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祖，要将中国司法的优良传统上溯至黄帝时期，尤其是直接上溯到“黄帝”和“黄帝思想”，人们对此无疑会有这样的疑问：真有黄帝其人、其事、其文化文明吗？
类似的质疑，在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时代，也曾提出过。不过，其时质疑的对象是尤留斯·凯赛、梭伦、罗木卢斯、勒克斯、赛尔维乌斯·土利乌斯等古罗马的帝王。摩尔根是如何释疑的呢？他在《古代社会》这一世界名著中指出：
无论罗民那七位所谓的国王究竟真有其人或是神话人物，无论功归于他们的任何立法活动究竟实有其事或出自虚构，这对于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来说均无关紧要；因为，有关拉丁社会古代组织的种种情况仍为罗马制度所吸收，从而流传到了有史时期。我们感到幸运的是：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依靠特殊的人物而能体现于有形的记录之中，这种记录凝结在各种制度和风俗习惯中，保存在各种发明和发现中。[2]
马克思从1881年5月到1882年2月仔细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陆续作了十分详细的摘录并写了批语，形成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在该书中，马克思详细摘录了上述摩尔根的观点并作了重要的呼应：
罗马皇帝是神话中的人物还是实有其人，完全不重要；是否存在过确实出自他们的王法，或者这些法律乃是臆造的结果，同样也并不重要。标志着人类进步的事件，不以个别人为转移而得到了物质的体现：它们凝结在制度和习惯中而且保存在发明和发现中。[3]
尽管已有世人公认的两位先哲作过如此重要的论断，但是，古往今来仍然不断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在关于黄帝之为中华民族的共祖、黄帝思想之为中华文明源头的问题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以顾颉刚先生为旗手的“疑古派”坚称有足够的史料为依据，作出否定性的判断。约100年后，21世纪的今天，也有个别人不断地宣称中华文明最多只能上溯至夏、商时期的3700年左右。好在我国的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上穿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作了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扎扎实实的考证工作，终于以有力的证据向世人展示了“满天星斗”（苏秉琦）般的中华民族远古先人所创造的文化，从而使我们可以确信黄帝乃是中华民族的共祖，黄帝思想乃是中华文明的源头。
近几年来，习近平主席就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发表了许多高见，对我们理解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范围和重点、路径和方法、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等，是重要的指示。习主席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自信。”研究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其中包括中国司法优良传统的源头，正是我们今天需做的重大课题。
关注与承认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司法优良传统的源头，既是客观的，又是必要的，还是可行的。
谓其客观，是因为黄帝生当距今4700多年，史书上以及口头传说中有大量关于黄帝的资料，事涉黄帝大败蚩尤从而统一了中国，黄帝及其臣属和能工巧匠“为宫室”、“为衣服”、“造舟车”、“治饮食”，初步解决了中华民族始祖的衣、食、住、行问题，还发明药物、创造文字、制定历法直至设定度量权衡制度，开始了以法为治的治国理政社会管理。谓其客观，还因为史籍的记载与口头的传说都表明，黄帝史迹昭然，无可否认。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还特地点明，其时曾形成“百家言黄帝”的风气与盛况。也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热烈争鸣的“百家”自身，就是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以黄帝时期产生的文化为自己的学术源头的。我治古史，除见到历朝历代的文人硕学以极其崇敬的语文歌颂黄帝外，否定性的评价几无所见。实际上，不仅如司马迁所云，其时是“百家言黄帝”，而且，考查史料不难发现，司马迁之时及之后，可说几乎是“人人言黄帝”、“百族言黄帝”、“百代言黄帝”、“百国言黄帝”。李学勤、张岂之先生主编的《炎黄汇典》就不但汇集了历朝历代文人学士颂扬黄帝的文字，而且还汇集了先秦经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直至明、清史籍的记载中极为丰富的颂扬黄帝的资料。
谓其必要，是因为一统中华的民族形成与文化发展总有一个起始阶段。在这个起始阶段中，如今可知的史实与主要人物，一为神农，一为蚩尤，一为炎帝，一为轩辕即黄帝。炎帝与黄帝都是少典之子。《史记·五帝本纪》谓：
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www.xing528.com)
黄帝之后，历经帝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商、周、春秋战国……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如同长江大河，绳绳继继、源源汩汩、汹涌奔腾、一路向前。在这个过程中，中华大地上的千百个氏族、部族，不断地迁徙、交融、汇合，逐渐形成了伟大的统一的中华民族[4]，创造和发展了从黄帝时期即已显露端倪的丰富多彩的文化。因此，中华文化的源头自应上溯至黄帝时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改革之矢向，当然不是全盘否定既往的一切，而是在改革不适合当代社会需求的制度的同时，继承与弘扬传统司法制度的精华。因此，认清黄帝开创并为后世坚守的科学的司法理念、司法体制、司法原则，乃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
谓其可行，理由有三：
其一，对于黄帝之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全世界的炎黄子孙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黄帝陵基金会编的《黄帝文化志》一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收集有陕西黄陵县桥山黄帝陵自明太祖四年（1371年）至2007年不同朝代、不同时期、不同治政主体、不同政治党派的祭文共约122篇，真可谓煌煌赫赫，蔚为大观。其中既有1937年国民政府的祭文，也有同年毛泽东、朱德的祭文。
前此及此后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团体，不同阶级、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对黄帝乃中华民族的共祖、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共识，是坚如磐石般地牢不可破的。谁对此怀疑，谁否定这一点，势必为全世界炎黄子孙所同愤共弃。
其二，认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源头，并非子虚乌有的心血来潮或基础不牢的空中楼阁。或许有人认为，黄帝虽为传说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但其事迹早已湮灭无闻，史料可称极为稀缺，即便认其为中华民族的共祖，又何从领悟其为中华文明的源头呢？其实，这种担心是对有关黄帝的知识太过缺乏造成的。关于黄帝的史料，尤其是与黄帝直接相关的文字资料，当然不可像当代的伟人、名家那样，有许多材料可资依据。但就黄帝而言，也并非全付阙如。我国的考古工作者于1973年在长沙的马王堆3号汉墓里发现了帛书《黄帝四经》，约计11000字。其思想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完全可供作为后人的我们研究、学习。此外，尤其是看到，曾“言黄帝”的“百家”，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关于黄帝、黄帝文化的信息[5]。
其三，中共中央、习近平主席对中华文化优秀传统的高度重视，当对有关研究、阐释、宣传工作，发挥根本性的指导作用，开辟最宽广的前进道路。
武汉大学法学院此次召开“中国传统法文化与司法文明”学术研讨会，各地学者前来共襄传承优秀的中国司法文化，正是“可行”之体现。
这里，我仅择《黄帝四经》中的三个方面，用以说明黄帝思想确为中国司法优良传统的源头。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