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三世虽然脾气暴躁又性格内向,却是英国最成功的勇士国王之一,但如果有人告诉他300年后《时代》杂志评选第二个千禧年的造就者,17世纪的代表人物并不是他或者法国太阳王,而是艾萨克·牛顿爵士,他一定会非常惊讶。(另外两个获此殊荣的英国人是11世纪的征服者威廉和16世纪的伊丽莎白一世。)
艾萨克·牛顿爵士(轻佻地)说:“好姑娘,我从来不买苹果,都是苹果主动找我。”
牛顿(1643—1727)和他那(未必真实存在的)证明万有引力的苹果,以及皇家学会(成立于1660年)的同事,一同成为给现代科学家提供肩膀的巨人。他们带来了人类思想的革命,将上帝从灵魂的绘图师转化为神圣的机械师,它的机械宇宙可以被预测、被发现、被理解、被控制,遵循着自然的法则。同时,他们还为18世纪的启蒙运动奠定了理性基础,那时全欧洲的圣人和学者都可以骄傲地说:“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到贸易……我们都会探讨、分析,或者至少提及过。”(www.xing528.com)
亚历山大·蒲柏曾戏谑道:“自然和自然法则躲在夜幕中;上帝说‘要有牛顿!’,然后一切豁然开朗。”难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幸运的牛顿,快乐的科学童年!”神与人、启示与理性完美融合,哲学家、主教、国王与教宗一起唱起赞歌:“高傲可鄙,只因它不近情理。凡存在的都合理,这就是清楚的道理。”[1]可惜十七八世纪的君主花了太多时间和精力打仗,而非探求“普遍真理”,他们自然而然不会是21世纪《时代》杂志的首选。20世纪属于一名温和的德国理论物理学家,他让宇宙复杂得难以理解,但是和牛顿一样,他固执地坚信着“上帝不和宇宙玩骰子”。(黑衣修士桥对面有一座伦敦城市学校,牛顿的雕像是那个学校的装饰之一,和约翰·弥尔顿,以及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站在一起。)
[1] 译文摘自亚历山大·蒲柏名篇《人论》,王佐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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