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拓本文字校释解析 | 第二章

■ 北宋题刻

■ 南宋及蒙元题刻

■ 明清题刻

■ 民国及以后题刻

■ 馆藏未见拓片题刻

■ 时代未详题刻

众所周知，随着三峡大坝的蓄水，白鹤梁及其上所镌刻的大批题记、石鱼图等已经难以再浮出水面，“石鱼出水”的故事几成绝唱。但是值得庆幸的是，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的建成，使得普罗大众仍能赴水下一睹题刻真容。而对于广大研究者而言，则可以通过以往椎取的拓本及其他图像资料对题刻本身作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就已公布的信息来看，存有白鹤梁拓片的收藏机构主要有以下几家：

一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白鹤梁拓片。原为清末缪荃孙所藏，收入《艺风堂金石文字目》^[1]。1923年，缪荃孙艺风堂包括白鹤梁题刻拓片在内的明清旧拓约1.2万种整体售归北大。^[2]后经相关专家勘校，剔除部分非白鹤梁拓片后，初步统计该批拓片共81件（目前已公布者76件，部分为副本，今均照录收藏定名，不予删节），主要是《谢昌瑜等状申江中石梁题记》《朱昂五言诗》《刘忠顺等倡和诗》《武陶熙等题名》《刘仲立等题名》《郡从事冯□等题名》《徐庄等题名》《韩震等题记》《黄觉等题记》《熙宁七年水齐至此题记》《郑顗等题名》《杨嘉言题记》《姚珏等题名》《□兆思题名》《涪翁题名》《杨元永等题名》《庞恭孙题记》《王蕃石鱼五言诗》《蒲蒙亨率涪陵令等题名》《蒲蒙亨等题名》《吴革题记》《毋丘兼孺等题名》《杨太守五言诗》《冯当可等题名》《陈似等题记》《赵子遹等题名》《何梦（与）等题名》《王择仁等题记》《刘意等题记》《李宜仲等题名》《张宗宪等题名》《贾公哲等题名》《蔡兴宗等题名》《宋艾等题名》《贾思诚等题名》《贾思诚题记》《宋涣等题名》《己未题记》《晁公武等题名》《张仲通等题名》《潘居实等题名》《周诩等题名》《张仲通等题名》《张宗忞等题名》《张彦中等题名》《李景孠等题名》《杜肇等题名》《张珤等题名》《李景孠等题名》《晁公遡题记》《杨谔等题记》《何宪等观石鱼七言诗》《杜舆可等题名》《邓子华等题名》《张维等题名》《张维等重游题名》《高祁张维等题名》《（张）松兑等题记》《黄仲武等题记》《晁公遡题记》《杨谔等题记》《何宪等观石鱼七言诗》《杜与可等题名》《邓子华等题名》《张维等题名》《张维等重游题名》《高祁张维等题名》《张松兑等题记》《黄仲武等题记》《徐嘉言题记》《夏敏等题记》《朱永裔题记》《冯和叔等题记》《刘师文等题记》《史时杰等题名》（即本书《刘公亨等题记》）和《唐代石鱼画像》（《石鱼图》）。^[3]

二是傅斯年图书馆藏拓本。傅斯年图书馆为中国台湾研究院史语所图书馆，因纪念傅斯年而得名。该馆所藏石刻拓本约有2.8万余种，4万余幅，包括汉画拓片、佛教造像碑、唐代墓志等，上自先秦下迄民国无一不有。其中馆藏白鹤梁题刻拓片共有70件，文字拓片69件。^[4]分别为《唐蓂莲双鱼画像》、《宋□州奉节县令权幕等观石鱼题名》、《宋□镐等观石鱼题名》、《宋判官禄几复等同来题名》、《宋别驾潼川蹇材望等石鱼七言律诗并题记》、《宋刘意等游北岩及观石鱼题记》、《宋古獐（汴）李景司子（孠）等俱来题名》、《宋周诩等题名》（附玉牒赵时□等题名）、《宋唐安张□等同观瑞鱼题名》、《宋宋亢等继至题名》、《宋张仲通等同观石鱼题名》、《宋张松兑等来观石鱼题名》、《宋徐庄观石鱼题名》、《宋惠阳罗奎石鱼七言律诗》、《宋宪属陈似等道别观石鱼题记》、《宋文悦等题名》、《宋李公玉等观石鱼题名》、《宋李可久等观石鱼题名》、《宋李宣仲等同游题名》、《宋李景司（孠）等石鱼全题名》、《宋杜肇等俱来观石鱼题名》、《宋杨讥（谔）等同观石鱼题名》、《宋权知军州事吴革等观石鱼题记》、《宋水齐至此标志》、《宋水齐题记》（附《元天历元年宣侯等游庆题记》）、《宋汝南张宗忞等来观石鱼题名》、《宋潘居实等游观石鱼题名》、《宋济南张彦中来观石鱼题名》、《宋盛芹等题名》、《宋卢棠拉等读唐石刻验广德水齐题名》（即《卢棠等题名》）、《宋知军州事庞恭孙观石鱼题记》、《宋知军州事杨嘉言等观广德鱼刻并大和题记题名》、《宋知军州澶渊事贾思诚等来观石鱼题记》、《宋知郡事武陶等游石鱼题名》、《宋石鱼倡和诗》、《宋石鱼倡和七言律诗》、《宋蒲蒙亨等同观石鱼题名》、《宋西陵高应乾题石鱼诗》（实为清代题刻）、《宋贾公哲等观石鱼题名》（附贾复全等题名，正书，开禧四年元宵前）、《宋赵子遹等观石鱼题名》、《宋军事判官昌元何震午等观石鱼并涪翁遗迹题记》、《宋邦人杜与可等同观双鱼题记》、《宋邦人双鱼出渊题记》（即《己未题刻》）、《宋郡假守刘叔子石鱼题记并七言律诗》、《宋郡太守张霁等观石鱼题名》、《宋郡守夏敏彦等观石鱼题名》、《宋郡守姚珏等游览题名》、《宋郡守孙仁宅来观石鱼题记》、《宋郡守庐陵邓刚等同观石鱼题名》、《宋郡守冯和叔等来观石鱼题记》、《宋郡幕高祁等同来题名》、《宋郡文学掾南郡徐嘉言等观石鱼并前贤留刻题记》、《宋都官郎中韩震等观石鱼题名》、《宋邓子华等题名》、《宋金沙河（何）梦与等偕来题名》、《宋陶仲卿等同观石鱼题记》、《宋晁公武等同观石鱼题名》、《宋晁公遡等观石鱼题记》、《宋沂国王蕃石鱼五言绝句诗》、《宋涪州石鱼黄庭坚题字》（存三幅）、《宋涪翁来题名》（附《南宋曹士中观题名》）、《宋涪陵郡守王择仁等登石唚观瑞鱼题记》（即《王择仁题记》）、《宋濮国黄仲武等同来题名》（附杨元永等来观题记）、《明七叟胜游题名》、《明四川按察司佥事□宽等观石鱼题记》、《明石鱼七言律诗》、《明石鱼五言古诗》。(www.xing528.com)

三是贵州省博物馆藏白鹤梁拓片。该批拓片20世纪50年代前后入藏，据称椎拓于清末。何凤桐《宋代长江水文题刻实录》一文曾率先公布其中42件拓片的情况，并进行了初步的文字点校，后续其他拓片至今未见公布。^[5]

四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白鹤梁拓片，就其目前所公布图录来看，该批拓片数量应不多，仅3件，分别为《吴革题记》《庞恭孙等题名》《黄庭坚题名》。从拓本泐损情况判断，国图藏拓中《庞恭孙等题名》（《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名之《庞恭孙题记》^[6]）拓片，文末“涪陵县尉”四字之上，“侍郎”二字未见石花，第五行“州学教授”后“李贲”二字，以及与之相邻的第六行“涪陵”后“县令”二字，均未见磨泐。而《吴革题记》第二行“久”字清晰完整，周边未见剥落痕迹，拓本中部仅见自左向右轻微划痕，由此推断此二纸藏拓，当是清末拓本。

五是台湾图书馆所藏。该馆所藏题刻仅《黄庭坚题名》（作《黄山谷题名》）一张。此拓片是笔者所寓目白鹤梁题刻《黄庭坚题名》拓片中最为清晰的一张，未见石花及“符”“涪”两字左部之泐损，且此拓本与白鹤梁原石在镌刻布局上亦有区别，白鹤梁题刻原石文字布局为首行“元涪庚”，次行“辰符翁”，末行“来”。而台湾图书馆藏品则是首行“元涪”，次行“庚辰符”，末行“翁来”。考虑到该馆所存拓片均为内战迁台之物，故很可能为民国时期打碑人翻刻原石所取之拓。

六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白鹤梁拓片。据笔者目前逐一查证，该馆所存白鹤梁题刻共有五套。其一是民国时期成都金石摹拓大家曾佑生所拓。拓本右下方或考据点均钤印“曾佑生所得金石文字”“祐生手拓”“祐生眼福”“文字之福”。曾佑生姓曾名敏，字佑生，一作祐生，四川广汉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碑帖拓片收藏大家，兼善锤拓。据蒋蓝《一个晚清提督的踪迹史》一书记载，曾敏与四川收藏大家，籍贯云南大关的唐鸿昌相熟识，拓取川中金石文字，多受其资助，并多有拓片互赠，而从现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藏曾敏拓，唐鸿昌旧藏拓片（钤印：少坡、唐少坡收藏印、唐九、唐少公）的题跋时间来看，基本集中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故有理由相信曾敏所拓白鹤梁题刻也应在此时间范围之内。其二为民国时期著名收藏家徐乃昌藏拓，共31件，除《何震午等题名》仅存上半部43字外，其余基本完好。所存拓本基本为宋代题刻，明刻仅一件，即《罗奎诗并序》。^[7]徐乃昌，字积余，号随庵，又号众丝，人称随公。安徽南陵人，清末外交家刘瑞芬的长婿，大出版家刘世珩的姐夫。光绪十九年（1893）中举，官至江南盐法道兼金陵关监督，江苏高等学堂总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率团赴日本考察学务。辛亥革命后居上海，经营工商业，与旧友缪荃孙、叶昌炽、刘承干等往来密切。拓本均钤印：“随公收藏蜀中金石。”据新出版的《徐乃昌日记》及端方所呈《奏江南图书馆购买书价请分别筹给片》档案所载，实际从光绪末期，因经济压力，徐乃昌即开始出售所藏，并几乎不再重新购置图籍，因此这批白鹤梁题刻拓片基本确定为清后期之物，更或本身就是姚觐元当年所拓副本，亦未可知。^[8]其三为1962—1963年重庆市博物馆组织专家进行考古调查时所得拓片，这批拓片数量最多，保存也比较完整，唯一遗憾的是与清末拓片相比，部分题刻文字已有明显泐损。其四为该馆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所征集的拓片数种，保存相对较为完好，但数量较少。从文字比对，拓纸所反映石梁表面情况来看，应至晚椎拓于民国时期。其五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伴随白鹤梁水下题刻博物馆的修建，原中国文物研究所所制拓本。在对这批拓本椎取的同时，文物工作者对题刻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测量，并进行一系列加固保护，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更为翔实的资料。总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拓片，总数达到三百余幅，副本众多，涉及题刻168块，是笔者已知拓片中数量最多，收藏时间跨度最长的收藏单位。

七是重庆图书馆所藏白鹤梁拓片。该馆所藏拓片共有4幅，约拓于民国时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9]，分别是《黄庭坚题名》《张师范诗记》《禄几复等题名》《张师范题诗并记》。其中《张师范题诗并记》拓本仅留诗文部分，题刻所镌“大清嘉庆癸酉岁新正四日，偕诸同人往观石鱼，鱼已见水面，喜盈于色，作此志。胜而续风骚，复于白鹤之西，续刻巨鱼，卜众维年丰之兆，且冀雨泽常润我州，遂命勒石焉。州牧张师范题并书”等文字均缺。此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所藏徐乃昌旧藏拓片，同时钤有“重庆市图书馆收藏印”，据藏品档案记载，这些拓片为20世纪中期自重庆图书馆调拨。至于徐乃昌所藏拓片为何会流入重庆，对此，新近出版的《徐乃昌日记》中，民国二十年至民国二十二年（1931—1933）记事中，有多篇日记有所涉及，感兴趣者自可翻阅猎奇，此处不再涉及。

八是涪陵博物馆藏白鹤梁拓片，该批拓片拓取于1963年2月。据龚廷万先生回忆，1963年其与涪陵县文化馆郭绍岑等人，对白鹤梁进行第二期调查工作，主要任务是继续椎取1962年尚未拓完的题刻拓片，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终于在长江水涨之前，将白鹤梁上168段题刻文字制成两段拓片，其中一套即留涪陵保存。^[10]

除以上所列，山东中国文学艺术博物馆亦有收藏，唯不得其详目，考虑到拓本数量的规模及相关资料完整程度，同时为便于考察同时代拓本的整体状况，本书图录部分特选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白鹤梁题刻1963年拓片，作为校释的底本，而缺失部分则以清末拓本及北大、涪陵、国图以及其他已公布图录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