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社会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现象，即奉行“法、理、情三者统一”的法律价值观，重视执法、明理、原情的内在统一关系，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和谐统一社会的理念。其中，所谓理，即指世俗事理和政治伦理；所谓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非学而能”。[22]而这种价值观也影响了传统司法中的公正观，传统法官在断案时不仅要考虑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更要结合现实案情，从情理的角度出发予以判断，甚至基于情理而作出与法律规定并非全部一致的判决。如《九朝律考》记载的一则案例，“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后长大，而丙所成育。甲因酒色，谓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胜其忿，自告县官。仲舒断之曰：甲生乙，不能长育，以乞丙，于义已绝矣。虽杖甲，不应坐”。[23]子殴父在传统社会是明令禁止的行为且配有严厉的惩戒措施，但案例中的乙并不知道甲是自己的亲身父亲，且甲当初将乙转由丙抚养成人，其父子之义早已断绝，故不对乙杖打甲的行为进行惩处。而宋代的判牍汇编《名公书判清明集》，载录了南宋宁宗到理宗时期的户婚类判牍，其中司法判决409篇，官府公文66篇，共计475篇，并有附录7卷。其所记载的诸多案例中，传统法官均援情裁决，且所依据的“情”主要包括血缘亲情、臆测之情、尊卑之情、矜悯之情等。
可见，中国传统司法中的公正观蕴含情理标准，依据情理对案件进行有所区别的裁断是符合公正的，既契合统治者对专制秩序安定的追求，也满足民众对司法公正的心理预期。情理成为法律权威之外的特殊存在，与法律相辅相成，甚至于在一定场合出现“法让于情”的现象。正如宋人胡石壁言：“法意、人情实同一体，徇人情而违法意，不可也，守法意而拂人情，亦不可也。权衡于二者之间，使上不违于法意，下不拂于人情，则通行而无弊矣。”[24](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