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主要是依靠道德教化还是刑罚制裁，是先秦儒、法两家法律思想方面最根本的分歧。孔子对这个问题有着多层面的思考，通过不同的表述阐明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为儒家法思想体系的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孔子的治理方略疏于具体的政治制度设计，而倾心于精神原则的建树。其核心观念就是“为政以德”，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首先是要求统治者治民理政要以身作则，做道德的楷模。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
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
统治者垂范在先，小民自然跟风景从。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作为教育家和道德家的孔子重视道德教化，自在情理之中。他曾比较过以政刑抑或德礼治民所具有的不同功效，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
孔子有着理想主义的追求和抱负，所谓“夫子之道至大”（《史记·孔子世家》）。大道高悬，如指路明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孔子之为圣人，端赖于斯。然孔子同时也是经世致用的政治家，是与时俱进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下》），自然不会天真以为教化万能。他并不否认刑法的必要性，而是强调刑法的局限性。政、刑、德、礼功能不同，作用不同，使用的顺序自然应该是先教后刑。“圣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参焉。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礼齐之；其次以政焉导民，以刑禁之，刑不刑也。化之弗变，导之弗从，伤义以败俗，于是乎用刑矣。”[4]《孔丛子·刑论》亦谓：“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为教，古有礼，然后有刑，是以刑省；今无礼以教，而齐之以刑，刑是以繁。 《书》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谓先礼以教之，然后继以刑折之也。”(www.xing528.com)
孔子这段名言可谓中国传统法文化意义上的经典论断，尽管人们大可质疑其对道德教化作用的高估是否具有现实可能，然而一旦将“德”、“礼”理解为一般意义的道德准则，就不难发现孔子此言颇具有永恒的真理性，符合最现代的政治理念。美国著名汉学家顾立雅曾对此解读道：“没有消极的惩罚，只有积极的典范；没有让人民不去做什么的严厉规定，只有让他们应该去做什么的说服教育；没有用恐吓来统治的警察国家，只有一个协作性的共同富强的国家；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互相理解和善良意志。在这一点上，孔子与最现代的民主理论是一致的。”[5]
孔子的道德教化付诸实践有效果么？至少在荀子看来是肯定的。《荀子·儒效》说：“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粥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也。”据说当时鲁国有三个人：沈犹氏是常在早晨将羊喂饱而售，以欺买主；公慎氏妻淫乱而不敢管；慎溃氏奢侈浪费，胡作非为。只是听说孔子要做司寇了，全都改邪归正。刘向《新序·杂事》有相同记载，并谓：“既为司寇，季、孟堕郈、费之城，齐人归所侵鲁之地，由积正之所致也。”所谓“积正”者，按时下的话语，叫做积聚正能量。《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与闻国三月……途不拾遗”，乃至于宿敌“齐人闻而惧”。按正统的说法，这些成就当然都要归功于教化的力量。
孔子论刑，更多的时候流露出现实主义的一面。他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6]朱熹曰：“怀刑，谓畏法”，[7]即敬畏刑法。朱熹还说：“‘君子怀刑’，如《礼记》所谓‘畏法令’，又如‘肃政教’之类，皆是。”[8]朱熹深得圣人心传，知道孔子说“君子怀刑”是明白刑乃“先王治人之具”的道理，不必憎恶，也不必讳言。其实，在不同场合，孔子多次谈到刑作为“治人之具”的重要性，《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的两段文字具有代表性：
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必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弃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
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惧，自将众趣救火，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乃召问仲尼，仲尼曰：“夫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之所以无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及以赏，救火者尽赏之，则国不足以赏于人，请徒刑罚。”哀公曰：“善。”于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前段文字有人怀疑是韩非假借孔子之口的杜撰，虽然不无道理，但联系到孔子内心深处对殷商认祖归宗的情怀，[9]话说得过分些，但也许其来有据。而第二段文字应该没人有异议了，这是正常情态下孔子的正常反应，他当然应该明白在许多时候教化不及而径用刑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
在教化与刑罚关系问题上，孔子曾有经典表述。当年郑国执政子产临终前告诫继任者子大叔，为政须以猛为主。子大叔执政后，不忍猛而行宽，结果，“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子大叔深悔未听子产遗教，不得已而改弦更张，兴兵攻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孔子听到此事后，击节赞曰：
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10]
宽猛相济论的提出，为“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经典论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成为中华法系最核心的精神原则贯穿于两千余年的帝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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