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沈阳电影热映现象的分析及思考

李溪慧　孙　潇　庚　镇

“文革”之后，中国电影从长期的政治桎梏中解脱出来，逐渐走向复苏，改革开放以来电影发展走出了一条回归现实、创造新的语言、开拓表现形态、市场改革之路。沈阳电影与时代社会潮流紧密结合，又体现出地域性的特点。“文革”后大批电影的解禁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促进了20世纪70年代末沈阳电影的繁荣。8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在沈阳电影观众中产生巨大反响，推动了文化反思风潮。80年代中期，沈阳电影开始体现出体制改革中的种种不适，而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结构调整给以重工业为支柱的沈阳带来重挫，一时步履艰难。90年代中期以来，沈阳电影在市场复苏和产业观念的扶持下重新振奋起来，沈阳电影市场显示出极大的潜质。之后在沈阳电影人和沈阳电影观众的共同努力下，电影成为沈阳人社会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沈阳积极参与到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与国际接轨的产业化发展之中。

一、后“文革”时代电影传承的回顾及反思

“文革”对我国多项事业的建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打击，电影事业也由此受到严峻考验。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电影界才开始重见光明。一方面，大量“文革”前摄制的影片得以“解放”，中国各地的电影发行放映单位开始恢复放映活动；另一方面，一大批电影人开始重新投入创作，促使大量新片涌向电影市场，使电影界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一）如饥似渴的咀嚼——被“解放”电影时代的到来

“四人帮”粉碎之时，沈阳人民同样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人们涌入广场举行盛大集会，欢呼新时代的到来。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展开，大量“文革”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获得“解放”，由此，大量“文革”前拍摄的电影陆续“解禁”，沈阳的电影放映工作开始重获新生。“三战片”“样板戏”开始逐渐被日益多样的电影作品所取代，沈阳人民得以如饥似渴地咀嚼电影提供的精神食粮。

“文革”结束之后，沈阳的影片放映工作重入正轨，被“解放”的影片陆续进入沈阳的电影市场。1976年，在中央宣布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第二个月，经过审查清理，“文革”前制作的27部艺术片、10部纪录片和7部科教片先后被获许放映；1977年底，经过审查，共有90部故事片、320余部纪录和科教片得到放映许可陆续在沈阳各大影院恢复上映。在此期间，1977年8月，沈阳市举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50周年电影周”活动，按照规定公映《上甘岭》《铁道游击队》等10部“文革”前的国产军事题材影片，同时又自行选出《洪湖赤卫队》《渡江侦察记》等23部故事片、2部舞台艺术片和1部纪录片一并在沈阳各大影院上映。

然而，长期以来的政治束缚依然发挥效用，这一时期上映的影片中，“样板戏”“老三战”影片仍占据主要地位。时代的局限性也使得当时对于电影的“解放”制定了严苛的标准，要按照毛主席判别香花与毒草的“六项政治标准”来严格审查：涉及“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影片不予通过，歌颂未被平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影片必须重新修改或者不予通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有损主席形象的影片不予通过，涉及“文革”中遭到迫害的演职人员还未平反的影片必须暂缓通过。因此，第一批恢复上映的影片数量十分有限，“文革”的余音还在人们的耳边回荡，电影各方人员都在重陷沼泽地的恐惧中小心翼翼、艰难前行。但是，对于思想沉寂已久的沈阳市民来说，观影兴趣却空前高涨。电影《平原游击队》《上甘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在沈阳各大影院恢复上映，立刻引起极大的轰动。沈阳市民不分男女老少争先恐后地购票，一时间各影院门庭若市，甚至造成交通拥堵。警察和戴袖标的民兵不得不起早贪晚地维持秩序。这些影片的恢复上映，如春雨般滋润着沈阳电影市场的土壤和沈阳人民的心田。

1979年初，电影复审小组解散，最后一批老电影在沈阳恢复公映。至此约600部“文革”前影片的公开亮相，标志着“文革”电影时代的基本结束，也给沈阳人民封存已久的精神文化生活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与此同时，沈阳人民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认真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始终坚持一切从沈阳实际出发，敢于打破来自各方面的“左”的坚冰，有力推动了沈阳改革开放的艰难进程。而这一时期公开放映的“解禁”影片恰好紧跟沈阳发展的步伐，这些影片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使广大沈阳市民深深折服，不仅向人们传达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更给人以文化启示和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如与贺龙有关的《洪湖赤卫队》，与陈毅、粟裕有关的《红日》，让人们看到了民族家国的希望；《东方红》的复映、《红旗谱》的重现，让人们从这些老歌曲、老艺术家身上汲取到珍贵的养料；沙蒙导演的《上甘岭》，郭维导演的《董存瑞》，还有《林家铺子》《早春二月》等影片在此时的复映，更是让沈阳人民看到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的昭雪曙光。

“文革”的结束标志着沈阳的电影放映工作重新步入正轨。这一时期，大批“解禁”影片的恢复上映，是人民群众的呼唤，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然而，老电影的“解禁”已不足以满足沈阳人民对影片日益加深的渴望。70年代末，广大电影人渐渐从“文革”的阴霾中走出，纷纷投入创作，发自己之声，写人民所想，一大批优秀的电影作品就在这一时期开始映入大众眼帘。

（二）改革最初的红利——1979年电影市场的大繁荣

1978年党中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包括电影行业在内的社会各界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电影工作者开始如饥似渴地进行电影创作，他们在风格、题材上力求创新，突破了“文革”中“三突出”原则的束缚，开始恢复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此同时，在电影表现的形式上也力求突破，学习和借鉴新的表现手法，创造出一大批富有时代精神的优秀影片。此时的沈阳也在时代大潮中积极探索，进行着文化体制改革，沈阳的电影事业在这样繁盛的文化氛围中迅速成长。

1979年，国产新影片开始在沈阳集中公映，影片一经推出便受到广大市民的热情追捧，沈阳的电影放映工作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骄人成绩。1979年10月，沈阳市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献礼新片展览”活动，根据当时影片摄制完成的时间和节目拷贝供应的情况，将全部“献礼影片”分国庆节、元旦和春节三批进行展映。1979年10月1日至20日，第一批上映的新影片包括《小花》《吉鸿昌》等7部故事影片及多部美术片、纪录片和科教片。此后，第二批、第三批“献礼影片”分别于1980年的元旦和春节期间推出。本次活动共上映国产新故事片23部、美术片5部、纪录片14部、科教片25部。仅在第一批国产新影片上映期间，全市电影院、影剧院和对外俱乐部共映出4880场，观众达到47.7万人次。1979年全年，沈阳市共上映近600部影片，25万场，观众达2.2亿人次，电影的票房收入达2000万元，电影院观众上座率平均达到84.6%，每个人在这一年中平均看了32.3场电影，达到沈阳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一时间，出现了“人们争相购票、传唱电影插曲”的喜人局面。时代在转型，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亦不断扩大，这些国产新影片的集中上映，对当时的沈阳而言意义重大，它不仅是对沈阳人民干涸已久的心灵的极大滋养，亦是沈阳后续电影放映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

从1980年起，沈阳电影行业对于新影片和“文革”前优秀电影的放映形式愈发多元，不仅延续了之前的辉煌业绩，且呈现出城市和农村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1980年至1984年间，沈阳市通过举办各种电影月（周）、集中展览、首映式及演员见面等活动，陆续推出了国产新影片102部。尤其是在1984年9月至10月期间举办的“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电影新片展览”活动中，先后集中推出和恢复放映了近50部新影片及“文革”前的优秀影片。与此同时，1977年起，沈阳一些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的俱乐部开始对外放映电影，专业剧场也兼映电影。农村的乡政府所在地以及集市和个别村也兴建了一批简易电影院。在沈阳的整个区域内，形成了城区专业电影院、影剧院、对内和对外放映俱乐部所组成的新的电影放映网络，农村形成了以集镇电影院为中心、流动电影放映队为主的电影放映网络。1980年初，农村电影放映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沈阳区域有电影放映队650多个（其中播放16毫米胶片电影的112个，8.75毫米胶片电影的547个），遍及全省196个乡镇。

“文革”结束后至改革开放初期，利用多样的电影放映形式对国产新影片集中公映、对“十七年”影片恢复放映，再加上扩大引进部分国外的优秀影片，使沈阳电影市场在时代转型之际一扫往日陈腐封闭之风，迎来了自60年代中期电影放映第一次高峰后，又一次可喜的局面。（见附表1）

附表1：改革开放初期沈阳市直属电影院经营情况统计表

（三）后“文革”时代电影市场的反思

“文革”电影给沈阳人民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当时的沈阳人民来说是不自知的，大家沉浸在电影固化的模式当中，不厌其烦地在这仅有的“文化盛宴”之中接受“教育”、汲取“养料”。“文革”的结束，意味着国家将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人思想的解放、社会事业的变革同时进行，体现在电影当中，无论是大批“文革”前的电影被“解放”，还是随之而来的电影创作大繁荣，都彰显着其顺势而变的特点。70年代末是中国电影的又一黄金时代，它不仅是“文革”年代多重文化匮乏后的大补偿，而且是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能量喷发。

然而，尽管时代在转变，思想上的解放却必然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当时的很多文艺工作者虽在自发进行着文艺创作，可当时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性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正如当时作家王蒙所说：“大衣两个口袋里放着两篇稿子，一篇稿子是批‘四人帮’的，一篇稿子是批走资派的。写难不住我，我不是不会写。你形势怎么发展，我有什么办法？”那个时代，电影的审查标准极为严格，“只因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许多人文工作者在捍卫真相的过程中受到政治的极力打压，导致文艺作品不能全然观照历史和现实。后“文革”时代，中国的电影事业实际上是在一种摇摆不定的文化氛围中小心翼翼地艰难求索。

1976年后的沈阳刚从“文革”的重灾区中走出，就在社会各领域积极开展恢复生产、重建改革的工作，试图塑造一种新的样貌来掩盖曾经的颓败。电影行业把握契机、紧跟时代潮流，推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带动了电影市场的发展和整个社会文化领域的建设。之后，伴随着改革的推进，中国电影进行着更为大胆的探索、创新，沈阳电影在其中亦是书写着自己的风采。

二、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末电影发展的影响与反思

中国电影在整个20世纪80至90年代的表现可圈可点。这一时期，“第四代”导演粉墨登场，“第五代”导演不甘示弱，娱乐化影片重整旗鼓，人文片和娱乐片的齐头并进构成了此时电影的多元格局。改革开放初期的沈阳，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沈阳电影事业也在电影产业的良好形势和沈阳经济蓬勃发展的双重带动下欣然成长。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体制的弊端现象出来，从80年代中期开始，沈阳电影业开始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尽管这一时期确有高质量的影片出现，然而内部和外部的多重打压也使沈阳的电影放映工作举步维艰。

（一）记忆犹新的银幕诉求——现实主义与题材多样化

1.“伤痕电影”的反思

80年代初，伴随着“伤痕文学”的发展，电影界也出现了“伤痕电影”。这些电影主要表现“文革”等“左倾”政治运动给国民精神、物质生产带来的巨大伤害，并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进行深刻的反思。当时，一大批电影人以前所未有的勇气与胆识重现了这段历史，分析历史教训，反映社会现实，发出了那个时代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声。尤其是谢晋的“反思三部曲”——《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无论在思想内容抑或艺术表现上都极具创造力和感染力。这些影片既对得起时代的真相，又回应着民众的呼声，在沈阳和全国各大影院上映之时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牧马人》是谢晋“反思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改编自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影片以严峻、深沉的笔触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末，被下放到西北敕勒川牧场的资产阶级遗孤许灵均的故事。许灵均从小被父亲抛弃，母亲早逝，后因出身被打成右派，做了近半辈子的牧马人，尽管命运坎坷，他却乐观坚强。他从牧场质朴善良的乡民身上吸取人间温情，在党和国家艰难前行之时始终坚信不疑。许灵均将自己扎根在草原，拒绝生父的财产诱惑以及外界社会的物质吸引，它所体现的是那一时代人民在摆脱磨难后对新中国的期望，以及对自己生活、理想的憧憬，其中所涉及的家国情怀是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为主要脉络所续写的新时代的家国情怀。在《牧马人》中，谢晋巧妙地将自己的个人情怀夹杂在时代大的背景之下，从扭曲的时代中挖掘出美，表现普通人身上迸发出的真与善的光辉。《牧马人》于1982年3月31日至4月14日登陆沈阳，当时沈阳的24家电影院、俱乐部用8个拷贝，共放映1672场，观众高达167.5万人次。这是沈阳人最早在银幕中看到有关“文革”的影像表达。尽管谢晋对影片进行了高度艺术化的处理，但影片所呈现的对于“文革”的或苦闷或深沉的思索正与沈阳人民产生了内心的共鸣。这部影片在当时所产生的强烈反响，也足以证明“文革”对沈阳人民影响之深远。

此外，《天云山传奇》和《芙蓉镇》也是当时在沈阳引起不小轰动的“伤痕”电影。《天云山传奇》是我国第一部触及“反右斗争扩大化”题材的影片。它通过罗群、宋薇、冯晴岚、吴遥等人二十多年的不同遭遇和命运变化，真实而概括地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影片所传递的艺术震撼力，来自其大胆而有深度地揭示出以罗群为代表的正直之人被误判这一时代悲剧，也来自电影整体结构的编排和情感力量的爆发。沈阳各大电影院在《天云山传奇》放映之后，场内鸦雀无声，继而听到有人轻声哭泣，甚至在沉默之后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此外，谢晋的“巅峰之作”——《芙蓉镇》亦是一部反响热烈的影片。它通过湘西芙蓉镇女摊贩胡玉音、右派分子秦书田等人在“四清”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系列遭遇，从小处着眼回顾并反思中国六七十年代那段特殊历史。《芙蓉镇》的情感表述变得更为理性，以一种“哀而不怒”的情感推动了人们对“文革”的思考，它以一种“景外之景”的方式向世人宣告了“文革”的终结。

“文革”给人民的精神和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历史动荡给沈阳人民造就的心理阴影依然存在。“伤痕电影”的出现，正视了沈阳人民内心深处的苦闷，给无可寄托的情感些许慰藉。同时也观照了在社会急速转型的时期的个体的困境，电影从大写的历史到小写的历史的话语转变体现了这个时代对于“人”的关注。

2.多元影像格局的开拓

20世纪80年代初期，电影创作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电影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日益多元。这一时期娱乐片的盛行促使电影界开展对娱乐片的热烈探讨。电影的娱乐功能自30年代“左翼电影”开始受到压制，一直到“十七年”及“文革”电影被压制到极限。80年代初期的沈阳，经济活动总值位居全国前列，娱乐片作为“题材样式多样化”的一种片种出现，虽其参差不齐的质量和不可比肩的数量在电影界备受争议，但就当时沈阳电影市场的种种反应来看，娱乐片的出现确实有助于满足沈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打破了电影沉重压抑的刻板印象，让中国电影以充满活力的崭新面貌向着商业化的方向迈进。

娱乐片中最先引发关注的类型是武打片，真正使沈阳人民感受到强烈商业气息的是内地与香港合拍的武打片《少林寺》。影片讲述了隋唐年间，匡扶正义的“神腿张”遭奸人杀害，“神腿张”之子小虎有幸被少林武僧昙宗救出，他替父报仇后，习武少林，最终落发为沙弥的故事。影片宣扬了忠、孝、仁、义以及百折不挠的武者精神，还夹杂着主人公和牧羊女的真挚爱情故事。影片摒弃模式化的表演，采用实景拍摄，打斗动作都是由专业人员真枪实棒的演绎。自此，实景拍摄和专业打斗动作成为武打片的通行规则，带动了武侠片的繁荣。《少林寺》不仅使中国武侠电影走向了世界，更使武侠电影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精神在世界上得以传播。1982年6月10日至30日，沈阳城所有的电影院、影剧院和对外开放俱乐部几乎同时上映了这部人们向往已久的武打片。在为期20多天的时间里，沈阳市共使用8个拷贝，先后放映3183场，观众达303.7万人。一时间，《少林寺》成为沈阳人民街头巷尾议论的话题，它给沈阳电影事业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唤起了沈阳人民渴望已久的文化娱乐需求。《少林寺》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赞誉，仅国内的观影人数就达到了5亿人次，当年票价为一角钱，却创下了全国1.6亿的票房奇迹，同时一举轰动了国际影坛，观众遍及全球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1984年，一部军事题材的影片《高山下的花环》又一次在沈阳引起极大的轰动。影片根据李存葆同名小说改编而成，它并非一曲单纯的解放军颂歌，而是将战争作为背景，突出展现人性的丰满。谢晋在影片中采取双主角的叙述方式，梁三喜来自一个革命烈士的家庭，拥有一种可贵的崇高品质。相对而言，赵蒙生的性格走向却显得更引人注目，他从一个心灵上的逃兵成长为刚强无比的战士，这一艰难过程的转变，在谢晋导演的处理下凸显出人性的光辉，使赵蒙生的人物形象更具艺术魅力。这是谢晋的创新之处，也是影片深受观众喜爱的关键。1984年12月初，影片《高山下的花环》陆续在沈阳的各个放映单位上映，共放映1930场，观众达186.4万人次，人民反响热烈。影片的主演梁三喜的扮演者吕晓禾，荣获1985年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第八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梁三喜这个人物也在当时成为最受观众喜爱的解放军形象。对于当时的沈阳观众来说，沈阳籍的吕晓禾让他们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吕晓禾就是梁三喜，梁三喜就是吕晓禾”亦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80年代初期，尽管各大制片厂体制内的电影生产尚未完全恢复，沈阳的影院放映却热闹非凡。1977到1983年，沈阳年人均观影次数一再打破历史纪录。这一时期，大量老片重新投放到沈阳电影市场，多样题材的影片彰显时代风貌，反映当时人们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和审美需求。

（二）转型时代的影像表达——民族反思与宣扬主旋律

1.民族反思——第五代电影导演的影像颠覆

新中国成立以来沈阳的经济支柱就是重工业，在计划经济年代给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其原有的体制并不适应当下的市场经济环境，沈阳面临着对体量巨大、数量众多的国有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革的巨大挑战。在时代改革的洪流中，众多的国有企业工人被迫下岗，众多家庭都面临着重新寻找社会定位和稳定收入的问题，这给沈阳的经济发展以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反映在沈阳的电影市场方面，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热情减弱了，而原有的许多放映机构因属于国有企业机制之下，而被卷入改革潮流之中。同时沈阳电影业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要面对新兴起的娱乐业和行业内部的激烈竞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沈阳电影业纷纷进行经营机制改革，剔除长期依靠计划经济和苏联管理模式经营的弊病，影院由单一服务型向综合服务经营型转变，激发活力，力图重振和巩固沈阳电影市场。

这一时期，张艺谋、陈凯歌等第五代电影导演带着满腔激情走上影坛。这一代电影导演一方面致力于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和民族精神构建，另一方面致力于影像风格的颠覆和银幕话语的重塑。他们以其强烈的探求欲望和主体意识去观照纷繁复杂的历史现实，在剖析陈腐历史的过程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理想主义和忧患意识，使中国电影成功走向国际舞台。这一时期上映的优秀影片对于日渐衰退的沈阳电影业是一味良药，加之沈阳各大影院纷纷改革，沈阳电影市场回温初见成效。

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色彩浓烈、充满着鲜活生命力的影片《红高粱》夺得了柏林电影金熊奖，使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影片以“我”奶奶九儿的命运变迁为线索，展现了“我”爷爷、“我”奶奶那个时代农民自由奔放的顽强生命力以及抵御外敌时的民族情怀。一抹艳丽的红色和一声粗犷的嘶吼开辟了中国电影视听语法的新征程，使视听真正成为传递内涵、表情达意的有效手段，张艺谋也由此奠定了其在电影界的地位。《红高粱》上映之际，也正值沈阳影院纷纷改革之时。1986年，沈阳市电影公司在电影发行放映环节和其他经营活动中实行多种形式的承包制。公司内部实行经理负责制，对放映单位普遍实行影片发行计划承包奖励办法，以调动其积极性；同时改革农村电影体制，将经营管理权下放至县区，实行计划内全额留成。沈阳电影市场出现回温趋势。1987年，《红高粱》在沈阳上映，恰逢沈阳各大影院改革初见成效的大好时机，因此，影片一经上映，立刻引起市民的关注，在口碑和票房上均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1988年沈阳市为巩固电影市场，先后投资1400多万元，对日伪时期建设的老电影院进行改造。其中，东北电影院、光陆电影院、新闻电影院等经改造后，其由原来单一的放映电影变成兼具录像、游戏等多种服务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娱乐场所，东北电影院和光陆电影院利润增长8—10倍。直到1990年初，通过打造适合不同层次人群的小型影厅，沈阳全年电影发行总收入首次突破1400万元，创沈阳解放以后最高纪录；放映总收入2568万元，连续2年突破2000万元大关，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市直属16家专业影院年放映收入1358万元，比上年增长33.7%。这一新举措不仅在沈阳电影市场为首创，在全国也是首开先河。至此，沈阳电影市场逐渐回温。

1993年颇具史诗风格的影片《霸王别姬》惊艳亮相，一举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随后又获得美国电影金球奖、法国电影恺撒奖、日本电影评论家大奖等多个国际奖项。《霸王别姬》通过程蝶衣、段小楼两个京剧伶人的悲欢离合，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文化糅入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变迁之中，展示了人在角色错位及灾难面前的多面性和丰富性。导演陈凯歌让光影、声音、色彩、道具成为影片故事内核表达的有效手段，从而使影片的创作手法与艺术意蕴融为一体，形成独特而震撼的艺术魅力。1993年10月10日，《霸王别姬》在沈阳光陆电影院金座超级电影厅省内独家上映。随后，又在沈阳城乡几十家影剧院同时推出，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

借助第五代导演为电影市场开辟的良好局面，沈阳电影业继续深化经营体制改革，市电影公司实行总经理经营承包制，精简人员，强化效率，在抓好电影主业的同时，开发第三产业，兴办的各种企业达到25个，其中直属自办第三产业单位16个。直至1995年，沈阳市全年的电影发行收入达1260万元，直属影院放映收入1650万元，实现利润总额60万元，多种经营实现利润43万元。沈阳电影市场稳步向前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沈阳电影业的确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尽管这一时期确有高质量的影片出现，但仍然无法抵挡电影业的满目荆棘。除了电影票价和分账比例长期偏低、电影院建筑老化、技术落后、电视普及以及文化市场发展的多重打压之外，这一时期，国家因停止计划分配而对国有企业造成的致命打击也是沈阳电影事业自信心日渐丧失的原因之一。1994年底，分布着沈阳市80%以上国有企业的铁西区，财政收入仅为8900万元，难以维持政府开支；1995年，铁西区停产、半停产企业增加到三分之一，30万产业工人中至少有13万人被迫下岗。沈阳电影业能够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绝处逢生，已经彰显了沈阳电影业的勇气和信心，为21世纪的沈阳电影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2.宣扬主旋律——奏响21世纪前的时代凯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崛起，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属性日益凸显出来，电影市场的蓬勃发展也验证了大众文化的巨大潜力。同时电影也是在国家意识形态规范下的一种文化产品，随着政策法规的完善、行业的发展，经过80年代电影行业中各种思想和美学观念的喧嚣骚动，90年代的电影慢慢沉淀下来，主流意识形态得到了有效的强化，电影中的主旋律成为一种主要的表达策略。沈阳电影业在改革之际，尤为重视对主旋律影片的宣传推广，力图在沈阳市民当中发挥电影宣传的最佳效果。

这一时期的主旋律影片在风格样式上日趋多元，出现了以《大决战》《大转折》等为代表的重大历史革命题材的主旋律影片，这些影片用电影的技术手段再现革命年代的风云岁月，以权威意识形态话语凝聚和强化政治信念。还出现了以《焦裕禄》《孔繁森》《离开雷锋的日子》等为代表的英模人物题材的主旋律影片，这些影片采用政治伦理化的泛情策略，将主人公塑造成生活中真实生动的人物，赢得观众的心理认同。此外，还有以《鸦片战争》《我的1919》等为代表的爱国主义题材的主旋律影片，此类影片以弘扬中华文化、表达爱国情感为立足点，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在爱国主义的表达策略中倾注国家当下的主流形态。这一时期，沈阳电影业对各类主旋律影片的宣传工作由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市教育局等多家相关部门联合发起，通过举办首映式、演员与观众见面会等活动成功将影片推向市场。1991年3月，《焦裕禄》剧组来沈参加影片首映会，受到市委、市人大常委、市政府相关同志的接见。影片在沈阳上映之后，受到市民的一致好评，不仅称赞其奏响了展现人民公仆的颂歌，并对影片的美学风格赋以质朴、雄厚、深沉、凝重的大力肯定。1991年7月，《大决战》首映式及观众见面会在沈阳举办，沈阳市政府领导接见《大决战》剧组人员并举行会谈。此后，《大决战》剧组还先后在东北、光陆、北陵军人俱乐部与观众见面联欢，这一系列活动将沈阳电影的宣传工作推向最高潮。

这一时期，沈阳电影业在主旋律电影的宣传上力求突破，先后进行一系列迎合时代、富有成效的尝试——开辟新方法，利用新手段，不断增加影片的受众范围和影响力度，确保业界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发挥电影宣传最佳导向作用。当时，沈阳电影业联合市委、市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扩大电影影响力的活动。例如，1月份的“国产故事片特展”，3月至4月份的“雷锋之光”电影汇映，9月至10月份的“金秋电影节”电影联映等。在活动中，坚持把扩大电影宣传、深化人民思想列为活动的主要目的，大大提高了电影宣传工作的质量。其中，为配合全市人民学雷锋活动，从1990年3月起，沈阳举行“全市人民重看《雷锋》电影”的汇映，历时2个月。这成为沈阳电影放映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社会性、全民性的教育活动。全市共有207万人观看了《雷锋》影片，占城市人口的70%以上，实现放映收入42万元。这一票房成绩创新中国成立以来沈阳电影发行放映史上复映影片的最高纪录，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了进一步强化主旋律影片的宣传导向作用，让主旋律影片充分占领电影市场，沈阳电影业在宣传、发行、放映等几个环节上，有意识地大力向主旋律影片方向倾斜，确保主旋律影片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促使院线成为鼓舞人民、教育人民的优良文化阵地。与此同时，利用现代化宣传手段宣传电影成为沈阳电影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形式。早在1986年，沈阳电视台便开始利用电视播出“沈阳银幕”系列专题节目，其内容包括“拍摄花絮”“新片介绍”“演员与观众见面”“演讲会”“座谈会”等方面。这一举措大大增加了影片的受众范围，深受广大观众喜爱。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利用现代媒介宣传电影的做法得到了国家有关部门领导及电影同行的充分肯定，作为典范在全国范围内推广。(www.xing528.com)

（三）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电影发展的反思

社会转型带来的电影之痛在沈阳表现得更为剧烈。沈阳电影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初转型发展过渡时期的巨大冲击，在经济困境和文化危机的艰难困境中去弥补电影产业发展的裂痕，同时又要面对新鲜的事物不断涌入带来的不确定性。一批电影人坚守职责和使命，为沈阳电影市场的复苏做了大量的工作。

沈阳人民的精神需求也在呼唤着电影业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社会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沈阳在变革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沈阳人民身处改革的漩涡中，对于国家和社会如何变革，人们既惶恐又期待，压抑的情绪和心灵的苦痛需要释放和抚慰。电影是社会文化观念和价值的承载物，也是观众反观现实和自我的一面镜子，对丰富精神生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沈阳人民渴求能够从电影中吸收精神的养分，从“伤痕电影”、娱乐化电影到第五代导演的创作和新时代的主旋律影片，都受到了热烈的追捧。

与此同时，沈阳电影行业也在困境中开拓，寻找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努力从体制改革、影院建设、宣传发行等大力推进改革发展的进程。在多方力量的合力下，沈阳电影开始焕发生机，让人们重拾对沈阳电影发展的信心。

三、世纪之交商业化、全球化对电影市场的渗透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电影的电影品格深深地受到时代的影响。在此阶段，中国电影正经历一场变革，从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规范下的一种文化产品向在市场经济中按照市场规律发展的商品转变，电影宣扬主流意识形态的色彩趋于淡化，电影中的主旋律表达不再被刻意强调。一方面要摆脱旧有的桎梏，探索发展的新模式；一方面也在谋求稳定、有序、整合的发展图局。在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下，中国电影一方面坚持张扬主旋律宣扬的政治权威，一方面顺应市场经济的规律，在市场中寻找发展的契机。

由此，各大电影人纷纷开始转型，他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入商业领域，在自己的影片中加入更多迎合大众的消费元素，强化了电影的娱乐属性，加快了国产影片商业化发展的步伐。

在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中，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在市场上的大获成功，推动了贺岁片的连续生产。从1997的《甲方乙方》开始，冯小刚执导的《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非诚勿扰》等贺岁片均具有很强的娱乐属性，这直接推动观看电影这一大众文化活动的诉求从受到教育转变为收获消遣娱乐。

此时，沈阳的电影事业也随之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一）贺岁电影兴起《甲方乙方》推动电影商业化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好莱坞大片的长驱直入，90年代以来，中国电影的商业化转型扶摇直上，以《甲方乙方》为代表的贺岁片推动了中国电影商业化发展迈向一个新的阶段。这部中国内地贺岁片的开山之作拍摄于1997年，投资约600万人民币，但票房收益却达到了3600万，创下了当年票房第一的奇迹。

90年代，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激烈碰撞，平民生活逐渐走入影视文化的关注视野。《甲方乙方》正是在这样的影视文化转型中出现的一部极具代表性的影视作品。影片讲述了姚远、周北雁、钱康、梁子，三男一女，四个聪明智慧而又善解人意的都市自由者开办了一项名为“好梦一日游”的业务，他们帮助消费者过好一天好梦成真的瘾，从而引发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影片选择了贴近普通人生活的大众化路线，并且敏锐地把握住了现代都市人的心理情感。让人当将军、给人受气、帮人受穷、替人封口、说人好话、代人退役、变出公主助人自信、借人房子了此余生，一连串的故事不但反映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情感需求，还体现出了影片主创人员的真诚——一种代表了普通老百姓喜怒哀乐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表达。

1997年12月24日，冯小刚携葛优、刘蓓、徐帆等《甲方乙方》主创人员走进沈阳商业城，向沈阳观众贺岁。当日，商业城共享大厅挤满了人，在谈及贺岁影片发展问题时，冯小刚直言，贺岁片作为一个新的领域，需要有实力的导演、演员加入进来，有竞争才会有精品，才会使贺岁片年年有新意。冯小刚认为，作为电影人，应该打开思路，开动脑筋，创出自己的路，如此下去影视市场才会活起来。

然而，就在影片上映后不久，当人们还在为这部影片的票房成绩足以让中国人扬眉吐气欢呼之时，不少专家却“大泼冷水”，认为中国影片不能代表国产电影的创作方向。有关专家指出，在该片中，众明星几乎无所谓艺术上的表演，编导也几乎无所谓典型人物的塑造，大众媒体轮番轰炸的宣传力度加上30元一张影票的不菲价格，才是这部影片产生较高票房的关键原因。质疑一经产生，便引发了影片质量和高额票房之间的探讨。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对于中国当时低迷的电影市场而言，《甲方乙方》的确是一针强心剂。它加快了国产电影商业化深入发展的步伐，对后来的国产电影发展，从制作到发行都有一定的影响。而《甲方乙方》在市场上的大获成功，也直接推动了冯小刚贺岁片的连续生产，继而有《不见不散》《没完没了》《大腕》《手机》《非诚勿扰》等贺岁片的深入人心。这些影片几乎成为当年国产电影市场的主角，有的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当年引进的好莱坞大片。贺岁片的市场表现振奋了沈阳的电影市场，人们开始习惯于以一种娱乐而非严肃意义的视角关注电影，电影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二）《泰坦尼克号》震撼来袭好莱坞时代咄咄逼近

1998年初，由辽宁省电影公司，沈阳、大连、鞍山市电影公司共同组建的辽宁北方电影股份公司正式运营，它是国内第一个打破条块分割、跨区域的股份制电影公司。各市电影公司加入辽宁北方电影股份公司，成为其分公司，在全市各影院实行国有民营的运行机制，对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实行全方位改革。沈阳市电影公司以辽宁北方电影股份公司沈阳分公司的身份，重点进行《周恩来外交风云》和《泰坦尼克号》影片的宣传策划、发行放映工作，分别在光陆、东北、南湖几家影剧院试点。3家影院都创单片放映收入的最高纪录，分别达到150万元、100万元、70万元。《泰坦尼克号》在全市各影剧院的总放映收入达到650万元，创单片放映收入的历史最高纪录。当年，《泰坦尼克号》不仅票房大卖，各种延伸品也排山倒海地涌来，更让国人首次见识了电影产业的惊人威力。这部在沈阳市场创下放映收入纪录的《泰坦尼克号》在全国豪取3.6亿票房，占当年票房总量的三分之一。

《泰坦尼克号》在中国的受捧与全球市场一体化密不可分，恰好1997年前后，中国开始融入全球文化消费品市场——以1994年中影集团开始大片引进为标志。90年代初，国内电影市场极不景气，总观影人次从1979年的293亿下降至1990年代的3亿左右。为了刺激票房增长，重新激活观众观影热情，1994年1月广电部下发文件，批准中影公司（即今天的中国电影集团）从1995年起，每年引进10部“基本反映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和表现当代电影成就”的影片在国内上映。1994年11月12日，中国首部以票房分账方式引进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重庆和郑州等六大城市进行了为期一周的首轮放映。《亡命天涯》上映期间，不少门庭冷落的影院重新开始排队，甚至还出现了最早的“黄牛党”，把15元一张的票价炒到50—60元一张。而看惯了主旋律影片的中国观众，被这突如其来的开放和银幕上的一切惊呆了，沉浸在一片喜悦之中。

1995年，《真实的谎言》《狮子王》《阿甘正传》等7部大片来到中国市场。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真实的谎言》票房过亿，成为中国市场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好莱坞大片。随后，《拯救大兵瑞恩》《偷天陷阱》《完美风暴》《珍珠港》《泰坦尼克号》等巨制接踵而来，好莱坞大片在我国进入了黄金时代。《泰坦尼克号》票房达到3.6亿，雄霸中国电影票房榜榜首长达11年，直到2009年才被《变形金刚2》超过。2012年，该片的3D版在国内重映，又疯狂席卷近10亿人民币，前后两个版本累计票房约为13亿。

出于保护民族电影的需要，中国的引进份额一直没有放开，一直维持在10部左右。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电影市场被迫进一步开放，引进大片由原来的每年10部增加至20部，2012年又扩容至34部。

四、新时期以来电影新题材、新形式所带来的思考

进入21世纪，中国电影发展进入高速增长期，尤其是2010年以来，电影产业化发展逐步推进，电影市场的逐步放开，社会资本的注入，使电影一度成为热门产业，中国电影的产量和票房也在屡创新高。新时期电影创作的题材进一步拓展、形式上也在进一步创新。

在这一时期，传统的电影观看方式受到了颠覆性的冲击，中国的电影观众看到了艺术与技术近乎完美结合的科幻3D电影《阿凡达》，体验到了极佳的视听娱乐感受。电影艺术在大众文化范畴内，具有极强的娱乐性，而这一娱乐属性，正是在科技带来的电影新形式下，被极大地激发。

同样在这一时期，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根据普通观众的心理特点和欣赏趣味确立，完全从商业和市场票房角度出发的中国电影“类型片”也开始出现。2012年的“公路片”《泰囧》创下当时国产影片的票房纪录。《泰囧》电影票房的毫无征兆的爆发其实预示着大众观影需求的极速增长。2012年的《泰囧》收获的难以想象的高票房，在如今已经并不稀奇。2018年初至今，票房破10亿的国产电影有8部，其中超过30亿票房的有3部。

这一时期，电影创作者的创作偏好和电影观众的观影需求的变化，折射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电影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家宣传工具逐渐转变为大众文化的消费品，在经历了“第五代”导演达到的艺术高峰后，如今电影的商品属性被重新认识。电影天生就是商品，与经济效益密切相关，毕竟，“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电影放映就是收费的”。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一阶段电影的娱乐属性在不断增强，但电影依然会受到多元文化的制约，电影艺术必然承载和传达一定的文化价值倾向，依然会成为意识形态的载体。意识形态的输出和商业价值的兑现在《战狼2》和《红海行动》中被高度统一，也是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时代的巨变当中，沈阳电影业也不可避免地被裹挟进这个时代发展的潮流中。

（一）《阿凡达》引领3D电影风潮　震撼的体验将人们带回影院

2010年1月4日，采用3D技术拍摄，耗资5亿美元制作发行的《阿凡达》在中国大陆上映，最终在中国收获13.39亿元票房。在此之前的纪录是2009年夏天上映的《变形金刚2》的4.5亿，而《阿凡达》达到了其票房的3倍，可见《阿凡达》在当时的热度。

影片的成功，体现了艺术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它改变了传统的电影欣赏方式和审美体验，是一部内容通过高科技得到充分展现，以高科技为内容，提供了新的表现手法的旷世之作。《阿凡达》开场仅几分钟，真正身临其境的效果便立时出现。影片虚构了一个奇幻迤逦的潘多拉星，为观众呈现一出神奇的视觉盛宴。这种观看体验，是在家中客厅永远无法感受到的体验。《阿凡达》的出现，将备受家庭投影和蓝光高清DVD狠狠冲击的电影院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一个电影史上的新纪元就此开启。

那时的沈阳电影观众对《阿凡达》热情极高，据《华商晨报》一篇题为“沈阳影迷组团赴长春，外地人上沈阳3D”的报道，沈阳的一名白领刘先生，随同8位同事一起组团驱车3个多小时赶往长春市万达影院，观看《阿凡达》IMAX版巨幕影片。“刘先生告诉记者：9个人，100块钱一张电影票，如果再算上路费和吃饭的话，一个人往返的花销要二三百元钱。但是我们还是觉得挺值得，三层半楼高的IMAX大屏幕，看完感觉特别过瘾！”

由于IMAX的屏幕大小在400平方米左右，跨越三四层楼高，需要影院在建设之初就进行规划。2010年，IMAX屏幕在全国的数量很有限，IMAX放映场次可谓是一票难求。但在2010年《阿凡达》热映之后，沈阳拥有的IMAX屏幕数也逐渐增多。

（二）《泰囧》票房破10亿　类型化创作正在路上

2012年末，一部独特的类型电影《泰囧》横空出世。它在全国上映5天票房突破3亿，上映一个月冲上12亿。而当年的贺岁档期（泛指11月初至次年2月），号称“最激烈的贺岁档”，有60多部影片扎入院线。擅长贺岁喜剧片的冯小刚导演了格调深沉的历史题材影片《一九四二》，李安推出奇幻冒险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代宗师》《王的盛宴》《大上海》等影片也俱是大导演作品。在一众大片之中，《泰囧》脱颖而出，贡献出上佳的票房成绩。作为喜剧片，《泰囧》能够让观众开怀大笑，满足了观众舒缓身心压力的需求。另外，其接地气的题材和故事内容，使其不仅在一线城市受到追捧，在二三线城市影院同样掀起了观影热潮。在电影中，徐朗代表了“压力山大”的中产阶级，王宝强代表了平民阶层，剧情的发展也是其以自己的善良、乐观和执着逆袭（教化）了中产阶级，让观众感到感动和温馨的同时，也明白了生活的道理，使观影的情绪得到了宣泄。

2011至2012年，是全国影院和银幕数飞速增长的一年（2012年超过13000块）。以沈阳为例，2011年末，沈阳已有各院线建成的影院27个，比上年增长11个，同比增长68.8%；而银幕数量为181块，同比增长75.7%。而到2012年底，影城增加到37个，同比增长37%；银幕数量为264块，同比增长44%。这侧面反映了老百姓的观影需求和热情在不断增加。沈阳的百姓和全国观众一样用脚投票，喜欢就去看，据影院经营者说沈阳本地很多观众愿意花钱看第二遍、第三遍这部影片，促成电影延长放映期两周，贡献了更多的票房成绩。

有分析人士认为，这部影片观众的口碑如此之好，其实是一次类型片的胜利。类型电影是指按照不同类型或样式的规定、要求制作的影片，具有高度的模式化与程式化，这些久经验证的模式是票房的保证，能够取得较好的市场效果，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影片类型。《泰囧》属于喜剧类型片。尽管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类型化远未成熟，但可以确定的是与国产片工业化进程一样，国产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必然朝着更加适合市场的方向前行。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类型电影是为市场而生，但电影同时还是一种艺术形态，同时肩负着文化使命，在关注市场性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其文化特性，不能将其文化性与市场性对立。类型电影的产生应该有其文化环境，通过电影传达的是一种文化传统，所展现的应是民族心理，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思想，向世人展示着其所属民族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弘扬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不能因为对市场的无条件倾斜，使得电影在文化价值取向上迷失，偏离了文化之道，应在社会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寻求平行发展。

沈阳的电影发展是沈阳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在政策的导引下，电影从业者和观众合力突破了一个个发展的瓶颈，迎来了电影发展的繁荣局面。而今，利好消息频出，市场活力被激发，我们有理由相信沈阳电影发展会有一个更加值得期待的明天。

（本文作者李溪慧系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讲师，孙潇系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在读，庚镇系沈阳城市学院教师）

本文参考文献：

1.钟一鸣，钟晓光：《沈阳电影百年史话》，沈阳：沈阳出版社，2017年版。

2.黄会林，彭吉象，张同道：《电影艺术导论》，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2003年版。

3.蔡如一：《中国主旋律电影研究》，上海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

4.戴锦华：《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电影》，《21世纪经济报道》，2008年12月27日。

5.刘振明：《冯小刚坦言：“贺岁”需要精品》，《沈阳日报》，1996年12月29日。

6.尚小明：《百年梦幻九十风雨——沈阳电影今昔谈（之六）》，《沈阳日报》，199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