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伦理：困境还是危机？

众所周知，社会工作是价值性极强的专业。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这种价值性：首先，作为一种助人活动，社会工作彰显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即任何现代人的主体性都必须得以实现；但这种实现又绝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只能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有限实现，即社会工作的价值具有时代性；这种价值的内涵又只能是在主体间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而非主体与非主体之间的关系；最后这种价值性又是在实践活动中不断处理主体间关系，从而使不同的价值达到微妙的平衡。

任何问题只有在解决问题的条件成熟时才会被提出来——社会工作也不例外。要想确立社会工作的对象标准，甚至通过这一路径探寻其专业性的基础，只能回到现代社会本身，寻着一定的线索去梳理其一路走来的轨迹。

第一，基督教的再造。自从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后，信仰它的民众逐渐获得了一种全新的世界观。任何人从出生起就首先生活在以血亲关系为中轴的家庭中以及随家庭的扩大和联合而形成的各类共同体当中，在这类共同体当中，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等级关系又为获得确定的生活秩序提供了保障。基督教给予了信众一种全新的身份，在上帝面前任何人都是等价的，且个体的前世、今生与来世都已经被预定，个体只对上帝负责，人与人之间的血亲关系开始退居其次，平等的观念自此发端。基督教在西方世界的普及以及其后对整个西方文明的影响都可以从这种全新的人格特征中找到根据。当个体从严格且稳定的等级关系中窥见一丝平等的光亮时，其内在的潜能便跃跃欲试。毕竟将行动的全部意义寄托在自己身上要比寄托在他人身上自在得多。背离所属家庭、社会关系和共同体后即获得一种新身份：一种人人相同、人人平等以及超越了自然个性的身份；一种以基督教信念为普遍精神的通用身份，这就是基督教发明的群众。既然人格通用，那就会给个体赋予全体的力量，其在与所有他者平等的条件下获得了全体的力量。社会工作的社会内涵在于其所面对的案主内在具备的全体力量，社会工作者需要具备发觉这种力量的能力。第二，文艺复兴的释放。文艺复兴对于西方现代社会生成的最重要意义在于通过回到西方文明的源头而摆脱中世纪神学的世界观，神学所塑造的世界观是一个完整的观念体系，其对西方古典文明具有重塑的功能。而希腊罗马文明之所以光明就在于其所面对的世界是通过世界本身所建构起来的，即人们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所面对的事件及其困境所建构的世界观，而非观念所塑造的世界观。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将人与万物的区别表达得淋漓尽致，即参与公共生活，并视公共生活与自己的生命是同一的，在政治共同体中寻找自身心灵的位置。文艺复兴通过对希腊罗马艺术作品的复兴，进而对人自身的感性存在进行复兴，人本主义思潮就此出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人的感性形象被凸显出来，人的欲望被合理化、正当化，这就加速了现代人的形成。第三，启蒙运动的灌输。启蒙运动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运动，对西方社会进入现代进程起到了加速作用。通过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以及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成果，理性原则逐渐成为现时代的标志，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开始自主地运用自身的理性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启蒙运动作为一股社会思潮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人的世界观，世界重新按照人的意志获得了新的秩序。人们开始按照自然科学的基本原则重新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世界逐渐成为人的主宰对象，征服、控制和利用自然的原则逐渐混迹于人与人的关系当中。实现自由、追求理想成为启蒙了的现代人的新的人生坐标，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每一个解放了的、启蒙了的个体在按照自身意志去实现完满生活的同时，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就成为必须要直面的问题，毕竟，平等的主体如何共同实现自由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第四，法国革命的实践。发生在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一种暴力革命的方式凸显了人之解放的现代议题。革命以“疾风暴雨”的形式试图斩断与旧世界的一切联系，对新世界的渴望成为支撑革命行动的精神力量。人们幻想一个独立、自由和平等的新世界，殊不知旧制度并没有离开他们，而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幽灵般地活跃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因为当解放成为一种时髦语汇时，人们不仅无法真正斩断与传统的联系，反而更易因为获得了抽象自由意义上的政治解放而滥用手中的权力。当一切都可以用权利的名义来伸张之时，多数人的暴政就在所难免了。经历了革命的法国人以及不得不接受法国革命精神的欧洲人在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获得了来之不易的权利，并深深折服于这种抽象权利带来的巨大精神力量之中。从此，亘古不变的权力概念获得了新的社会基础——权利，权利的满足成为建构新时代社会秩序的核心议题。第五，市场经济的支撑。现代社会区别于前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恰在于建立在商业经济和工业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人的全新生存方式，即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的核心特征竞争与流动使得社会生产力水平以及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大提高，社会成员摆脱了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人对人的依附性的宗法关系并在自然科学的推动下建立起全新的世界观，即主体的人与客体世界之间的控制与征服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世界观也开始成为人与人之间互动交往、共同生活的思想基础。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争夺与竞争关系逐渐白热化，贫富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功利主义原则等现象都表明，市场经济所塑造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是一把双刃剑。

由此，整个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正是它们深刻改变了人的生存方式、催生了全新的世界观并塑造了全新的精神气质，也由此出现了不容小觑的社会问题。第一，权利意识。权利意识的凸显是现代社会最具标志性的特征，它作为人们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基本原则贯穿在全部社会生活的细节中。从法制的建立与完善到日常生活的维权行为无不表明，现代社会的秩序基础与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原则都深深植根于权利的土壤之中。一方面，对权利的维护是文明进步的标志；另一方面，对权利的欲望也成为一切动摇社会秩序因素产生的温床。权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必须与特定的对象相联系才可以有的放矢，但现代社会的权利更多时候首先体现为一种无边界的抽象意识，就如将多年羁押的犯人突然放出监狱，等待他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自由意识，他尚无能力在短时间内寻找到能够安放心灵的有效载体。可一旦无法有效找到运用权力与自由的对象，这种权利意识就会变得无的放矢从而让一切行为都变得可能。人们在现代社会经常对各种社会问题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以及对生活意义无果而终的追问等现象无不昭示现代社会问题的思想根源都在于如何为个体权利塑造有效边界。第二，自保意识。现代人在摆脱传统的人身依附关系而逐渐获得自我的进程中，越来越习惯于按照自身的意志去规划理想性的生活。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积累和对自然界控制能力的空前提高，人们享受到了因物质生产水平提高所带来的身体舒适性，习惯于按照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去不断满足被刺激出的各种欲望，因此，现代社会赋予其成员的权利意识被更多地用来保全个体的生存欲望。虽说趋利避害是人类不言而喻的生存法则，但人之所以是人，人类之所以是高度文明化的动物，恰在于进化过程中所不断创生的只属于人自身的尺度，即审美和价值的尺度。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所以，当自保意识成为现代人生存逻辑的中轴时，其丧失的可能不仅仅是近代以来所获得的各种解放成果，更可能是人类文明的倒退。第三，财产意识。由权利意识所支撑的自保意识最终在现代社会找到了可靠的载体，即私有财产。私有财产作为一种对象化的产物，虽经人手创造出来，但其却成为反向支配人自身的权力。从手段变成目的，财产的获得一方面标志着人的创造能力不断提高，但同时也标志着人对财产的依赖度大大提高。强烈的财产意识迫使现代人发明出各种方法确保其保值增值。从立法保护到道德约束、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从政府行为到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到处充斥着保护私有财产的各类条款，但这些手段丝毫没有降低私有财产被侵犯的风险，明知故犯的行为经常发生，很多人为了占有更多的财产不惜铤而走险。强烈自保意识下地对私有财产的过分强调导致最终对权利的侵蚀直至否定，因此，不是单独哪个人和哪个群体的权利意识，而是所有现代人均具有权利意识。不同的权利主体在获得私有财产的过程中会产生对稀缺资源的强烈欲望，所以，资源本身决定不了自身的价值，人成为决定价值的唯一标尺。

从权利意识演变出自保意识，进而落实到对财产的占有与争夺构成了现代生活的主要逻辑，这种逻辑的内在悖论不断唆使人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争夺中千帆竞争，为了个体自由的实现而始终逃不出自由的悖论。竞争性的生活原则确实激发了人们的创造热情，伴随着科技进步，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创造财富的能力空前提高。社会生活充满了活力，人们也越发感受到了自身的巨大能量，对进步、发展的价值肯定成为共识性的原则。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人类越发形成了趋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但任何事物都无法做到完满。竞争本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近代阶段所应运而生的实现共同生活的手段，但随着竞争的加剧，其反过来成为人类的全部生活目标。为了创新而创新、为了竞争而竞争，创新和竞争永无止境，这种生存观与发展观具有极大的风险，丧失了标准的竞争，创新与发展会变得极其抽象，它会像漩涡一样使得身处其中的人们无法自拔，看不清前路，但也没有退路。因此，揭示竞争内在的张力内涵、找到适度的竞争内涵，由此出发对现代个体的生活进行必要干预就成为社会工作全部助人活动的首要问题意识。

自由已经成为现时代人们的主要价值追求之一，但现代人仍然需要警惕自由内在的张力。一方面，任何个体的自由内涵都必须经受其他个体的检验、都必须面对其他个体自由所带来的挑战。在此意义上，个人的就是他人的，个人自由的实现必须是他人自由的同时实现。个体所面对的他者虽说首先是某个具体情境下的个人，但从总体上说，他者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是个体思维和行动中所必须面对的基本边界，这个边界就是“社会”。现代个体必须在自身的生命历程中不断与社会照面，如何处理与社会的关系，就是如何能够有效地将他者的原则书写进自身的生命中。

从现代社会生长的历史进程看现代人的生存方式，韦伯提示我们不要过于乐观，按照他的看法，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表现为两个最为基本的特点：第一便是“理性化”，第二便是由这种“理性化”所导致的“世界的祛魅”，这两点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社会的面貌、支配了现代人的生存品性。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特殊的价值处境深深地植根于现代社会的这一特质之中，由此判断，由于世界的理性化以及“世界的祛魅”，总体主义的价值秩序已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取而代之的是价值的分化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终极价值的“多神化”。由此看出，韦伯对现代人的命运充满了焦虑，他深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中的张力，但又对这种内在的张力无计可施，“铁笼”“诸神之争”等语汇就形象地表达了韦伯的悲观情绪。

社会工作诞生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法制化为特征的时代。人们还是走出封闭的传统生活共同体，整个社会的流动性空前加剧。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或观念世界也逐渐发生变化。紧随工业革命而来的，是各种版本的现代“启蒙运动”。但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念，并由此改变传统的道德认识方式。社会工作出现在现代社会绝非偶然，只有理解了现代人所必须面对的内在生存张力，体悟到传统社会所具备的诸多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基本原则的助人手段已经无法再面对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所产生的新问题时，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视角就自然要浮出水面了——它作为一种新的助人方式，因应了现代问题对人类提出的挑战。社会工作的助人活动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必须首先对现代人自身的“现代病”有基本的判断，更准确地说，社会工作要为现代人提供的服务必须是现代人所必需的“商品”。在社会工作诞生的初期，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共同作用，剧烈的社会变迁造成的最主要社会问题就是贫穷以及由此连带产生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社会工作从最早的慈善组织开始，就一直将满足社会成员的生存性需要作为首要的助人内容。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推进，人们满足自身生存性需要的能力大为增强，尤其是现代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以及世界范围内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人们生存性需要的满足已经基本不成为主要的社会问题，面对此种变化，社会工作逐渐将自身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社会成员的社会性需要方面。(www.xing528.com)

所谓社会性需要是指人们在满足生存性需要之后所产生的对于自我实现的强烈愿望，而这种自我实现又只能在个体与他者互动的过程中予以实现。把个体的问题更多地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相联系是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社会工作助人的主要问题意识，因此，人与环境的互动问题成为社会工作关注的焦点。借助于社会学的背景，社会工作从不把社会理解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而是理解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即社会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始终是现代人构成自身生命历程的标准和依据。现代人虽然获得了相对的个体性和独立性，但其生活的方方面面又始终存在着以“大众”为名义的强制性力量。现代广告、各种展览会都在以“时尚”的名义对受众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久而久之，多数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就具有了相对一致的特征，这成为现代社会秩序的主要来源。社会性需要对于现代人具有重要意义，以社区社会工作为代表的社会工作领域和方法已经将传统的助人视角转向服务对象所在的社会环境。把理解个体的切入点放入更加开放的社会视野中，但是这种视野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即社会工作极易将这种外在环境误以为制度环境，从而机械地将人与环境割裂开来，从一种僵化的二元对立格局中思考受助者的问题。

众所周知，1601年英国颁布的《济贫法》成为社会工作最早诞生的标志。救济穷人成为现代政府必须担负的责任，这预示着传统国家形态已经消失，新的现代民族国家权力得以实现和巩固的基础是现代公民的出现。而国家要想从全体公民中确定哪些公民应当成为公共权力帮助的对象，就必须借助现代统计学的方法，也必须建立起一整套的公共管理制度和标准。这些都成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社会工作就是这个体系中的一部分，这是社会工作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社会工作最初承载着现代国家治理的任务，是国家实现善治的重要帮手。

在社会工作发展的早期，由于将受助对象的多数问题作为生存性需要理解，进而对物质利益问题做了过多关注，因此，利益问题是早期社会工作的核心内容。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工作对社会环境的作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逐步将人的需要层次从生存性层面扩展到伦理层面。社会工作意义上的伦理是一个大伦理的概念，即将人理解为一个群体性的存在。一个群体要想有效维系下去，就必须建立各种有效的合作机制，而这种有效性又首先表现为群体成员的内心认同层面，只不过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会形成具有现代特质的合作机制，也会遇到相应的合作挑战。社会工作近年来始终希望将案主的功能恢复作为助人的落脚点，就已经标志着其已经将受助者与他人和谐相处的问题作为理解其社会功能的主要内涵。助人自助这个社会工作领域耳熟能详的概念也恰好说明社会工作者意图恢复的主要是受助者与其他社会成员的有效沟通交流、有效合作与互动的能力，这是任何现代个体所必须具备的生存技能。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我们需要在与他人良性互动的基础上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目的。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也随着不断完善。市场的基础性原则是对参与市场的主体一视同仁。因此，就会产生各种制度化的措施，诸如法律制度、产权制度和现代自由教育等为依托的一整套现代制度。但不同的市场主体由于各种原因会在资源获取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差异，从而造成现代意义上的贫富分化，不同个体能够支配的资源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通常我们会把那些获取资源能力较弱的群体统称为弱势群体，诸如老年人、残疾人、儿童等。这类群体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权力关注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质量会影响到其周围所在的人群和社区，甚至这些人群的聚集地可能产生更加危险的暴力倾向，这在很多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屡见不鲜；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对这类群体的关注体现了其赖以维系的现代价值观，即对个体价值的尊重和保护。而这一点也恰恰成为现代专业社会工作的安身立命之本。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现代价值绝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首先建立在对现代市场社会必然产生个体差异这个共识基础上的。质言之，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不是以实现所谓抽象的平等、自由等价值为目的，因此，社会工作的助人活动也就不是力求践行抽象价值。可所谓伦理困境的出现却恰好是在追求无条件价值实现时才可能出现。

与前现代相比，现代道德意识最重要的特征是：个体与国家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此时的国家不同于前现代的生活共同体，诸如费孝通先生笔下的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与此同时，现代个体价值实现更重要的载体就是职业。当个体不再依附于血亲关系之时，职业共同体就成为其必然的生命的归宿。这不仅意味着现代人的首先身份是职业身份，诸如社会工作者，更重要的是，其全部的价值取向和道德意识与行动的实践都必须在职业共同体的框架中得以实现。现代人生的失败实质也就是职业生涯的失败。按照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分析，在现代个体与国家之间充斥着各类法团（职业共同体），任何职业共同体的维系又必须是成功构建具备鲜明职业特征的职业伦理。从此意义上，职业伦理是既是现代个体化道德意识的必然引申，又是个体道德价值之间能够沟通、共识的中介，从而为构建国家治理意义上的公民道德铺平道路。

可见分析现代性语境中的道德意识，必须从现代个体出发，即个体必须能够成为全部生活意义的创造者和实践者，现代个体不再能够依靠任何外在“神圣形象”帮助。因此，现代人的焦虑也由此肇事。一方面，没有了任何拘束的现代人会把道德意识彻底主观化和任意化，正所谓“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但这种任意化的价值如果缺乏了有效的边界也就会自动消解。可现代人是无法自己赋予自己所创价值之意义的，正所谓无限的个体受到了有限性的挑战。另一方面，现代个体又必须时刻面对与之同样具有不可侵犯性的其他个体，需要面对其他个体所具有的独特道德意识。这时，人们就自然会在社会的意义上体验到没有哪个人的价值能够凌驾于其他人的价值之上，所有特殊性的价值必须共在，也必须承受由共在所必然削弱的价值唯一性。社会工作经常会强调现代价值的多元化特征，也认为其专业伦理困境是由此多元化特征所引发。殊不知，价值多元化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根本，其背后隐藏着现代个体本身的价值宿命。换言之，不是价值多元引发了伦理抉择，而是价值多元本身已经是“伦理抉择”。

如果仅仅在个体的层面上去分析现代道德意识，问题就会最终演变成一个无限倒退的循环。除非我们使用非常手段去人为停止这个过程。个体化的价值如何能够既承载个体的生活意义，也能够让主体间能够和谐共生就成为全部问题的实质。基于此，走出纯粹个体的范畴，为抽象个体确立起适度的边界，从而让价值选项不再是个体的主观任意就成为题中之义。对于社会工作者专业来说，需要在两个维度上扩展社会工作伦理：一是专业伦理的讨论从社会工作者一极扩展到社会工作者与受助对象的关系之中；二是专业伦理的讨论必须建立在社会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的关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