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新帝国主义：不列颠对非洲和全球影响的分析

19世纪后期，不列颠的帝国主义无论在形式还是精神上都与以往不同。曾经在美国殖民地、加拿大殖民地，以及后来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殖民地定居的都是私营企业，这些殖民者决心在海外建立翻版母国——一堆新英格兰。结果就是用战争、疾病或者强制移民灭绝了土著人口——“只有死去的印第安人才是好印第安人。”而在印度，贸易公司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帝王统治。不列颠商人到印度次大陆的时候正好碰上那里的政治真空期，如果他们想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要填补这个空当。相反，新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公共的、政治化的。不列颠出于帝国主义和地缘政治，向非洲和全球其他地区派遣官员和士兵进行管理和“开化”。1870年至1900年，不列颠增加了1.65亿人口和400万平方英里土地，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帝国，总共覆盖1200万平方英里土地，囊括约4亿居民。但是这些新领地并没有展现出母国的经济活力，而成为了不列颠经济实力下滑、在一个充满新掠夺者的世界里日益缺乏安全感的象征。

不列颠的官员、士兵和传教士被派去管理和“开化”帝国

在那个世纪的前三分之二，不列颠遵循帝国权力下放原则，就连迪斯雷利都曾在1852年抱怨“这些烦人的殖民地几年后都会独立，他们是我们脖子上的重担”。本着这种精神，加拿大在1867《年英属北美法案》（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Act）下获得自治，这项法案在国会并没有引起争议，因为他们还急着回去讨论要不要对狗征税这一重要议题呢。然而到了1870年，迪斯雷利变了主意，10年以后，民众的意见也发生了变化。突然之间，不列颠的决策者开始痴迷于数字，用国际贸易、制造业百分比和人口数来衡量国际竞争力。（1900年，德国有5670万人口，俄国有1.03亿人口，并且都在快速增长，然而不列颠停滞在了4100万人口。）印度富裕的人口数量以及女王帝国的其他子民都被拉进来撑门面。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梦想着英国殖民地可以通过一条连接开罗和开普敦的铁路从埃及延展至南非，并且将全世界所有讲英语的人联合起来（因此他资助了罗兹奖学金，让美国人到牛津学习），他是这个新政策最好的代言人：“事关英格兰的生死存亡，她必须尽其所能，又快又远地建立殖民地……抓住每一块富饶的荒地立足，”并且教导她的殖民者们，“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增强英格兰的海陆实力。”

不列颠担心自己会在工业竞赛中处于下风。她担心俄国朝着阿富汗和波斯（如今的伊朗）向东南方向扩张，而德国又虎视眈眈地盯着非洲。保护不列颠出口市场的呼声越来越高——“刚果边境外有4000万人口，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工人正等着给他们穿衣服呢。”这些压力导致了新帝国主义，当然还有沙文主义和冒险主义。不列颠突然为自己的帝国感到无比自豪。维多利亚和她的臣民沉浸在1875年授予她“印度女皇”称号的《皇家头衔法案》（The Royal Title Bill）中，自此女皇大人可以正式入主欧洲君王俱乐部：里面还有德皇、俄国沙皇、土耳其苏丹和奥匈帝国皇帝。

罗兹巨人横跨开普敦至开罗

在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的驱使下，不列颠青年满怀热情地响应着鲁德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号召：

扛起白人的重任

献出最好的自己(www.xing528.com)

放逐你的子孙

满足俘虏的需要

G.A.亨蒂（G. A. Henty）和亨利·赖德·哈格德（Henry Rider Haggard）用一系列讲述帝国边陲的探险故事吸引了年轻读者，同时颂扬了维多利亚时期的坚韧品质：责任心、克制、服从和纪律。而吉卜林的《基姆》（Kim，1901）则凭借一个在印度的白人少年的浪漫故事抓住了所有读者的心。传教士们出发感化异教徒（即教他们穿英国棉），每当这些人落入食人族口中，八卦小报都会大卖。桑给巴尔的奴隶制让公众和宗教出离愤怒，1895年，这个非洲国家成为了不列颠的保护国。当受过医学培训的传教士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消失在“非洲最深处”时，所有小报欣喜若狂，所有英语国家屏住了呼吸，直到亨利·M. 斯坦利（Henry M. Stanley）在《纽约先驱报》（The New York Herald）的资助下找到了他，并且说出了世界上最令人难忘的问候——“我猜，您是利文斯通医生吧？”（利文斯通的遗体葬在了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的雕像矗立在博览会路的阿尔伯特纪念亭对面。）

然而，新帝国并非没有阴暗面：它狂妄自大、歇斯底里、充满残忍和死亡。由于苏伊士运河在去往帝国王冠上的明珠——印度的航线上至关重要，埃及变成了不列颠的附属国。1884年，埃及军队在苏丹打击宗教极端分子时遇到麻烦，不列颠政府觉得有义务派查理·戈登将军（General Charles Gordon）前去疏散埃及人员。这位将军是个痴迷《圣经》的怪人，他曾兴高采烈地承认：“如果我是长官，绝不会雇我自己，我没救的。”不幸的是，戈登违背指令，企图保卫喀土穆，阻挡被称为马赫迪 （Madhi，本意为导师）的宗教领袖领导的苏丹原教旨主义武装，结果他和他的士兵都因为他的愚蠢而丧命。很久之后（13年以后），不列颠才回过神来，派了一支两万五千人的军队为他复仇。在恩图曼之战（1898）中，基奇纳将军（General Kitchener）损失50人，换了近三万苏丹人的性命。马赫迪的首级（他在英国人来之前就去世了）被从棺材里刨了出来，寄给了戈登将军的侄子，而他的手指甲和脚趾甲成为不列颠军队的纪念品。戈登（不列颠人可真是喜欢些奇奇怪怪的偶像）和基奇纳的雕像现今都矗立在伦敦。（戈登手持《圣经》、轻手杖和军用望远镜站在维多利亚堤岸；而基奇纳则脚蹬长筒靴，身着陆军元帅制服，站在唐宁街10号背后的皇家骑兵卫队阅兵场。）

突然之间，英埃的私事演变成了国际事件，将英法推向战争的边缘。当基奇纳在喀土穆扫荡时，120名法国塞内加尔步兵在大胆无畏的让-巴普蒂斯特·马尔尚（Jean-Baptiste Marchand）的指挥下出现在尼罗河上游的法绍达（今天的科多克），声称苏丹为法国所有。当基奇纳的两万人邂逅马尔尚的120人，在那些狂热报纸的煽动下，两军在距离伦敦或巴黎三千英里远的荒野摆起了架势。《苏格兰人报》（The Scotsman）声称“决不能容忍法国人的狂妄自大”，法国媒体则宣称马尔尚到达法绍达“是法国的荣光”，同时《费加罗报》（Figaro）煽风点火，假惺惺地写道法国“能够保持冷静，但是英国人明知有违自己的信念，只能虚张声势”。最终法国退缩了，战争得以避免；法国总理也承认“我们讲理，可他们有枪”。

不列颠从南非向北扩张就像从埃及向南扩张一样残忍，代价却更加惨重。原本不列颠在南非只拥有开普殖民地。有两个布尔（原先荷兰殖民者的后裔）共和国——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省，阻挡了其向北的进程。这关乎盎格鲁-撒克逊的命运，两个布尔共和国都有钻石和黄金，吸引了一帮寻求暴富的英国殖民者。在世界上第一批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之一、戴比尔斯钻石公司的创始人塞西尔·罗兹的精心安排下，加上保守党政府外交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尽其所能地暗中唆使，不列颠与布尔开战（1899—1902）并最终获胜，却成为世界恶霸。不列颠军队80年的殖民战争都是打一些老弱病残，在这儿也是一样——“他们没把战争当回事，仿佛这就是有茶歇的马球比赛。”但这场冲突造成英军2.2万人丧生，同等人数伤残。好似越南战争之于美国，这场战争严重有损不列颠的国际形象，并将两个不太好的词汇引入英语——“突击队”（“commado”，布尔语意为游击队）和集中营（“concentration camp”，不列颠人将布尔公民集中到拥挤、戒备森严的角落），还导致了1910年英联邦内的南非联盟自治，其结果非常有利于布尔人：只字未提黑人的权利，并且联盟的前两任总统都曾是布尔将军。

德国讽刺不列颠在非洲的殖民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