则马不停蹄地从中斡旋。1878年4月18日，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向乔治·赫伯特·蒙斯特说明，只要俄罗斯帝国同意将条约提交会议，英国就会前去参会。鉴于“提交”一词意义含糊，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进一步向乔治·赫伯特·蒙斯特表明：在他看来，争议双方就主要问题必须提前达成共识。否则，即便召开会议，战争也在所难免。在乔治·赫伯特·蒙斯特发送的这封电文的空白处，奥托·冯·俾斯麦的批注为“的确如此”^[2]。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提出，“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提议下”，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应当继续进行初步协商。对于英国此番提议，奥托·冯·俾斯麦表示赞同。

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奉命前往圣彼得堡继续与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进行斡旋。1878年5月19日，他抵达俄罗斯帝国外交部。在一间既没有阳光又不通风的狭小的卧室内，他见到了躺在病榻上的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一直认为，《圣斯特凡诺条约》的条款不应当与欧洲各国已经签订的条约背道而驰。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一直是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的官方代言人，代表他处理一切事务。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十分通情达理。但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认为，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仅凭一己之力，很难“撼动”俄罗斯帝国大贵族的沙文主义思想。当时，俄罗斯帝国驻伦敦大使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正在圣彼得堡进行短暂的访问活动。他万分沮丧，因为俄罗斯帝国统治阶层官僚主义作风横行，官场一片混乱。俄罗斯帝国官员不仅无所作为，而且缺乏一心为公的精神。他担心，灾难随时可能降临^[3]。

尼古拉·卡尔洛维奇·吉尔斯的漫画形象

经历了千辛万苦后，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终于得到了授权。随后，他便返回伦敦。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向乔治·赫伯特·蒙斯特说明，只要能够在会议上“自由讨论”《圣斯特凡诺条约》，英国便同意参会。乔治·赫伯特·蒙斯特把这一信息传送给了奥托·冯·俾斯麦。奥托·冯·俾斯麦又将信息传送给了德意志第二帝国驻维也纳大使奥托·格尔夫·祖·斯托尔伯格-沃尼哥罗德。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奥托·格尔夫·祖·斯托尔伯格-沃尼哥罗德又将消息告诉了奥匈帝国外交大臣久洛·安德拉西。于是，利益各方实际上已经达成了一致谅解。1878年5月28日，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向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和乔治·赫伯特·蒙斯特询问，他能否告知议会，经过近几天的努力，召开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增加。对此，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与乔治·赫伯特·蒙斯特均表示赞同。两天后，即1878年5月30日，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与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双方就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

奥托·格尔夫·祖·斯托尔伯格-沃尼哥罗德

1878年5月30日索尔兹伯里侯爵罗伯特·加斯科因-塞西尔与彼得·安德烈耶维奇·舒瓦洛夫签署的备忘录内容包括：保加利亚应当一分为二。“北部拥有政治自治权，由保加利亚大公统治；南部设立拥有很大自主权的自治政府，并且效仿英国殖民地政府，由欧洲各国公认的信奉基督教的总督管理，总督任期为五年到十年。”俄罗斯帝国放弃建立大斯拉夫王国，即《圣斯特凡诺条约》中所称的“大保加利亚”。

鉴于英国与俄罗斯帝国现在基本意见一致，如果它们一直保持谨慎理智的状态，此次会议定会成功。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决定亲自前去参加会议。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据此判断，英国与俄罗斯帝国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如果英国首相无功而返，肯定不会决定前去参会。因此，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也决定前往柏林参会。1878年6月4日，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专程拜访了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他见到了这位年迈的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当时，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因痛风而肿胀的双足虽然打着绷带，但他的心情格外好。正是因为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将前往柏林参会，所以必须有一个大人物代表俄罗斯帝国前去参会。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十分坦率地说，这个大人物“无须征询他人意见”，自己恰好就是合适人选。他还说：“众所周知，我从来不会口吐狂言。”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认为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根本没必要把话说得如此直白。在给奥托·冯·俾斯麦的汇报中，汉斯·洛塔尔·冯·施魏尼茨将军陈述此事时，十分谨慎地在括号中注明“原话如此”。

柏林会议

1878年6月13日至1878年7月13日，柏林会议召开。它是国际关系史上意义重大的一次会议。因为此次会议与会者地位显赫，会议成果丰硕。除了1814年维也纳会议与1919年巴黎和会之外，只有柏林会议汇聚了如此多的欧洲政坛名人。会议主席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德意志第二帝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在涉及民族利益的问题上，虽然奥托·冯·俾斯麦从未心慈手软，但在柏林会议上，他是会议主席的不二人选。因为他并非要为自己的国家谋取利益，而是希望欧洲大国能心平气和地握手言和。奥托·冯·俾斯麦的精神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每一轮会议召开前，他都会喝一大杯波尔图葡萄酒，随后便投入到枯燥无味的讨论中。另一位与会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代表是德意志第二帝国驻巴黎大使霍恩洛厄侯爵克洛德维希·卡尔·维克托。他不仅工作起来勤奋认真，而且处事灵活，善于变通。他的性格特点恰好与奥托·冯·俾斯麦的性格特点相得益彰。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是政界名人。他写的电讯快报，文字十分优雅，在欧洲各国政府之间传为佳话。如今，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夫已经八十岁，体弱多病，步履蹒跚，但他依然满腔热血。在退出政坛并彻底隐退至俄罗斯帝国贵族养老之地—巴登之前，他为自己能亲临此次（如同1856年的巴黎会议）国际盛会而深感欣慰。尽管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与英国首相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水火不容，但在会议上他们能够以礼相待。身材魁梧、举止优雅的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已经年逾古稀，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并且咳声不断，但他把手臂伸向更加年长的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两人互相搀扶着一同走下德意志第二帝国外交部的楼梯台阶，此情此景让人动容。比肯斯菲尔德伯爵本杰明·迪斯雷利肩负着英国政府的重托，而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戈尔恰科则担负着俄罗斯帝国政府的重任。(www.xing528.com)

法国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威廉·沃丁顿。他先后在英国拉格比公学与剑桥三一学院接受教育，曾是剑桥大学校划船队^[4]的运动员。威廉·沃丁顿是现任法国外交部长。他还是一名出色的古典学者，著有希腊考古学方面的知名著作。无论在柏林会议上，还是在后来担任法国驻伦敦大使时，威廉·沃丁顿一向贤明正直，“坚定不移地主张和平”，并极力维护国家利益，给身边的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奥匈帝国代表是久洛·安德拉希。他在此次会议的招待会上大放异彩，尽管此次会议的招待会并不多。在招待会的场合之下，他通常身穿华丽的红袍。久洛·安德拉希身材高大，大大的脸盘上留着上翘的胡须，是典型的马扎尔“大亨”形象。不过，最重要的是，他多年在国外生活，对巴黎与伦敦的政治了如指掌。

意大利王国代表路易吉·科尔蒂伯爵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属于典型的欧洲官员。他对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及其地理状况了然于心。他思维敏捷，善于破解难题。即便无法让对立双方都感到心满意足，他也总能找到折中的办法与策略让双方握手言和。柏林会议召开时，意大利王国刚刚获得国际认可，被公认为“欧洲列强中最小的强国之一，最小的强国中最强的国家”^[5]。事实上，1875年，意大利王国将其在欧洲各国首都的公使馆提升至大使馆的地位。正是在这一年，意大利王国跻身于强国之列。

土耳其帝国代表（奥托·冯·俾斯麦私下论及土耳其帝国代表，常常带着极其不屑的语气）在会议上没有任何地位。不过，从其他各方面来看，自维也纳会议以来，与其他会议相比，柏林会议的与会人员比较“欧洲化”，少了“排他主义”，民族主义并不明显。此外，此次会议最值得称道的成果是：会议不是向战败方而是向战胜方施压。在欧洲阵营的两个国家战争结束时，欧洲协调（发挥了1870年与1871年未能实现的作用）便介入，并达成了一项欧洲协议。

1878年7月13日，《柏林条约》签署，其所有条款几乎无一例外是各大国互相妥协的结果。正是互相妥协的过程中存在着发展与持久的可能性。

【注释】

[1]《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69页。—原注

[2]《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279页。—原注

[3]《欧洲内阁的重大政治》第2卷第309页。—原注

[4]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划船比赛传统始于1829年。从1836年开始，剑桥大学选用浅蓝色队服，而牛津大学选用深蓝色队服，这一习惯一直沿用至今。从1856年开始，该赛事成为年度盛会。—译者注

[5]《意大利政治三部曲（1870年至1896年）》（1928年版）第25页。—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