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治理中的社会工作参与

中国乡土社会在近代以来历次社会转型中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乡土文化的转型是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因。如何在多元文化观念中重塑统一性的价值认同，从而为乡土社会的重建乃至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基础就成为理解乡土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关中作为中国乡土社会的典型代表，其福村利用外来宗教资源比较成功地应对了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失序乃至价值真空，为理解乡土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社会工作组织的加入也为这一转型进程提供了更加专业的力量。本研究运用适度伦理的原则，帮助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实现伦理承诺。

中国社会在短短二百余年间经历了封建社会、总体性社会、市场社会三个不同的阶段，社会的快速变迁使多元、多时空的文化观念并存于当今的中国农村。受几种不同的话语体系的影响，导致生活在村庄中的民众陷入多元的价值困境与生活意义的缺失之中。关于文化危机的应对策略问题，主流观点大多引用费孝通教授“文化自觉”的概念，认为重构乡土文化价值体系应把培育和弘扬本土文化作为主要着手点，而以此种路径进行文化重建通常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对于乡土民众个体对与文化危机的回应路径重视不足。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当下，研究生活在基层社会中的村民通过何种方式来应对这一总体性的意义危机，是重要而且必要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传统中国乡土社会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熟人社会。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人口流动性小、各个村庄之间的往来疏少，居住在同一村庄的村民往往既有血缘上的联系，所以村庄共同体的内部联系较为紧密。这种紧密的关系使本就属于同一宗族的村民在经年累月的社会互动中建立起亲密感与相互信任；另一方面，受到传统小农“铁犁牛耕式”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影响导致传统社会的变迁缓慢，因此，乡土社会的民众便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小农文化心理，诸如由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塑造的祖先崇拜、孝道文化，由生产技术的口耳相传塑造的社会等级秩序。自汉朝以来，以“仁、礼”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开始作为中国的正统思想，给基层社会的民众提供了稳定的价值遵循，不仅强化了小农生产方式下民众的忠孝礼仪和等级观念，而且保证了传统中国封建制度的稳定性。

到清末民国之初时，皇权倾倒，共和制度确立。在文化领域，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政体的变革使封建宗法等级观念与西方自由平等观念长期交织存在于民众心中，传统中国宗法制度奠定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在动荡的现实中一步步被西方文化所解构。政局的动荡不安、文化的多元流动、社会秩序的紊乱，使得近代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失范状态，即中国社会表现出了总体性危机。

而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不但结束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动乱局面，对社会进行了有效的整合，也改变了中国民众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惶惶不安的心态。首先，从新政权建立之初开始的土地改革打破了封建宗法制下的地权结构，使广大基层民众获得了土地的同时，也改变了基层社会的关系网络。土改前基层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卑伦理秩序作为交往的纽带，而经阶级斗争为核心的土地革命之后，血缘关系主导下的农村关系逐步让位于革命年代的同志关系。其次，1956年三大改造的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全体国民的国家意识。“政社一体”的合作社代替了封建统治中的绅权对基层社会进行有效的管控，这意味着过去的农民与国家的二元关系也开始让位于国家、集体与农民个人之间的三角关系。而无论是公有制的确立，还是合作社运动的开展，都体现出了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原则。在这一时期，基层民众的私人领域被急剧压缩，集体性的公共生活迅速扩张，就连最基本的农业生产活动也与革命理想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国家与社会重合为一以及资源和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国家有极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社会结构的僵硬、凝滞使整个社会失去了活力，也使民众丧失了个体生活的土壤。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的生机。该会决定的改革开放运动使中国社会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面发生转型，即由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变。首先，1982年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的出现打破了政社一体的人民公社在基层社会的全面控制格局，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更为重要的是，使农民不再只是生活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而是有了个体发展的意识和自由流动的制度条件，许多原来被土地束缚的农民不甘于世代生活在农村地区，纷纷到大城市打工以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改善生活现状。此外经济特区的设立更是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使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在中央政策和特区发展的带动下，中西方合作与交流日益频繁，西方市场经济的诸多观念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向了神州大地，传统国民的行为举止、生活方式、婚姻观，等等，都受到西方的巨大影响。而市场经济和个体的发展冲击了国家对社会进行有效整合的力度，致使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与西方市场文化观念处在博弈之中，且西方文化观念正逐步占据主流地位，并威胁到传统儒家文化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统治地位。这就使得生活在多元复合文化的中国民众，其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受多种文化的共同影响，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焦虑感和迷茫感。

文化认同实际是一种身份的构建和归属，反映了一种共同体意识，使文化成为一个民族的身份识别和情感依托，成为民族的一种象征和精神。而文化认同危机就是在传统性不断消解和现代性因素快速生成的背景下产生的，两类未经调和的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碰撞交织，使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民众缺乏稳定的价值追求与行动指南，在进行价值选择常常处在两难的境地，这种传统性和现代性因素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www.xing528.com)

自汉朝起，中国百姓便开始信奉孔孟之道，士大夫阶层将“君子”作为一种理想的人格追求，“仁”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对这种理想人格的有力阐释，所谓“仁者爱人”，就是指君子不仅有爱自己身边的朋友，而且要有博爱之心。论语中诸多对于君子人格的表述，如“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尔不周”“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些表述都是对传统中国百姓所追求的理性人格的内在要求。而对于传统中国基层民众来说，靠天吃饭的农业生产模式造就了民众的忠孝价值，以“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核心的忠孝观念便是基层民众安身立命的价值源泉。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传统的价值追求被革命年代的集体理想所取代，为人民服务成为中国普罗大众的价值追求，以雷锋为典型的利他主义人物代表被一个个树立起来，“先集体，后个人”的思想被民众普遍接受，这种集体为先的价值观念将个体的发展与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国家的追求便成为民众奋斗的目标。随后，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了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家致富成了民众普遍的追求。而问题是，传统时期和集体化时期民众的价值追求与市场主义下的价值追求不同，前两个时期的价值取向是集体主义的，在现代语境中的价值目标是个人取向的。时空的断裂使个体的价值追求发生转变，也改变使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

费孝通教授讲传统中国社会是“礼治秩序”的，“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一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

梁漱溟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传统中国乡村是以“亲亲原则”建立起来的生活共同体，有血缘关系接连起来的宗族势力强大分割了皇权，村中的士绅作为国家和基层之间的纽带，代替国家行使权力治理乡村。在基层社会中，维系村庄良性秩序的不是如今令人望而生畏的外在强制性规范，而是深植于民众内心之中的道德观念和伦理关系。如上文所述，传宗接代是乡土中国民众的价值追求，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村庄共同体中，与邻人和善、相互帮助便是儒家思想法则的内在尺度，这便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最普通的价值认同，如果村庄中有人违背这一价值标准而产生越轨行为，他便会承受着自己内心的谴责和民众舆论的双重压力，进而产生羞愧感，传统中国社会通过伦理关系有效维系着村庄的良性秩序。

而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日益深入，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与传统乡土社会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礼治秩序产生了冲突，对乡土社会中的等级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现代化意味着传统性的消解和现代性的生成。传统时期对个体的约束性主要表现为道德约束，在村庄共同体中如若有村民发生了越轨行为，越轨者的自省和内心的谴责是首当其冲的；而在现代社会中，科层制的普及使个体不仅要受到国家宏观层面的法律约束，还要受到工作单位的规章制度约束，因此，对现代人来讲，外在的制度性约束是主要控制个体发生越轨行为的根本。

传统儒家文化考究人伦，并形成了以人伦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观念。费老讲“伦”就是自己推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这“伦”字指有差等的次序，重在分别。“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孟所强调的这种等级秩序已经深植于乡土民众内心，在宗族中族长的言令是断断不能违反的，在家庭中，父亲也拥有着绝无仅有的专断权。这种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等级秩序从实质上讲就是以人的先赋身份为依据所产生的人伦关系。

而西方社会从启蒙运动开始萌生的平等观念直到现代社会也是西方价值观念的核心要素。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建立契约关系的前提是契约双方拥有独立且平等的人格。随着现代化的进程逐渐深入，平等的思想在民众认识中逐渐占据主流地位，越来越多的个体从宗族或集体的束缚中跳脱出来，在职场中通过自己的智慧重塑自我创造价值并获取社会地位。现代人们与传统社会中的人们获得向上流动或取得成功的路径是不同的，在较为保守封闭的传统社会中，向上流动的民众少之又少，普通的民众得不到受教育的机会，总体上社会呈现刚性结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便是对传统社会流动刚性的生动阐释；而在现代社会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前后，集体化时期的刚性社会结构出现了松动。一方面，户籍制度的改变一定程度上为农村居民横向流动到城市地区提供了制度支撑，使基层民众有机会摆脱土地的束缚，在城市中谋求一片天地；另一方面，高考制度的恢复又使农家子弟通过教育实现向上流动创造了条件。由此，社会结构恢复了应有的弹性，基层民众可以较为自由地流动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现在也可以通过自身努力在城市中扎根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