廷尉之称最早始自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廷尉，秦官，掌刑辟。”[3]关于这一名称的来源，历来说法颇多，一说见于唐代颜师古所注《汉书》：“廷，平也。治狱贵平，故以为号。”[4]一说见《太平御览》卷231韦昭辨释名：“廷尉县尉皆古官，凡掌贼及司察之官皆曰尉，尉，罚也，君以罪罚奸非。”一说见于章太炎先生的研究：“法吏未置以前，已有战争矣。军容、国容即不理析，则以将校分部其民。其遗迹存于周世者，《传》曰官之师旅。……及军事既解，将校各归其部，而法吏独不废。及秦之国家司法之吏亦曰廷尉，此因军尉而移之国中者也。”[5]一说以当代学者杨鸿年先生的说法为代表，他从“廷为朝廷”、“尉则由自上安下之意”出发，认为：“司法官吏之设，本意在自上而下铲除奸非，以安平民，表示朝廷之慰藉，故称廷尉。”[6]以上诸说均为廷尉源起的代表性观点，本文仅在此基础之上略作申述。从先秦官制来考察，带“尉”之官，多系武职，案东汉应劭注《汉书·百官表公卿表》“太尉条”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为称。”[7]早在春秋时期的晋国三军中即有尉，秦制中带尉之武职亦颇普遍，如最高军事长官即为太尉，另有都尉、卫尉、校尉、郡尉等武官。若此，廷尉在创设之时不带军事色彩，于情理颇有不通。
那么上古的司法官是否带有军事性质呢？我们似乎能够找到这样的例子。司寇被认为是最早出现的司法长官，西周即有。对司寇的分析，可以首先从“寇”字的含义入手，《说文》：“寇，暴也。从攴，从完。”可见寇有暴力的含义。又，《尚书·舜典》：“寇贼奸宄。”《传》的解释是：“群行攻劫曰寇。”郑玄注曰：“强取为寇。”可见寇有群体暴力的含义。又见，《左传·文公七年》：“凡兵作于内为乱，于外为寇。”可见寇有外部暴力侵略的含义。其次，关于司寇的职责，《尚书·周官》篇云：“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周礼·秋官司寇》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帅其属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国。”又云“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可见，司寇职责就是以国家强制力来打击犯罪。再次，《周礼》云：“司寇以五刑纠万民”，五刑就包括军刑，可见司寇很可能也掌管军法，甚至参与军事活动。就古代法律的起源而言，“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军事与法律之间的界限是颇为模糊的，故“刑起于兵”向为学界的一种通说。因此，司寇作为最早出现的司法长官，本身就是“兵刑合一”的产物，带有强烈的军事属性。
司寇至战国时期已不复使用，但司法官的军事色彩在征伐不断的战国时代却并未褪散。秦置廷尉，虽无司寇“御寇止暴”的含义，但若从“兵刑合一”的角度而言，两者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应劭说：“听狱必质诸朝廷，与众共之，兵狱同制，故称廷尉。”[8]其说指与众共之为廷，兵狱同制为尉，亦体现出司法官“刑起于兵”的久远传统。此外，廷尉的命名也应当与先秦时期文武不分途，官称倾向于使用武官之名有关。例如仆射，《汉书·百官公卿表》对其源起的阐释为：“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驺、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9]上古尚武，多以主射者掌军事，故诸多文武长官皆称为仆射。及至后世，得以保留下来的唯有尚书仆射这一文职，其武职起源反而不彰。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认为，秦人尚武，以军事立国，尤其自商鞅变法之后，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国体制，在职官命名上多倾向于采用武职，此非廷尉独有。加之当时将司法审判与军事活动视为一体，并不讲求文武分途，甚至早期的司法官多视为军职，因此，以带有明确军事属性的廷尉作为其司法长官，自是符合常理的。
秦创廷尉之职后，汉承秦制，几乎沿用不替，遂延及魏晋，殆至北齐终改制为大理。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而言，大理之名，系出元典，较之廷尉远为雅正。据《说文》，“理”的本义为：“治玉也。《战国策》：‘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由此“理”又引申为治理刑狱。《唐六典》注引《韩诗外传》云：“晋文公使李离为理。”理，谓察理刑狱也。又，《韵会》：“治狱官曰理。”故此，司法官亦有“理官”之称，如《后汉书·陈宠传》：“及为理官，数议疑狱。”[10]甚至西汉景帝年间廷尉就曾一度被改为大理，后来到武帝时期才重又恢复为廷尉，此后历代大理与廷尉之称往往间杂使用。(www.xing528.com)
那么，廷尉为何最终会改称大理呢？据范忠信先生推测：“‘廷尉’改称‘大理’，无非是为了重新彰显审判和制裁权力之重和尊（大者重也），大概也是为了跟‘卫尉’、‘中尉’等军事警卫性质的职司明确区分开来。”[11]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完全契合中国职官迁延之理。笔者认为，要理解这一变化，或可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展开分析。我们知道，中国政治文化强调法统，变制的根据要合古意，即使变革创新都必须披上复古的外衣。官称的变更亦是如此，在北齐正式改大理之前，一些倡导复古的政权也往往在廷尉的名称上大做文章，如王莽在建立新朝政权后，将最高司法机关改为“作士”，盖因士乃最早的司法官[12]；南朝梁武帝时将廷尉改称秋卿，即对应《周礼》之秋官卿；同样，北周复周官之制，则依《周礼》设置有秋官府，领司寇等众职，掌管刑狱。廷尉产生于秦制，并无太古远的历史渊源可称道，更由于秦因苛法酷政而亡，成为历代政治话语体系中的负面典型，因此，汉虽承秦制，但循制改名的做法自汉以降就一直在进行。廷尉无论改称大理，或作士，或秋官卿，皆可找到远为久远的元典依据和文化渊源，又可抹除暴秦痕迹。
从法律渊源来看，以大理取代廷尉也是必然趋势。“两汉儒生治学繁杂琐细，缺乏整体贯通的宏观眼光，这使他们无法意识到法律通则的重要性”[13]，受此学风影响，廷尉在司法审判中面临新的法律问题时，多采用增加律条的方法来解决，罕有穷物致理的研究旨趣。魏晋以后，玄学和名理学思潮大兴，辨名析理成为玄学家乃至律学家们热衷探讨的热门话题，王弼就讲：“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14]唐长孺先生总结，名理学论著都很重视逻辑关系，以精当条理为贵。[15]总的来说，魏晋学术文化在理论化程度上突飞猛进，受此影响，律学家对理的认识也发生变化，张斐强调：“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16]由此出发，律学家热衷于剖析法理的精微之处，进而深刻影响到魏晋律法的制定。[17]无论是曹魏《新律》还是西晋《泰始律》，皆一改汉律驳杂不纯之痼疾，以穷究法律理论为要务，追求法律通用原则和精神，注重篇章之间的逻辑联系，精炼每一法条的概括作用，明析法律术语的准确表达。由此，律令格式各有规模，司法解释臻于精妙。贯穿其中者，正在于魏晋以降律学家们对于“理”的不懈探求。循此路径，遂有北齐隋唐诸律之蔚为大观。非循名无以责实，非穷理无以明法，至北朝，廷尉的原有含义已不足以承负其职能的变化，回归到大理之名，终至水到渠成。
从职官性质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政治鼎盛，由是文武分途，官定清浊。廷尉本身在职官体系中颇为微妙，其掌刑名囚杀，显非清流之官，但由于它总辖全国刑狱，是维系国家秩序平衡的关键位置，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命脉，颇受皇帝重视，将其从“尉”改名为言“理”之官就大有必要。加之随着汉魏以降司法活动的日益专业化，“刑起于兵”渐演变为兵刑相隔，司法与军事之间的关系渐次剥离开来。从“循名责实”的立场出发，将廷尉改名为大理，顺应了职官制度文武分途的总体发展趋势，既符合古代官称远追唐禹、祖述尧舜的旨趣，又是打着复古旗号的制度创新，当然，在客观上也契合了“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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