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琦，《宋史》无传，据《宋史翼》载，“字孝琰，成都人，乡进士在第一，遂中科，仕兴元府户曹参军”。后又因功迁合州赤水县令。不久，因有人举荐出为秘书省著作佐郎，改知定州安喜县。在安喜任上，有民妇自杀，其父母认为乃夫家所为，费琦前往验视认为并无异常，然覆视者则另有主张，致使女家讼辩不已。州府希望尽早解决此事，于是附会传说，连逮数十人，但由于拿不出确凿证据，稽留累月而不能定夺，最终只能通过费琦的调停得以化解。又比如，某年苗麦将熟，但寇盗严重，官府误将在田边休息的百姓以盗窃罪拘捕，上官欲严加惩治，费琦得知后，即命释放，认为此并非真盗。果然不久后，盗贼在异地被捕，众人得知后，无不服其贤明。
因治县得法，部使刘庠、吕大防、张问等皆荐费琦之才，请求将其转官无极县令，朝廷很快批准了这一请求。当时，无极县接契丹之境，政局极为不稳。一日，有民谣传有契丹兵将要入侵，于是当地百姓闻讯皆“闭户自匿，市井不相通”，唯费琦不为所动，且派人慰谕百姓，三日后县内复业如故，契丹兵果不至。又有《净德集》卷二四《朝散郎费君墓志铭》记载，“保州民集众数百，挝登闻鼓，诉屯田水利事。事久不决，郡邑患之，安抚使委（费）琦按视，即条利害以图上其说，行公私以为宜”，[24]此事最终得以圆满解决。
熙宁中，费琦得差通判蜀州（治今四川崇州），不久遭父丧丁忧，服除后通判绵州。元丰二年（1079），泸州夷扰边，宋廷出师讨罪，调民夫数万馈挽以进，转运使辟费琦都大提举。“夫粮数入瘴乡，因感疾，将归合州之寓居，至渝南不起”。[25]费琦自著作佐郎五迁至都官员外郎，赐五品服，元丰官制改革后，又易朝散郎。其有妻袁氏封永寿县君，有子一人，名伯高。女四人“长适周鼎，次适袁钧，次适袁鍚，皆举进士，次尚幼”。
《朝散郎费君墓志铭》又言，费琦生性孝友，“从学力养，起家享禄，凡晨昏伏腊之费，诸兄皆仰给焉，以至办其嫁娶，賙其死丧，收恤其孤惸，如此者三十年未尝一日间薄”。而至其身死后，“则敛无新衣，祭无丰俎，自合（州）距成都才六百里，旅殡佛寺，久之不能归，归则无族属可依，无田可耕，无室可处，其谋葬于合（州）者，死生之际，宜其慊也”。
对于其在蜀地之治迹。墓志亦追述云，“泸南之役，斯民盖不幸矣。君之提举夫粮，区处以宜，知会以信，其聚不急，其散不缓，然而死于病者十犹二三。明年再用兵，夫粮之任非其人，颠暗乖紊，无复统纪。先期不戒以集，讫事不释以归，万众暴露，瘴疠大起，相枕藉而死者十凡八九；或强而归则疫及其家，血属皆亡，又不知几千人耳。至今东蜀父老语及是事，则必惜君之没云”。[26]
另据史载，费琦治学，于理学一门颇多建树，与周敦颐友善。周敦颐入蜀为官，出任川东军事要地合州（治今重庆合川）的签书军事判官厅公事。此时的周敦颐虽然尚无南宋以来的理学光芒，主要是以廉能之士的形象为人所重，但他还是与一批蜀地学者建立了联系，相互间进行学术的切磋砥砺和传承授受。其中就包括费琦，而他当时正是周敦颐的属僚。(www.xing528.com)
费琦小周敦颐十岁，时任合州赤水县令，与吕陶同为成都人，又为同年进士。“家甚贫，能力学，为辞章，声名闻闾里，举乡进士在第一”，这表明费琦有一定的学术水平。他与周敦颐曾一起游龙多山，有倡和诗篇八首。其中《喜同费君长官游》两篇倡和诗意在抒发各自的志趣爱好。周氏云：
寻山寻水侣尤难，爱利爱名心少闲。此亦有君吾甚乐，不辞高远共跻攀。
费琦和诗云：
平生癖爱林泉趣，名利萦人未许闲。不是儒流霁风采，登山游骑恐难攀。
这两篇倡和诗反映出费琦具有淡泊名利、喜爱山水的志趣。他一生主要都任官州县，沉沦下僚，似乎与此不无关系。故其墓志铭曰：“厚于其兄，以悦其亲。兄衣未完，子裘不温。兄食未充，子炊不晨。救恤死丧，毕其婚姻。艰勤一世，竟卒于贫。客殡无归，葬为旅人。士之行已，盖后其身。君乎何憾，于以宁神。”[27]此一评价可谓入木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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