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们看到的伦敦是从1666年那场毁了三分之二个城池的大火中涅槃重生的。它的重建倚靠巨大的商贸财富，用的不再是草木，而是砖石。这场重生是贵族、商人和开发商的杰作，未经王室或中央指点。伦敦在全欧洲独树一帜，因为它是英国政府所在地，是当时世界上最大帝国的心脏和国际商贸的中心。论当年的规模、财富、声望、地位，时下任何城市都不可与之匹敌。历史上可与之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古罗马或者拜占庭时期的君士坦丁堡（如今的伊斯坦布尔）。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好地展现出18世纪大不列颠商贸的恢弘。1700年，伦敦和巴黎并列为欧洲最大都市；50年后，伦敦就以67.5万的人口数量将巴黎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伦敦之于英国的地位是其他国家的首都不可比拟的，她拥有全国十分之一人口，比60个最大的省级城镇加起来都大。伦敦向外延展，越过中世纪城墙，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穷人与富人分开、住宅与工商业隔离、并且拥有优质郊区——即如今的西区——的现代化大都市。
那场大火席卷了老城的五分之四，火势一路向西穿越中世纪城墙，直抵皇家法庭和林肯律师学院东边的费特巷。87座教堂、44座市政厅、皇家交易所、13200间房屋，连同远处看依旧宏伟、近处看支离破碎的圣保罗老教堂，通通化为乌有。短短三天时间，正如塞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在日记里写的那样：“这是我见过的最凄凉的景象。”1710年，新圣保罗教堂完工，展现出启蒙运动时期关于上帝和人类的新的诠释。克里斯托弗·雷恩（Christopher Wren）和他恢弘的圣保罗大教堂让这座老城重获新生，但是城市的核心已经从中世纪的中心移到了西区，那里“有很棒的广场，街道又直又宽敞，房子又新又漂亮”，路铺得整整齐齐，点着煤油灯，非常适合有品位的人。而乌烟瘴气的老城和工业东区就让其随风而去吧。
西区从王宫和威斯敏斯特周边的贵族产业中发展而来。南安普敦伯爵开发了布卢姆斯伯里，以及大英博物馆（原来是南安普敦的城镇住宅）和伦敦大学附近区域。圣奥尔本斯（St. Albans）伯爵建造了圣詹姆斯广场；贝德福德伯爵建造了科文特花园；莱斯特伯爵建造了苏治区（Soho，用于狩猎）和莱斯特广场。托马斯·邦德（Thomas Bond）爵士冠名了邦德街；杰拉德勋爵则修建了杰拉德街；继承了梅费尔住宅区上百英亩土地的理查德·格罗夫纳（Richard Grosvenor）建造了格罗夫纳广场，那是全伦敦最大的广场，现在却是美国大使馆的所在地。[1]
西区寸土寸金，于是有了乔治时期又窄又深的四层小楼——地下室用作厨房和仆人食堂；一层和二层用来会客；三层和四层是主人住的地方；阁楼当作托儿间或者仆人卧室；后院还有条小道，盖有马厩（放在今天就是尊贵的大车库）。就算是有钱人家也供不起私人花园，于是公共广场成为标配。如果说游客穿越伦敦全程都有青草做伴，这未免有些失真，但这座拥有众多花园和广场的城市确实是全球最开放的都市之一。19世纪末，那些俯瞰贝德福德、伯克利、汉诺威、格罗夫纳广场和整个梅费尔的优雅豪宅被分割成了公寓和联排住宅。然而时至今日，乔治时期西区的精彩生活依然铭刻在那些房屋门前的牌匾里：印度的克莱武死于伯克利广场45号（年仅49岁，传说是过量食用鸦片，但更可能是割喉自杀）；诗人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住在杰拉德街44号；而塞缪尔·约翰逊博士的老宅依然在弗利特街旁的高夫广场。乔治时期的伦敦浮华遍地，新财富们沉迷于无比浮夸的服饰妆容。
一个1773年的“通心粉”
“通心粉风”[2]风靡一时，女士们都要甘拜下风，这场出现在18世纪70年代的风潮，在一首嘲讽小诗里记录下来：“花花公子洋基，帽上别着羽毛，叫它通心粉条。”
西区是上流社会的堡垒，远离那些在老城、泰晤士码头和脏兮兮的工业东区的苦劳力。伦敦港掌控着全国80%的进口贸易和86%的再出口贸易，每天都有1400艘船抢500个船位。1750年，伦敦的酿酒厂（盛产布思牌〈Booth〉和戈登牌〈Gordon〉金酒）、制糖厂和啤酒厂每年耗用65万吨煤，这些啤酒厂产出700万桶各式各样的啤酒和麦芽酒。托马斯·奇彭代尔（Thomas Chippendale）先生雇了400名学徒做家具和5000名工匠做手表，每年产出12万只手表，占全球产量的一半（瑞士在19世纪才超过英国）。与此同时，东区则在生产肥皂、胶水、油漆、染料等“臭烘烘的玩意儿”。而在18世纪60年代的西区，安妮女王的男仆威廉·福特纳姆（William Fortnum）和他的好朋友休·梅森（Hugh Mason）一起开了间杂货铺，240年过去了，它依然是全伦敦最可爱的食品店。同时期，威廉·哈姆利（William Hamley）在霍本高街开了一家被称为“挪亚方舟”的玩具商店，随后在摄政街设立分店，这家店今天仍旧在那里。而老海军詹姆斯·克里斯蒂（James Christie）在蓓尔美尔街拥有了一间办公室，使之可以与苏富比的创始人塞缪尔·贝克（Samuel Baker）以及其他60家拍卖行同台竞技。1706年，卖茶、咖啡和巧克力的R.川宁（R. Twinings）在河岸街开了第一家商店，至今仍是西区缴税时间最久的纳税人。1757年，帽子学徒詹姆斯·洛克（James Lock）娶了老板的女儿，还以自己的名字冠名了有81年历史的帽子老店。这家店在1805年给纳尔逊做了一顶三角帽，用独特的“眼罩”设计掩饰了上将的独眼。他的店现今仍坐落在圣詹姆斯街6号。(www.xing528.com)
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伦敦挤满了代理商、经纪人、贴现行、汇款行、黄牛党和投机者。尼古拉斯·巴尔邦（Nicholas Barbon）在17世纪80年代创建了第一个火灾保险公司，砖房每年收取2.5%的保费，木房子每年收5%；爱德华·劳埃德（Edward Lloyd）则设立了海上保险公司，十年后开始印制伦敦最源远流长的报纸——《劳埃德船舶日报》（Lloyd’s List and Shipping Gazette）。几百年来，劳埃德先生的保险生意生机勃勃，从新的劳埃德大厦（1986）中就可见一斑。那座仿若从科幻小说中走出来的建筑，更像是炼油厂和星际火箭杂交的“钢铁怪物”，而非世界上最古老的保险公司所在地。
18世纪的伦敦混乱、危险、酒气熏天。泰晤士河的海盗每年劫走东印度公司价值25万英镑的货物。这座城市拥有8659家白兰地酒家和5875个小酒馆。各种暴动更是习以为常。那是一个贵族被暴动碾压的时代，并且大多数暴动都发生在伦敦，因为伦敦是国会所在地，更因为庞大的人口数量为暴动提供了温床。
有支持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的暴乱，支持他改革国会，并将进程公之于众；有反对给予犹太人公民身份的暴乱；也有关于历法的暴乱（1752年英格兰正式采用公历制，将9月3日改成9月14日，并且将新年从每年的3月25日改为1月1日。民众因此暴动，想要找回失去的11天）。愤怒的人们纷纷朝乔治三世扔烂苹果，掀翻贵族的马车，包围了国会大厦。1780年，因立法赋予天主教徒些许宗教信仰自由，爆发了著名的戈登暴乱，曼斯菲尔德法官的假发被揪掉了，约克大主教的长袍被扯破了，诺森伯兰公爵的钱包和手表被三个冲入上议院的人偷走了。为了阻止民众焚烧天主教徒的房子，海德法官自己的房子被夷为平地。新门监狱受袭，囚犯一哄而散，整座监狱都被烧毁，就连大法官和首相的宅邸也没能幸免。长达一周的暴动因一家天主教酿酒厂失火而走向高潮，燃烧的金酒酒桶满地打滚，每个人都喝得酩酊大醉。暴民们最后袭击了英格兰银行，使得政府不得不出兵镇压，将这场狂欢引入终结。幸运的是，对于资产阶级和西区民众来说，寡头政治已风雨飘摇，正逐渐走向毁灭。
那就是5年——加10天，因为我们改到公历制啦！
[1] 美国驻英大使馆已于2018年搬到伦敦九榆树区33号。
[2] 原文为“Macaronis”，指18世纪中期效仿欧洲大陆时尚的英国花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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