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提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观点,引发中国电影界的理论和学术研讨。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电影创作贫乏,1979年以后,电影创作出现重大变化:对“文化大革命”电影的拨乱反正,从政治学走向了人类学,用纪实美学形式替代政治观念,在作品中表现人性、抒发情感,表现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由单一的戏剧式叙事结构,开始向新的电影语言、观念探索。
中国电影跨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一方面,电影创作生产力空前解放,故事片生产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另一方面,电影理论研究空前活跃,深化了对电影艺术本体和艺术创作的认识。(www.xing528.com)
北京电影学院教师、导演张暖忻与作家、评论家李陀在《电影艺术》上联合发表《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理论文章:“在分析我们的电影语言为什么落后于形势的时候,可以从另一个方面(这个方面常常被人忽略)提出问题:我们在有关电影艺术的理论研究方面状况如何?我们有比较系统又比较先进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电影美学吗?我们电影艺术的实践,是否有明确的美学理论作指导?还是带有很多盲目性?我们对近年来世界电影艺术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吗?我们应该不应该向世界电影艺术学习、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我们把电影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完全同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割裂开来,采取一种‘闭关自守’的姿态,这是正确的吗?这样做是否促进我们的电影艺术的发展?等等。”[1]文章提出“丢掉戏剧拐杖”“电影和戏剧离婚”的观点,主张中国电影要走“电影化”之路,必须在叙事方式与结构方式上自觉地摆脱戏剧化的束缚。对中国电影创作根深蒂固的戏剧式结构模式形成有力的冲击,大大开阔了国内电影工作者的理论视野。
这些观点、理论、概念、思想的提出,发起了关于电影观念、电影语言现代化和电影创作的大讨论。对我国新时期的电影创作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关于电影本体、电影创作、电影教育的定位,开始探讨如何使我国电影跟上世界电影艺术的发展,实现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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