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题刻与峡江古史研究

峡江地区古史，历来是中国史研究中的薄弱一环，以往学术研究因缺乏文献材料的支撑，致使峡江古史研究领域呈现出研究倾向：一是研究覆盖面较窄，研究议题仅限于热门的人物研究、经济研究以及流寓诗文研究等方面，而对于整个地域内的社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以及文献辑录等工作则相对滞后。二是研究的碎片化现象较为明显，现有研究多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具体人物，单个文献进行考证，而缺少宏观视角的分析，大时代背景下的考量。上述研究倾向，说到底是由于峡江地区经济文化历来较为落后，传世史料欠缺，致使研究者“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然而近年来随着三峡考古工作的顺利结束，一大批考古资料陆续得以整理发表，这些新的材料相信能为今后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学术支撑。本篇专以分析三峡考古的重要成果白鹤梁题刻对于峡江古史研究的价值与作用，^[110]冀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以此引起学术界对于三峡题刻、题记新材料的关注。

（一）考史与补史

涪州一地，唐时属江南西道，入宋后则先后隶西川路、峡路、夔州路等。因此地“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故为名”。《元和郡县志》云：“涪州去黔府三百里，输纳往返，不逾一旬，去江陵一千七百余里，途经三峡，风浪没溺，颇极艰危。自江陵近四十年，众知非便，疆里之制，远近未均。”^[111]又，北宋时所著《太平寰宇记》记载其民“并是夷獠，露顶跣足，不识州县，不会文法，与诸县户口不同，不务蚕桑”。^[112]南宋以后，涪州虽“于三峡为要郡”，但境内大部分地区仍不改“巉岩险峻之中，其俗刀耕火种”^[113]的现实。故从唐代以来，涪州就基本在文化上属于边缘地带，政治上亦为疏离区域，而这种现象则造成了两种趋势，一是传统史书对于这一区域的记载颇多缺漏，举凡域内制度、经济、文化、人物、历史事件等记载，均仅存只言片语。二是这一区域成为官员流放以及失意流寓文人的聚集地，上述趋势在唐宋时期尤其明显。众所周知，现存白鹤梁题刻主要集中于宋代，但明清题刻数量也颇为可观。题刻者主要是当时的地方文士、涪州及周边州县的官员、流寓文人，等等。题刻的性质则多属于交游留题，当然也有些则在于彰显地方治迹。因此，通过白鹤梁题刻所附历史信息，我们完全可以从中探寻出涪州更或是巴蜀一带一些尘封的历史，亦可对部分史实或史传人物生平有所补缺或正误。

就蜀地诗文而言，自古以来巴蜀地区号称诗歌繁盛之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前世诗文凡未能及时入集刊印者，则往往亡佚无存，白鹤梁题刻则保存了一批入蜀文人及蜀地官宦的作品。比如朱昂题诗：“欲识丰年兆，扬鬐势渐浮。只应同在藻，无复畏吞钩。去水非居辙，为祥胜跃舟。须知明圣代，涵泳杳难俦。”有关朱昂生平，《宋史》无传，然宋人诸书多有引录，但唯独此诗不见有只言道及，及至清末陆心源编《宋诗纪事补遗》时，得白鹤梁题刻拓片一套，方据题刻补入此诗，名之为《观石鱼成诗一章因歌圣德》。又比如，皇祐元年（1049）刘忠顺诗：“七十二鳞波底镌，一衔蓂草一衔莲。出来非其贪芳饵，奏去因同报稔年。方客远书徒自得，牧人嘉梦合相先。前知上瑞宜频见，帝念民饥刺史贤。”清代以前文献少有记载，《宋诗纪事补遗》名之为《留题浩州石鱼》，其所谓“浩州”，当为“涪州”之误。作为此诗的和诗，约于宋元祐间有尚书屯田员外郎、知梁山军水丘无逸题诗，“谁将江石作鱼镌，奋鬣扬鬐似戏莲。今报丰登当此日，昔模形状自何年。雪因呈瑞争高下，星以分宫较后先。八使经财念康阜，寄诗褒激守臣贤”。后人名此诗为《无逸谨次韵和公执转运郎中留题涪江双鱼之什》，亦不见宋元文献有载。除以上所列举外，还比如镌于北宋崇宁前后的《杨公题诗》：“邀客西津上，观鱼出水初。长江多巨石，此地近仙居。所记皆名笔，为祥旧奏书。丰年知有验，遗秉利将舒。戏草春波静，双鳞乐意徐。不才叨郡寄，燕喜愧萧踈。”据考，此杨公，字刚中，北宋崇宁间为涪州知州，亦曾知费县事。然其传世作品，除此白鹤梁题诗外，仅见《山左金石志》所录寥寥数语。又如南宋间《何宪等倡和诗并序》，“何年天匠巧磨□，巨尾横梁了莫穷。不是江鱼时隐见，要知田稼岁凶丰。四灵効瑞非臣力，一水安行属帝功。职课农桑表勤惰，信传三十六鳞中。岁将大稔，双鱼出见，邦人纵观，以慰维鱼之占也。戊辰正月二十有八日，鱼出水数尺。知府、学士置酒瑞鳞阁，邀宾佐以乐之，又蒙出示佳篇，以纪其实。辛虽非才，辄继严韵，斐然成章，但深惭恧，伏幸采览”。明洪武十七年（1384）所镌《刘冲霄诗并序》：“石鱼见处便丰年，自我居官亦有缘。愿得从今常献瑞，四民乐业永安然。”清康熙间高应乾诗作，“访胜及春游，双鱼古石留。能观时显晦，不逐浪沉浮。守介难投饵，呈祥类跃舟。胥归霖雨望，千载砥中流”。以上诸篇均仅见于白鹤梁。这些作品的存世，对我们今天分析当地流寓文学作品的特点，考察该群体创作心态，及至考订创作者生平信息，编续作品总目等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需要注意的是，现存白鹤梁题刻中有名有姓者就有三百余人之多，这些人中，有些生平事迹固难以寻觅，但是有些人史料记录则为数不少，通过白鹤梁题刻中所存史料信息，当可证传世史料之误，亦可补某人生平事迹之漏。例如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其于绍圣年间因“修史多污”，被贬知鄂州，旋再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对于黄庭坚涪州之行，其所著《山谷集》等多有文字记述，言其在绍圣五年（1098）三月间，然此次并未有游观白鹤梁之记载。而“元符庚辰涪翁来”题记则侧面印证，绍圣以后，黄庭坚或于元符三年（1100）再次到过涪州，并于此次畅游白鹤梁，并作题记。又比如秦九韶，其为南宋著名数学家，字道古，普州安岳（治今四川安岳县）人，曾历任县尉、通判、参议官、州守、同农、寺丞等职。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秦九韶18岁时曾“在乡里为义兵首”，后随父亲移居京部。宋代文献对于秦九韶出川后经历记载甚详，但独不见载其归蜀经历。通过白鹤梁题刻，则足可补此记载之缺。据题刻载，宝庆二年（1226）正月十二日，秦九韶随同父亲秦季槱到涪州，在涪陵州守李瑀、郡纠曹掾何昌宗等人陪同下去观看石鱼，并刻石题名，其中有一题记云：“季槱之子九韶道古，瑀之子泽民志可同。”另一题记则曰：“郡守李瑀公玉，新潼川守季槱宏父，郡纠曹掾何昌宗季文，秦季槱之子九韶道古，瑀之子泽民志可同来游。石鱼闰八年不出，今方了然，大为丰年之祥，此不可不书。宝庆二年正月十二日，涪州太守。”宝庆元年（1225）六月，秦季槱以显谟阁知潼川府。而越年正月所镌秦季槱与秦九韶“涪州石鱼题名”，则证实秦九韶此次归蜀实由涪西进到达潼川任所。

至于题刻所载人物，可以证传世史书记载之误，此处姑举三例以证之。比如《向仲卿题记》中所载之刘师文，即刘甲，《宋史》卷三九七载，“其先永静军东光人，元祐宰相挚之后。父著，为成都漕幕，葬龙游（治今四川乐山），因家焉”。故有宋以来文献多承袭此说，言其籍贯为永静军人，或云东光人。然据题记中称“东平刘甲”，故更应信其为东平（治今山东东平）人。又比如宋代《谢兴甫等题名》，谢兴甫，字起□，长沙人。文行华美，气质粹和，谨重好修，学术甚正，以殿试第五名及第，授从事郎、全州州学教授。《后乐集》存有《奏举萧遵施桐姜注谢孙复谢兴甫郄梦祥乞加录用状》^[114]，据明人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载，绍定二年（1229）任涪州太守。著有《中庸大学讲义》三卷（《宋史·艺文志》有其文名）。但《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误将其名录作“谢兴”^[115]，并俱将谢兴甫之事迹附后。此外，《黄寿石鱼诗》之作者黄寿，《（乾隆）涪州志》载：“黄寿，进士，江西南城人，万历间任（涪州守）。”^[116]然万历间据此诗所镌之年，也就是正德五年（1510）已经有五六十年之久，故据题刻时间推断，《（乾隆）涪州志》所载黄寿任官涪州的史料定有讹误之处。

有关涪州历史的沿革，史传虽屡有记载，但据题刻所记，能更为准确地发现涪州政区地理的变化关系。例如，据《舆地纪胜》，黔州，唐末升武泰军，“天复三年，王建以王宗本为武泰留后。武泰军旧治黔州，宗本以其地多瘴疠，请徙治涪州，建许之。皇朝因之不改，至太宗朝复归黔州置理所”。^[117]又，据该书载，黔州历黔中、黔南郡名，辖彭水、黔江二县。然今据《申状题记》所见官称及人物关系，黔南之设于宋初当非郡名，涪州所辖仍属黔州，黔南则或为路分之名，《申状题记》所谓“黔南诸官”的说法也即本于此。

对于宋末元初的政治人物和政治活动，题刻记载可以补传世史料之不足。宋代史料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详北宋而略南宋，而就南宋一代而言，宋末史料尤其缺乏。白鹤梁题刻则恰恰集中于宋代，且尤以南宋题刻为多，因此对于宋末史事，多可据题刻补充。比如蹇材望，《宋史》言其曾为湖州通判，自言必与州城共存亡，并于大锡牌上镌写“大宋忠臣蹇材望”等字以告诸将士，然当元军攻城时，其则“先一日出城迎拜”，为当时士论所不齿。宋元史书有关蹇材望的记述大抵仅及此事。然通过白鹤梁题刻，我们可以看出，蹇材望在湖州之前曾官涪州别驾，其籍贯为蜀内潼川人。白鹤梁题刻中另留有其诗作一篇，“何代潜鳞翠琰镌，双双依藻更依莲。梦符瑞报屡丰兆，物盛宜歌大有年。玉镯调和从可卜，金刀题咏又开先。浑如泼刺波心跃，感召还知太守贤。粤明年人日重游”。从这首题刻诗作中亦足以看出蹇材望的两面性格。

（二）扩大峡江地区古史研究的领域

正如前文所言，白鹤梁题刻群所在峡江地区，自古经济文化较为落后，传世典册记载稀疏，故以往有关峡江历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先秦历史的考辨，传统的金石文字整理，以及地方文献的耙梳等方面。而以白鹤梁题刻为代表的峡江地区题刻群，则在考史补史的同时，无形中扩大了峡江古史研究的领域，具体如：

在地方政治史研究方面。如宋史研究专家包伟民所言：“‘目光向下’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的共同取向，不过就中国中世史领域而言，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缺少出土文书支持的宋代史领域尤其如此。这里不可能有任何灵丹妙药，出路无非仍在于一如既往的两个方面：更全面、更深入地搜寻历史记载；更犀利、更灵活地解读历史信息。”^[118]对于包伟民教授的论断，在峡江地区地方政治史研究方面表现尤其明显。长期以来，峡江地方政治史研究领域因未见有重大新史料发现而略显沉闷，白鹤梁题刻所存史料则为此一研究领域提供了可资拓展的余地。如题刻所见题名人书写习惯，多以籍贯、乡里、人名等构成，通过逐一检视这些信息，即可大致梳理出宋代以后涪州为中心的峡江一带乡—村制，或乡—都、乡—里制的基本特征。再如白鹤梁题刻者多为地方士绅及流寓官员，题刻中存留了大量题刻者的官职、官称。以《庞恭孙等题名》为例，其云：“大宋大观元年正月壬辰，水下鱼下七尺，是岁夏秋，果大稔，如广德、大和所纪云。二年正月壬戌，朝奉大夫、知涪州军州事庞恭孙记。左班殿直、兵马监押王正卿，将仕郎、州学教授李贲，通仕郎、录事参军杜咸宁，通仕郎、涪陵县令权签判张永年，将仕郎、司理参军黄希说，将仕郎、涪陵县主簿向修，将仕郎、涪陵县尉胡施。进士韩翱书。”这段题刻文字所见涪州地方官称有知涪州军州事、兵马监押、州学教授、录事参军、涪陵县令、司理参军、涪陵县主簿、涪陵县尉，等等，特别是其中明列各职位所对应散官官阶名，使得今天的研究者对于峡江地区宋以后基层职官体系的设置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

在水文史研究方面。白鹤梁题刻作为峡江地区一处重要的枯水题刻，与水文相关的题刻有一百多段，多以石鱼为水标，来描述江水高低，而题刻几乎都是围绕着石鱼而逐渐形成的。一般认为，白鹤梁题刻主要记载了该地区72个历史枯水年份的水文记录。对于通过白鹤梁水文史的研究始于1962年，但是应该说这一研究领域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才逐渐掀起热潮，这以后一大批相关研究成果得以问世。目前普遍认为白鹤梁首次以刻石形式记载枯水年份是在唐广德元年，亦即公元763年。据考，该年题记“江水退，石鱼出见，下去水四”，这一水位记载，换算成当今吴淞高程为137.54米。^[119]就题刻分布来看，明代以前的题刻，多刻在石鱼水标附近，清代以后的题刻，因石鱼周围已无空隙，分布在石梁上端，向左右发展。题刻文字内容多以石鱼为标准，并记当年石鱼出水情况。由于石鱼位置固定，高低相当于黄海吴淞基准面138.5米并且和现长江的枯水位零点高相同，可以根据题记所载石鱼离水高度推测出长江枯水水位千年以上的数据，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故对于白鹤梁题刻水位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而一些研究成果已经在三峡工程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人物研究方面。白鹤梁题刻出现题名人数量甚多。考明这些题名人的生平行实，必将有助于石鱼文字的正确解读，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甚或开拓出新的学术领域。然正如《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所刊钱保塘跋语中所说的那样，惜乎自唐迄今，时逾千载；题名人中又多偏处一方之士，“史有传者”“史无传而书行世者”以及“间有见于他书可考者”究属少数，往往“十不得二三”。因此，当前对于题刻人物的研究逐渐成为白鹤梁题刻研究的重要选题之一。先后有《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一百二十二则》等专题研究成果问世。而清人所著《八琼室金石补正》《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涪州石鱼题名记》等著作中，对于题刻人名的考证也实占各书大部分篇幅。仅就目前对于题刻人物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通过考证人物生平及事迹，不但有助于我们勾勒出宋以后峡江文人群体的基本轮廓，同时对于解读峡江区域人才的分布，以及对峡江文化发展状况的实证研究也不无帮助。

诗文研究方面。白鹤梁题刻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诗文题刻众多，自唐代至民国一千多年的历史时期内，题刻区镌刻了数十首文人诗词。其中有载诸于文典者，比如刘忠顺石鱼诗：“七十二鳞波底镌，一衔蓂草一衔莲。出来非其贪芳饵，奏去因同报稔年。方客远书徒自得，牧人嘉梦合相先。前知上瑞宜频见，帝念民饥刺史贤。”此诗即见收录于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一书。又比如，《王士祯石鱼诗云》：“涪陵水落见双鱼，北望乡园万里余。三十六鳞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书。”该诗在《蜀都碎事》《渔洋诗话》《笑笑录》等都有收录。然而相对于以上诗词作品，石梁所镌诗词中，大多数仍仅靠题刻传世。比如曾为尚书屯田员外郎、知梁山军的水丘无逸所作《谨次韵和转运郎中留题涪江双鱼之什》一诗：“谁将江石作鱼镌，奋鬣扬鬐似戏莲。今报丰登当此日，昔模形状自何年。雪因呈瑞争高下，星以分宫较后先。八使经财念康阜，寄诗褒激守臣贤。”此诗为水丘氏依刘忠顺诗韵所作和诗，但宋元典籍中仅见刘忠顺诗，却不曾收录此诗。又比如，清代乾隆时期的涪州知州罗克昌题诗：“古涪江心卧石梁，梁上凿鱼鱼徜徉。岂是王余留半面，非同沙内曳红裳。三十六鳞形质全，闻说在昔唐人镌。此石成鱼鱼赖水，胡为失水偏有年。鸣呼噫嘻知之矣，纪闻纪见俱至理。白鱼入舟周载祥，圣嗣钟灵独梦鲤。讲堂鹳鹤集三鳣，公卿象服说非俚。太人占之曰维丰，此事更与瑞鳞通。独茧苣钩强不起，石文潛现悉天工。我来涪陵鱼常出，岁岁仓箱盈百室。今兹休暇复往观，鱼高水面空匼窟。额手称庆告农夫，及时举耔莫荒芜。圣朝仁爱天心见，人事承庥切自图。主伯亚旅勤胼胝，三时不懈冻馁无。纯孝裂水双鲤跃，类推集祉在中孚。我将去矣无多嘱，愿尔群黎共惇笃。作善降祥鱼效灵，江石千年兆人足。”此诗完整、形象地勾勒出白鹤梁题刻的前世今生，以及涪州官民对“石鱼出水兆岁丰”这一流传千载民俗信仰的认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一首非常具有学术研究价值的叙事诗。然此诗亦不见于罗克昌本人文集，清人诗文总集中也未见有收录此诗，故题记所镌，应当是此诗现存唯一的版本，价值是不言自明的。

风俗研究方面。一般认为，风俗习惯的内涵，决定了它宽广的外延。具体表现在一个地区的衣、食、住、行、婚、丧、诞、娱的方方面面，而各种礼仪场合又是风俗习惯最集中的表现。涪州所在峡江一带，自古以来受限于自然环境，因此在社会风俗上也就形成了一些有别于域外的特点，而这在地方信仰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成书于清末民初的《涪乘启新》一书就记载说，涪州一带“民质直好义，士风敦厚，有先民之遗。晋孝武后，五教雍和，秀茂挺逸，朝有忠贞之臣，野有歌咏之音乐。其见于常璩《华阳国志》者如此”。又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盖地气迫不得舒，瘠土之民所禀受亦差异云。”^[120]以上特质在具体的信仰层面上表现为巫风盛行、谣讹易起。今仅从《戴良□题记》《晏瑛诗并序》《李宽观石鱼记》《联句和黄寿诗》等明清题刻内容中就能很清晰地看出这种信仰的存在。至于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借用清人贺守典所分析则是“盖沿苗俗之遗也，巫为之教与崇为缘，故为神怪妄谈”。^[121]除以上所列，白鹤梁其他一些题刻中还有很多关于风俗的记述值得研究者作进一步挖掘。当然若将这一议题进一步申发，从峡江现存题刻整理研究的视角来探讨本地区风俗情况，相信还将有更为全面的认知与收获。

题刻文化研究方面。峡江两岸特别是三峡库区涪陵、云阳、巴东、秭归等地沿线摩崖石刻、碑刻、题记等数量众多。就镌刻时代而言，自上古至明清，乃至民国，不一而足。就内容而言，涉及长江洪枯水、治理航道、提示滩险、镇江佑安、以及筑路、捐献、义渡等内容都被铭记下来。这些石刻题记和长江两岸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城址共同构筑了峡江文化的历史篇章。白鹤梁题刻作为此地区重要枯水题刻之一，就其题刻本身而言，鲜明地表现出了这一系列峡江题刻的共性特征。故通过对白鹤梁题刻的研究，足以对本地区题刻文化有所探查。如据曾超研究认为，白鹤梁题刻文化中包含有明显的天命思想。^[122]在《贾思诚题记》中就有所谓“天或垂悯”之语，而《何耀萱题记》则有“天心仁爱，示兆于石”的说法。而纵观各代题记，无不将“石鱼出水兆丰年”的故语看作是天命赐福的直接结果。同样的思想，除白鹤梁题刻以外，在龙脊石题刻、莲花石题刻，以及巴东、宜昌诸摩崖题刻中也多能见到。(www.xing528.com)

（三）为创新区域社会研究方法提供了个案

白鹤梁题刻前后跨度达到近一千多年，作为峡江地区特有枯水题刻的代表，是沿江地区特有的一种题刻形式。它的形式、内容和价值，决定了它富有旺盛的生命力，以致历千年而不衰，这是全国其他地区现存题记题刻无法比拟的。所以有学者称白鹤梁题刻已经“成为全世界文化史中的一项特有瑰宝”，此话表述十分确当。因为白鹤梁题刻是记载峡江地区历史文化的一部活教材，它包含了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物产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综合性的资料。因此，它完全可以成为研究峡江区域历史、区域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宝库，同时也为相关研究的展开提供了绝佳的研究个案。

而白鹤梁题刻之所以可以成为峡江地区区域社会研究的范本，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以白鹤梁题刻为代表的题刻材料是峡江区域社会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与之相衔接。峡江地区地处长江上中游，地理相同，人文相近，风俗相接。局部地区文化在某些层面虽有其特殊性，也仅是细枝末节而已，从大局来看，该地区一直沿袭着同样的“小传统”。

目前学术界对于峡江题刻题记研究尚且处于拓荒阶段，除白鹤梁题刻研究成果相对较为丰富外，诸如江津莲花石、云阳龙脊石等题刻群尚且未见有系统的整理成果问世，遑论精深研究了。综合梳理目前有关白鹤梁题刻研究的成果，就所用研究方法而言，已经初步形成多学科研究手段并用，跨学科研究成果逐渐涌现的局面。当然利用最多的仍属传统历史学实证研究的方法。比如，对于白鹤梁题刻研究用力甚勤的学者曾超先生所撰诸文就多为实证研究。在《元明清白鹤梁题刻涪州牧考述》一文中，曾氏利用白鹤梁题刻线索，结合地方史志文献，详细考证了元明清以来涪州一地州牧长官，计元代咬寻进义等2人，明代刘冲霄等 6人，清代萧星拱等7人，并考补勾勒了诸人生平事迹。而在《三峡库区白鹤梁题刻的姓族考察》一文中，则考证出白鹤梁题刻共涉及赵、贾、濮、高、朱、文等不同地域的姓氏48个，共129人，并借此归纳总结了白鹤梁族姓研究方面的价值。

总体而言，目前白鹤梁题刻研究中，多学科研究手段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史学研究手段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合。史学与社会学的起源不同，演变各异，但是两者的对象则相同—都以“人”作为研究的对象。两门科学的学者，在过去往往互相轻视，原本应该携手合作的伙伴，变成了猜忌的敌手。另一方面，社会学者对于只在一时一地收集的资料，轻易地用来推论一般性的结论；而史学工作者也往往自囿于小圈子的工作，忽略了可以从比较研究获得的丰硕结果。社会学者常不能避免错用因果律的毛病；史学工作者又往往不愿借助于其他学科已经建立的理论，反而沾沾自喜地依赖直觉。于是本可以珠联璧合的学科，在各自分道扬镳的局面下，不免遭受离之两伤的命运。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在白鹤梁题刻研究领域，一些成果已经有意试图打通二者之间的学科壁垒，认为白鹤梁史学研究与基于社会学视角下的考察之间实在只有课题的不同，而未尝有基本立场或方法的不同。反过来说，两者应当辅车相依，社会学可以提供白鹤梁史学学理的观念，史学则可以提供无数倍于单纯社会学研究的社会背景，以作比较研究的素材。而在已有成果中，《民间符号语的历史记录—长江白鹤梁题刻管见》《宗教与历史的积淀—白鹤梁“石鱼”形象初探》等文即已有此类尝试与探索，所得结论无疑树立了以白鹤梁题刻为代表的峡江水文题刻研究的新范式。

（2）心理学研究在题刻研究中的运用。峡江题刻数量众多，时间跨度之大，在世界题刻史上虽非独有，但所占地位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有关题刻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即已经开始有所涉及。比如法国学者让-皮埃尔·维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曾在其著作《希腊人的神话和思想—历史心理分析研究》（Etudes de Psychologie Historique）^[123]中，就利用古希腊镌刻语言对历史信息进行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的利用，使得对“不可见物的现世化”的研究有了质的突破，同时镌刻语言的心理解读也使得“希腊人的整个心理活动和心理机能表象：时空背景、记忆、想象、个人、意志、象征手法和象征符号的运用、推理方法、思维范畴”等得以更好地表达出来，从而拓宽了学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尺度。与之相对，在国内相关研究却一直付之阙如。在白鹤梁研究领域，目前成果中，黄秀陵《涪陵白鹤梁唐代石鱼与周易文化》^[124]一文或粗涉此命题，但亦失之于浅，作者虽然有心理分析方法的利用，但是研究的重点仍在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石鱼图像本身的分析，且对白鹤梁题刻中的唐代石鱼刻石与传统《周易》学说的关系分析，亦非以镌刻者创作心理分析为旨归。客观地说，“心理与历史”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课题。说它“老”，因为它是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热衷于讨论的问题；说它“新”，是因为在史学界长期回避这一问题，对此缺乏正面、系统的阐述。正因为存在上述诸种情况，以白鹤梁题刻为代表的峡江题刻作为一种遗存性史料，完全有可能在题刻研究领域开垦出一块新苗圃，在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引伸出一种全新的分析模式。当然，这里所谓的心理学手段的运用，也绝对不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简单嫁接，而是糅合二者之长，为题刻研究启开一扇新的思维门窗。

（3）统计分析方法的利用。统计学是研究如何测定、收集、处理、分析、解释数据并从数据中得出结论的方法论科学。作为一种学术研究领域的舶来品，在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领域内利用甚少。然而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强的学术研究综合性发展的趋势，统计学逐渐开始在传统史学研究领域深根厚植，催生出了一系列利用该学科方法撰就的学术著作或科研论文，而与之相依相存的计量时学已经成为现代史学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应当说，统计分析方法，目前在史学研究领域的利用已经相对较为成熟，因此，在这种研究背景之下，有关峡江题刻题记的研究，如能引入统计分析的方法，通过对题刻进行量化统计，取得反映客观现象的数据，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和显示，进而通过综合、概括与分析得出反映峡江题刻客观现象的规律性数量特征，应非难事。然而纵观目前峡江题记题刻研究的现状，这种研究的方法仍较少利用。在学术成果相对较为集中的白鹤梁题刻研究领域，仅见熊达成于20世纪80年代撰文《从涪陵白鸽（鹤）梁石鱼题刻看四川省的水旱灾害》。虽然该文部分内容涉及统计方法的应用，但客观地说，其距成熟的统计分析研究成果距离尚远。而其后几十年间相关成果中，即或稍有涉及此一研究方法之著作亦少之又少。故毫不夸张地说，如以白鹤梁题刻研究为突破，今后的峡江题刻研究中，统计分析方法的利用应当是相关研究持续出新出彩的亮点所在。

（4）自然科学研究手段的引入。白鹤梁题刻作为峡江地区一处最为著名的枯水题刻群，随着三峡工程的上马，水下博物馆的建立，与工程建设相伴，一大批与题刻紧密相关的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得以问世。这其中就有如杨宝衡《涪陵白鹤梁的形成、发展与保护》^[125]认为白鹤梁题刻保护应从地质学的角度，依其地质结构，对白鹤梁的形成条件、砂岩的解体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又如，张绪进《三峡库区涪陵河段泥沙淤积及对白鹤梁题刻影响的研究》^[126]一文，在模型试验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三峡水库运行30年过程中白鹤梁所在河段的泥沙冲淤特征及河床演变规律，为白鹤梁题刻的保护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再如，黄真理《白鹤梁题刻保护问题及其与水域环境的关系》^[127]一文，在简单介绍和评价白鹤题刻现有保护方案的基础上，探讨了白鹤梁题刻及其与水域环境的相互关系，并提出在进行白鹤梁题刻保护时，除应注意保护白鹤梁题刻本身，还应恢复白鹤梁题刻赖以生存的水域环境及其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景观。此外，诸如刘忠铭《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保护参观廊道设计综述》^[128]，周建军《关于涪陵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的可靠性研究和建议》^[129]，胡长华《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设计研究》^[130]，汪耀奉《长江涪陵白鹤梁题刻在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应用》^[131]、《长江涪陵白鹤梁历史枯水题刻研究应用》^[132]等文所论，也分别从建筑学、地质学、信息技术、水文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出发对白鹤梁题刻的保护提出了具体操作方案。可以说，目前白鹤梁题刻研究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引入，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成规模出现是该项研究的一大特征。相对于白鹤梁，峡江地区其他各类题记题记题刻的研究虽亦有成果问世，比如《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丙种第二号·三峡湖北段沿江石刻》一书即收录有秭归、宜昌、恩施等地题刻题记的水文调查结论，但客观地说，成果仍略显单薄，且研究的深度及广度与白鹤梁题刻相比均相差较远。因此，以白鹤梁题刻研究为范本，利用自然科学的诸种手段，更或是以自然科学的视角，结合传统史学方法的解读，对峡江题刻进行科学且有针对性的研究，仍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

（四）结语

以上所列仅限笔者目光所及，而在上述论述之外，白鹤梁题刻之于峡江古史研究的价值无疑仍有较大的延展空间。本节之所以不畏烦琐，列举白鹤梁题刻研究之意义，并详述其与峡江古史研究的关系，主要有以下考虑：相对于峡江地区其他题刻群研究的没落寂寥，白鹤梁题刻研究直可谓方兴未艾、异彩纷呈。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目前白鹤梁题刻研究几成峡江地区一门显学，各种研究的方法，研究的手段多融汇其中，产生成果数量之庞大，内容涉及之广博，不但在峡江题刻研究领域无一能及，即或是在全国相关研究领域内，也应是独树一帜的。而与此同时，峡江题刻一个重要的特征则是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不但不同地域单体题刻很可能成于一人或几人之手，而且题刻内容也多大同小异。因此，如以白鹤梁题刻现有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嫁接于峡江地区其他各型题刻研究中去，无疑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成果之丰富自然指日可待了。

总之，本节主要探讨的是白鹤梁题刻与峡江区域古史研究在材料利用，议题发掘以及方法论等层面的关系，对于题刻研究关注的诸要素及其对区域研究的作用，提出了初步的解答。至于题刻本身对于此项研究的贡献程度以及所得结论的适用范围，则仍需在具体议题研究中加以检视。目前，题刻题记受到重视，研究逐渐增多，如何反省既有的研究方法和途径，得到较合乎实际，也较能为人所接受的结论，是一项还待努力的工作。而在大的题刻范围内，题记、摩崖、刻画甚至造像，在镌刻过程中，工匠、主题人、地域习惯和流行风气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以及题记和时代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如何在题刻文献传统之外，为峡江地区史学研究勾勒出其存在、延续与转变的样貌，这都是有待我们进一步考察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