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曰：“讼则终凶。”对诉讼行为持否定态度，乃是千古传承的司法理念。孔子进而提出了“无讼”的观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颜渊》）这种理想主义实现的手段，在孔子看来只能仰赖道德教化的神奇功能。据说孔子曾付诸实施，且有奇效。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荀子·宥坐》）
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曰：“杀之。”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不知子父讼之不善久矣，是则上过也。上有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为本，今杀一人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诛之，是虐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讼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躬行不从而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升而游焉，陵迟故也！今是仁义之陵迟久矣，能谓民弗踰乎！《诗》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导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不至，刑错而不用也。”于是讼者闻之，乃请无讼。（《说苑·政理》）(www.xing528.com)
这显然是一个故事的两个版本。孔子从来主张国家法律以维护孝道为己任，但若未施教化，也不应滥加刑戮。所谓“狱犴不治，不可刑也”，即犯罪及诉讼太多，反不能乱施刑罚，因为问题出在统治者自身，“罪不在民”。且“国无道，虽杀之，不可胜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引孔子语）。这种观点有着深刻的哲理性，而这种追求无讼的断狱理念与风格，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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