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当代彝学主体构建与学术发展的纵深考察——王菊博士〈主体转型与学术拓展：彝学研究六十年〉评介》［11］一文分析，彝学研究始肇于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过程中对中国西南地区彝族的考察与研究，到20世纪30—40年代，随着中华民族救亡运动的展开，边疆及由此产生的“边政学”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重点，彝族研究也成为中国民族学的一个重点，这一时期可看成是彝学研究的始肇，也是彝学研究的第一次热潮。新中国成立以后，彝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持续发展的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9—1965年，彝学研究在国家政权运作机制下获得较好的发展机遇，《彝族简史》《彝族古代史》《彝族史稿》等专著得以出版，一批彝文典籍得到翻译介绍；第二阶段为1966—1979年，是彝学研究的停滞时期；第三阶段为1980年以来的时期，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学术的繁荣，彝学研究开始进入大规模、大范围开展的阶段。近年来，彝学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特的国际显学。中央民族大学及云、贵、川各省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彝学研究机构，建设研究基地和平台，开展彝文古籍、彝族历史文化和彝族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广泛收集实物，建设彝族文化博物馆，将彝学研究向广度、深度推进。其呈现出以下特点。
（1）彝学研究领域不断扩大，从最早的对民族源流、地域分布、社会形态等问题的研究，扩大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法律、宗教、文学、艺术、美术、天文、历法、哲学、科技等领域。
（2）彝学研究方法不断更新，民族史与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及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的有效结合，大大推进了彝学研究的向前发展。
（3）彝学研究以主位研究为主。在彝学研究的队伍中，除了少数外国学者、国内非彝族学者和在京高校及研究机构的彝族学者以外，西南彝族聚居地的彝族身份的研究者比例大增。他们具有语言优势和地域优势，运用主位视角展开研究，成为彝学研究的主力军。彝学研究机构、团体、刊物、人员的大量涌现，使彝学的主位研究得以确立，其所取得的成就巨大，有目共睹。
（4）彝学研究参与人员广泛。民间学术研究团队、学校专业研究人员甚至自由工作者都满怀热情参与各地各类的彝学研究和宣传。许多县份的彝学研究人员既是研究者又是农业生产者，他们活跃在从民众中收集整理翻译彝族文献的第一线，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老、中、青相结合的研究人才梯队业已形成。(www.xing528.com)
（5）彝学研究机构大量出现。各县彝族聚居地区纷纷成立彝学会，制定学会规章制度，吸纳不同阶层会员，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活动，包括协助政府搞好各种活动、自己召开年会或学习会等，编辑整理出版各种书籍，刊发自己的刊物等。除此以外，云、贵、川各省、州（市）、县彝学会之间经常交流学习和相互观摩。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彝学研究所、贵州民族学院彝文文献研究所等10多个专门的彝学研究机构极大地推动了彝学学科的繁荣。近20年来，彝学研究机构得以新建和升格：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升格为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毕节彝文翻译组升格为彝文文献翻译研究中心，新建西南民族大学“彝学文献中心”和贵州民族大学“彝族文献古籍研究基地”。2020年6月15日，西南民族大学藏羌彝文化研究院揭牌成立。该院整合了西南民族大学20家教研科研机构的力量，实行开放性、动态化、项目制管理，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致力于建设藏学、羌学、彝学等领域国际一流、国内顶级的研究机构。［12－13］
（6）彝学的学术会议已形成制度化、定期化。截至2014年底，滇、川、黔、桂4个省区彝文古籍收集整理出版协作会召开了15次会议，全国彝学学术研讨会召开了9届，国际彝学研讨会召开了5届，彝学研究正逐步走向世界。
（7）彝学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不断加强。海外彝学研究者的大量加入，推进了彝学的发展，各级彝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与美国、德国、法国、挪威、日本等国的研究者合作展开对彝族历史、文化、经济、宗教、教育等各个方面的调查和研究，已经取得了相应的成果。
（8）彝学研究成果丰富。彝学研究活动非常活跃，研究领域涉猎广泛，因此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研究机构通过刊印各种宣传物、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专著、会议论文集等方式，将研究成果公之于众，并用于不同区域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互动。2020年12月底，中国知网上，以“彝学研究”为关键词检索，可找到相关中文期刊344篇、中文图书127种、中文学位论文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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