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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与维多利亚道德观的解析与理解

时间:2023-07-23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这所新大学的课程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董事会里没有神职人员,并且获得了包括J. S.密尔和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内的中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鼎力支持。即便是经典自由主义下的自由主义国家也经不起道德、宗教和人道主义的猛烈攻击。

乐观主义、古典自由主义与维多利亚道德观的解析与理解

我们有太多值得骄傲和开心的事了。医学上,麻药的使用极大地减轻了人类的痛苦,同时约瑟夫·李斯特发现需要保持伤口清洁才能避免感染,自此手术不再害人,改为救人。天花霍乱这两大杀手,在1870年得到控制,于是死亡率从24.1%下降到18.8%。随处都可以感受到进步,从工资铁律到牛顿万有引力,一切的一切都是仁慈却机械的天主的杰作,整个宇宙都简洁有序,“它的运动没有不确定性,也没有神秘感”。

政治上,世界似乎处在一个新时代的边缘。古典自由主义及解决人类烦恼的四大灵丹妙药是那个年代毋庸置疑的福音,它们是国家间的自由贸易(事关不列颠巨大的自身利益)、肉体和灵魂的自由流动、免费教育,以及政府的无为而治。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曾这样概括这个理论:“每个人都是他自己、他的身体、他的意志的主宰……唯一名副其实的自由就是以我们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的利益……”然而密尔还加了个尴尬的条件,并引发了无穷无尽的争论,“只要我们不剥夺其他人的自由,或者影响其他人获得自由。”

在解放个体、鼓励自助(顺便节省国家资金)的口号下,诞生了一种新的社会概念,政府引进功利主义原则,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统计和理性规划的时代初见曙光。1834年整改了贫困救济,废除了工资补贴和物价管控,以及对于自然经济的那些无凭无据、咸吃萝卜淡操心的干预。设立了官办济贫院,作为极度贫困的最后救济,也是一种社会教训,毕竟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19世纪70年代,论功行赏取代了军队中的买爵体系;在军队中废除了鞭刑;引进了绚烂夺目的军团制服,提高了军事效率,反映了陆军新的社会地位。难怪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龙骑兵在小歌剧《耐心》(Patience,1881)中如此唱道:

1850年的不列颠雄狮,或者说自由贸易的好处

当我第一次穿上这身制服,

我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道:

“它真是万里挑一,

我的身型体态远超

任何一个平民……”

公共选举采用了匿名投票,以遏制个人影响。并且从1880年起,小学义务教育免费,确保了所有孩子都有机会参与到新工业社会的建设。19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文官队伍的选拔考试,由此政府工作不再是出于个人利益,而是致力于公益事业,提供诚实、专业、高效的服务(至少大部分情况是这样)。各个阶层都更尊重法律,1850年以后的伦敦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工人阶级突然变得可敬,他们组建起高级技术工人的工会,不宣扬社会革命,而是在资本主义阳光下追求更好的工资和生产条件。

这些改变大多是在自由主义改革的精神下完成的,当然维多利亚道德观也很重要,那是一种福音派的宗教信仰、边沁式的功利主义、假正经的性观念、浪漫精神,以及强烈的自我完善的可怕混合。宗教出版物呈爆炸式增长(那个世纪上半叶出版的每四本书中就有一本涉及神学)。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对于汤姆·琼斯出轨[1]的调侃被寻求“寓教于乐”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取代。1818年,托马斯·鲍德勒(Thomas Bowdler)出版了《家庭版莎士比亚集》(The Family Shakespeare),删减了所有“少儿不宜”的语句,那可在我们游吟诗人的词汇库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啊!于是有个词叫作“鲍德勒化”(bowdlerize,意为“删除不妥的文句”)。中世纪精神吸引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想象力沃尔特·司各特爵士(Walter Scott)的浪漫故事,尤其是《艾凡赫》(Ivanhoe)和《红酋罗伯》(Rob Roy),即刻成为畅销书。1834年因为烧旧税档而遭焚毁的国会大厦(官方叫威斯敏斯特宫)也在童话般的新浪漫主义哥特风中重新站立起来。火车站(伦敦以有15个火车站为豪,是其他欧洲大都市的两倍)建得像一座中世纪教堂,将维多利亚时期的审美和技术完美结合,象征了上帝的祝福和人类的进步。(最典型的就是圣潘克拉斯火车站,它华而不实的样子和它的邻居——非常现代的大英博物馆——形成了鲜明对比。)那个“激进的、无宗教信仰的大学”——伦敦大学,于1825年成立,它试图动摇牛津和剑桥英格兰教育的垄断地位(苏格兰有四所大学),以及他们排挤天主教、异教徒、犹太人的英国国教偏见,和对物理、化学、医学的忽视。这所新大学的课程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董事会里没有神职人员,并且获得了包括J. S.密尔和功利主义哲学家杰里米·边沁在内的中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者的鼎力支持。边沁还将自己的骨架和他大腹便便的雕像捐献给了这所新机构。(目前都仍在展览中。)

运动从街头斗殴转变为绅士游戏(www.xing528.com)

体育运动从街头斗殴演变为绅士们的游戏,板球不再需要吵闹的观众,赌博变成了经典的英式消遣。就连拳击也成了一项文明的运动,规则从格外危险、毫无规则的拳打脚踢变成了戴着填充手套、限制在24英寸的方形区域内、符合昆斯伯里侯爵(Queensberry)规则的近距离接触。斗熊、斗鸡、公开绞刑让位于体育运动、音乐欣赏和海滨度假。不列颠久负盛名的公立学校(用美国话说就是私人寄宿学校)不再“培养恶习”,转而培育“第一,宗教和道德原则;第二,绅士教养;第三,智力能力”。

即便是经典自由主义下的自由主义国家也经不起道德、宗教和人道主义的猛烈攻击。六七岁的孩子在棉纺织厂和煤矿工作的惨况引起广泛关注,并引发记者们的哀嚎和国会的愤怒。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积极响应,他认为“道德错误永远不可能政治正确”。(沙夫茨伯里大街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皮卡迪利广场的基督教慈善天使雕像“爱神”,也是为了纪念他建造的。)1833年,法律禁止纺织厂雇佣九岁以下童工,并且将他们的工作时长缩短至每天八小时,此外每天还要有额外三小时上学。九年以后,法律禁止13岁以下儿童和所有妇女(她们的半裸体实在惊人)在矿井工作。最终,在1847年确立每天十小时工作制,贵格会[2]棉厂商以及狂热的经典自由主义改革者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坚决反对这一提案,认为这是“工人阶级的幻想”。这些法律剥夺了人们自由选择工作时长的权利,更糟的是,会让没工作的孩子们惹麻烦,滋生懒惰和犯罪。

政府监督员比这些法律更让布莱特烦躁,他们带着毋庸辩驳的事实和数据,成群结队地跑来执行新规。国家干预的幽灵严阵以待,1850年《泰晤士报》指出:“政府为了每一个劳动阶层的身心健康……是这个时代最有人性、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国家开始以社会福利的名义管理公民。1830年,国家预算是5000万英镑,其中2900万英镑用来还债(打赢拿破仑战争的花销),1500万英镑作为军用,剩下的600万英镑用在其他方面——收税、执法、王室、外交和民生。30年以后,其他花销翻了一倍多,跃至1500万英镑,主要是用于民生。

然而,19世纪的不列颠坚守着自己的优先排序:动物,特别是蠢萌的动物,优于人类。先是国会在1822年颁布法律反对“不当对待家畜”,两年以后又成立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直到1840年维多利亚同意才得到王室冠名。)而另一方面,孩子们到1884年才受到同样的保护。时至今日,英国佬仍然喜欢狗狗甚过孩子,不久之前萨默斯(Somers)勋爵还在上议院抱怨禁止携犬进公园。他说:“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些地方机构总是针对可怜的狗狗呢?怎么从来不管管那些无拘无束的小孩,他们在食品店里吃这个吃那个,拿着吃的到处乱逛。我觉得他们比狗狗脏多了。”

在人类的痛苦中,尤其是小规模的,或者是由人性之恶造成的,总是能够打动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心,无法被忽视;但如果是自然原因造成的,或者规模巨大,并且远离备受尊重的中产阶级家庭,则会遭受冷漠和误解。这就是死于1845年至1846年大饥荒中的150万爱尔兰人的命运。人口过剩(820万)、单一经济(土豆)、中世纪时期的基础设施,以及土豆晚疫病导致连续两年歉收,造成灾难性的饥荒和疾病。将近20%人口死亡(比在“一战”和“二战”中丧生的不列颠人还多),还有170万人口移民,大多去了美国,他们坚信饥荒是英格兰的阴谋,想通过灭绝人口来解决爱尔兰问题。这倒不是什么诡计,但就像维多利亚在她日记中承认的那样,只是一件“太烦,根本不想去想”的事情。尽管如此,这种记忆延续至今,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为什么在最近关于北爱尔兰未来归属的冲突中,给予了爱尔兰共和军大力的非官方支持。

那些备受尊重的维多利亚家庭可以对爱尔兰海对面的饥荒不闻不问,并且妄自断定饥荒是爱尔兰还在维持13世纪经济应付的代价,但却没那么容易忽视查尔斯·达尔文。他是土生土长的英格兰人,代表上层中产阶级,但是他的理念却动摇了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的思想根基,即深信人类是“千秋万代的天降子嗣”,即便工业技术带来了物质享受,但生命依然是仁慈的上苍指引下的精神旅程,《圣经》诠释了生命的目的。达尔文的两部著作——《物种起源》(1859)和《人类的由来》(1871),却让宗教“翻了车”。达尔文承认:“我的神学观有些麻烦。我不能把宇宙当作误打误撞的结果,也看不到任何经过仁慈设计的痕迹。”达尔文是18世纪最后的启蒙思想家。牛顿将上帝请出了机械的、无情的宇宙运行,达尔文则将他请出了生物界,他认为存在普遍统一的进化论:即为了生存,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都是相互联系、不断进化的。18世纪的英格兰始终愿意以骑士身份纪念艾萨克·牛顿爵士,尽管19世纪的不列颠允许查尔斯·达尔文和牛顿一起葬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却始终不愿意给达尔文同样的待遇,但因为一些远不如此的成就,给他四个儿子中的三个封了骑士。(在六月初狄更斯节时参观肯特郡的天主教城市罗切斯特,依然可以窥见19世纪中期的不列颠,那时整个城市都会穿成小说里角色的样子。)

达尔文的理念动摇了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的思想根基。

跑得太偏的系谱学专家。

[1] 故事来自菲尔丁的小说《汤姆·琼斯》。

[2] 贵格会(Quaker)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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