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仑·波拿巴窝在那个距离非洲南部西海岸1100英里、面积47平方英里的火山小岛上，用他余下的六年时光学习英语。而不列颠人则在回忆军事外交胜利、展示战利品和建造胜利纪念碑中打发时间。大英博物馆新翼摆上了包括从法国俘获的罗塞塔石碑在内的一大批埃及古董。整个国家感激涕零，赐予了“铁公爵”[1]皮卡迪利1号（即阿普斯利邸宅），并在那里安排上了戈雅绘制的一尊恢弘的威灵顿公爵骑马肖像，一座大到失真的拿破仑裸体雕像，以及一场纪念埃及战役的奢华晚宴。为纪念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在特拉法尔加大败法西联合舰队，特别建造了一个大广场，广场中央摆了一根167英尺高的大柱子（对于一个总是晕船的水手来说，这可有点危险），上面站着上将17.5英尺高的雕像，周围环绕着4只铜狮，还有比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多的鸽子。陆军总司令并非威灵顿，而是乔治三世无力还债的儿子约克公爵，他给自己也搞了一根特别棒的柱子（在蓓尔美尔街旁边的滑铁卢广场），放上了他魁梧的雕像。据伦敦某位智者称，他之所以把自己摆在一个112英尺高的基座上，是为了防止他的债主找他要债。晚些时候（1878），克丽欧佩特拉方尖碑（纽约中央公园那座有3500年历史的方尖塔的孪生姐妹）被运抵伦敦，摆在了泰晤士河旁边的维多利亚堤岸，那是埃及政府庆贺纳尔逊在尼罗河战役中大败法国军队的礼物。
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百无聊赖，只能学英语
为了证明不列颠对于纪念碑的品位不仅局限于雄性勃起一般的擎天柱，乔治四世和维多利亚先后转向用拱门纪念帝国昔日的荣光。大理石拱门起先是约翰·纳什（John Nash）为了装饰乔治新装修的白金汉宫设计的。不幸的是，纳什量错了尺寸，拱门不够国家仪仗队通行，只能将其挪到泰伯恩。那里过去是刑场，现在是海德公园的北入口。在公园的另一端是另一座胜利纪念碑——宪法拱门，曾经是威灵顿公爵骑像的支柱。但他在1912年被赶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更具普遍意义的胜利象征。公爵只能凑合用阿斯普利邸宅对面的一块地，和英格兰银行前面的另一尊骑像了。
不管不列颠建了多少座胜利纪念碑，和平与胜利依旧是一剂苦药，现代保守主义之父埃德蒙·伯克曾经警告：“一个没有变革手段的国家，也就没有了自我保护。”政府把任何经济社会改革都当作法国革命一样如临大敌，受此钳制，不列颠无力处理一系列战后经济问题——价格下跌、贸易下滑、失业率提升、粮食歉收、救济成本直冲云霄、暴民包围国会叫嚣着“拒绝饥饿！拒绝地主！”——以及应对工业化带来的人文和政治变革。整个社会坠入低谷。1819年，曼彻斯特发生暴力冲突，军人骑着马、挥着剑冲向六万名举着“不自由，毋宁死”横幅的男女老少，造成11人死亡，400人受伤。一个极端情境下，老式的农舍工人，尤其是纺织工，极度憎恶使他们赤贫或落魄的机器和工厂时代，由此转向暴力；而另一个极端下，那些原先地主的马童，现在成为能买下土地、房子、公园、马厩的工厂主，他们希望新的工业财富——而非旧的土地所有——能在政治和国家政策中说话算数。(www.xing528.com)
街头巷尾蔓延着不安。像亚当·斯密、杰里米·边沁、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这样的学者们创造出了全新的革命思想，宣扬自由贸易和供给需求铁律，倡导将个人从历史和政府限制中解放出来的经济、道德利益，相信“国家是个体的总和，文明是个人的提升”——这与16世纪的身体政治和家长式国家相差甚远。最终，血腥思想作为不列颠阶级意识骁勇善战的标志逐渐兴起，贵族、工业家和工人们互相鄙夷中伤，只在乎自己的幸福和快乐。
英国社会的两个极端
[1] 威灵顿公爵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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