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廷尉制度发展及其影响：以司直设立为例

自上安下曰尉，廷尉还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职能部门，从廷尉到大理寺^[18]，实际上也是中央司法机关功能渐次齐备的变迁过程。从功能来说，廷尉掌天下刑狱，还包括执掌诏狱、制定及修改法令、管理监狱、参与廷议，等等，可谓立法与司法兼具。仅以刑狱而论，“凡郡国谳疑罪，皆处当以报。”^[19]廷尉负责处理各地郡国的奏谳，每年天下断狱总数最后要汇总到廷尉；郡国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处；廷尉也常派员为地方处理某些重要案件。由此可知廷尉事繁任剧，对组织体系的专业化要求是非常高的。从官僚制度的基本规律来看，专业化分工必然会带来组织结构趋向有序化发展，同时也会推动部门规模的不断扩张。从秦汉廷尉到隋唐大理寺的演变过程，亦是中央最高司法机关走向完善，分工趋于细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为了更好说明此点，下面对历代史籍官志中进入品秩序列的廷尉职官列表概括。

廷尉（大理寺）主要职官表

上表收录了汉唐之间官品令中廷尉及大理寺的主要职官^[20]。两汉到南北朝，廷尉（大理寺）系统的规模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扩张态势，这种扩张不仅表现为吏员数量的增加，而且表现为设置一些关键职员的官，撮其要者有：

西汉宣帝时设置廷尉平。据《汉书·宣帝纪》记载，廷尉平置于宣帝地节三年，员额四人，秩六百石，“其务在平刑狱，故曰廷平。”^[21]关于廷尉平的设置缘由，概括有二：一是西汉自汉武帝以来法繁法滥，“禁罔寖密”，以至于“奸吏因缘为市”，“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造成社会极大动荡。廷史路温舒上疏总结亡秦十失，直言其一尚存者，即治狱之吏，这直接促动了宣帝设置廷尉平以“掌平决诏狱”^[22]。二是廷尉系统在制度架构上原存在不足，“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难以承担司法审判工作，因此“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23]应该说宣帝对于廷尉平的设置颇为重视，特地选拔“明察宽恕”的良吏黄霸等人来担任。^[24]不过，由于廷尉平乃临事立官，事不稽古，无旧制可循，涿郡太守郑昌就上疏提出异议：“今明主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25]由此看来，廷尉平在设置上并无旧制可供遵循，它是针对当时司法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而设。

曹魏时期增设律博士。博士职在掌图书，通古今，备顾问，通常设置于太常之下，于廷尉系统之中专设律博士，显属特例。增设律博士的建议出自卫觊，他上奏认为：“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26]从卫觊的奏文可知，当时司法活动中存在执法者位卑职下、素质不高的问题，需要有精通法律的专家来进行教授，这是设置律博士的直接原因，也是廷尉系统司法专业化的一个重要标志。^[27](www.xing528.com)

北魏设置廷尉司直。北朝是廷尉制度发展的关键阶段，其中尤以设置廷尉司直颇值得关注。司直本身是监察职官，在西汉时期隶属于丞相府，《汉书》记载：“故事，司隶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谒两府，其有所会，居中二千石前，与司直并迎丞相、御史。”^[28]东汉一度将司直设置于司徒府，称“司徒司直”。负责协助司徒督录州郡上奏，并监察百官，后裁撤。将司直设置于廷尉系统则是北魏创制，据史载，孝文帝于太和初年设廷尉司直，后又废除，到孝庄帝永安二年复置廷尉司直十人。廷尉司直的主要职能是“覆治御史检劾事”^[29]，即对御史监察事务进行监督。御史中丞高道穆在给孝庄帝的上表中，对复置司直的缘由讲得很清楚：“御史出使，悉受风闻，虽时获罪人，亦不无枉滥”，遂“请依太和故事，还置司直十人，名隶廷尉，秩以五品”，以“论刑辟是非”，可见司直主要是针对御史滥用职权而设。那么，司直应如何监督御史呢？高道穆认为，首先，“御史若出纠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数”，即御史巡行州郡之前须先向廷尉报告。其次，“廷尉遣司直与御史俱发，所到州郡，分居别馆。”司直作为廷尉的代表，应与御史一同出行，但“分居别馆”，独立行事。再次，“御史检了，移付司直覆问，事讫与御史俱还”，即御史监察完毕，应立即移付司直复核，从而在程序上对御史的监察活动构成监督，以收“狱成罪定，无复稽宽；为恶取败，不得称枉”之效^[30]。

司直的设立对于廷尉制度的发展颇有意义，它意味着中古时期的司法系统与监察系统之间形成相互监督。我们知道，御史职在监察百官，无事不劾，廷尉及其下属官员亦在其职权范围之内。例如，《睡虎地秦墓竹简》有《尉杂》篇，据考，这里的尉即廷尉，“尉杂”即“关于廷尉职务的各种法律规定”。该篇记有“岁雔辟于御史”一语，意即廷尉每年须到御史处核对法律条文^[31]，这表明秦朝御史具有修订法律法令监督实施的职责；西晋在泰始四年尝设黄沙狱治书侍御史，掌诏狱及廷尉不当者皆治之，反映出皇帝借助御史对廷尉系统加强监察的用意。北魏时期御史监察制度颇为发达，但御史巡行州郡而罕受监督，又易生枉法滥刑之弊，要补救这一制度漏洞，在廷尉之下另设司直不失为解决之道。因此，司直“事非古始，交济时要”^[32]，虽无先例可依，亦无古制可循，但它乃因时而设，无疑是北朝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

以上论说了从廷尉到大理寺的职官设置概况，换一视角，这一变迁还可从汉魏至南北朝法律渊源的变动来进行理解。有汉三百年，是律、令、决事比及章句等法律形式大量增加的时期，史载“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说各驳异。刑法繁多”，“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后人甚至有“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之叹。^[33]法律条文杂驳繁冗，相互抵牾冲突者当不在少数，如何援引律条进行定罪量刑，就成为摆在廷尉面前的一个难题。从前引郑昌上言可知，解决之道不外乎两条：一是删除芜杂，精简法律，使之明晰；二是若不删减法律，则须增设平狱用法之官。由于武帝以来“宪令稍增”之势难以辄易，更加之汉代律学尚不具备较高的概括性、抽象性和理论性，故精简法律的历史条件尚不具备。稳妥办法唯有第二条路径，设置廷尉平的用意即在于此。

魏晋统治者有鉴于汉律繁杂之弊，去其污浊，存其清约，展开大规模的法律精简运动，从魏律十八篇开始，“一改汉律的驳杂不纯、支离散漫，以逻辑严谨、讲求法律原则与精神、崇尚简约为特征，从而呈现出与汉律截然不同的风貌”，^[34]此后经过西晋至北朝的历次修律活动，律典的清约工作逐渐完成。与此同时，法律本身的形式和结构也出现“法典化”趋势，从汉律的单行刑法法规逐渐形成综合性法典，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的划分亦日渐明晰。至此，如何正确运用法律成为一个大问题，如果说设置廷尉之目的，在于从繁多的律文中找出合适的律条来公平决狱，那么随着法典清约，律条精简，廷尉在司法活动中须从精简化的律文中推出它应有的结论，更多需要解决的是抽象的法理问题，对它们作出精当的法律解释。在这种情况下，就急需有深厚法理功底的律学专家参与到司法活动中来，让清约以后的法律能够适应全国司法审判需要，律博士的设置就显得尤为必要。由此，廷尉的机构性质开始变化，虽有廷尉之称，但其工作职责已经有所不同，由此越往后发展，法律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廷尉的内部细分就日益明显，再到北朝，司直也就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