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虽然愿意为了人道主义和宗教愤怒做出一些让步——解放天主教、去除王室任免权、废除整个帝国的奴隶制，当然，出于对财产的尊重，总共补偿了奴隶主两千万英镑（超过国家年度军事预算）——但还是固执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变革。直到1832年，老旧势力才屈服于社会变革。他们害怕如果下议院不改革的话，“贵族和绅士，以及所有拥有资产的人”会被“毫不留情地送上断头台”，他们恐慌会有新贵族进入上议院推动立法改革，于是辉格党领袖、第二代格雷伯爵（有一种芳香茶以他的名字命名）领导的下议院勉勉强强地（以一票之差）通过了1832年《改革法案》，废除或重新分配了140个自治市的下议院席位，以反映18世纪的人口和工业变化。同时，将所有自治市的选举流程标准化，房主或者缴租10英镑以上的人都拥有投票权。在一些郡，过去选举权仅局限于那些土地年产额在40先令以上的人，现在拓展到了富裕的佃户。苏格兰的独立立法更夸张，将选举人口从4000提升到了6.4万。
表面上看，《改革法案》很不错，但是从没有哪一场政治革命如此不卖力气，或者说收获甚微。即便给予了上层中产阶级投票权，英格兰的选民比例从十分之一提升到了六分之一，但是新选民们依然坚持不懈地将旧贵族代表送回国会。随后一段时间，下议院依然是绅士们的私人会所（到1911年才发给他们工资），直到1874年，每届内阁成员基本上都是贵族。大地主或许丧失了对于国家选举制度的控制权，但是直到土地为他们带来的巨额财富逐渐消失，其政治影响力才随之减弱。19世纪70年代，不列颠农业被来自美国、加拿大、阿根廷的廉价粮食和肉类压垮，贵族们的收入直转急下。即便如此，1895年，仍有2500个地主拥有3000英亩年产3000英镑以上的土地；其中115个是特权阶层，再其中65个是贵族，他们拥有超过5万英亩的土地，而其中7个公爵、3个侯爵、3个伯爵、1个男爵和1个准男爵则拥有10万英镑以上的收入。显然，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贵族之名”在不列颠依旧响亮。
在社会工业变革前，老旧势力让路了(www.xing528.com)
《改革法案》虎头蛇尾，然而另一场革命在悄无声息地发生，旧政治体制所依存的原则发生了改变。统计均一性取代了过去的个体特质性。那些在社会中拥有最大利益（或财产）的人不再拥有毋庸置疑的治理权。一种定量的而非定性的政治方法开始出现。最具破坏性的是有了一个先例——宪法可以被改变。正如一位年长的评论员在回忆往昔时所言：“闸门在1832年打开，从此川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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