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厩律》在秦律六章中本无，西汉初年萧何定律，特增兴、厩、户，可见其重视厩事。而《厩律》的某些律条恰与《周礼》中复逆、路鼓、遽令相类似，或可说明当时太仆兼具此类司法职能。
《厩律》于汉、魏晋及唐的罪名变化
续表
根据上表，基本可明确汉《厩律》中除了与“厩”有关的律条外，还包括重大案件的吿劾逮验及部分军事急闻的处理。魏晋之初，后者归类杂乱的弊病已显露无遗。为了恢复法律简约的特点、便于适用，“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成用诏书……故分之为《留律》。”[10]而魏律对汉律的摘拣分并，为唐律所承袭。现观《唐律疏议·厩库律》之条文，全是关于牧畜和库藏管理的。可以说，魏晋以后厩律便集中于马政，再未出现和重大刑事案件“告”“捕”“验”、军事及官员犯罪有关的内容了。
于此引起疑惑：汉《厩律》中除了马政相关的法律，还存在刑事司法的规定，原因何在？对于该问题，有学者进行过分析。
杨鸿烈先生曾道：“‘逮捕’应在《捕律》，其在此者，逮捕之官司或当乘传，故在《厩律》。汉世‘告反’之人亦得乘传，故在此律。”[11]但并未具体解释逮捕者、告反着为何当乘传。此外，他将“告反逮受”归于诬告罪，而诬告者乘传似乎更解释不通。
沈家本先生在《汉律摭遗》中解释的相对详细一些。他认为“《厩律》于厩事之外，以传事为重”[12]。逮捕要“遣使至郡县”，告反等同变告，逮受“远者千里、近者百里”，登闻道辞是“有变事及急闻”、类似上言事变，都需要乘传；乏军之兴的具体罪状则与马政密切相关。因此，它们被放在《厩律》中。沈先生所言多有道理。不过，一方面逮捕与逮受不一定全是远距离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告反类于上言事变，因而关乎传置，但该理解与魏律将二者分别归入《吿劾律》《变事律》的举措相矛盾。此外，按该观点与传置相关的犯罪都应属于《厩律》，而传置在官阶系统中的运用远不只上述几种，为何只有这些被纳入，亦未作说明。(www.xing528.com)
《九朝律考》中，程树德先生虽然同样未对此加以解释，但他对“上言变事”有所概括、列举：
上言变事（厩律）
若今时上变事击鼓矣，又若今驿马军书当急闻者，亦击此鼓。（周礼夏官太仆注）
诸上变事，皆得于县道假轺传，诣行所在，条对急政（梅福传）[13]
从这段话可知：汉时县道设有鼓，有重大事件（吿劾重大犯罪和军政事务）可击此鼓，然后通过传置系统上达。
总结上表和三位学者的考证，可概括出《厩律》的主要内容：一是厩事，二是传事，三是告反逮受、登闻道辞等司法相关职能。《唐六典》云：“太仆卿之职，掌邦国厩牧、车舆之政令。”[14]中国古代，职官于其行政职守内配属相应法律以保障职守的贯彻实施，是普遍现象。[15]史载“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16]汉昭帝曾“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郡三辅传马。”[17]太仆属官骑马、骏马掌厩马，车府、路掌车舆。基本上军事所用马、车，都由太仆管理。显而易见，厩事是太仆的首要职责，传事亦与其密切相关。[18]故《厩律》基本是配属给太仆的法律。既然该律中厩事、传事都在太仆职守内，那其中的司法条文应当也与太仆职守关系密切。或可说，《厩律》混杂司法条文的情况实为西汉太仆兼理司法所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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