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1685：查理二世与君主制的复辟

大家一起如此齐心协力地“开倒车”，假装过去二十年什么也没发生过，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查理一世有一尊内战爆发时建造的（全伦敦最帅的）青铜骑像，当时为了防止被毁而埋于地下，如今也颇具象征意义地被刨了出来，摆在了白厅正中央，直接通往那个处决他的宴会厅。而他矗立的地方，恰巧也是那些扳倒国王的人反过来被当作君主制和宪政制的敌人，而后被干掉的地方。查理二世的复辟承诺解散军队、给予“良心的自由”和惩罚国会，除此之外，斯图亚特的统治还像1641年查理他爹和上下议院敲定的那样：（1）国王拥有特权，但当他签下《人身保护法》（The Habeas Corpus Act）保障子民免遭任意逮捕，并且废除星室法庭和高等宗教事务法庭的时候，也就放弃了其中大部分特权；（2）国会掌握税收权，同时承担起为政府提供资金的责任，并且要求至少每三年举行一次会议。

即便这个构造看起来还是老样子，国王和国会这一组合只是在理论上再度复出，它的灵魂已经面目全非。没人能否认曾经发生过革命，国王被自己的国会摘了脑袋。重蹈君主制并非上帝的旨意，而是国会的意志，国会也从未忘记最支持改革的约翰·皮姆（John Pym）曾宣称：“国会之于国民，就像灵魂之于肉体。”都铎时期的国家或许犹存，但国王不再是精神领袖，顶多是个管事的脑袋。

值得庆幸的是，新国王并不想重蹈覆辙，他明白国王和国会之间有一大堆麻烦没有解决，他要在一种极不稳定的宪政体系下存活，而且他够聪明，也想得开，所以可以在几度濒临叛乱的政治争斗中游走25年。这个国家有三大不稳定因素。最直接的是，国会应许每年从消费税和关税中拨给查理120万英镑年收入，但是根本没那么多钱，这导致国王极度缺钱，只能从他表弟——法国国王那里讨要救济。然而，路易十四的资助是有代价的，他要求查理推行亲法的外交政策，但最终国会怀疑法国的险恶用心，导致查理和国会争执不休。并且彼时路易正忙着清理自家法国新教徒（胡格诺派）的保护伞，国会害怕他也要把英格兰再度变成天主教国家。

长期来看，对查理和国会都更为重要的是，复辟也没能解决（国会拥有的）税收权和（属于国王的）决策权之间的关系。国会可以筹钱，但不能按自己的想法花钱；国王可以按自己的想法花钱，但不能筹钱。渐渐地，查理放弃了按自己的想法花钱的权力，国会也建立起按自己的想法花钱的机制，还要求给王室公开记账。(www.xing528.com)

查理无法生出合法的继承人（不合法的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还面临复杂的宗教问题，并险些让他重演历史。由于王位和宗教不可分割，重启旧政体就需要重建旧教会，即便查理曾允诺“良心的自由”，新的“骑士”国会还是决定统一施行英国国教。君王再度号称“信仰卫士”和“英格兰教会领袖”。不服从新的《统一法案》 （Act of Uniformity）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受到了严惩，我们可以在双目失明的约翰·弥尔顿的诗篇中聆听新教徒失败的丧歌。《失乐园》是沮丧的新教徒的哭泣，而《复乐园》是他们重获天堂、赢得精神而非政治胜利的新希望。

宗教问题和信仰狂热像过去一样激烈蔓延，在查理统治的最后十年，沙夫茨伯里伯爵安东尼·库珀（Anthony Cooper）挑起了民众对于天主教的恐惧，再加上关于继承问题的尖锐争议，差点引发又一场宪政危机。问题的症结在于查理的法定继承人是他的弟弟詹姆斯，而詹姆斯皈依了天主教。沙夫茨伯里和他的组织绿丝带俱乐部（后来的辉格党）企图通过煽动反天主教情绪和发放大量免费啤酒组建国会，不许詹姆斯继位。而查理用自己的政治名誉和王冠保住了弟弟的继承权，直至1679年查理垂死，人们才意识到，一旦他去世，他的私生子、信仰新教的蒙茅斯公爵和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之间将会发生内战，并且突然记起乱搞法制会带来大麻烦。好在国王挺了过来，危机解除，查理在法国的资助下圆满完成了他的统治。即便如此，斯图亚特王朝一贯的悲剧命运暗示了他弟弟在王位上连4年都做不够，最后还差了45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