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鹤梁题刻与涪州地方志研究

清人所编《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以及《涪州石鱼题名记》二书对于题刻文字引录全面，考订精详，几被视为白鹤梁研究之发端。实际上早在二书撰成之前，涪州诸方志就有对题刻文字的记载，且题刻所存信息，对涪州地方志材料的补充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或因诸志所存白鹤梁题刻文字本身数量有限，且多散见于各门目之内，少有整段评述与考证，并不标注材料出处，故历来不受学人重视。基于此，本篇今从现存诸方志中厘清白鹤梁相关记载，就题刻史料与涪州方志的关系加以论析。

（一）巴渝方志纂修之缘起与现存

涪州方志

方志记载一个地方的历史、现实以及种种地理、风俗等。记录某个区域内综合情况的地方志，是地域文化的集中体现。地方志的出现，原本是为了统治者了解地方情况以便更好地实施统治。宋代以前的地方志，详于地理，略于人文，主要记载山川疆域、土地物产、人口赋役等，内容多属于地理书的范围。自宋代始，地方志增加了人物、艺文等内容。乐史《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乐）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这样，方志就由单纯为政治服务走向了突出地域文化，从而具有了更广泛的功能。方志内容的扩展，需要收集大量的地域文化资料，为此，历代各地方政府采取了或公告、号召，或奖励的各种办法。修志不再只是官方的事，也是一方民众的事。这不仅保证了志书的丰富和质量，也唤起了人们的地域文化意识。

巴蜀地区历代都重视地方志的修撰，其方志之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的最早讲究体例的一部方志，它对后世方志无论是体例还是结构形式都影响很大。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诸朝，巴蜀方志大多传承有序，代有修纂，无论在方志体例还是方志内容上颇多开创之举。而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巴渝地区，虽处蜀境偏僻之一隅，方志修纂远不及其他地区兴盛，但亦不曾中断。因为巴渝一带远离蜀地政治文化中心，自然易为其他史书所忽视乃至忽略，本土所修方志的出现故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个缺憾。同时，正是因为巴渝地区远离正统文化区域，且疏于与内地交流，较少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其殊异的内部风俗得以保存，为巴渝方志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据考证，现存最早的巴渝方志当属明代纂修的《重庆府志》，该志修成于明成化间，今已无全书，不知纂修人，亦不知卷数，仅北京图书馆收藏一部残本，存长寿、南川、綦江、江津、永川五县之事。保存相对较为完整的则有明正德八年（1513）吴潜修，傅汝舟纂的《（正德）夔州府志》十二卷（府治在今重庆市奉节县）。明末纂修的《合州志》不分卷，不著纂修人，亦无刻本，记事止于崇祯末年。

专就涪州一地而言，早在唐宋时期即有方志问世，白鹤梁北宋题刻《刘叔子诗并序》有文字云：“鉴湖之石鱼，唐人所刻也。《图经》谓三五年或十年方一出，出则岁稔，大率与渝江《晋义熙碑》相似。”此处所谓《图经》，即或是唐宋时期所修成的《涪州旧图经》。除此以外，宋代所修涪州方志另有《涪州图经》《涪陵志》，惜上述诸志均已无存。元代亦有《涪州志》纂修。据顾宏义《金元方志考》一书考证，“《永乐大典》卷九七六六《北崖》引录《涪州志》一则，述及北崖书院，嘉熙兵废”。此后巴地鏖战不息，直至宋亡。推知本《志》撰成于元代。^[102]然此志亦已亡佚。

李胜《涪陵历代方志举要》一文对涪州方志有系统考查，他认为，现今保存最为完好的涪州方志当是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董维祺修、冯懋柱纂的《（康熙）涪州志》，该志3万余字，卷首有董维祺《（康熙）重庆府涪州志·序》，冯懋柱《附序》，文坷、刘之益、夏国孝等三篇旧序，凡例七则，康熙癸亥年（二十二年，1683）、康熙甲午年（康熙五十三年，1714）二次修志姓氏以及目录卷末有康熙五十四年（1715）涪州训导孙于朝《涪州志跋》。正文分为二十七目附七目，共四卷。卷一：图考、星野、建置沿革（附城池塘铺）、公署、邮传、祠庙、村镇、形胜 （附疆界）、山川 （附八景）、古迹、贡赋、风俗（附时序、物产）；卷二：官制、官籍、学校（附祀典）、礼制、名宦、乡贤、选举（附武科）、兵制；卷三： 孝义、节烈、隐逸、流寓、仙释、祥异；卷四：艺文。其中，艺文一门收载最富，近万字，占全书篇幅的三分之一，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由于该志属明季兵焚以后，旧志仅存残帙背景下的首次编刊，甚少凭借，文献无征，故除艺文、职官、人物稍详外，其余门类均为简约，且不免偶有编次失当之处。原刻印本仅见日本内阁文库收藏一部。

康熙修志70年之后，即乾隆五十年（1785），再有《涪州志》修成。该志由多泽厚主修，周煌等人协修，陈廷璠等人编辑。卷首列董维祺、文坷、夏国孝、刘之益、冯懋柱、夏道硕、孙于朝、郭宪仪等人旧序，凡例十四则，正文分十二纲八十四目，共十二卷。卷一，封域志：舆图、星野、沿革、山川、形胜、街市、里甲、古迹、垄墓；卷二，营建志：城隍、公署、学校、仓廪、坊表、津梁、恤政；卷三，秩官志：官制、知州、州判、学正、训导、吏目、巡检、武职；卷四，武备志：驻防、兵制、塘房、铺司；卷五，风土志：习俗、节序、四礼、方言、物产；卷六，赋役志：户口、田赋、解支、盐政；卷七，祀典志：文庙、崇圣、名宦、乡贤、忠义、四贤、节孝、关庙、社稷、神祗、先农、厉坛；卷八，礼仪志：庆贺、开读、新任、迎春、救护、行香、封印、祈祷、讲约、乡饮、送学、宾兴、公车；卷九，选举志：进士、举人、副榜、贡生、仕宦、封典、命妇；卷十，人物志：贤达、孝友、忠烈、义举、寿考、文苑、隐逸、流寓、列女；卷十一，艺文志：文选、诗选；卷十二，见闻志：祥异、仙释、寺观。该志以康熙旧志为基础，旁收博采，对旧志做了大幅补订增编。所载史料亦有较高价值。该志原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各藏一部。

此后道光二十五年（1845），涪州再修方志，即后世人称所谓《（道光）涪州志》。该志由德恩修、石彦恬、李树滋、舒廷杰纂，周克恭等人协修。全志约20万字，卷首有道光二十五年德恩《重修涪州志序》、徐树楠《重修州志引》，道光二十三年（1843）周熙尧《重修州志序》，夏国孝、刘之益、夏道硕、文珂、董维棋、冯愚柱、孙于朝、郭宪仪、多泽厚、陈于宣、彭宗古等11人旧序，凡例十四则以及总目；卷末列有康熙癸亥年、甲午年、乾隆乙巳年三次旧志姓氏与本次修志姓氏。正文十二卷，分为十二纲八十五目附二目，“ 纲内作大序以贯诸首，八十余目作小序以引其端”（《凡例》第七）其门类设置，除卷七“厉坛”下增附“私祀”一目，卷九改增“命妇”为“武选”“武绅”二目，卷十改“列女”为“节孝”并附“贞烈寿”一目外，余皆一仍乾隆旧志。今传本仍为道光二十五年涪州州署原刻，二函十册，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有藏。

此外，自清同治以后至民国时期，另有三部涪州方志修成，分别为《（同治）重修涪州志》《涪乘启新》《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其中《（同治）重修涪州志》，由吕绍衣主修，王应元、傅炳墀总纂，谭孝达、周元龙修纂，李树滋、文人蔚等人协纂。全志约26万字，卷首有同治九年（1870） 王应元、傅炳墀、吕绍衣分别撰写的序文，凡例十则，重修姓氏、总目、旧志纂修姓氏、涪州图考、卷末附义勇汇编一卷、典礼备要八卷。正文分九纲六十二目附三目，共十六卷。卷一，舆地志：星野、沿革、山川、疆域、户口、里甲（附场市）、物产、田赋、盐法、茶课、水利、风俗；卷二，舆地志：古迹、碑目、垄墓、寺观；卷三，建置志：城隍（附街市）、公署、学校、仓储、坊表、津梁、砦堡、恤政；卷四，秩官志：历代秩官；卷五，秩官志：国朝秩官；卷六，典祀志：坛庙、文庙、各祠；卷七，选举志：神童、进士、举人、拔贡、副榜、贡生、例贡、武科；卷八，人物志：乡贤、仕宦、武职、封荫；卷九，人物志：孝友、忠烈；卷十，人物志： 义举、文苑、隐逸、耆英（附女寿）；卷十一，人物志：列女；卷十二，人物志：列女、流寓、方技（附仙释）；卷十三，武备志：营造、兵额、器械、邮驿、塘房、兵焚；卷十四，艺文志：散体文、骈体文；卷十五，艺文：古今体诗；卷十六，拾遗志：灾祥、轶事。该志图绘丰富，纲目赅简，而且艺文门较多增宋代晁公遡《观石鱼记》、明代李宽《石鱼记》等涪陵名胜白鹤梁石鱼题刻诗文，《舆地门》中又专辟“碑目”一类，仿《金石粹编》之例摹刻古名贤手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志原刻本（二函八册）见藏于国家图书馆等31家藏书机构。《涪乘启新》邹宪章修，贺守典、熊鸿谟纂，又名《涪州小学乡土地理》，系当时学堂改章、科举已废背景下为初等小学堂编写的一本乡土志启蒙学教材。全志两万余字，卷首有《编辑大意》云：“是书稍异于州志。”“于历史则讲乡土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事实；于地理则讲乡土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祠庙遗迹；于格致则讲乡土动、植、矿各物。凡关于日用所必需者，使知其作用及名称。……耳目所习，一经指示，便成学问，以启初学之知识。”正文三卷，分为三门九十八课。第一卷地理门，下列位置、疆界州志沿革等；第二卷政治门，下列官制、吏役、乡吏、贡赋、农政、盐法等；第三卷风俗门，下列中世民俗、士习、乡贤、孝友等。作为蒙学读物，该志语言通俗易懂，行文简洁明了，篇制精悍短小。全书见于光绪乙巳（光绪三十一年，1905）涪陵小学堂原刊本藏于国家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处。至于《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修成于民国十七年（1928），刘湘主修、王监清监修，施纪云总纂，刘子治、施愚、萧湘等分纂。民国十七年（1928）重庆都邮街德新公司铅印。该志约30万字，卷首有凡例十八则、总目；卷末附专辑民国元年（1911）至民国十五年（1926）间史料的民国记事一卷及全书刊误表。正文分十二纲七十目附一目，共二十七卷，内容多同旧志。唯记事续至清宣统三年（1911），除刊登旧志原载外，不少门类有所增补，较旧志更加详尽。目前，是书藏本较多，主要见藏于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重庆市图书馆等处。^[103]

（二）涪州诸志白鹤梁题刻相关史料举要

现存涪州诸志中对于白鹤梁题刻的引述主要保存于各志艺文志、人物志、古迹、仕宦等门目中。其中艺文志所引大体以题刻诗文、铭记为主。人物志则侧重于对题刻者本身的关注，间或有对题刻人物生平的考订与铺叙。古迹则主要是为描述石梁区域的状貌，并由此申述“石鱼出水”之说。仕宦门则专记题刻所镌涪州历代官员之事。下面，笔者即将所辑诸志中有关白鹤梁题刻的材料条陈如下，为避免繁复，重点汇集方志名，所在门目，内容概要，原刻时代，原题名等信息。(www.xing528.com)

表二　涪州诸志白鹤梁题刻收录情况简表

续表

以上所列，即是现存涪州诸志有关白鹤梁题刻的部分史料。^[104]这其中有些是对题刻情况的宏观记述，涉及题刻区域的形态、题刻历史、题刻数量、题刻范围等。也有一些如《（同治）重修涪州志》中所列多是对题刻内容的直接抄录，比如该志艺文志部分晁公遡《观石鱼记》，黄仲武等《白鹤梁刻石》，种慎思《游北岩还观石鱼记》，朱永裔《石鱼记》《嗣韵石鱼诗序》，蔡惇《观石鱼记》等，俱是如此。还有一些史料则是对题刻人物的介绍或题刻内容的辩证。这部分内容各志均有存在，尤其在《（同治）重修涪州志》以及《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中数量最大。应当说，涪州志所记载的一些史料为今天我们研究白鹤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同时白鹤梁题刻中的题名则又为涪州诸方志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比如涪州各志中宋元仕宦部分的史料，就多直接抄录自白鹤梁题刻。

（三）涪州诸志白鹤梁史料特点分析

纵观涪州诸志，其有关白鹤梁题刻的史料虽然比重不同，侧重点相异，但从整体上来说，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共同特点。

首先，对于白鹤梁题刻的介绍与题刻材料的引用，各志差异较大，但后志材料往往较前志为多。以现存最早的《（康熙）涪州志》为例，前文已有所述，该志共四卷，其中“江心石鱼出水事”的记载，见于“古迹”一门，不见引录题刻文字，专记石鱼出水兆丰年之谶语，以及题刻所在区域状况。名宦门，载赵汝廪事，其有引白鹤梁题刻以佐证赵氏涪州之治。“艺文志”则唯存杜同春《江心石鱼歌》、章绪《石鱼兆丰》、夏景宣《石鱼兆丰》及《白鹤时鸣》等诗，对于题刻文字中所存其他诗歌、铭记等则不作抄录。故从总体上看，《（康熙）涪州志》中有关白鹤梁题刻的内容在全志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而《（乾隆）涪州志》中有关白鹤梁题刻的记载则主要见载于古迹、人物、艺文等门。其中古迹所载，虽主要转抄自《（康熙）涪州志》，“人物”“艺文”等志内容则有所扩充。比如“人物志”中增加陈廷璠、徐上升、杨名时、文珂、汤又仲、刘昌祚、夏可洲等题刻事。“艺文志”中则加入罗克昌《题江心石鱼留别涪陵耆庶》、王士祯《江心石鱼》诗，唯对题刻文字仍少直接引录，特别是前人所题《（康熙）涪州志》中已有所述及的石鱼状况的描述，此志亦不再载录。又，《（道光）涪州志》中白鹤梁史料亦有不同，题刻事虽仍普遍存在于古迹、秩官、文苑中，但在古迹一门中对石鱼的描述较此前二志更为全面。如言题刻“白鹤时鸣”诗之背景时云：“州西有石梁横江，集鹤无数，昔仙子尔朱者，常乘鹤至此，声彻九臯。”^[105]又言“江心石鱼”时则引述宋人著录《舆地纪胜》语：“州西鉴湖上流有石梁，上刻双鱼，皆三十六鳞，一衔芝草，一衔莲花，旁有一秤一斗，见则年丰。”并照录王士祯石鱼诗：“涪陵水落见双鱼，北望乡园万里余。三十六鳞空自好，乘潮不寄一封书。”对于石梁题刻的渊源，该书再引《（雍正）四川通志》云：“白鹤滩。州西一里，尔朱真人冲羽处，真人浮江而下，渔人有白石者，举网得之，击罄方醒，遂□□鹤仙去。”在人物门，除前述两志所载人物，《（道光）涪州志》均有引录外，又增加了对晁公遡、庞价孺、盛辛等人的记载，然这种直接转引题刻的做法，仍较为简略，并未就人物行实作进一步考释。 而在文苑一门中，《（道光）涪州志》则基本沿袭《（乾隆）涪州志》基调，但对于乾隆至道光几十年来新增题刻文字进行了收录。现存涪州诸方志中，真正对白鹤梁题刻进行系统介绍，并逐一引录的当属《（同治）重修涪州志》了。据笔者统计，该志与白鹤梁相关的文字有近6万字，其舆地志、职官志、人物志、艺文志中均有大量的白鹤梁相关文献。如在“舆地志”内，设置碑记目，其中收录广德元年碑、朱转运诗序、刘转运石鱼诗、白鹤梁熙宁碑四、吴缜题名、杨军州题名、郡守姚班（珏）游记、山谷碑二、庞恭孙题名、蒲蒙亨观鱼记、吴军州纪事、毋丘兼孺题名、绍兴石鱼记十七、刘郡守纪事、晁公遡游记、盛景献游记、贾振文题名、冯和叔石鱼记、陶侍卿游记、曹士中题名、李玉新题名书、谢兴题名、张明父游记、邓记中题名志、蹇别驾诗序、刘叔子诗序、高应乾诗、元聂文焕题名、张八歹题识、明李宽纪事、刘冲霄诗序、七叟胜游、张楫诗、罗奎诗、典试王渔洋诗、州牧张晴湖诗等，此处虽言记目，但有些题刻实际已是全文引录。又如“秩官志”列朱昂、赵汝廪、刘忠顺、郑令珪、黄觉、费琦、禄几复、徐庄、赵君仪、颜亚之、韩震、郑顗、杨嘉言、钱宗奇、杜致明、姚班（珏）、黄庭坚、石谅、吴缜、庞恭孙、王拱、林琪、张时行、盛景献、何宪、王择仁、邓褒、孙仁宅、刘意彦、王之古、张维、庞仔孺、冯和叔、（种）慎思、晁公遡、庞价孺、盛辛、王季和、赵广僖、王季和、朱永裔、刘甲等人任官时间及字号、籍贯等情况。“人物志”引《七叟胜游》题刻，列七叟刘□□、刘道、曾彦甲、刘昌祚、陈文炜、夏可洲、罗瑛等人事。此外，黄庭坚、陈廷璠、侯显廷等人也见列于此处。《（同治）重修涪州志》最大的贡献就是在“艺文志”中，全文照录了当时所见题刻文字，并对个别存疑题刻进行了考证与辨析，具有较高的史料与学术价值。《（同治）重修涪州志》以后，民国所修《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对于题刻的介绍比重仍较大，但与《（同治）重修涪州志》相比仍略有不同。首先，该志同治以前文字虽照录自《（同治）重修涪州志》，但是对于题刻内容而言，很多并未直接引录，而是仅列其名目而已。其次，该志对于同治朝以后的题刻内容，虽然做了一些收录与记载，但是并不全面，特别是题刻区于清后期所刻石鱼图、线刻画像等并未有提及。此外，该志对于《（同治）重修涪州志》所列举的题刻人物史料，亦未能很好保存，仅于人物一门中存有部分明清以后题名人信息。

其次，题刻文字引用极不规范，讹误颇多。由于诸志材料多陈陈相因，且在《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成书之前，始终未见有题刻拓本流传，亦未有专门的研究性著作问世。因此，诸志中所引的题刻文字，多存讹误。以辑录题刻材料较多的《（同治）重修涪州志》为例，其中如著名的“姚珏等题名”，该志作“郡守姚珏游记”^[106]，并录文“元祐癸酉正月中澣前一日，郡守姚班率幕宾钱宗奇、涪陵令杜致明、主簿张徵（微）、县尉蒲昌龄、武隆令袁天倪游览，因记岁月，巡检王恩继至”。这其中，姚珏、张微等人之名，均释读错误。又比如，“谢兴甫等题名”，该志作“谢兴题名”，并录文“长沙谢兴，资中杨坤之夷叔，郡人虞会和叔，绍定庚寅上元后一日来观石鱼，子籛侍”。很明显，志文所录有缺字，但未加注明，考现存题刻拓本，“谢兴”实作“谢兴甫”。考之于史，谢兴甫，字起□，长沙人。文行华美，气质粹和，谨重好修，学术甚正，以殿试第五名及第，授从事郎、全州州学教授。《后乐集》存有《奏举萧遵施桐姜注谢孙复谢兴甫郄梦祥乞加录用状》^[107]，据明人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载绍定二年（1229）任涪州太守。著有《中庸大学讲义》三卷（《宋史·艺文志》有其文名）。另外《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亦误将其录作“谢兴”。还比如，《向仲卿题记》：“涪陵江心石梁刻二鱼，古今相传水大落，鱼出见，则时和随丰。自唐广德间，刺史郑令珪已三载其事，而鱼之镌刻莫详何代，盖取诗人‘众维鱼矣，实维丰年’之义。淳熙五年正月三日，刘师文相约同勾晦卿、□清卿来观，时水落鱼下三尺，□人舟楫往来，赏玩不绝，因书以识升平瑞庆云。向仲卿题。”此题刻《（同治）重修涪州志》于“古迹门”内仅录其名，但所名错误，其云《陶侍卿游记》，很明显是将“向仲卿”误释作“陶侍卿”了，而在具体题刻文字上，“同勾晦卿”，其作“同句晦卿”。“赏玩不绝”一句，又作“赏元不绝”。殊为巧合的是，上述错误亦均见于《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中。除上述所列诸条外，在康熙、乾隆、道光朝所修三志中也同样存在此类错误，唯此三志所记史料相对较少，故错误亦无同治、民国所修二志集中，此处姑不一 一罗列。

此外，题刻人物介绍厚古薄今，题刻收录多不全面。清代士大夫向来就有泥古之传统，而这种学术倾向也鲜明反映在了传世文献中有关白鹤梁题刻史料的择取上。比如最为世人所熟知的清人所编《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以及《涪州石鱼题名记》两部白鹤梁题刻专著，二书对于题刻文字引录号称精详，于题刻研究颇多开创之功。但是二书所录仅限宋人所题，明清题刻尽数不录。再如陆增祥编《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所收题刻，则至明人题刻为止，明以后亦不取片言。再来看现存清人所修的涪州诸方志。《（康熙）涪州志》是目前最早记录白鹤梁题刻的涪州方志文献，该志所引白鹤梁题刻人物仅录及宋代，且只集中于赵汝廪等几个人身上。而在“艺文志”中，所录诗词同样以前代诗文为主，本朝诗词虽有记录，但数量较少。同样《（乾隆）涪州志》《（道光）涪州志》等也存在这一问题。《（乾隆）涪州志》所引题刻人至明正德叙州府同知陈旦、保宁府同知郭忩、府通判盛应期、德阳县知县吴琏、新繁县知县祁瓛、江安县知县徐崧、涪州知州袁宗夔等人。《（道光）涪州志》则是至天启间“七叟胜游”诗止，并于“人物志”录刘□□、刘道、曾彦甲、刘昌祚、陈文炜、夏可洲、罗瑛等名姓。^[108]清代道光朝之前题刻所见人物，除仕宦尚有记述外，其他人之信息则极少，文字更不见有引录。又，《（同治）重修涪州志》，“舆地志”引题刻目录，上自端拱元年《朱昂题诗记》，下迄嘉庆二十年（1815）《张师范题记》，而嘉庆二十年至同治九年（1870）间五十余年所镌题刻则不作收录。此外，在该志“人物志”中，多有专文论及白鹤梁人物，但至晚则为康乾时期的董维祺、罗克昌等人，之后人物亦多不载。同样，《涪陵县续修涪州志》，有“白鹤梁石鱼”一文主要收石梁题刻，其云：“相传历代名人留题甚多，近来水虽极涸，宋以前之刻石皆不可见。江心渐高，古今固自不同，兹将旧志所载刻石人名节录如后。端拱元年朱转运昂诗序，皇祐元年刘转运石鱼诗，王季和题名，熙宁元年判官徐庄，熙宁甲寅奉节县令黄觉，熙宁七年都官郎中韩震、判官禄几复，元丰元年吴缜，元祐六年知军州杨嘉言，元祐癸酉郡守姚班（珏），元符庚辰黄山谷，大观元年知军州庞恭孙，政和壬辰阆中蒲蒙亨，宣和四年权知军州吴革，宣和乙巳阆中毌丘兼孺，建炎三年徐兴卿，绍兴壬子蔡惇又赵子遹，绍兴庚申郡守孙仁宅，绍兴庚申周翊，绍兴壬申晁公武，又济南张彦中、张仲通，汝南张宗忞，知涪州军州事何宪，绍兴甲子晁公遡，又杜肇，绍兴壬辰州人杜与可先后题名，绍兴乙亥盛景献游记，乾道三年贾振文，淳熙戊戌冯和叔题名，陶侍卿游记，徐嘉言纪事，嘉定庚辰曹士中，宝庆二年李玉新，绍定庚寅谢兴，淳祐癸卯张明父，淳祐戊申邓季中题名，宝祐二年蹇材望诗序，宝祐判官何震午题名，刘子叔诗序，元至大辛亥聂文焕，至顺癸酉张八歹题名，明洪武十七年州牧刘冲宵诗，正德丙寅按察签事李宽诗，七叟胜游刻石，张楫诗，罗奎诗，清典试王士贞（祯）诗，太守石蕴玉诗，州牧张晴湖诗。”^[109]从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在相关内容上，此志主要因袭《（同治）重修涪州志》而来，嘉庆二十年以后至民国十五年（1926）志成前题刻尚有数十段，竟然只字不提。

（四）小结

总的来看，涪州诸志对于白鹤梁题刻的记载相对较为集中，其中一些录文，对于今天辨识题刻文字提供了重要的参考，特别是一些后世剥蚀严重的题刻，方志所载，几成为唯一史料来源。另外，涪州诸志所记题刻人物，大多数人较少见于其他传世文献之中，为整理题刻人物生平提供了较为扎实的史料基础。而修志者所作的某些初步考订也为我们今天继续研究白鹤梁提供了一些方向。同时，毫无疑问白鹤梁题刻也为涪州诸志编纂提供了直接的线索，比如涪州宋、元、明三朝仕宦人物，由于宋代志书《涪州图经》《涪州新图经》《龟陵志》《龟陵新志》《涪陵记》《涪陵志》等均亡佚无存，明人金光所修《涪州志》，夏国孝所修《涪州志》亦无迹可寻。而清修诸志中，现存《（康熙）涪州志》之前朱麟祯所修《涪州志》、萧星拱主修《涪州志》则从无刊行，未及传布。因此，涪州清代以前仕宦情况，自来缺略甚多，特别是知州以下官吏之更迭，几无其他史料道及。据现存《（康熙）涪州志》载，该志修纂之时即以志局之力、访求涪内诸碑，遍寻拓本文字，纂辑人名长编，并加考订删节而终成人物之志。毫无疑问，此处所谓的涪内诸碑即包括白鹤梁题刻文字。另就各志“艺文志”而言，所录宋明碑传文字，有相当部分亦直接抄录白鹤梁题刻而来。特别是《（同治）重修涪州志》以及《涪陵县续修涪州志》二书，艺文部分几乎遍录宋明以来题刻文字。因此可以说，白鹤梁题刻与涪州诸志之间关系是非常紧密的。当然，由于题刻文字的特殊性，其所蕴含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涪州诸志引录题刻也仅仅是出于辑录材料的需要，并非是充分认识到了题刻本身的历史与科学价值。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还可以从清代以来白鹤梁题刻研究的历程，以及题刻名称之变迁中略窥一二，而相关论述已见于本书首章，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