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的司法理念中，“直”是一个重要概念。鲁哀公问“何为则民服？”孔子明确回答：“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这是将正直与枉曲的分野视为民心信服的关键。但什么是“直”，标准是不同的。尤其是一旦面临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价值观相冲突的时候，“直”与“不直”的标准不仅不能一致，而且恰恰相反。这集中体现在“亲亲相隐”这个话题上。《论语·子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西周礼制确立了“为亲者讳”的原则，孔子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不应互相告发，这才算“直”。这种对“直”的理解，显然是立足于家族本位的礼制原则。孔子曾谓：“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与礼相比，羊之类的物质财富不值一提。朱熹说：“父子相隐，天理人情之至也。故不求为直，而直在其中。”[11]不求的是法律的直，而直在天理人情中。陆陇其《四书困勉录》也说：“情与理必相准，天理内之人情，乃是真人情；人情内之天理，乃是真天理……夫子所谓父子相隐，乃为天理人情之至。”[12]
冯友兰更认为孔子的“直”非一般意义。孔子曾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冯友兰对此的解释是：“以自己为主，凭着自己的真情实感，是什么就是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这是人的本性，生来就是这个样子。以别人为主，不是这个样子，这就是‘罔’。‘罔’以讨人喜欢为主，似乎是可以避免祸害，其实那也是‘幸而免’。”所以，冯友兰认为孔子的“‘直’就是凭自己的真情实感，真情实感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他认为‘直’的标准。也是‘仁’的基础”。就上面事例而言，“一个人的父亲偷了别人的羊，这是坏事。他的儿子不愿意他父亲所做的坏事张扬出去，这是他的真情实感。可是叶公所说的那个人，反而出来证明他的父亲做了坏事，这就不是他的真情实感了。所以看起来似乎是‘直’，其实这并不是‘直’，而是‘罔’。”[13]
这一似乎很有道理的说法，却早已被孔子在评价晋国一桩著名案件时推翻。(www.xing528.com)
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久而无成。士景伯如楚，叔鱼（即羊舌鲋，叔向之弟）摄理。韩宣子命断旧狱，罪在雍子。雍子纳其女于叔鱼，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怒，杀叔鱼与雍子于朝。宣子问其罪于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赂以买直，鲋也鬻狱，邢侯专杀，其罪一也。己恶而掠美为昏，贪以败官为墨，杀人不忌为贼。《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请从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与叔鱼于市。
仲尼曰：“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14]
孔子这段话让冯友兰认为“直”就是真情实感流露的说法不能自圆了。问题的关键在于，针对特定的情形，孔子认定“直”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前者父子相隐是“直”，而后者兄弟之间大义灭亲也是“直”。表面上似乎矛盾，但却并行不悖：首先，当事者的身份不同，“直”的标准也不一样。在家族，以孝为先；在国家，尤其是作为国家官吏，忠于职守、忠君为国高于家族伦理道德要求。这就是《礼记·檀弓上》篇所说的“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其次，前者之所以该隐，是因为攘羊乃为小愆，无关宏旨，属“事亲”范畴。而后者涉及的是国家大吏卖法鬻狱问题，属“事君”范畴，且影响重大，不该也不能隐。《论语·子张》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大原则要坚守，小节问题则可出入。这决定了同一个“直”字，便有了双重标准：小错隐是“直”，大罪不隐也是“直”。衡量“直”否要看涉及的是大德还是小德，要以礼为准则，“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汉朝以后，“亲亲相隐”原则贯彻到了法律之中，遵循的就是孔子树立的双重标准，如《唐律》规定了十分完备的容隐制度，而“十恶”大罪例外。[15]可以说，针对礼与法冲突的古老持久课题，孔子最早拿出了解决方案，对后世立法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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