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疲惫：1918-1939年中场休息期历史回顾

大家精疲力竭。经济上看，各种数据触目惊心，表面上看起来比实际情况还要严重。为了不输掉战争，不列颠每天要花掉3500万美元；债务从32亿美元飙升至370亿美元，占战前预算的四分之三；尽管欧洲（主要是法国和俄国）欠不列颠105亿美元，但他们一点没还，不列颠欠了美国42亿美元，最后也只还了一半。然而相较于（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不列颠还是可以从战争中恢复的；她在战争中失去的人口还不如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往殖民地的多；她的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恢弘。她从土耳其帝国手里搞到了如今的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和伊拉克，这些都成为她的保护国，她还掌控了德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终于将开罗到开普敦连成了帝国的绯红飘带。

经济的疲惫远不及精神的萎靡。法国的战斗意志在凡尔登消亡，为21年后被德国纳粹羞辱和征服埋下伏笔。英国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紧缩、反战情绪和绥靖政策给胜利蒙上的阴影，整个国家充斥着冷漠与幻灭的空气，没有一点儿胜利的感觉。尤其是在军队中，当停战协定传来，“大家抽了根烟，但是没有欢呼声”。在前线的某个角落，有一个名自美国佛蒙特州的小医生，他在战壕里只待了两个星期，企图治治这种冷漠。有个英国人描述道：“他不再滴酒不沾，喝了半瓶威士忌，跳了一段恰恰。而我们呆呆地看着他出洋相，最后把他放回到床上。”未来属于美利坚，而非不列颠。

最令人心痛的是，成千上万人为之牺牲的目标，被这个世界迅速地遗忘：人们想要用一场战争去结束战争，用一场战争实现世界的民主和平，用一场战争送英雄们回家，但这些都没能实现，这种失败感严重影响着下一代。每五个剑桥或牛津毕业生中就有一个在战争中丧生；某公立学校有720个“老男孩”离世，留下80个孩子；那些进取、革新、重建繁荣的想象不复存在，随着他们一起烟消云散。

在爱尔兰，不列颠面临两难处境：“要么全力以赴，要么滚蛋”，而她哪个都不想做。管理不善、时机不当、反应过度，最终导致爱尔兰独立。战争期间，大多数爱尔兰人都出奇地忠于她的邻居，默默地等着战争结束后自治。只有一小撮人和敌军媾和，在1916年复活节那天席卷了都柏林邮政大楼，宣称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宣扬包括阿尔斯特在内的“爱尔兰人不受约束的权利”。反叛只持续了一周，几乎没什么人响应，但是不列颠很蠢地以军事手段处决了15个领袖——每次处决一两个，共进行了10天——于是在不列颠的帮助下，复活节起义实现了目标。这15名殉道者灵魂不朽，爱尔兰的圣土被“战争的热血温暖”，公众舆论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支持无条件独立。

1918年爱尔兰大选中，新芬党（Sinn Fein，意为“我们自己”）大获全胜，其代表拒绝入驻威斯敏斯特，而是建立起自己的议会（Dail，即爱尔兰议会），并在爱尔兰共和军的帮助下另行组建起政府。不列颠拒绝承认反叛政府，发动内战派军队前去镇压。他们将这种“不快”当作治安问题，找了退伍老兵作雇佣兵（即皇家爱尔兰警卫队，因为他们制服的颜色而被称为“黑棕部队”），加强爱尔兰安保。残酷的内战接连发生，直至两败俱伤。

最终，不列颠同意爱尔兰全面独立，但有两个条件：爱尔兰必须承认自己是帝国的一部分，并效忠于国王；北爱尔兰将分离出来，拥有独立的议会和自治。随后，爱尔兰内部又花了两年时间争斗不休才最终达成协议，1922年爱尔兰自由邦成立时，爱尔兰方默默地相信，最终它会加入今天的爱尔兰共和国（暂时不包括北方六郡）。爱尔兰纯粹民族主义者至今仍旧捶胸顿足，因为他们的岛屿依旧处于分裂状态，他们在经济上依旧与不列颠紧密相连，以及不管法律怎么说，英语依旧是主流语言。

不列颠与爱尔兰的关系崩了，一万英里以外，与印度的纽带也在缓慢消亡。英属印度本来就是一个集武力统治、惯性服从以及君主崇拜下的政治偶然为一体的区域。这种统治摇摇欲坠，没有任何理论基础，只是为了维护和平。然而，慢慢地，它从一种区域现象变成了一种政治体制，逐渐带有了自己的民族认同感。不列颠在战争时期曾许下甜言蜜语，承诺如果有百万印度士兵可以为世界民主而战，就给予印度自治，这在1918年以后激起了民族主义情绪。那时有个“搞事情的苦行僧”（温斯顿·丘吉尔的耿直描述），名叫莫汉达斯·K.甘地（Mohandas K. Gandhi），谋划出一次次独立的呐喊。甘地曾经在英国念书，可以（并不是很准确地）背诵出拜伦勋爵的诗句“自由的战争一旦打响，就会代代相传”，并且提出了非暴力反抗理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的宝石、不列颠霸权的象征，慢慢从她的掌心滑落。英属印度的道德基础和统治自信开始摇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帝国的大厦倾倒，不列颠才发觉无论在经济还是精神上，印度都和她没有关系了。

在国内，社会各阶层都发生了相似的变革和反叛。工人阶级想要寻求更好的条件，抑或说保留在战争年代获得的东西。当时，煤炭行业已有30万人失业，又面临着进一步减产，煤矿工人和矿主便开始互殴。政府试着和稀泥，最后得出结论“要不是经常与矿主见面，我们不会毫不夸张地说这些矿工领袖是全英国最蠢的人”。1926年5月1日，矿工罢工，三天以后不列颠全国工会联盟，即英国总工会，发起全面大罢工。九天时间，所有火车、报社、船厂、钢厂、电厂、煤气厂通通关门大吉，没有一起暴力冲突，非常英国范儿。店主、商人和学生纷纷冲去开火车，以实现自己童年时期成为机车工的梦想。罢工工人享受到意料之外的闲暇时光，还和警察踢了场足球赛。（工人们以2比1获胜。）

大罢工失败倒不是因为政府有中产阶级的鼎力支持，还动用了军队以保证国家重要设施得以运行（停泊的潜艇为码头的冰柜提供动力，使成千上万吨的肉不至于坏掉），而是因为组织者惊觉“如果一股力量比国家本身更强大，那它就要准备好对国家的运转负责”。就算在大萧条时期有三百万人失业，不列颠工人也再没有掀起革命，始终忠于国会。

上层阶级也搞反动，要么反战，要么蔑视礼仪和权威。令人震惊、充满失态的轻浮年代已经到来，女性选民的投票权终于调整至21岁（终于和男性平等），她们兴致勃勃地唱道：(www.xing528.com)

时髦女郎啜泣，想要裙子变短；

想要两颊绯红，想要剪去长发。

新的一代正在崛起，他们下定决心绝不允许国家再沿着19世纪的错误承诺走向战争。1933年，牛津大学辩论协会以压倒性优势通过了一项决议——“本校绝不为王国和国家而战。”全不列颠和帝国的大学都提出并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反战、冷漠、经济萎缩塑造了不列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外交政策。不列颠领袖试图与复兴的德国谈判，那时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把德国变成了第三帝国，推崇国际黑帮主义，而不列颠就像个“战战兢兢、软弱无力的老妇”。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让列强们失望、不满。英国和法国决心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现状；意大利和日本都是投机分子，总是不安生；德国和苏联蓄意报复，想要改变协议；美国冷眼旁观；国际联盟手无寸铁，没有美国的帮助基本就束手无策。1938年，首相内维尔·张伯伦怀疑苏联的险恶用心，相信德国在凡尔赛受到不公对待，并且德国的民族自决是为了让所有德国人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决定直接对话希特勒，维护欧洲和平。张伯伦对德国元首的判断大错特错，他以为希特勒是一名绅士，是一个理性的人，他的话是可信的。

不列颠要离外国政治远远的

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和约》，重新组建军队，占领莱茵地区，吞并奥地利，现在又威胁如果在捷克斯洛伐克生活的三百万德国人不能即刻并入更大的德国的话就开战。九月末，希特勒在慕尼黑坚决地承诺这是他在欧洲最后一块想要的地盘了，于是张伯伦应允元首的请求，带着“光荣的和平”回到伦敦，开心地相信此举避免了战争，实现了持久和平。可捷克大使没这么心宽，他对不列颠首相和外交大臣说：“如果牺牲我的国家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的话，我第一个鼓掌。但如果没有，先生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张伯伦也惴惴不安，他未雨绸缪，加快建设内阁作战室。那是战争时期首相和高级军事人员办公的地下掩体。（位于国王查理街的工部大楼下面，如今对公众开放。它被保留下来作为战争年代绝望的象征。）让张伯伦失望的是，协议的墨迹还没干，希特勒就食言了。那年，他吞下了捷克斯洛伐克剩下的部分，与苏联达成协议瓜分波兰，并在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两天以后，英国和法国才痛苦地意识到只能武力阻挡希特勒了，于是宣战。21年的中场休息结束了，张伯伦的美梦破灭了；他为之奋斗的一切，他所信仰的一切，都“化为乌有”。

温斯顿·丘吉尔将《慕尼黑协定》称作“空前的灾难”，很多人表示赞同，但是张伯伦的辩护者却认为慕尼黑将战争推迟了一年，给了不列颠12个月的时间重整旗鼓。乍一看，无论什么理由都不可以出卖中欧小国，并且由此还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工产业（1938年斯柯达汽车工厂的产值等同于大不列颠）滋养了德国的战争机器，而且德国比英国更好地利用了这段时间，德国将25%的国家预算投入了军备，而英国只有7%。但实际上，这12个月对不列颠来说也确实至关重要，1940年夏天的不列颠之战就像16世纪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时一样靠先进的技术取胜。尽管德国有着比英国更多的飞机，但在1939年9月，不列颠的飓风战斗机和喷火战斗机已经从6个中队增加到26个中队，还扩大了雷达站用以保护英格兰东部和南部。超级战斗机和先进的雷达报警系统掩护了不列颠，使她免遭入侵，而德国的闪电战（即坦克和轰炸机一唱一和，粉碎法国的防御工事）已经打趴了法国，把法国打回了22年前德国投降的那张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