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社会工作人员的角色和挑战

中国社会自近代以来所经受的历次变迁，为当下的人们留下了三种不同内涵的话语体系。这三种话语体系在不同的时代不仅作为观念形态存在，也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根据和标准。

首先，中国古典社会所留下的乡民话语成为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文化底色。在中国人的行动根据当中，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一整套行动原则仍然在作为基础性的因素持续发挥着作用。虽然宗法制度已经成为历史，但宗法精神仍然活跃，血亲关系仍然是理解人们诸种社会关系的核心变量，家庭而非个人仍然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单元而存在。“熟人社会”也不仅是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理论概括，更是对现代中国人行动原则之基础性内涵的理论概括。“有着沉重肉身而不是仅有灵魂或思想的一些人，我们的先人，在这片特定土地上，在这块后来才被称为中国的土地上，为了活下去，为活得稍稍好一些，以什么样的智慧或‘极精炼的愚蠢’（罗素语），一代代合作、演进和积累，造就了如此的中国”（苏力，2018：3）。无疑，在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以血亲关系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结构的一整套社会运行机制，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双轨制”的国家治理模式。对家庭的重视、对传统的敬畏、对人际关系的强调等都成为这种文化传统的最重要标志。

其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形成了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支撑，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架构，以革命话语为观念依托的一整套新的文化传统。在这一传统中，阶级关系、集体意识、政治话语等核心要素不断重塑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并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人的生活世界。在这三十年中，以共产主义理想为支撑的一整套社会主义制度建构，构成了一套新的行动根据。“单位”是这种信念和制度的最集中体现。国家控制单位，单位控制个人，整个国家高度整合。在这种低流动性的社会中，人们通过单位建立起与公共社会的关联。“从摇篮到坟墓”不仅形象地表现了单位对于个体在物质层面的全面保障，也反映了任何社会问题都可以在单位的范畴中得到及时解决的社会治理机制。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规政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另类的延续，单位显然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单元和主要渠道。虽然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机关事业单位的持续改革，单位数量持续下降，单位中的从业人员数量大幅度萎缩，单位的职能也从总体性的关怀转变为以经济功能为主的市场组织。但单位却以另外一种形式被保存下来并隐蔽而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那就是单位组织的文化内涵以观念的方式被保留下来，甚至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代际传递，并在与现代市场观念的鲜明对照中被不断的强化。社会工作者之所以对自己的工资待遇、职业声望和职业生涯有着诸多的不满和质疑，很重要的前提是对社会工作服务性质和社会工作组织的定位仍然处在“单位文化”和“市场观念”的张力之中。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现代公民话语应运而生。对法制的强调，对自由流动空间的渴求、自由和权利意识的强化都成为这一最新文化传统的标志。人们能够自主地支配生活，在创新意识的引领下，竞争无处不在。改革开放以来，支撑市场化改革的一整套现代性价值逐渐成为人们观念和行动的核心部分，对个性、自由等现代价值的推崇正逐渐发展成为人们行动意义的最主要来源。对利益原则的推崇、对制度主义的深信不疑成为人们普遍的观念共识。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一方面塑造了一整套全新的市场价值，另一方面也让获得了这种价值的人们在行动中只能按照主体性的抽象原则去构建行动意义，而失去了对象性原则的价值就变成了一纸空文。换言之，当人们的生活载体不再主要是封闭的乡土社会，也不再主要是全能的单位社会，而是以竞争、博弈为主要原则的市场化社会时，任何价值都会因主体与公共社会的脱节而变得无限扩张，当人们失去了与公共社会的有效关联中介时，任何个体化的、局部性的问题都可能放大为影响范围更广的社会问题。有学者指出，“这样的文化传统塑造了一种全新的人格形象，在此，人不是政治的动物，而是抽象的善的承担着。人还原为一个非政治化的人，一个非历史化的人，一个抽象的人道主义意义上的人”（汪民安，2018：29-30）。人从历史和政治范畴中解放出来，而变成了一种抽象的人性存在；人从集体的范畴中解脱出来，而信奉一种个体化原则……（汪民安，2018：33）如果说，六七十年代是对欲望的革命从而对欲望进行编码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就是逐步地对欲望进行解码，就是逐渐地将欲望进行解辖域化……改革就是反对对欲望的压制。从而启动欲望机器，让人们称为生产性的欲望机器。显然，欲望机器是超意识形态的，它小心翼翼地启动，迈着羞怯而兴奋的试探性步伐，唤醒沉睡的身体，各种各样的感官功能逐渐萌芽（汪民安，2018：45）。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古典传统、单位文化和市场原则共同构成当前中国人普遍意义上的行动根据、标准和尺度。这三种文化传统或话语体系并不是随时间的更替而彼此取代的，三种共同存在于当下的中国社会，并无明确边界，共同交织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成为人们社会行动的重要根据。这种多元复合性的文化样态是理解当下中国社会运行的重要依据。由于这种多元性，整个社会很难形成一致性的文化认同，即尚未形成相对一致的、普遍共识基础上的行动原则，导致人们可以按照对自身最有利的原则，对多元文化进行任意选择或组合，从而为自己的行动进行辩护。换言之，任何单一的意义来源都不能准确诠释当下中国人社会行动的意义来源问题。难以形成共识，就意味着任何个体都可以从自我出发创造出适合自身的文化解释。由此可见，选择从事社会工作职业的人首先就面临着时代性的价值困惑。因此，多元复合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成为理解社会工作伦理困境的深层理论基础。在这样的文化样态下，社会工作者的助人实务将面临极大的挑战。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在这种多元复合的文化结构当中无所作为，或者只能处在困境之中。实质上，这种多元复合的文化心理结构不是外在于行动者、从而在外部给行动者施加影响，而其本身恰恰是行动者本身所具有的文化心理。且这种心理并非个体性的特征，而是具有广泛和深刻的一致性。具体到社会工作的专业服务中，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是同时处在这种普遍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社会工作者在这种关系中，既要有能力洞察服务对象因这种文化心理而在生活中形成的各种结果，也要深知自己作为与服务对象的同时代人也只能在这种文化心理结构背景下处理与服务对象的关系。(www.xing528.com)

行动者概念的提出，意在表达任何社会行为得以发生的前提都是参与者赋予了行动以特定意义，参与者只有具备明确的行动意义与动机，才能促成行动的发生。因此，行动者概念表达了行动主体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及行动者对行动环境、条件、手段和目标等的策略性考量。有了行动者这个关键因素，正式制度与生活领域之间虽然可能表现为各种正面冲突，但更多的是，无论是正式制度代理人还是生活主体都不是简单地拒绝正式制度或生活逻辑，而是依情势选择性地接受甚至再生产正式制度和习惯法的某些部分而拒绝或者否定另一些部分，甚至把复数的正式制度与习惯法悖论性地结合在思维或实践中，为自身利益、权力或者权利诉求服务，并不经意地维持一个社会的总体平衡（肖瑛，2014：95）。

通行的社会工作伦理仅就社会工作者以被约束和规范的对象进行界定，显而易见，在这种视野中的社会工作者只能无条件遵守相关伦理守则，即使在实务中遇到伦理困境，也只能指望更加高阶的伦理守则以及这种守则的人格化代表——督导的指导与帮助。个体不存在任何对现实困境的驾驭能力。可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专业又要求从业者对案主进行“人在情境中”式的理解。问题是，社会工作者如何能够与案主所处情境相分离，而在其之外对其进行客观化理解。显而易见，人在情境中，是指向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的双向性关系的，社会工作者对案主所处情境的理解也同时是对自己所处情境的理解。全部实务活动的逻辑起点也只能是这种情境。

从行动者的意义上理解社会工作者，就自然会得出结论：所谓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困境，绝不仅仅是由多元价值造成的价值选择难题。换言之，这种由价值多元产生的伦理困境只是作为特定时代的行动者之意义困境的特定表现。从最一般的意义上，社会工作者的伦理困境体现了这个时代人们行动意义来源的多元复合型。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复合性文化心理特征，不仅为社会工作者留下了大量的默会知识，也为其在助人实践中创造实践智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社会工作的伦理困境就体现为不同话语之间的张力。虽然人们已经能够感受到这种张力的存在，但生活并未因此而陷入停滞和混乱，生活一如既往。这就提示我们，现实的处境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之间仍然保有张力。这也在提示我们，生活中的实践智慧无处不在，生活中的默会知识也无处不在。任何伦理规范都是为生活服务的，其对人的规范性制约只能是在以幸福生活为指向的终极目标中才能成立。如果我们无视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现实，仍然一味地以理性的原则丈量现实，那么，按照这样的原则所制定的伦理规范一经产生就会被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