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深度解析和理解

司法制度化是司法文明的必然要求和体现，所以，司法制度是司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际规范和塑造着司法实践，进而影响着人们对司法和司法文明的认识与评价，所以始终是人们关注的中心话题之一。同样，在研究传统中国法的学者看来，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亦是一个熟悉的老话题，所以，就它的历史和内容来说已无甚新意，但如果转而从司法文明的角度来看，至少有这样几点可以提出，亦即它的成文化、法典化和体制化、程序化，确实体现了传统中国司法的文明性。

首先，就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成文化、法典化来说。我们知道，司法是人类解决纠纷的产物，司法制度是人们通过司法解决纠纷的制度化产物，所以，司法制度的出现和以何种形态出现，都是人类文明在司法制度文明化方面的表现。就传统中国而言，它的司法制度不仅出现的早，而且很早就以成文化、法典化的形态来表现，这在人类司法文明史上是极为突出的。根据史料记载和相关研究，我们可以确信在夏、商，至少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相对完整的司法制度。^[12]如依据《尚书·洪范》和《尚书·吕刑》以及《周礼》的相关记载，西周时期的司法制度已相对完整，而且亦已成文化。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在三千年前的历史环境中，在人类许多地区文明还没有出现，甚至伟大的希腊文明才初露曙光时，中国的司法制度已相对完整且已成文化，其文明性和先进性不言而喻。西周以后到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成文法开始法典化，其中《法经》是代表。《法经》有六篇，虽然整体上已佚失，但从后来的史籍如《晋史·刑法志》的追述，其中的《囚》、《捕》和《具》三篇都涉及司法制度。这意味着从《法经》开始，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不仅成文化，而且亦法典化了，或者说司法制度作为法典内容的一部分而被纳入其中了。从此以后，司法制度一直是传统中国最重要的法典中的内容之一，如汉《九章律》和《汉令》、《唐律疏议》和《唐令》、《宋刑统》和《宋令》、《大明律》和《大明令》以及明《会典》、《大清律例》和大清《则例》以及清《会典》等，都有对于司法制度的规定。这表明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不仅成文化、法典化早，而且几千年来未曾中断、一脉相承，这在人类司法文明史上可以说是唯一仅见的。

其次，就传统中国司法制度的体制化、程序化来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传统中国司法制度成文化、法典化的同时，传统中国的司法制度就开始了体制化和程序化的建设。从司法体制化方面来看，传统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开始了一系列的建设，到秦汉时，从中央到地方已形成较为完整的司法体制，其后一直到清末，传统中国的司法体制愈趋完善，不仅机构完整，而且职责完备，其中唐、明、清三朝尤为突出，这里仅以司法机构的设置为例。例如，在唐、明、清三朝的国家机构与权力结构体系中，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极为完整正规的专门国家司法机构。如在中央层面，唐朝是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明清是都察院、刑部和大理寺；在地方层面，唐朝是府/州的法学和县的司法，明清分别是省和行省的臬司与按察使司，以及府/州的司狱司和县的刑房。^[13]无疑，这样完整正规的国家司法机构设置，为传统中国司法的制度化和文明化提供了体制保障。此外，从司法程序化方面来看，依据《法经》之《具篇》和历代法典之《断狱》诸篇的规定，传统中国完全实现了司法制度特别是诉讼制度的程序化。这里不妨以唐朝为例，《唐律疏议》卷三十“应言上待报而辄自决断”条疏议曰：“依《狱官令》：‘杖罪以下，县决之。徒以下，县断定，送州复审讫，徒罪及流应决杖、笞若应赎者，即决配征赎。其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断徒及官人罪，并后有雪减，并申省，省司复审无失，速即下知；如有不当者，随事驳正。若大理寺及诸州断流以上，若除、免、官当者，皆连写案状申省，大理寺及京兆、河南府即封案送。若驾行幸，即准诸州例，案复理尽申奏。’”^[14]如果我们把《唐律疏议》这条规定的内容用图表的形式显示出来，那么就可以得到以下这个图示，即“唐代审判机构及其权限划分与程序略表”（见下表）。据此图表可以看到，唐代司法制度的程序化是如何严格、完备、发达。其实，这样的情况不限于唐，宋、明、清亦然，特别是在清代，刑事类的死刑案件的审判，大体可分为初审、审转复核、督抚具题、三法司核拟、再具题这样五个环节，其程序极其严格、复杂。^[15]就程序化而言，这在前现代世界的司法史上是少见的。可见，传统中国法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缺乏程序，事实上却是他们缺乏了解或不愿了解而已。(www.xing528.com)

唐代审判机构及其权限划分与程序略表

说明：↓表示受审案件的机关传递；表示审判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