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彝学信息资源传播的途径及方式

彝学信息资源就是信息资源中有关彝学的部分。具体来说，彝学信息资源包括彝学文献信息以及彝学研究者在经济社会活动和科研活动中产生的信息。当然，这些信息需要经过彝学研究者、图书情报工作人员等的整理、有序化开发，才能被称为彝学信息资源。

（一）手抄传播

作为传统传播方式和途径，首选的当然是传抄。这种传统方式是因为在古代彝族社会中，彝文没有完全规范，云、贵、川各地的彝文没有统一的正字和正字法，印刷术很不发达，文献基本上都是靠手抄的方式进行传播。大量的彝文经籍保存在各地毕摩手中，毕摩在收徒弟进行教育时开始教徒弟学习彝文，等到徒弟学成之后，由毕摩（或者其他徒弟）抄写一套彝文经籍赠送徒弟。另外，著名的经籍引起社会关注之后，外人也可以借去传抄。据说，彝族文艺理论大师举奢哲所写的书，曾经被“只塔部族”和“陀尼部族”的人借去抄写，流传十分广泛。现代社会中还出现了请其他民族的人帮助抄写经籍的情况。例如，贵州省纳雍县新房乡一张姓毕摩，曾经请附近的一个苗族青年帮助抄写祖传的经书。

（二）木刻印刷传播

重要的典籍也有通过木刻印刷形式大量印刷传播的情况，如前述的云南的《色尾处莫》、四川的《玛牧特依》、贵州的《摩史苏》等。《色尾处莫》的雕版原有40块，全部典籍原有160页，共24000余个彝文字，折合彝文五言句式4800余行。至今还有25块雕版留存。［22］这类纸书文献一般都是非常重要的经籍，不只是在毕摩系统中流传，在民间也有非常重要的功用，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伦理道德教育一类的经典。很明显，木刻印刷成纸书传播的方式可以大量形成文本，流传量大、面广，还可以根据需要重复多次印刷，所费人力、物力得到大大节约，比手抄的方式先进多了。

（三）铜版印刷传播

现在发现的一部仅见的铜版活字印刷的彝文纸书文献，系1909年香港纳匝勒教士会印刷厂用彝文“新字母”刻好铸成而印行的《法倮词典》，也有人认为是19世纪末在香港特制彝文铜模印刷的《圣经·赞美诗》。

（四）摄影影印复印传播

北京民族文化宫收藏有彝文典籍珍本《西南彝志》，收藏方以影印的形式印制了一批以广泛流传。这类传播方式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先以手写、手抄的方式把彝文文献写在纸本之上，然后通过新技术印刷成书籍。贵州出版的许多文献如《彝族源流》《彝族咪谷丛书》等都采用这种形式。同时，现代摄影、影印和复印技术的推广，为部分彝文纸书文献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方法和途径。(www.xing528.com)

（五）铅活字印刷的各种纸质印刷品的传播

这类活字印刷的传播方式，以书籍和报刊为主。这类文献以四川规范彝文和云南规范彝文颁布后出版的书籍与报刊居多，如《勒俄特衣》《玛牧特依》《阿诗玛》《祭龙经》等。

（六）金石彝文等其他形式的文献拓印转换成纸质彝文文献传播

前面所说的《彝文金石图录》和《彝文石刻译选》等，就是将金石彝文拓片通过转换而形成的纸书彝文文献。一些彝文印章制作出来之后，通过各种形式转换成为纸书的形式得以传播，如《中国彝文书法选》中的古代彝文印章和当代彝文印章。

（七）纸书彝文文献一经撰写制作出来之后，就以其特有的方式开始复制传播

彝文纸书文献传播的内容比较老化，传播途径和传播方式传统而陈旧，一些优秀的彝文纸书文献因之受到制约，不能广泛传播开去，达到丰富和发展世界文化宝库的目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利用数字信息化技术保护、传播和发扬民族古籍文献是当下亟须完善的措施。

（八）彝文献的数字传播

近年来，声像文献、缩微文献和软磁盘、光盘等数字文献的相继问世，开创了文献发展史上的新纪元。在社会大趋势之下，彝文古籍文献必将走出传统图书馆、文献馆、博物馆等传统馆藏的桎梏，开发出数字化博物馆。彝文古籍文献数字化博物馆是一个面向公众平台服务的民族语言文献类数字化博物馆，它将利用多媒体、数据库、Web程序、三维技术、图像全景技术等信息开发技术，以全方位的视角呈现六大方言区的彝文古籍文献，只有改革彝文纸书文献的传播，才能把优秀的彝族传统文化传播到更大的范围，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