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题刻的文学内涵与价值解析

（一）引言

白鹤梁所在的古涪州（治今重庆涪陵），唐时所置，属山南东道，宋代隶属夔州路，由于这一地区，属于典型川东山地风貌，土瘠民贫，文化落后，交通闭塞，故唐宋以来一直作为犯官贬戍之地，被中原士大夫视作畏途。正因如此，集中于此地的士大夫们或出于寄情畅怀，或出于宦旅排遣，或出于追慕往哲，在涪州各地题咏甚多，而这其中题刻数量最多，内容最广泛，保存状况最好的就是白鹤梁题刻。应当说，白鹤梁题刻是目前存世的最具特色的古代石刻群落之一，长久以来就以其巨大的考古学和文化史、水文史价值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与国内大部分石刻群落以造像为主体不同，白鹤梁题刻主要以形诸文字的石梁刻字占据了题刻区的绝大部分，题刻文字之外，则有少量的石鱼图、芝草图、白鹤图、观音图等。这些题刻除记载了特定时期的水文情况，交游人名，还留下了不少出自士大夫们之手的各类文学作品。

然而，长期以来研究白鹤梁题刻历史的学者很少关涉题刻的文学内涵，而研究古典文学者，则仅及于对题刻诗文的收录，而较少作品分析与创作背景还原。当然，这一现象并不只就白鹤梁题刻研究中存在，而是金石研究普遍存在的问题。台湾著名金石学专家叶国良就曾有感于研究古典文学利用金石的不足，在其《石学的展望》一书中说：“近人研究古典文学，很少注意到其与金石学的关系，这是奇怪的学术脱节现象。古人重视金石文字，金石文字往往占了文集中的最大篇幅，所以研究文学，而不涉猎金石学，是有点奇怪的；清代以前的学者并不如此。石刻释例的起源，正是从研究韩、柳、欧、王的古文来的，其后的研究虽然范畴不限于文学，但与文学研究与创作关系密切。个人建议古典文学研究者应当将石刻释例的著作纳入参考的范同。”^[133]反过来，石刻研究者也应该关注金石当中文学成分。本篇姑尝试对此问题予以初步探讨。

不同于现今保存较好的另一处大型题刻群—石门题刻，从唐代镌刻的时代，白鹤梁题刻的文字中多为简单的题记，比如，镌刻于广德元年的一段有关州守郑令珪的题记仅有短短数言：“唐广德元年春二月岁次甲辰，江水退，石鱼出见，下去水四。问古老，咸云：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时刺史、州团练使郑令珪记。”又，宋代嘉祐年间的《武陶等题名》，也仅短短48字，“游石鱼题名记。尚书虞曹外郎、知郡事武陶熙古，涪忠州巡检、殿直侍其瓘纯甫，郡从事傅颜希圣。嘉祐二年正月八日谨识”。整个唐宋时期题刻中，与上述情况类似的题刻很多，也就是说题刻文学作品的情况甚少。现今所见题刻区中，保存最早的诗文题刻当是创作于端拱元年（988）十二月十四日的《朱昂题诗记》，该题刻高四尺，宽五尺六寸，记八行，行十字。正书，径三寸，诗凡四行，行十二字。字径三寸五分，衔名一行。记曰：“涪州江心有巨石，隐于深渊，石旁刻二鱼。古记云：鱼出，岁必大丰。端拱元年十二月十有四日，昂自瞿塘回，遵途于此，知郡琅琊王公□云：‘石鱼再出水，岁复稔。’昂往而观之，果如所说，因歌圣德，辄成一章。朝请大夫、行尚书库部员外郎、峡路诸州水陆计度转运使、柱国朱昂上。”其下诗云：“欲识丰年兆，扬鬐势渐浮。只应同在藻，无复畏吞钩。去水非居辙，为祥胜跃舟。须知明圣代，涵泳杳难俦。”《朱昂题诗记》而后，宋代题刻中的诗文题刻另有皇祐元年《刘忠顺等倡和诗》、崇宁间《杨公题诗》、宣和间《王蕃诗并序》、绍兴十八年（1148）《何宪等倡和诗并序》、淳祐十年（1250）《赵汝廪观石鱼诗》、宝祐二年（1254）《刘叔子诗并序》、宝祐二年《蹇材望诗并序》，等等。明清以后，白鹤梁题刻中诗文题刻数量渐多，除诗歌外，亦出现诸如铭、碑、记、赋等各种体裁。其中不乏刘冲霄、王士祯等名家手笔，也留下了诸如《金国祥诗记》《七叟胜游》《王士祯石鱼诗》等不朽的篇章。因而白鹤梁题刻，既是川江石刻文学的代表群落，也是三峡地域文学的集中表现。

（二）白鹤梁题刻的文体类型

白鹤梁文学是一个具有石刻群落特征的文学，其选用的文体也就与刻石的内容、刻石的功能相一致。石刻的主要功能在于铭功记事，因而白鹤梁文学的文体就以诗、铭、记为多。新近题刻中，也有词作多摹古例。

1.诗

“诗”这一文体，是白鹤梁文学的主体部分，自宋代以来的题刻中即未见有所中断。现存白鹤梁题刻中诗歌题刻共有18处，其中大多创作于明清时期。综而论之，现存白鹤梁题诗大体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题刻者触景生情自作诗词。中国文人自古即有即兴赋诗的传统，一些著名的诗词，诸如湖南浯溪摩崖石刻中的宋代诗人陈统《经浯溪元次山归隐》一诗，重庆大足石刻群中所题明代游和《赐进士重庆府通判豫章游和诗》，以及陕西汉中石门石刻中的宋代诗人文同诗作《游石门诗》等，均赖以石刻而得其全。而在涪州，早在秦汉以前中原文化就陆续传播至此，催生出一批涪州本土诗词，而至隋唐时期涪州流寓文人渐次增多，一大批著名的诗人寓居涪州，更是留下了大批优秀诗作，这其中如杜甫作于永泰元年（765）五月的《黄草峡》一诗，“黄草峡西船不归，赤甲山下人行稀。秦中驿使无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万里秋风吹锦水，谁家别泪湿罗衣。莫愁剑阁终堪据，闻道松州已被围”。这首诗是杜甫路过涪陵黄草峡忧蜀地兵乱之作，全诗寄情于景，表现出高超的叙事技巧。又如，涪州本土诗人孙定，一生作诗千余首，为人极为洒脱，他有诗作《寄孙储》云：“行行血泪洒尘襟，事逐东流渭水深。秋跨蹇驴风尚紧，静投孤店日初沈。一枝犹挂东堂梦，千里空驰北巷心。明月悲歌又前去，满城烟树噪春禽。”此诗被后世视作唐代言志诗歌的典型代表。入宋后，涪州文风渐盛，传统题咏酬唱之风在此地逐渐蔓延，大量的地方官员及本地文人士子为涪州留下了数量众多的优秀诗篇，这其中仅题刻诗文就不在少数。宋代涪州的题刻诗文主要分布在点易洞、白鹤梁、北岩等地，而这其中又以白鹤梁诗文保存最为完整。白鹤梁题刻诗文多为时人触景生情即兴之作。而这些诗篇又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属于单篇诗词。比如镌刻于北宋后期的《杨公题诗》，“邀客西津上，观鱼出水初。长江多巨石，此地近仙居。所记皆名笔，为祥旧奏书。丰年知有验，遗秉利将舒。戏草春波静，双鳞乐意徐。不才叨郡寄，燕喜愧萧疎”。据考，此诗作者当为北宋崇宁间出任涪州知州的杨元永。杨元永，字刚中，曾为知费县事，即费县知县。杨元永此诗意在借石鱼出水事，表达丰稔之想，并有追古慕远的意味。又比如清代康熙二十四年（1685）《高应乾题诗》，“访胜及春游，双鱼古石留。能观时显晦，不逐浪沉浮。守介难投饵，呈祥类跃舟。胥归霖雨望，千载砥中流”。此诗作于诗人登石梁观石鱼出水之时，看似为歌咏石鱼出水之作，实则借石鱼出水之事，隐喻那些不逐浪沉浮，有操守，有才干的士大夫们。纵观白鹤梁题刻诗词，此类诗词共有11处，可以说是题刻诗词中的绝对主角。另一类则是和诗。这其中有些是当时人同登石梁先后创作的倡和之作，比如镌刻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的《徐上升、杨名时诗记》，其中徐上升诗作云：“约赋石鱼江上镌，伊人佳句比青莲。留形远垂建炎代，多志由考淳祐年。潜见何心关运会，人材有意赞今先。民依可念愁鲂尾，题石故愿刺史贤。涪庠士徐上升同兄上□、上朝和。”此诗后附题记文字多泐损，但据文意很明显可看出，乃涪庠士徐上升连同其两位兄长与某人的倡和诗，而同区域下接涪庠士杨名时诗，故此处所和诗自然是杨名时之作无疑了。杨名时和诗云：“江上鱼兮石上镌，浪生鳞甲拥为莲。鉴湖不游惊鱼笛，白鹤将鸣和有年。在藻兴歌时已远，临渊难羡钩谁先。风流刺史悬鱼节，化作游鳞颂今贤。涪庠士杨名时和，清康熙乙亥人日刻鱼和书。”杨名时和诗与徐上升诗韵脚不但相同，而且前三句完全步韵，所作诗词虽不能称之为绝妙，但意境大体高远悠长，表现出诗人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还有一种和诗则是后世和前朝诗作。遍阅整个题刻区域，此类诗作尤以和北宋刘忠顺诗作者最多。刘忠顺原诗云：“七十二鳞波底镌，一衔蓂草一衔莲。出来非其贪芳饵，奏去因同报稔年。方客远书徒自得，牧人嘉梦合相先。前知上瑞宜频见，帝念民饥刺史贤。”北宋元祐间有尚书屯田员外郎、知梁山军水丘无逸作《无逸谨次韵和公执转运郎中留题涪江双鱼之什》，其曰：“谁将江石作鱼镌，奋鬣扬鬐似戏莲。今报丰登当此日，昔模形状自何年。雪因呈瑞争高下，星以分宫较后先。八使经财念康阜，寄诗褒激守臣贤。”至南宋宝祐二年，又有蹇材望作和诗：“何代潜鳞翠琰镌，双双依藻更依莲。梦符瑞报屡丰兆，物盛宜歌大有年。玉镯调和从可卜，金刀题咏又开先。浑如泼刺波心跃，感召还知太守贤。”至明代万历前后，再有新安金国祥和诗：“江石之鱼何代镌，江头之石拥青莲。呈奇偏遇上元节，题句因书淳祐年。来去岂为蓑笠引，浮沉不作鼋鼍先。今人漫续古人咏，他日还传此日贤。”上述诸诗创作年代跨度虽大，但是和诗用韵分别在镌、莲、先、贤等字上，押韵较为合理，特别是金国祥诗更在用典上与刘忠顺诗前后相接，甚为巧妙。

二是联句诗。据史料记载，联句诗最早可以追溯到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武帝刘彻作柏梁台，召集两千石以上大臣，有能为七言诗者乃得上坐。于是君臣即兴赋诗，每人一句，共得26句，这首诗就是后人所谓的《柏梁诗》：“日月星辰和四时（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王）。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撞钟伐鼓声中诗（太常），宗室广大日益滋（宗正）。周卫交戟禁不时（卫尉），总领从官柏梁台（光禄勋）。平理请谳决嫌疑（廷尉），修饰舆马待驾来（太仆）。郡国吏功差次之（大鸿胪），乘舆御物主治之（少府）。 陈粟万石扬以箕（大司农），徼道宫下随讨治（执金吾）。 三辅盗贼天下危（左冯翊），盗阻南山为民灾（右扶风）。 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更领其材（詹事）。蛮夷朝贺常会期（典属国），柱枅欂栌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齿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 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此诗虽为七言，但非一人所写，且一人一句，上下互不相关，韵语高下有别，诗意亦不完全相同，故非独创诗词，应是一首标准的联句诗。《柏梁诗》之后，后世联句诗有每人一句，两句一韵的；有每人两句一韵的；有每人一句，每句为韵的；有每人四句两韵的；还有一人出上句，继者对成一联，再作出句，轮流相续，最后结篇的。联句诗多在诗人聚会时采用，多为乘必之作，要求参加者思维敏捷，反应迅速，而且要符合众人议定的规则。作为文人雅集的场所，白鹤梁题刻中自然少不了这种联句诗的影子。比如镌于明代的《联句和黄寿诗》，“鱼出不节用（张瓛），年丰难为丰（刘用良）。鱼没知节用（文行），年凶未必凶（文羽夏）。造化存乎人（蒋建辰），丰凶岂无踪（刘是）。神官俭且廉（吴崇夔），小子心当同（张儒臣）”。此诗是一首典型的每人一句，两句一韵诗。又比如目前暂系于清初诗词之列的一首佚名诗，全诗云：“江上石鱼镌（周），游戏水中莲（汤）。扬须沐□□（□），鸣鼓报丰年（杨）。广德诗云古（徐），清□识已先（张）。尧民志帝力（□），刑□郡□虞（黄）。□琦、汤又仲、□□□。”此诗亦每人一句，两句一韵，集众句成一首五言律诗，平起入韵，韵字为莲、年、先等，大体为和刘忠顺诗韵而来。

三是转刻诗。这里所谓的转刻诗，专指转刻前人或同时期其他成名诗作而言。转刻诗词由来已久，据考现今闻名于世的先秦石鼓中所存前后连贯的十首古诗，大体即为转刻制作，转刻诗文无固定规则，全凭镌刻者个人喜好而为之，当然内容择取仍多以与镌刻地关联者为主。白鹤梁转刻诗词中，最为著名的即是康熙十一年典试四川乡试、户部郎中王士祯题诗：“涪陵水落见双鱼，北望乡园万里余。三十六鳞空自在，乘潮不寄一封书。”此诗为一首七言绝句，第一、二、四句同韵。镌刻者题为“后学陈廷璠”。陈廷璠其人，《听雨楼随笔》记载：“陈廷璠，号六斋，涪州人，以孝廉补粤西。藤县素多盗，捕戮殆尽。偶乘舟外岀泊荒洲，寝后闻有人，连呼速起，披衣开窗起视无人，旋闻舟前群盗汹涌而来，逾窗登岸，匿林中。贼入，执役问官所在，入见衾枕宛然，疑其尚卧，众刃交下，碎榻而去。后侦知官竟无恙，惊为神佑，尽避去，民为立生祠。”^[134]“北望乡园万里余”一句，《柳亭诗话》作“北望乡关万里余”。^[135]

2. 铭

中国古代历史意识起源很早，先秦时期人们就十分重视前言往行，以史为鉴成为行政的准则与处世的智慧。因为铭体具有叙事功能，所述之事又有具体的历日可查，确凿可信。加上铭所涉及的人物均为当时杰出之贵族或卿大夫，故春秋时期一些铭传播很广。有的为当世之人屡次引用，作为论事析理之根据，或谈论之凭借，有的则成为史官记录历史之材料来源，据以证史。刘勰《文心雕龙》云：“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136]言铭之文风“敬慎”而有规戒之功，即指此。铭体文学相对于诗歌而言，所占比重并不是很大，所镌时代亦较晚。目前题刻中最早所见铭文为镌于清光绪七年孙海所作并书《白鹤梁铭》，此铭也是题刻中唯一 一处铭体文学作品。全篇大略为：“长江宛宛，来自汶易。毋渝注夔，汇此岩疆。曰惟涪都，蜀之巨镇。镜波冲容，碕石蔽暎。惟鹤之梁，在水中沚。惟鱼之祥，谷我士女。仙人邈矣，缅想云壑。澄潭净渌，珠玉盈碣。我侨此土，驹景鸿泥。陵谷迁变，目示此刻辞。秦州孙海撰并书。历下朱煜、大荔屈秋泰同游，时光绪七年中春上浣也。”史载，孙海，字吟帆，秦安（治今甘肃天水）人。咸丰辛酉拔贡，曾官遂宁知县。^[137]此文为典型的山川铭，同时也属于无序铭的范畴。此外，此铭文辞短小，以四言为主，共计108字，故亦属齐言铭。

3.记

关于“记”类文体，徐师曾（明嘉靖癸丑进士）曰：

按《金石例》云：“记者，纪事之文也。”《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而记之名，则防于《戴记》《学记》诸篇。厥后扬雄作《蜀记》，而《文选》不列其类，刘勰不著其说，则知汉魏以前，作者尚少，其盛自唐始也。其文以叙事为主，后人不知其体，顾以议论杂之。故陈师道云：“韩退之作记，记其事耳，今之记乃论也。”盖亦有感于此矣。无观《燕喜亭记》已涉议论，而欧、苏以下，议论寝多。则记体之变，岂一朝一夕之故哉？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约略看到“记”类文体的流变特征。总之，对客观物体加以描述并以此激起人们对相关问题的冥想，应是“记”类文体的基本功能之一。

而就内容来看，记之为文，有纪事之属；有讲论之属；有描摹之属。正如明代人吴讷所说：

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

白鹤梁题刻共有记类文体六篇^[138]，其中《张八歹木鱼记》《成化抄写古文诗记》，文简字俗，仍当属于普通题记范畴。而其余《萧星拱重镌双鱼记》《范锡朋观石鱼记》《李宽观石鱼记》《何耀萱白鹤梁记》则应是记之“正体”。比如《萧星拱重镌双鱼记》云：“涪江石鱼，镌于波底，现则岁丰。数千百年来，传为盛事。康熙乙丑春正，水落而鱼复出。望前二日，偕同人往观之，仿佛双鱼蓂莲隐跃。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遂命石工刻而新之，俾不至湮没无传，且以望丰亨之永兆云尔。时同游者旧黔令、云间杜同春梅川，州佐、四明王运亨元公，旴江吴天衡高伦，何谦文奇，西陵高应乾侣叔，郡人刘之益四仙，文珂奚仲。涪州牧旴江萧星拱薇翰氏记略。”此记，于石鱼本身没有多加笔墨，几乎略去对白鹤梁及其周边景物的模写刻画，而是着重于以石鱼为媒介，以表述兆丰之念。这种表述方式可以说代表了宋代以来记类文体创作的普遍思路。又如《何耀萱白鹤梁记》：“民国廿六年三月，雨泽稀少，河流枯落。西鉴湖中有石梁横亘，古凿有两石鱼于其上，相传水涸鱼出，出则岁丰。公余之暇，偕曾海清、刘升荣、王和欣、谭佑甫、蒋慎修、周国钧、周哲生、刘静禅诸君命舟渡梁，眺览大周，果见鱼出。窃思涪陵亢旱六载于兹，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今天心仁爱，示兆于石，斯亦吾民之大幸也。海清命余为记，并勒诸石。邑人何耀萱记。方伯旻书。”此记，除了客观描摹景物外，更多是对涪州时事民生的看法。全篇写作从最开始纯粹的“记”逐渐转变为通篇之“议”，而议论成分甚至超过了写景部分。除此两文之外，其他诸记情况也大体如此，今姑不逐一引述分析。

4.词

有关词类题材的概念及特征，自来论述颇多，此处不做赘述，或许因词类自古即是难登大雅之作，故题刻所见词类作品甚少。唯一 一处词作，镌刻时代亦较晚，为1963年2月14日涪陵专员公署副专员龚堪贵所作，其名为《卜算子·游白鹤梁》，词曰：“涪陵长江心，白鹤梁驰名；相传石鱼唐人刻，还有佛像神；石鱼兆丰年，游者题诗称，尽管有唯心观点，贵在四代文。”此词，文字较为浅显，无论是创作的思想，还是用语的方式，均鲜明体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学创作风格。如果单就艺术价值而言，这段词作算不上上乘，但却留下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行政区划、思想意识形态、经济和自然状况的记录，故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三）白鹤梁文学作品的纪实性

白鹤梁题刻文学因为其特殊的性质，决定了其有别于传统文学作品以抒情为主的基调，而是具有很强的纪实性特征。各种文体，大多是视事而作。比如现存题刻中，镌刻最早的《申状题记》即是如此，它记述了北宋开宝四年发现唐代题刻的具体情况，时间、人物、事件一应俱全，而且重点描绘唐刻的状貌，以及上面所附文字：“唐广德元年春二月岁次甲辰，江水退，石鱼出见，下去水四。问古老，咸云：江水退，石鱼见，即年丰稔，时刺史、州团练使郑令珪记。”这段文字是对前代白鹤梁史料的忠实记录。要而言之，白鹤梁题刻文学的纪实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人物

白鹤梁题刻有关人物的题记较多，如前所述《申状题记》就是记载左都押衙谢昌瑜等人发现唐代题刻经过，以及涪州诸官前往观看的一段文字作品。这段题刻以及之前已佚原刻的《郑令珪题记》，之后的《朱昂题诗记》等对白鹤梁题刻中后世有关碑文、铭文的人物叙述具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赵汝廪观石鱼诗》：“预喜金穰验石鳞，□能免俗且怡神。晓行鲸背占前梦，瑞纪龟陵知几春。拂石已无题字处，观鱼皆是愿丰人。片云不为催诗黑，欲雨知予志在民。”此诗是白鹤梁题刻诗词中的代表性作品。其前有题记一段，云“淳祐庚戌正月八日，郡守、开封赵汝廪观石鱼，赋五十六言”。文虽短小，实则记述了作者赵汝廪个人信息，并对刻书缘由有所简略叙述。又如《姚觐元题记》：“光绪乙亥冬，鱼出。岁其大稔乎？喜而记之。二品顶带布政使衔、分巡川东兵备道，归安姚觐元。”此题记记载了姚氏在川东为官时期的职位、官衔，并叙述了镌刻题记之目的，可以对研究姚觐元川东行迹有所帮助。还有如清代题刻《濮文升题记》：“咸丰癸丑，先大夫琅圃公来治涪州，文升与兄文暹、弟文昶、文曦侍，三载于兹，颇穷蒐访，独以莫见石鱼为憾。同治辛未，文升复承之是州，自时厥后，凡三至焉。江山云物，皆若有情，然终莫见斯石也。今年春，水涸鱼出，因偕诸友流览其上，让酒之暇，余兴未已，爰叙颠末，以志不忘。同游者霑益娄橒，婺源胡寿春，芜湖沈福曾，中江蒋蘅、岳尚先，眉州何晋铣，归安吴瑜，乌程沈锌庚，昭文范观治，营山张元圭及余弟文曦子贤懋、贤忱、贤恭、贤怡、贤泌，犹子贤愈，妹夫顺德张思源，甥宝应朱学曾，顺德张元钰。清光绪七年辛巳春正月甲子朔二十正癸未溧水濮文升记。”这段题刻文字重在介绍濮氏一族与涪州之渊源以及石鱼出水后，众人从游的盛况。对于这些从游者，除少数人事迹在其他史籍中有所记载，大部分则无片语可查，故此题刻所载人名及对应官称、字号、人物关系，正可补其缺漏。同时，据题刻记载，可以将濮氏的政绩突出地表现出来，在叙述时条理清晰，足以表现其人的风貌。

2.事件

白鹤梁题刻大多因事而作，而所记事件多与石鱼出水之事相关，故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白鹤梁题刻也可以说全具记事性特征。比如题刻中镌刻年代相对比较早的《刘叔子诗并序》，诗云“衔尾洋洋石上镌，或依于藻或依莲。梦占周室中兴日，刻自唐人多历年。隐见有时非强致，丰凶当几必开先。太平谁谓真无象，罩罩还歌乐与贤。三年春王正月乙巳，男贡士从龙书”。前序云，“鉴湖之石鱼，唐人所刻也。《图经》谓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则岁稔，大率与渝江《晋义熙碑》相似。圣宋宝祐二年岁次甲寅蜡（腊）月立春后一日，郡假守长宁刘叔子君举，偕别驾蹇材望君厚送客江上，过石鱼浦，寻访旧迹，则双鱼已见，时维丰年之兆。因披沙阅古碣，得转运使尚书主客郎中刘公忠顺所题一诗，叔子感慨颓波之滔滔，激节石鱼之砥柱，而转运公之佳句与之相为无穷，敬嗣韵以识盛事，尚庶几小雅，歌牧人之意云尔”。此题刻主要记载了石鱼出水的事实，以及前代有关石鱼出水兆丰年的故事，另外对题刻以及《图经》中的有关记载也进行了引述，最后，则交代了此次石鱼出水后，郡守刘叔子与众人一同往观的情况。又比如《罗奎诗并序》，“万历已丑上元后一日，予偕江、金二别驾往观石鱼。读宋淳祐中太守同僚赓刘转运诗，因步韵以纪事云。神鱼翠壁托奇镌，不落池塘岂傍莲。春雨涨江翻巨浪，晴波浮石兆丰年。渔人把钓空垂饵，太史占祥庆有先。惟愿此中相继见，公余同咏附前贤。惠阳罗奎”。此诗记载万历十七年（1589），罗奎与江、金二别驾观看石鱼出水，但见前代石题刻甚多，遂亦沿袭北宋刘忠顺石鱼诗之韵，自作诗词镌刻的事。又比如，清代题刻《萧星拱重镌双鱼记》：“涪江石鱼，镌于波底，现则岁丰。数千百年来，传为盛事。康熙乙丑春正，水落而鱼复出。望前二日，偕同人往观之，仿佛双鱼蓂莲隐跃。盖因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遂命石工刻而新之，俾不至湮没无传，且以望丰亨之永兆云尔。时同游者旧黔令、云间杜同春梅川，州佐、四明王运亨元公，旴江吴天衡高伦，何谦文奇，西陵高应乾侣叔，郡人刘之益四仙，文珂奚仲。涪州牧旴江萧星拱薇翰氏记略。”此题刻记载事件首尾皆具，本末清晰，主要围绕石鱼出水后，所见皆“岁久剥落，形质模糊，几不可问”，故命工摹刻之事。除上述所列诸刻之外，其他题刻也多有反映彼时诸事，今不详论。

3. 涪州自然风貌

白鹤梁作为一处著名的人文景观，既是历世文人交游之所，故所存题刻中自然也就少不了对涪州风貌，特别是白鹤梁本体风貌描述的作品。比如镌成于清代乾隆时期的《罗克昌题记》：“古涪江心卧石梁，梁上凿鱼鱼徜徉。岂是王余留半面，非同沙内曳红裳。三十六鳞形质全，闻说在昔唐人镌。此石成鱼鱼赖水，胡为失水偏有年。鸣呼噫嘻知之矣，纪闻纪见俱至理。白鱼入舟周载祥，圣嗣钟灵独梦鲤。讲堂鹳鹤集三鳣，公卿象服说非俚。太人占之曰维丰，此事更与瑞鳞通。独茧苣钩强不起，石文潛见悉天工。我来涪陵鱼常出，岁岁仓箱盈百室。今兹休暇复往观，鱼高水面空匼窟。额手称庆告农夫，及时举耔莫荒芜。圣朝仁爱天心见，人事承庥切自图。主伯亚旅勤胼胝，三时不懈冻馁无。纯孝裂水双鲤跃，类推集祉在中孚。我将去矣无多嘱，愿尔群黎共惇笃。作善降祥鱼效灵，江石千年兆人足。乾隆十六年岁次辛未二月初四日，前涪州刺史珠湖罗克昌题。命子元定书。”此题刻对白鹤梁景物的描述非常翔实，如“古涪江心卧石梁，梁上凿鱼鱼徜徉。岂是王余留半面，非同沙内曳红裳。三十六鳞形质全，闻说在昔唐人镌”诸句，就依稀可以让后来人感悟到白鹤梁周边的青石、碧水、游鱼、古记、绿树、古居的画面。可以说，全诗文字浅显，语言生动，描摹景物朴实自然，仿佛为后世勾勒出了一幅石鱼出水的绚美画卷。另如比之稍晚的《张师范题诗并记》：“大江日夜流，陵谷巨云间。奇石撼波涛，崩云胜霹雳。北岩水落时，中有白鹤脊。清浅漾双鱼，丰俭以出没。我来已一载，岁歉悯漠脊。晨夕剧忧惶，富庶惭豪述。今作濠梁游，因抚昆明石。芝草与莲花，节出就我侧。好风送斜晖，时密媚空碧。初春风物伴，瑞龙验秋获。共有忠鉴喜，复寻古篆迹。逸响满沧浪，骚雅缅时昔。相与促题诗，俯仰法跼蹐。兹邦无若旱，我欲致河伯。刻化一鲸鱼，飞跃蛟龙宅。来时显作霖。长渥涪陵泽。吞吐叠烟波，江天恣旷道。大清嘉庆癸酉岁新正四日，偕诸同人往观石鱼，鱼已见水面，喜盈于色，作此志。胜而续风骚，复于白鹤梁之西，续刻巨鱼，卜众维年丰之兆，且冀雨泽常润我州，遂命勒石焉。州牧张师范题并书。”此诗视野更为宏阔，诗人仿佛立于题刻之外，通过远景、近景的交替描写，为阅读者提供了白鹤梁所在长江涪州段“奇石撼波涛，崩云胜霹雳”的壮丽景象。而“北岩水落时，中有白鹤脊”一句则将北岩题刻与白鹤梁题刻并列表述，显示出此地人文胜景的繁复。“清浅漾双鱼，丰俭以出没”，以及“芝草与莲花，节出就我侧”等句，亦如前诗，简直将石梁一带江景刻画得入木三分。

（四）结语

本节之所以在引言中，将论题定位于白鹤梁石刻文学，就是试图通过对这一地方文学的考察，在实证的层面挖掘其文学内涵，并展现出白鹤梁题刻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就石刻文学而言，白鹤梁题刻具有丰富的文体类型，包括诗、铭、记、词等。这些文体以应用性的叙事为主，这与白鹤梁所附着的人文身份特征，以及历代文人士大夫交游题刻风气的愈加兴盛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纯文学性的诗文，大多主要表现历代文士面对优美的石梁胜景和独特的古迹遗产所发出的赞美与慨叹。当然，既然白鹤梁题刻以叙事为主，那么白鹤梁文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具有强烈的纪实倾向。而这种纪实性又主要表现在纪人物、纪事件、纪涪州自然风貌等诸方面，可以很明显看出，这与传统文学重抒情的主流倾向有所不同。正因如此，才使得白鹤梁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具有高度的文学技巧的特殊文学创作现象。

另就地方文学而言，白鹤梁题刻也是在石刻文学基础上体现其区域文学研究价值的。对于历代石刻。我们可以分为可移动石刻和不可移动石刻两种类型，墓志墓碑之类的石刻是可以移动的，而题记、摩崖等一般以为是不可移动的，这两种石刻的功能和表现也就会有所不同。白鹤梁题刻属于题记，应属于不可移动的石刻。尽管随着三峡工程的建设，今天的白鹤梁已经很难恢复其往日的风采，大部分题记、题刻随着三峡蓄水永远地沉入了江底，有些则通过特殊手段得以异地保存，但上述做法并不妨碍将这些石刻视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性质。总之，白鹤梁石刻比起涪州其他类型石刻，其文字更为工整，布局更为精炼，也更具有水文应用价值，还更利于传世久远。尤其重要的是，白鹤梁的题刻文学，多是出于涪州本土文人以及峡江流寓士大夫之手，前后跨度虽历经千年，但不妨碍其属于涪州地域文学的性质。

当然，对于白鹤梁文学的研究，特别是从宏观层面进行整体论述，本节只可谓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其中对于各类诗文、铭记等的分析，仍显粗浅，特别是对于不同时代题刻文学作品的对比分析，基本没有涉及。但笔者相信，这种分析与比较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涉及地方文学研究的扩充与延展，冀望有同好者进一步申发，从而使白鹤梁题刻文学研究能继续深化。

【注释】

[1]为便于考察，本文将题刻中所见知州、州牧、郡守、太守等官称统一书之为知州。

[2]《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 一六。

[3]曾超：《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

[4]王晓晖：《北宋涪州知州考略》，《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9期。

[5]《（淳熙）三山志》卷二八。

[6]《（弘治）八闽通志》卷三三。

[7]《大明一统志》卷四四。

[8]《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四。

[9]《山左金石志》卷一七。

[10]《齐乘》卷四。

[11]《万姓统谱》卷三。

[12]《宋十朝纲要》卷二三。

[13]《（景定）建康志》卷二七。

[14]《（景定）建康志》卷二七。

[1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

[16]《（嘉靖）贛州府志》卷七。

[17]《（雍正）四川通志》卷六。

[18]《字溪集》卷一二。

[19]《字溪集》卷一 一。

[20]《字溪集》卷八。

[21]《字溪集》卷九。

[22]《宋诗纪事补遗》卷七一。

[23]《后村集》卷六六。

[24]《后村集》卷七〇。

[25]《（雍正）河南通志》卷三二。

[26]李东阳撰；周寅宾、钱振民校点：《李东阳集》卷二二八，岳麓书社，2008年，第228页。

[27]《（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一五。

[28]《（康熙）江西通志》卷五三。

[29]《（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八中。

[30]《（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一。

[31]《（雍正）四川通志》卷三一。

[32]《（雍正）四川通志》卷五中。

[33]《（雍正）四川通志》卷一〇下。

[34]《（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三四。

[35]《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续编》卷一八。

[36]《伊江笔录下编》。

[37]《碑传集补》卷二五。

[38]《（同治朝）东华续录·九八》。

[39]楼钥：《攻媿集》卷二九。

[40]谭平：《惟蜀有才—宋代四川人才辈出的文化机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年，322页。

[41]《大明一统志》卷六九。

[42]《字溪集》卷九。

[43]《后村集》卷七〇。

[44]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4页。

[4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

[46]《苏轼文集》卷三九。

[4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48]上述对宋制的梳理，参考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与管理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56-258页）一书。

[49]黄森荣编《涪陵地区书画名人录》（四川省涪陵地区文化局编印，1986年，第8页）言，王择仁于绍兴二十八年（1158）知涪州，当误。

[5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

[52]涪州诸志所载之外，涪州知州遗漏者当仍为数不少，故现已很难统计出确切人数。(www.xing528.com)

[53]《宋诗纪事补遗》卷七一。

[54]《嵩山居士集》卷五二。

[5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〇。

[5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

[57]李禹阶、唐春生：《宋代巴蜀政治与社会研究》，巴蜀书社，2012年，第1-22页。

[58]《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九。

[59]《（乾隆）涪州志》卷一。

[60]《齐乘》卷四。

[61]《嵩山集》卷五〇。

[62]《（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一。

[63]《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七。

[64]《嵩山居士集》卷五〇。

[6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66]《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九。

[6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

[6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

[69]《嵩山居士集》卷五二。

[70]龚延明、祖慧等：《宋登科记考》，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935页。

[71]《文献通考》卷三〇。

[72]程民生：《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29-232页。

[73]《（乾隆）涪州志》卷二。

[74]《晋书》卷一四。

[75]《元和郡县志》卷三一。

[76]《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

[77]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年，第198页。

[78]《宋史》卷六七。

[79]《宋会要辑稿·职官七四》。

[80]漆侠：《宋代经济史》，中华书局，2009年，第193页。

[81]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85页。

[82]《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第95页。

[83]《白鹤梁题名人考按一百二十二则》，第167页。

[84]王晓晖：《南宋涪州知州考略》，《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8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八。

[8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一。

[87]《宋史》卷一七七。

[88]《梅溪集·梅溪先生后集》卷八。

[89]《梅溪集·梅溪先生后集》卷八。

[90]《北山集》卷二〇。

[9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一。

[92]《云溪集》卷九。

[93]《南宋馆阁录》卷七。

[9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三。

[95]《宋诗纪事小传补正》卷三。

[96]《宋会要辑稿·选举九》。

[9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〇。

[9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七〇。

[99]据李裕民先生《宋人生卒行年考》一书引洪迈《夷坚乙志》卷一四第299页 ：“何子应麒为江东提刑，隆兴二年（1164）十月，行部至建康……子应还鄱阳为予言。次年春，复往建康，欲再访之，及当涂而卒。”又引王十朋《梅溪集》卷一八《哭何子应》，注“何以正月二十二日行部，方议刊《楚东酬唱集》，途中亡”，并认为此前又有《次韵何宪太平道中书事》，雍正本注“乾道乙酉（元年）”。祷中云“行部近清明”，故推断何麒（字子应）之卒应在乾道元年（1165）二三月间。（详见《宋人生卒行年考》，中华书局，2010年，第124页）

[100]《南宋馆阁录》卷七。

[101]《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三》。

[102]顾宏义：《金元方志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223页。

[103]以上参引自李胜：《涪陵历史文化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15-224页。

[104]现存涪州方志中，还有成书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时任涪州知州邹宪章审定，州人贺守典等编纂的《涪乘启新》，因该志又名《涪州小学乡土地理》，虽有三卷九十八目，但内容极为简略、浅显，并无只言片语道及白鹤梁题刻，故上表所列诸志时，特剔除此志。

[105]《（道光）涪州志》卷一。

[106]《（同治）重修涪州志》卷二。

[107]《后乐集》卷一二。

[108]《（道光）涪州志》卷九。

[109]《（道光）涪州志》卷九。

[110]高远《白鹤梁题刻与宋史研究》，孙华、陈元棪《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价值》等文对题刻史学价值有所分析，但二文论述范围与言说对象则与 本文不同。

[111]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一。

[112]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

[113]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七四。

[114]《后乐集》卷一二。

[115]《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九。

[116]《（乾隆）涪州志》卷三。

[117]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七六。

[118]包伟民：《“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年第3期。

[119]杨铭：《西部民族、文物与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339页。

[120]邹宪章修，贺守典、熊鸿漠纂：《涪乘启新》，《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巴蜀书社，2009年，第419页。

[121]《涪乘启新》，《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第429页。

[122]《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第332页。

[123]让-皮埃尔·维尔南：《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124]黄秀陵：《涪陵白鹤梁唐代石鱼与周易文化》，《四川文物》，2004年第2期。

[125]杨宝衡：《涪陵白鹤梁的形成、发展与保护》，《人民长江》，1998年第3期。

[126]张绪进：《三峡库区涪陵河段泥沙淤积及对白鹤梁题刻影响的研究》，《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水文泥沙专业委员会第四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3年。

[127]黄真理：《白鹤梁题刻保护问题及其与水域环境的关系》，《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1年第1期。

[128]刘忠铭：《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保护参观廊道设计综述》，《人民长江》，2011年第23期。

[129]周建军：《关于涪陵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的可靠性研究和建议》，《科技导报》，2003年第4期。

[130]胡长华：《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设计研究》，《长江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131]汪耀奉：《长江涪陵白鹤梁题刻在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应用》，《四川水利》，1998年第6期。

[132]汪耀奉：《长江涪陵白鹤梁历史枯水题刻研究应用》，《水文》，1999年第2期。

[133]叶国良：《石学的展望》，台湾大安出版社，1999年，第262页。

[134]《听雨楼随笔》卷四。

[135]《柳亭诗话》卷二。

[136]刘勰著，张长青、张会恩等诠释：《文心雕龙诠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0页。

[137]《晚晴笤诗汇》卷一五七。

[138]因题记文字普遍较短，且行文较为随意，口语化较强，此处统计未将题记包括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