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有三大功能：一为组织管理；二为惩罚警诫；三为奖赏激励。但是，古往今来，我国之外的法学家们往往多只关注法的组织管理与惩罚警诫功能，忽视乃至无睹法的奖赏激励功能。其影响之巨大，竟至“法是无情的”之类说法流行四海、家喻户晓、笃行不疑。但这是与法的本性背道而驰的，既不符合法的实际，也误导了人类对法的作用的认识。
窃以为，法不是人类从地狱释出的用以折磨自身的厉鬼，而是用以增进自身福祉的天使。有关观点，在《法哲学经纬》[27]及《批判与重建：中国法律史研究反拨》[28]、《激励法学经纬》[29]等拙著中曾较为详细地论述过。
上文说到“我国之外的法学家们”“忽视乃至无睹法的奖赏激励功能”，至少应将法国的伏尔泰与美国的弗里德曼除外。这是因为伏尔泰曾在其《风俗论》中盛赞过中国的法律优于欧洲国家的法律，因为“在别的国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30]而弗里德曼则在其《法律制度》一书中指出过“法学研究总的说来对奖赏注意不多”。[31]
而十分值得重视的是，“我国古代的法学家们”都是高度重视法的奖赏激励功能的。在拙著《激励法学探析》中，除正文多有论及我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高度重视法的奖赏激励功能外，意犹未尽地另辟“附录”近100页，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以贯之的中国古代激励法思想”。这三个方面是：“中国古代激励法思想在各个学派中的体现”、“中国古代激励法思想一脉相承地从无间断”、“中国古代激励法从无间断地体现在所有朝代的法制中”。[32]我相信，我国古代之充分发挥法的所有功能（包括法的奖赏激励功能）正是我国从古代直至清代的漫长历史时期里，无论是社会发展水平还是经济、文化、军事、科技发展水平都高踞世界各国水平前列的重要原因，也是举世仅有中华文明世代相传而未殒灭的重要原因。
这一举世赞叹的奇功伟绩，当然与我国司法之重视赏罚并行的优良传统关系密切。而它也可上溯到黄帝思想。这在《黄帝四经》中也处处可见。例如：
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33]
这里“法”不仅“引失”以“绳”，而且“引得”以“绳”，不仅“明曲”，而且“明直”。“引失”以“绳”，即为惩罚；“引得”以“绳”，即求奖赏。“明曲”、“明直”，则是以司法之“明”，正确剖断是非曲直，而非枉断。明断奖惩，正是黄帝对“执道者”司法时提出的要求，因此，把它属置于《黄帝四经》首经《道法》之最前面。
黄帝所言赏罚并行，还可见诸《黄帝四经》所云“刑德”并行[34]、“杀生”共举[35]等。黄帝的这些关于赏罚并行的言说，正是后世各家各派思想家、历代历朝政治家们在立法和司法中既罚又赏，既惩又奖的理念源头。管仲所云：“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日掌阳，月掌阴……阳为德，阴为刑……德始于春，长于夏；刑始于秋，流于冬。刑德不失，四时如一，刑德离向，时乃逆行。”[36]韩非子所云：“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37]这些都可证明黄帝赏罚并行的司法理念，是为后世所高度重视并一以贯之地加以实践的。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认识水平的高低不齐，社会环境的平顺恶逆而有所参差，并导致治国理政或成或败，但这是另一论域的问题，毫不影响始于黄帝而直贯后世的赏罚并行的立法、司法总体状况。
我国司法的优良传统当然不只是以法为治、执法公允、赏罚并行等方面，它还漫及“信赏必罚”、赏罚有“当”以及执法者以德为先、不断追求自身修养的提高与坚守等。而所有这些，都可上溯到突出表达在《黄帝四经》中的黄帝思想。因此，为求继承与发扬我国的优良司法传统，认真分析《黄帝四经》、努力发掘黄帝思想，应当成为今天中国法律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也应成为探求与推进司法改革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1]倪正茂，上海政法学院终身教授，清华大学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2][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02页。
[3][德]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10页。
[4]参见朱小丰：《中国的起源》，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该书为严肃的学术著作，作者以严谨的考据、生动的语言历述了中国的起源过程，其中多有极富新意的创见。
[5]对《黄帝四经》，多有认其为战国时人的伪托之作，但也有持不同见解者。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的观点是：《黄帝四经》是黄帝言行经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在流传过程不时有后人的加增删改，至战国时期，被人记载于帛书之上。
[6]本文所引《黄帝四经》之经文，均采用陈鼓应先生著《黄帝四经今往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其中略有陈先生揣测上下文之文意而补入的文字，恭请读者惠予注意。
[7]《道德经》第四十二章。
[8]《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9]《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10]《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11]陈鼓应：《黄帝四经今往今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54～55页。
[12]《尚书·甘誓》。
[13]《大戴礼记·虞戴德第七十》。
[14]《商君书·更法第一》。(www.xing528.com)
[15]《商君书·画第十八》。
[16]《文子·精诚》。
[17]《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18]《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19]《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20]《黄帝四经·经法·国次》。
[21]《黄帝四经·称》。
[22]《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23]《黄帝四经·道原》。
[24]《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25]《黄帝四经·经法·君正》。
[26]《黄帝四经·十大经·立命》。
[2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28]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
[30][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0～251页。
[31][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
[32]倪正茂：《激励法学探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版，第547～630页。
[33]《黄帝四经·经法·道法》。
[34]《黄帝四经·十大经·观》：“是故赢阴布德……宿阳修刑……不靡不黑，而正之以刑与德……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而盈绌无匡。”
[35]《黄帝四经·经法·六分》：“六顺六逆乃存亡兴坏之分也。主上执六分以生杀，以赏罚……”
[36]《管子·四时》。
[37]《韩非子·二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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