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程解析：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发展和进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是中国茶文化研究最为兴盛的时期。

这些年来，中国茶文化研究不仅以专著数量的众多、论文大量的涌现为学界所注目，更因其学科意识的自觉、论述域界的扩大、学术深度的拓进而成为里程碑。

中国传统的围绕着茶的著述，内容较为驳杂；而在现代，以茶的育种、栽培、制作等科学技术内容为主的研究，形成从属于农业学科的茶学。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部分，逐步从茶学的构架中脱颖而出，演进成具有独特个性的茶文化学。而且，随着茶叶加工的精致、市场销售的变化，也促成了茶业学，亦称茶业经营学或茶叶商品学的分野。可以说，这种三个子学科三足鼎立的状况，是中国茶文化研究当代历程最重要、最有变革性的事件，也为其未来走向规范了最基本最核心的路径，中国茶文化学科的构建从可能变成现实。

当代中国茶文化研究是历史的继承和发展，是在前人基础上的累积和前行，也是从传统学术向当代学术形态的变革与演进。2002年，江西余悦先生把茶文化论文的写作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传统论说文体，即从唐代至清代的漫长时期；二是现代茶学论文，1912年1月至1978年底；第三阶段，新时期以来的茶文化论文，1978年底至今，这个过程还在延续中。^[4]这种划分，也大体适用于中国茶文化研究的进程。

按照这种划分，第一阶段可以说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奠基期。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本茶书——唐代陆羽《茶经》——的问世，成为中国茶文化确立期的标志之一，也成为中国茶文化研究进入学术视野的标杆。先秦和其后虽有一些关于茶和茶事的文字，但基本上是零散记述，到陆羽《茶经》才形成体系和规模。这本只有7000多字的茶书，由于其原创性和系统性，也由于其传布广和影响大，至今被视为茶方面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也是研究茶史者和茶文化者绕不开的经典。从唐代到清末，我们能够见到和已知的茶书约100种。这些茶书，有综合性的也有专题性的，内容相当烦杂。除此之外，还有数量较多的茶文，以论说、序跋、奏议为多，而纯学术意义上的少见。比较而言，清代赵懿《蒙顶茶说》、震钧的《茶说》、《时务报》的《论茶》则颇有学术意味。

现代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茶学、茶业的探索。以1949年为界，无论前期还是后期，都没能突破这一构架。为中国茶业奋斗七十余年的吴觉农先生从1921年起就发表论文，但在建国前，除茶树原产地问题因谈茶史可列入茶文化外，其余多为中国茶业改革、华茶贸易、祁红茶复兴计划、茶树栽培及茶园经营管理等；而建国后，则只有《湖南茶叶史话》（1964年）和《四川茶叶史话》（1978年）两文也因是茶史，可纳入茶文化研究范畴。而晚年大力倡导“中国茶德”的庄晚芳先生，从1936年到1978年所发表的论文，也大多瞩目茶树品种改良和茶叶专卖、毛茶评价与检验、茶叶贸易、茶树栽培等方面，直到1978年才发表《陆羽和〈茶经〉》与《略谈王褒的〈僮约〉》等茶文化研究的论文。至于茶的著作，建国前的十多种茶书中，仅有胡山源编的《古今茶事》录入了一些古代茶文化的内容；建国后至1978年间的30余种茶书，偶有一二可见茶文化内容，其余均为茶学和茶业的范畴。

新时期以来的茶文化研究，细究起来，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www.xing528.com)

茶文化的复兴和茶文化研究的重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中国，1977年台湾地区出现第一家茶艺馆，中国茶艺热兴起，因应大众对茶文化知识的需要，一些茶文化的普及图书也包括一些研究性的著作随之出现。如张宏庸编的《陆羽全集》、《陆羽茶经译丛》、《陆羽研究资料汇编》、《陆羽图录》、《陆羽书录》和《茶艺》，吴智和的《中国传统的茶品》、《中国茶艺》、《中国茶艺论丛》、《明清时代饮茶生活》，廖宝秀著《从考古出土饮器论唐代的饮茶文化》、《宋代吃茶法与茶器之研究》等，都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同时，台湾还出版了一些大陆学者撰写的茶书，如李传轼编选的《中国茶诗》，吕维新、蔡嘉德著《从唐诗看唐人茶道生活》，朱自振、沈汉著《中国茶酒文化史》等。而在香港，相当一部分有影响的茶书系由内地学人撰写，如陈彬藩的《茶经新篇》、《古今茶话》，陈文怀的《茶的品饮艺术》，韩其楼的《紫砂壶全书》等。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建设和茶产业的需要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弘扬，茶文化在国内引起关注并逐渐兴起。1980年后，庄晚芳等编著的《饮茶漫话》，张芳赐等译释的《茶经浅释》，陈椽编著的《茶业通史》，刘昭瑞著《中国古代饮茶艺术》，陆羽研究会编《茶经论稿》等，都是复兴初期有一定影响的研究和普及之作。特别是吴觉农主编的《茶经述评》，更是权威之作。庄晚芳先生也发表《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1982年）、《日本茶道与径山茶宴》（1983年）、《茶叶文化和清茶一杯》（1986年）、《中国茶德》（1989年）、《略谈茶文化》（1989年）等论文或短论，为新时期茶文化研究推波助澜。这一阶段，茶文化研究者大多是茶学与茶业界人士，主要是从茶史、茶艺等层面切入研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是新时期茶文化研究的重要转型期。1989年9月，在北京举办的“茶与中国文化展示周”，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士参加活动；1990年9月，茶人之家基金会在杭州成立，旨在弘扬茶文化，促进茶文化、科技、教育、生产和贸易的发展；1990年10月，设在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基本建成并开放；1990年起，“首届国际茶文化学术研讨会”召开并形成每两年举行一次国际性的茶文化研讨会的惯例，与此同时还抓住契机，先设立国际茶文化学术研讨会常设委员会，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从此，全国各地种种国际性、全国性或专题性的茶文化活动及学术研讨会纷纷举行，极大地推动了茶文化研究的开展。1991年4月，由王冰泉、余悦主编的《茶文化论》和王家扬主编的《茶的历史与文化》两本论文集出版，集中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茶文化论文。也是这一年，江西社科院主办、陈文华主编的《农业考古》杂志推出《中国茶文化专号》，此后每年出版两期，成为国内唯一公开出版的茶文化研究刊物。茶文化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大多刊登在这份杂志上。适逢其时，社会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的一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人员，长期坚持茶文化研究，运用哲学、文学、艺术、历史、文化、民俗、民族、文献、考古等多学科的知识和多角度的研究，拓展了中国茶文化研究的领域和视野，撰写和发表了许多有独到见解、有影响力的茶文化论文与著作。如余悦主编的《中华茶文化丛书》（10本）、《茶文化博览丛书》（5本），沈冬梅的《宋代茶文化》等，都是这一阶段有代表性的著作。

作为这一阶段研究的亮点之一，一批颇有价值和为研究者带来便利的资料性著作与工具书问世。1981年11月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陈祖椝、朱自振编的《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虽然仅有40多万字，却因应一时之需受到欢迎。而陈彬藩、余悦、关博文主编的《中国茶文化经典》，洋洋250万字，成为收录古代茶文化资料最全面的资料集。国内茶学界唯一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宗懋先生虽然以茶叶文化研究享誉海内外，却以极大的热情主编《中国茶经》和《中国茶叶大辞典》这两部大型著作，虽然由茶学家主持却有相当部分关于茶文化的内容与研究成果。此外，还有朱世英主编的《中国茶文化辞典》等。

21世纪到来之后，中国茶文化研究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凯亚先生曾就研究状况分析利弊得失，不无担忧地提出改变“我国现代茶学在理论探索上的贫困现象”^[5]。提升茶文化研究的整体水平，加强茶文化学科建设，提到了新世纪的面前。近十多年来，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少见，但偶尔也有耀眼的光芒。如陈文华的《长江流域茶文化》，关剑平的《茶与中国文化》，滕军先有《日本茶道文化概论》，后有《中日茶文化交流史》，朱自振、沈冬梅等的《中国古代茶书集成》，周圣弘的《中国茶文学的文化阐释》，均为厚重之作。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也意识到加强学术研究的重要，于2005年成立茶文化研究专业委员会，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一批研究课题。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也把“中国茶文化研究”作为重点学科，集中力量和经费进行学术研究攻关。“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也许这一段时间相对的空寂，正是中国茶文化研究在重新集聚力量，在进行一场带有战略性的前哨战。这一阶段，正是中国茶文化研究的突破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