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司隶校尉的兴起和革新历史考察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司隶校尉，周官，武帝征和四年初置。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后罢其兵，察三辅、三河、弘农。元帝初元四年去节，成帝元延四年省。绥和二年，哀帝复置，但为司隶，冠进贤冠，属大司空，比司直。”通过这段引文，我们可以对司隶校尉一职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印象，这段记载也成为后世史书及《通典》记载的张本。通过这段引文，我们可知：

一，司隶校尉并非最早设于西周，这是学界之共识。三代之治是颇为后世所推崇的“治世”，故仿行三代尤其是周代的良法美制似乎是后世封建王朝的一个“基本共识”。如果因时代变迁而无法复制，则将本朝制度、职官之设溯及至三代，也是后世历朝的常见做法。举例来说，周秦以降，后世仅以“周”命名的朝代或国家就有南北朝时期的北周（557—581年）、唐朝的武周（690—704年）、五代时期的后周（951—960年）等，这还不包括部分尚未成功的割据政权（如康熙年间吴三桂在1678年建立的“大周”政权）。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核对史料，就会发现西周时期设立的司隶一官其实与两汉时期的司隶校尉相去甚远。根据《周礼·秋官》所载，司隶是秋官司寇的属官，“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纵览两汉司隶校尉之职掌和行使职权的相关记载，其与周代的司隶绝少有相近之处。如曰二者有一定关联，或许在司隶校尉设立之初衷为处理阳石公主及戾太子巫蛊之案这一方面与周代司隶“役国中之辱事”有一定的相似性。进而，根据学者的考证，司隶校尉并非凭空而来，而是由汉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设立的直指使者演化而来^[2]。在征和年间巫蛊一案处理完毕之后，司隶校尉一官保留了下来，并逐渐成为常设之官，即“汉武帝初置十三州刺史各一人，又置司隶校尉，察三辅、三河、弘农郡”^[3]。

二，司隶校尉在两汉时期职务和地位发生过数次变迁。自成为常设之官后，司隶校尉因具备皇帝钦命持节使者的身份，其地位虽最初不高（在位比两千石的丞相司直之下），却权势颇重，成为“上察皇太子、三公，下察诸卿”的要职。巫蛊之案后，司隶校尉统帅隶兵之权被剥夺，成为持节监督京师附近地区的监察官，成为西汉职能交叉的多元化监察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继之，司隶校尉在西汉元帝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被剥夺持节的权力，其诱因是诸葛丰因得罪外戚被免一事^[4]。再后来，司隶校尉在成哀年间经历了一个废除、复设的变动，其职务和地位进一步弱化。复置后的司隶校尉不仅头衔上失去了“校尉”二字，而且隶属关系也从直隶于皇帝转为隶属大司空（中央最高监察官员，由御史大夫演变而来），其权势更显降低^[5]。东汉肇造，司隶重新被称为司隶校尉，其地位和职权复归尊崇，并完全具备中央监察官和地方监察官的双重地位。甚至在东汉末年皇纲失统之际，司隶校尉在国家政治生活仍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为权力斗争各方所瞩目。汉末权臣董卓拒绝司徒王允提议京兆尹盖勋为司隶校尉之选时之语足为明证^[6]，而袁绍、曹操先后担任司隶校尉一职也说明了这一威权职位的重要性。还需交代一下的是，曹魏取代汉祚以后，承汉制，也设立司隶校尉，行使监察之权。晋室东渡以后，南北政权分裂，局势动荡，司隶校尉不复往日之荣光，逐渐退出历史舞台。(www.xing528.com)

三，司隶校尉因皇权而设，随皇权沉举而转。西汉武帝最初设置司隶校尉是“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但作为皇帝的直接代言人，不论其职位常设与否，也不论其职权是持节、统兵、监察抑或三者统于一，司隶校尉自其设置之日起就与皇权共进退。我们研究司隶校尉问题，不仅需要探明其兴革历程，更要指出这一官职的设立与“以低制高”、“以内制外”的君主专制手法一脉相承。司隶校尉最初设立时秩比两千石，位在司直、郡守之下，虽后来位比司直，但其监察对象却上至三公、下至诸卿，甚至可以纠察皇太子、皇太后、列侯，无他故，惟其为皇权耳目矣。由是之故，两汉司隶校尉被时人及后世人所称颂，如西晋傅咸称“司隶校尉，旧号卧虎，诚以举纲而万目理，提领而众毛顺”^[7]。司隶校尉位秩低而威权重，这显然与皇权尊崇且乾纲独断有内在关联，因为“在专制制度下，皇帝恩信所在，即是政治中心所在”^[8]。相应地，司隶校尉职权的行使就与皇权的沉举同呼吸、共命运。通览两汉史，既有司隶校尉不避豪戚、纠举不法的快人之举，又有司隶校尉因得罪权贵最终解职乃至丧命的记载，更有司隶校尉持两端、无所为之无奈。因此，作为皇权的附势集团，皇权强则司隶校尉鹰扬，皇权弱则司隶校尉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