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创作中的伦理问题与创作者与拍摄对象的合作

纪录片创作者要对拍摄对象、政府和公众负责，同时还要对纪录片的艺术性和纪实性负责，这使得创作者在处理伦理问题时常常顾此失彼。在实际的创作中，每个作品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拍摄对象可能不想展示一些隐私，制作单位可能会为了收视率制定收视要求，公众可能想知道政府不愿意公开的细节，创作者也有自己的艺术追求，等等。创作者往往搞不清楚该为哪些人负责到什么程度，由此也造成了纪录片创作中伦理问题的复杂性。一旦开始纪录片的创作，创作者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伦理问题，这些伦理问题往往会对拍摄对象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很多时候，这种伤害并非创作者有意而为之，但是，在现实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这些伤害又难以避免。

与人打交道和沟通的能力，是纪录片创作者尤其是导演必须具备的能力。

纪录片创作者在与拍摄对象接触的过程中，如果能够与他们建立一种朋友式的关系，获得拍摄对象的信任和大力配合，那么拍摄工作会比较顺利。可以说，只有创作者与拍摄对象的合力协作，才能使一部作品顺利问世。

但是，创作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究竟能否建立起朋友式的关系值得商榷。很多创作者亲近拍摄对象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为了让他们协助配合拍摄。在拍摄结束后，又有多少创作者会继续跟他的拍摄对象保持朋友式的关系呢？尤其是在纪录片为他们赢得了巨大的声望和经济利益时，他们该如何以朋友的身份面对拍摄对象呢？从道义上来讲，拍摄对象也应该享受拍摄所带来的利益和成果，但现实情况是，很多拍摄对象连拍摄的素材或最终的成片都看不到。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一些创作者会为拍摄对象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让·鲁什等人在拍摄《夏日纪事》时，一位叫安吉洛（Angelou）的工人因在上班时间接受了摄制组的采访，被人诬陷，被迫辞掉了工作。因为他是因参与纪录片的拍摄而丢掉工作的，所以让·鲁什又给他找了一个工作。^[3]当然，也有些拍摄对象是想从拍摄行为中获得一些益处而接受拍摄的，例如，一个贫困的家庭想得到社会的捐助，那么创作者应该认可他们的诉求，并尽量给予帮助。当然，这种帮助到底该进行到什么程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夏日纪事》里的安吉洛在新的工作中因为组织工会活动，代表工会向资方交涉，不久后被开除，那么这时候导演是否还要再为其找工作呢？

创作者一旦介入拍摄对象的生活，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会改变他们的命运和整个事件的进程。例如前文所说的《毛毛告状》，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毛毛的父母可能不会结婚，那么她的命运也会随之不同。还有王娜娜被人顶替上大学一事，如果没有媒体的关注和施压，当地政府很可能不会彻底查清这件事，顶替者依然从事教师的职业，王娜娜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伸张，在喧嚣过后，她们可能还会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上。但是，在媒体和公众的强烈关注下，王娜娜的事情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最终相关人员被处分，顶替者被辞退，王娜娜重新燃起了上大学的梦想。^[4]创作者对拍摄对象的影响可能是有意识的，尤其是面对弱势群体时，他们以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来反映拍摄对象面临的生活困境，呼吁公众和社会予以关注，并提供解决方案。通常情况下，他们并不想刻意改变拍摄对象的生活，但是，有些拍摄对象在拍摄过程中的确产生了一些变化，甚至命运的走向被改变。不管这种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纪录片的伦理风险在于纪录片到底有没有权力改变他人的生活，哪怕这种改变的结果是拍摄对象所能承受的。

创作者对拍摄对象的帮助和积极影响固然鼓舞人心，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实际的拍摄过程中，还存在大量伤害拍摄对象的情况，不管创作者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

任何纪录片的拍摄活动都是对拍摄对象原有生活的侵入和打扰，它将拍摄对象的个人生活、行为方式甚至隐私暴露在公众视野中，让拍摄对象经受公众的审视和评价。在没有得到拍摄对象许可的情况下强行进行的拍摄，会给拍摄对象造成心理或者生理上的不适或伤害。例如，雎安奇的纪录片《北京的风很大》直接把镜头对准北京街头的路人，在不征求对方意见的情况下，直接向他们提问，甚至将镜头直接对准如厕者，这对于被摄对象是一种冒犯，也是一种掠夺式的拍摄。

此外，对于灾难中的幸存者的采访也是一种冒犯，公众固然希望通过他们来了解灾难的情况，但是，让当事人回忆和叙述可怕的灾难，难免会对他们的心理和精神造成二次伤害，这种伤害有时或许比灾难本身造成的伤害还要严重，甚者可能会导致拍摄对象精神崩溃。(www.xing528.com)

纪录片创作者以他人为拍摄对象时，尤其是拍摄一些现实中不常见的画面时，纪录片所创造的收视率和关注度其实是建立在对拍摄对象生活现状攫取的基础之上的。例如，在陈为军拍摄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中，病重的雷妹躺在平板车上，画面中的她已经神志不清，身体极度虚弱，连停在嘴边的苍蝇都无力驱赶。在雷妹死后，陈为军让雷妹的丈夫把蒙在她头上的棉被和纸皮一层层掀开，然后用摄像机多次拍摄她的正脸。这些镜头都给了观众强烈的震撼，但也引起了巨大的伦理争议。这样拍摄雷妹到底合适不合适？是不是对死者的一种亵渎？再如，吴文光在纪录片《流浪北京》中拍摄了画家张夏平疯癫的状态，并把这些镜头直接剪辑到作品中。这类的影像无疑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把它们放在影片中会提升作品的收视率和关注度，但即便拍摄对象对此没有异议，也无法改变创作者攫取的事实。

有的创作者为了使拍摄能够顺利进行，甚至向拍摄对象隐瞒自己的身份和拍摄目的，这更是一种窃取行为。例如，徐童的纪录片《麦收》的主人公“妞妞”是一名在发廊工作的性工作者，片中出现了她的朋友和家人，甚至出现了她的真实姓名和具体的原居住地。在中国，性工作是违法且有损名誉的一项工作，所以，性工作者都会向家人和社会隐藏自己的真实信息，也不希望自己的这份经历被他人所知，从而影响其之后的婚姻和生活。纪录片《麦收》的公开放映，无疑是对拍摄对象隐私的侵犯，会给他们带来很多麻烦，甚至是无法估计的伤害。但是，徐童在拍摄的过程中始终没有明确告知其纪录片工作者的身份和拍摄目的，在完成拍摄后，也没有向“妞妞”等人展示过片子，这种做法有悖于纪录片的伦理意识。所以，《麦收》在播映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也有团体和个人对播映该片提出抗议。但是，争议和抗议一直都没有停止，影片也没有停止播映。^[5]

对于拍摄对象不愿配合拍摄而采取的偷拍行为，则更容易引发伦理问题甚至是法律问题。即便对拍摄对象的隐私记录有时并不触及法律，但是对于纪录片创作者而言，仅仅遵守法律并不等同于道德正确。

在原罪方面，创作者与观看者是一种共谋的关系。上述出现的种种伦理问题，一方面源自创作者的创作追求，另一方面也源自观看者提供的收视率。观看者对于公众事物具有知情权，同时对于他人的隐私也有窥探的欲望，两者共同促成了创作者有悖于伦理意识的拍摄活动。例如，创作者故意把一些隐私放置在影片中来提高收视率，或者直接采用偷拍的方式来满足观众的窥探欲望和对公共问题的知情权。有些制作机构还会打伦理和法理的擦边球，把当事人没有明确制止的拍摄内容放进影片中。这种做法满足了观众的知情权，提高了收视率，但是对当事人的权益则是一种侵害。

在现实拍摄中，创作者还可能为了收视率或者其他原因欺瞒观众，捏造虚假的事实或者进行摆拍。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的《角落里的人》在播出后引发了法律纠纷，片中主人公史国强指出，他和张丽玲是日语培训班的同学，一开始他只同意张丽玲拍摄他的感情生活，后来在张丽玲的一再保证下，他出演了一个靠下三烂手段生活的人渣留学生角色。史国强又指出，在拍摄“打假卡”时，当时东京的“扒金宫”店已经不能打假卡了，张丽玲却为了片子，让她妹妹的男朋友骑摩托车充当送假卡的人，让他接过他们递过来的3万日元，说是他在这一天里打假卡挣的。在拍摄“打假卡”时张丽玲的保证是：遮挡面部更换姓名，播出前让其过目。然而，张丽玲没有一一兑现，致使该片播出后史国强的生活陷入窘境。面对史国强的“揭发”，张丽玲郑重声明，所谓《我们的留学生活》做假纯属造谣，一些媒体的虚假报道完全是别有用心的。^[6]围绕《我们的留学生活》的真真假假引发了多场官司，关于这部纪录片做假引发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歇。我们可以看到，在纪录片中“搬演”和“摆拍”不仅涉及影片真实性的问题，也容易引发伦理争议，不仅使拍摄对象觉得自己受到愚弄，也会让观众感觉自己受到欺骗。在国际上，还有一个组织把摆拍进行到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地步，那就是白头盔组织。白头盔组织全名为“叙利亚民防组织”，是叙利亚民间成立的非政府组织，救助在战火中受伤的叙利亚平民，由于志愿者救援时戴着白色的头盔而得名“白头盔”。他们拍摄了一系列有关叙利亚的视频，反映叙利亚当局的残暴和叙利亚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生活，美国政府甚至因为这些视频决定绕开联合国，单方面以人权的名义攻击叙利亚。但是，后来证明，他们拍摄的很多视频中都存在作假或者是摆拍的问题，有些孩子甚至因为摆拍而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最终死亡。这在西方社会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因为他们拍摄的视频曾被西方主流媒体反复播放，甚至成为美国对叙利亚出手的间接证据。^[7]

现实中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会导致伦理问题的出现。首先，网络的发达，让之前只在某个区域播放的纪录片得以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这就会引发原来不曾预料到的伦理问题。例如，日本NHK电视台拍摄了一些有关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原本这些纪录片只会在日本播出，但是，随着网络的出现，这些纪录片被配上中文字幕传播到中国，那么，就会给拍摄对象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在系列纪录片《激流中国》中，主人公李晓华在生日宴会上邀请的北京高官会暴露在中国观众的视野里，徐林青出于生存所迫去做裸模的影像可能会被其亲友看到。这些纪录片播放范围的扩大都有可能对拍摄对象的生活带来一定的麻烦或因为隐私的暴露而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如果拍摄对象预料到以他们为主人公的纪录片会回传到中国，或许他们在一开始就不会同意接受采访和拍摄。^[8]

除此之外，处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下的创作者，为了本国的政治利益和宣传需要，在拍摄涉及其他国家或者民族的内容时也会产生伦理问题。例如，日本NHK电视台在纪录片《日中战争扩大化的真相》中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罪行开脱，看似呈现了众多的证据来支持本片的观点，但这些证据的使用都是基于作者观点之上的片面化、有选择的截取，以此达到掩盖全部历史真相的目的。另一部由日本NHK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残留孤儿归国记》也被中国学者指出多处与历史史实不符，有美化在战争中抛弃孩子的父母的嫌疑。^[9]前面提到的“白头盔”组织，也并不是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立场的组织，他们一直在接受英美等政府的资助，甚至有被迫害的记者指出“他们实际上是美国政府一手炮制出来的宣传工具”。所以，当媒体和创作者跟政治意识形态挂钩的时候，作品反映出来的伦理问题会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