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黄帝四经》中的法治观念

《黄帝四经》之“四经”，依次一为《经法》，二为《十大经》，三为《称》，四为《道原》。首经《经法》劈头即谓：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者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下天下而不惑矣。^[6]

黄帝其时，“天”、“地”、“人”三“道”之说乃是人们世界观的主流，谓天地万物乃至一切均来源于“天”、“地”、“人”之“道”。两千年之后，老子表述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7]。正因如此，“法”当然亦为“道”之所“生”。“道”所“生”之“法”是干什么用的呢？“法”的作用就在于可以“引”之为准“绳”，亦即司法的依据而明晰“得失”，以求判断“曲直”。而对治国理政的“执道者”的要求就是“生法而弗敢犯”、“法立而弗敢废”，既不能“废”法，亦不能“犯”已“立”之“法”。

不仅如此，黄帝还认为，治国理政的“执道者”应“自引”“道”所“生”之“法”，以求“见知天下”，永远立于“不惑”境界。总之，必须以法为治，不仅治世、治人，亦治自身。

黄帝关于“法”的这一总体思想，在《黄帝四经》的后文中被反复提及。例如，黄帝其时用以规范人的行为的最常用准则，就是日常生活随时都可能碰到的“度”、“量”、“衡”。因此，《黄帝四经》中的有关述说所在多有：

事如植木，多如仓粟。斗石已具，尺寸已陈，则无所逃其神。故曰：度量已具，则治而制之矣。^[8]

规之内曰圆，矩之内曰方，悬之下曰正，水之上曰平。尺寸之度曰小大短长，权衡之称曰轻重不爽，斗石之量曰少多有数，绳准之立曰曲直有度。八度者，用之稽也。^[9]

有意思的是，《黄帝四经》中述及“执道者”的治国策略时，提出了立法、司法的时序安排：

一年从其俗，二年用其德，三年而民有得，四年而发号令，五年而以刑正，六年而民畏敬，七年而可以征。^[10]

意谓“君主为政治国的方针应该是，第一年遵从百姓的风俗习惯，第二年选拔有德行的人授予官职，第三年要使民富足。到了第四年便可以发号施令了，第五年可以用法律来治理百姓，第六年人民就会有了敬畏心理，第七年便可以指挥百姓从戎出征了”^[11]。治国理政，先之以遵从民俗，选拔德行端正者为官，继之以立法（“发号令”），后之以司法（“刑正”）。黄帝以法为治、依法而治的思想，跃然纸上。

黄帝的这一思想，为其后我国之历代历朝“执道者”所重视。史籍所载之夏启发兵攻打有扈氏之前，召集部众发布号令谓：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12]

这是夏启出征之前的军事动员令，其主要内容就是告诫部众之左军必须奋勇“攻于左”、右军必须奋勇“攻于右”、御手必须御“其马之正”；并告之以“用命”与“弗用命”的后果。这一军事动员令相当于立法，夏禹之以法治军，被《尚书》记载得了了分明。

对我国法史略有了解者，似都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古代统治者，在其执政之始一般都是相当了解、相当重视而且往往都是身体力行于以法为治的。例如，夏之后的商代，商王曾仿夏启发出过内容相同甚至连字句也十分类似的军令；秦代之快速崛起于贫瘠的西陲，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商鞅相秦厉行法治；汉初、隋初、唐初的统治集团都以立法开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厉行法治。囿于阶级本性与认识水平，在各个朝代中都出现过悖逆以法为治精神的人治主义逆流。但是，继起朝代的统治集团中，从政治家到思想家，都有许多人引前朝倾覆之教训，发出过必须以法为治的告诫。以“二十五史”为代表的浩瀚的我国史籍，不仅明确记载并赞扬了“成康之治”、“文景之治”、“开皇之治”与“贞观之治”，并连类而及于这些“治世”时期的高尚司法理念与优良司法体制、司法制度、司法原则与司法实践。(www.xing528.com)

而若从史籍关于夏、商、周经秦、汉、隋、唐、宋、元、明直至清代的立法、司法与法律思潮状况的记载来看，是确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我国司法之优良传统在以法为治方面，其源盖出于黄帝思想。例如，《大戴礼记》载：

公曰：“善哉！我则问政，子事教我。”

子曰：“君问已参黄帝之制、制之大礼也。”

公曰：“先圣之道斯为美乎？”

子曰：“斯为美……”^[13]

《商君书》载：

公孙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14]

《管子》载：

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也。^[15]

《文子》更引老子之言曰：

老子曰：“黄帝之治天下……法令明而不闇，辅佐公而不阿，田者让畔，道不拾遗……”^[16]

文子而下，汉代陆贾之《新语》、伏胜之《尚书大传》、贾谊之《新书》、刘安之《淮南子》、司马迁之《史记》、王充之《论衡》，晋人皇甫谧之《帝王世纪》，唐人房玄龄等之《晋书》以及此后的《宋书》、《梁书》、《陈书》、《魏书》、《隋书》、《通典》、《古今纪要》、《文献通考》……更是屡屡述及黄帝之时以法为治的史实，并对此礼赞有加。由此可见，我国自黄帝开始而经历代历朝相承相传的以法为治，确为司法体制、司法理念、司法原则的总纲。这一总纲无疑应当视为我国司法体制的优良传统。至于这一传统在古代贯彻实施中被削弱、破坏乃至相当彻底的鄙弃（如隋文帝仁寿年间、隋炀帝大业时期等），那是另一论域的问题，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一优良传统之存在，也不应否定这一优良传统之可溯源于黄帝的以法为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