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是美国大革命（不列颠人称之为“独立战争”）的输家，但却是另一场革命的大赢家。她是世界上第一个经历工业革命的国家，攫取了身为领先者的硕果。非比寻常的工业发展让她在与拿破仑的决斗中获胜，更为穿越19世纪的不列颠治世奠定了基础。但即便是第一，不列颠也是闭着眼睛闯进这场革命的，而且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工业革命，最明确的定义就是用燃煤的蒸汽机、沉重的钢铁设备，以及被时钟和口哨管制的劳动力来大大提高人类生产效率的革命。蒸汽和钢铁彻底改变了生产和社会，创造出超乎想象的财富，将农业劳动力转变为城市无产阶级，将小乡村转变成工业化大城市。每个人观点不同，有人认为工业巨兽激发出了经济社会动能和人类的聪明才智，而有的人则认为它是“迈达斯的诅咒”[1]，创造了“贩卖奴隶的道德氛围”。
还有三个革命，虽非由工业革命产生，但与之并驾齐驱，即农业革命、人口革命和宗教信仰革命。第一，人们在理想主义者和农场工人（而非农场主）嘹亮的挽歌中，摒弃了古老的中世纪公社式农耕，将土地私有化，把分散的土地聚集成更有效的一大块，并引入科学的繁育和耕植技术，使产量增长了50%。第二，食物供应增长带来前所未有的人口膨胀。18世纪下半叶，人口从770万增长到1050万，并在随后的半个世纪再度翻番。第三，宗教复苏，改变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将地狱之火引入工业贫民窟，在随后的一个世纪成为维多利亚道德观在家庭、工厂、政治中的精神基础。1660年，作为英国国教，重建圣公会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与资产阶级和大贵族媾和。它宣扬尊重服从上级，为有钱人家的次子们提供轻松的牧师营生，还喜欢做些又无聊又絮叨、根本没人听的布道。去教堂是一种社交习惯，而非精神体验。1738年，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倡导更广泛的宗教信仰，直接对话灵魂而非思想，无论贫贱皆可获得救赎，宗教信仰的氛围随之发生了改变。他被自己的教会排挤，一位出离愤怒的女伯爵曾抱怨：“太可怕了，我们的心灵竟和那些匍匐在地上的可怜虫一样罪过！”后来，他创立了循道宗，为新工业城镇日益增长的人口带来美妙的圣歌和重生的基督。这种改变使人们获得巨大的精神满足，让法国大革命的平等主义理想在不列颠的工人群众中难以立足。
无论如何，大不列颠变了，懂得崇拜新的工业巨头了
单从数据无法看出革命带来的情感冲击，但可以展现出它的恢弘。那个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工商业生产率提升了160%，国际贸易额翻了三番。棉花消费量呈指数式增长：1770年时800万英镑，1795年时3700万英镑，1830年时2.5亿英镑，有5000万工人在棉纺厂谋生。高炉也有类似的增长，从18世纪中期的20台增长到1830年的372台，那一年全欧洲四分之三的煤产自英国。工厂生产十分高效，纺织厂里的750个生手能顶过去农舍里的20万个熟练工，两个工人操作一台花边机就能顶一万个手工编织者。到了1850年，不列颠占据了全球贸易额的25%，把纺织品、手表、餐具、瓷器、蒸汽机和枪械运往世界各地。乔赛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先生祈祷“风浪”能将他制作的精美瓷杯和瓷盘送到“目的地”，并为这些器具的广泛传播和深受喜爱而欣喜若狂，但他并不是个例。(www.xing528.com)
短短两代人，这个国家便被城镇居民占领。1800年时，法国有11%人口居住在城镇，而英国有27%；到了1850年，英国有一半人口为了更高的工资涌进了像棉花产业之乡曼彻斯特这样的工业化城市。1757年的曼彻斯特是个有17000人口的繁华小镇，到1800年，人口膨胀了六倍，50年后更是超过30万人口。伦敦经历了类似的爆炸式增长。世纪之交，伦敦人口还不到百万；50年后，整个国家11%的人口，即240万人居住在这里。城镇化，尤其是新工业城市的城镇化代价惨重：没有下水道、没有排水沟、没有路灯、没有公园。房子都是挤在一起的豆腐渣工程，没有通风设备，为了节省地下室的成本，房子经常建在沟渠上，那些地下室“并非用来储物，而是用来住人”。目击者称，工厂主、银行家和律师纷纷逃离这些污秽之地，将城市抛给“酒馆老板、乞丐、窃贼和妓女，还未雨绸缪地留下一支警队”。尽管如此，这些污秽的下水道里涌出来的可都是黄金。[不列颠有许多铁路和工业博物馆，但是什罗普郡的铁桥是最棒的户外展览，也是世界上第一座铸铁桥（1779）所在地。]
无论如何，大不列颠变了，学会崇拜新的世界主宰了。从都铎时代起甚至更久前形成的那套有机的、家长式的、等级分明的、以家庭为中心的古老社会体系一扫而空，整个王国进入了19世纪流动的、孤立的、竞争激烈的大众世界，每个人都想要生存，他们要么加入阶级意识极强的工会和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群众政党，要么充分利用起这个倡导自立、勤奋、理性与好运的自由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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