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择仁，《宋史》无传。字号、籍贯等均未见于史。据题刻所记，“涪陵郡守平阳王择仁智甫”一句可推知，其字智甫，平阳（治今山西临汾）人。
据宗泽《上李丞相书》所言：“前过京师，有河东数百姓来日诉，乞收复河东州县，有数太学生，并太学正王择仁来相见，言收河东事。于今月二十九日，有王择仁附书，并谘目来与某顾。”[89]因此可以看出，在靖康前后，王择仁曾为太学正，并会晤宗泽，请求收复河东州县。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二年（1132）六月，“谢亮归，夏人随之，以兵掩取定边军。明年，亮乃还行在，初王爕之溃也，其属官王择仁以众二万入长安，复为经略使郭琰所逐。祠部员外郎、四川抚谕喻汝砺尝言：‘今朝廷已专命王庶经制中夏，窃闻五路全不禀庶节制，望择久历藩方，晓畅军事，近上两制，节制五路，招集溃兵，劳徕流徙，式遏寇盗，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余万缗为军粮犒设之费，庶可以系二京、两河、山东、陕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谓四川钱物不当应副陕西，臣谓使此钱自三峡、湖、湘平底建康，固为甚善，万一中途为奸人所窥，适足资寇。臣又闻王择仁所统皆三晋劲勇之余，今关辅榛莽，军无见粮，故其人专以剽掠为事。若得上件财帛养之，则秦、晋之民，皆为吾用矣。’时庶已擢待制，而汝砺停官，然皆未受命也”。[90]据此段史料可知，王择仁曾为河东经制司王爕属官，率兵二万攻长安，但遭郭琰所逐而败北。据同书所载：“先是，河东经制司属官、宣义郎王择仁，为永兴郭琰所逐，事见二年六月十三。”[91]择仁攻长安，收复永兴军之事的来龙去脉，《三朝北盟会编》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该书云，“十三日甲午，金人陷长安，知军府事郭琰弃城走。先是，金人陷长安，已退去也。王择仁入长安称抚，定永兴师。既而郭琰以朝廷之命来帅长安，择仁退去。琰以择仁有兵，欲得之，遂劾择仁扰乡村作过等事。又移文金州兵会合掩杀之，择仁欲往金州，为金人所拒，无所归。闻河东山寨有未顺金人者，乃经画河东山寨”。[92]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建炎四年乙酉，皇叔持服，前检校少保光山军节度使、知大宗正事士㒟特起复，宣议郎、御营使司参议官王择仁为通直郎、直徽猷阁、权发遣河东路制置使司公事，节制本路应干军马。时京西与河东北接境，而忠义之人犹有聚兵保守山寨者。河南镇抚使翟兴遣亲信持蜡书，取间道以结约之，如向密、王简、王英等数十寨皆愿听节制，兴言于朝。上大喜，遂命兴与择仁同领其事。先是，择仁以宣抚处置使张浚之命节制京西军马，在均襄间，事见今年三月己酉，故就命之，及是择仁言山寨首领韦忠佺、宋用臣、冯赛皆乞兵渡河，尅期相应。”[93]据此可见，建炎四年（1130）王择仁由宣议郎、御营使司参议官受擢通直郎、直徽猷阁、权发遣河东路制置使司公事，节制本路应干军马。
该书卷二九又载，建炎“四年六月九日，知襄阳府王择仁状准宣抚使司札子勘会，程千秋、李允文不务协和，襄阳府、郢州并各失守，已落职罢本任，王择仁差知襄阳府”。据此，王择仁在建炎四年六月九日再出知襄阳府。
同书又载：“时（张）浚率步骑数万人入卫，至房州，遇德音，知敌骑退，乃还。以本司参议官、直秘阁王以宁代程千秋，为京西制置使，使图桑仲，假以便宜。又以宣义郎、御营使司参议官王择仁知襄阳府，节制京西军马。择仁初为浚所按，与前知永兴军郭琰俱系狱，既而释之。以宁，开封人。政和中，自小校换授。建炎初，以枢密院编修官出知鼎州，为浚所辟。以宁至襄阳，见仲方彊乃卑辞假道而去，引其兵屯潭州。择仁孤军不敢进，亦屯留均州，由是仲益无所惮。”[94]可见，在受命知襄阳前，王择仁曾为张浚所按而系狱，后出狱复官位得以率兵屯守均州。(www.xing528.com)
又，绍兴二年（1132），“张浚奏以通直郎王择仁知涪州，择仁初除河东制置使，会都统制韦忠佺不能守，以山寨降敌，统制官宋用臣、冯赛以余众赴宣抚司，择仁因改命”。[95]可见，约在绍兴二年中，张浚因“都统制韦忠佺不能守，以山寨降敌”，特举荐王择仁出为涪州知州，白鹤梁题刻中所存《王择仁题记》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才得以镌刻的。
另外从绍兴五年（1135）“左朝散郎王择仁知广德军，择仁自蜀还行在，上召对而命之”[96]一句可以推断，王择仁在涪州为官是在绍兴二年至绍兴五年，此后则受命召对，并被委任知广德军。
绍兴七年（1137）“三月庚辰，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王择仁，右承务郎张体纯等六人，以从军之劳各进一官”。[97]从此段史料可以看出，绍兴七年王择仁已经是左朝奉大夫、淮西宣抚使司主管机宜文字，并以“从军之劳”得进一官。
然好景不长，两个月之后，王择仁就遭罢黜。仍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七年五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论左朝散大夫、新知广德军王择仁，左朝奉大夫、新知永州熊彦诗，右朝请大夫、新知江州赵伯璆等八人皆罢。公揆言：择仁顷在河东之幕，欲夺官长之权，自拥溃卒，残金破商，劫盗居民，无所不至。彦诗乃王时雍爱婿，今自京官二年而为正郎，以至典司祠曹，机宜都督府，极其要选，不知朝廷何以爱其材，独不念围城之事乎。伯璆素无才行，昨奉苗、刘，荐为郎官，众所鄙弃，故并罢”。[98]石公揆，字道任，新昌人，政和进士。此时官拜侍御史，由于公揆能言直谏著称，更曾“疏论秦桧之奸”[99]，颇有政声。石公揆所论王择仁的罪行主要是“在河东之幕，欲夺官长之权，自拥溃卒，残金破商，劫盗居民，无所不至”。这在当时赵构政权尚未完全稳固的情况下，真可谓政坛大忌，无论王择仁主观上是否有此动机，但终究自难逃遭贬之厄运。
自此年之后，王择仁事迹渐少，卒年亦不见载于史。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