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14年间的信心动摇：历史回顾与分析

整个欧洲就好像蹲在火药桶上，战争的寒战不时传遍整个大陆，但是没人当真以为会有国家傻到去点燃战争的导火索。1899年，历史学家查尔斯·M.安德鲁斯（Charles M. Andrews）在美国历史学会的就职演讲中，曾自信地对听众们说，如果大学生们只学习“近三十年的欧洲史”，当他们在报纸头条读到“战争，频繁发生的战争”时便会不屑一顾。毕竟维多利亚是“欧洲的祖母”：大英帝国国王乔治五世、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是她的外孙；俄国沙皇尼基^[1]娶了她的外孙女；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罗马尼亚和希腊王室都和她有血缘或者姻亲关系。比家庭团结更重要的是经济利益，英国和德国是彼此最好的客户，而俄国是德国最重要的食品和原材料产地。

那时没人能够脑补出一场旷日持久、骇人听闻的世界战争，但像电视剧《楼上，楼下》（Upstairs，Downstairs）中楼上部分兴高采烈地描绘得那般，爱德华时期上层社会精心打磨的英国看似繁荣昌盛，实则潜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阴霾，似乎一切，尤其是国内，不太妙。当19世纪转向20世纪，维多利亚时期的体面与克制、道德与神性好似受到了全方位攻击。1912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晚上，豪华客轮泰坦尼克号在前往纽约的处女航行中撞上了冰山，沉到了海底。她是不列颠技术工程的奇迹、物质文明的象征，却成为世界上最不祥的征兆，代表着骄傲的陨落，就连上帝都要放弃英国、放弃他的选民了。

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开始走向两极化：广阔的中间地带曾在19世纪让自由党和保守党产生共鸣，曾在维多利亚时期令人心安，如今却正在逐渐消亡。自由党被大财团和辉格党贵族抛弃，成为小人物的政党和工人阶级“诚实的掮客”，它放弃了古典自由主义信条，支持社会改革。1905年，自由党赢得大选，开启了第一回合的福利和平等立法——失业和养老保险、学童免费膳食、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1911年，上议院以自杀相逼阻止通过议案。

沸点

即便当权政府宣扬怜悯和改革，但实际工资持续下滑、阶级仇恨高涨，这些在维多利亚时期无法想象的问题，导致劳动运动和暴力事件频发，使整个国家躁动不安。劳工暴动使经济陷入瘫痪，1912年，罢工造成4100万个工作日的经济损失。1914年秋天更糟：一场所有煤矿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把资本主义打趴在地。

就连妇女也起身反抗，她们不断地要求投票权，20世纪的不列颠终于发觉了一个令人不悦的真相：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具有攻击性。斗志昂扬的女权主义者决心获得和男性一样的选举权，在令人敬畏的埃米琳·潘克赫斯特^[2]和她的两个女儿的领导下，女人们将自己捆在国会外面的铁栅栏上，往信筒里面泼硫酸，摔坏大英博物馆里价值连城的瓷器，砸碎唐宁街10号的玻璃，还成群结队地进监狱。潘克赫斯特夫人坚信“玻璃碴”是“现代政治中最有力的论据”，要不是世界大战以更大的火力席卷全国，她可能就要赢了。女士们在国王和国家背后不断举行集会，终于在1918年2月获得了投票权，但有个谨慎的附加条件，就是她们要到已经懂事了的30岁才能行使。(www.xing528.com)

困扰不列颠的所有国内问题中，爱尔兰的问题（一如既往地）最耗时，也最麻烦。格莱斯顿领导下的自由党在1886年和1893年均未能实现爱尔兰自治（一个独立的爱尔兰议会，管理除外交、国防和铸币以外的一切事务）；1905年自由党重新执政，再度提起爱尔兰政治改革，但直到上议院权力受限才最终实现。1912年，下议院通过爱尔兰自治法案，但是冥顽不灵的上议院行使推迟否决，将这个法令拖到了1914年9月。这两年里爱尔兰“炸锅”了。眼看着自治即将实现，新教徒占多数的阿尔斯特（北爱尔兰）拒绝加入天主教的爱尔兰，执意留在英国，而天主教的爱尔兰则宣称绝不接受任何不能囊括整个岛屿的自治。两边开始针锋相对，自由党政府面临武力胁迫北爱尔兰接受自治的选择。军队在进退两难，有人要叛变，保守党领袖暗示能够接受内战。“有些力量比国会多数更强大，”他警告说，“阿尔斯特不会抵抗的，我也不会支持他们。”自由党政府懵了，在三个都不怎么能够接受的选项中犹豫不决：要么迫使新教徒接受自治，要么迫使天主教分离，要么袖手旁观让双方决一死战。

(想要热点茶，但经过长期努力还是没能点着火的）斗志昂扬的妇女政权论者“我寻思着，昨天还烧了两个亭子一个教堂呢！”

然后突然所有事情都出人意料地发生了改变。内阁还在为爱尔兰危机抓耳挠腮之时，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收到了外交部递来的小纸条；一个月前费迪南大公出访萨拉热窝（在今天的波黑）时遇刺，7月23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下达最后通牒。用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扣人心弦的话来说：“蒂龙郡的教区……消失在爱尔兰的狂风暴雨中，一束奇怪的亮光突然降临……点燃整个欧洲。”那束亮光就是战争，在未来30年以两场血腥和伤痛（1914年至1918年，1939年至1945年）震颤全球，它在全欧洲废除了养尊处优的半贵族领导，残杀了至少3500万欧洲人，并且两次改写了欧洲版图。只有一个主要欧洲国家逃过了军事占领、革命或羞辱，那就是大不列颠，她为之付出的代价是帝国的终结和精疲力竭的退败，从此不再是世界霸主，而在第二梯队里摇摇晃晃。很讽刺的是，爱德华·格雷爵士是对的，1914年8月4日，他不仅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更为19世纪的欧洲献上了墓志铭，他悲伤地说：“灯光正在整个欧洲熄灭。我们有生之年不会再看到它们重新点燃。”1945年，当这些灯再度点亮时，它们照亮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个世界已然没有不列颠帝国的容身之处。

[1] 指尼古拉二世。

[2]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Emmilene Pankhurst，1858—1928），英国女权运动代表人物、政治活动家，被誉为“英国妇女选举权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