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三峡水利工程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室开展了大量关于三峡工程水下文物的考古调查工作，对白鹤梁水下题刻、朝天门码头灵石水下碑林、云阳龙脊石题刻等古代遗迹进行了详细的探摸与记录，并获取了丰富的成果资料。1992年重庆博物馆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成《关于三峡水库重庆淹没区地下文物的初步调查和下一步工作计划的报告》，白鹤梁题刻是其中的重点所在。1994年10月28日，该馆再提交《涪陵市三峡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情况》[42]，为当时正在筹划中的白鹤梁题刻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决策参考。而在科学调查的同时，学术界对白鹤梁题刻的研究逐步升温，并于90年代中期掀起了一个小的高潮。这一时期有关白鹤梁介绍与资料汇编性质的图书开始集中出版，如政协四川工委的《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43]，陈曦震的《水下碑林白鹤梁》[44]，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的《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水文题刻文物图集》[45]，陈曦震的《鹤风鱼韵—白鹤梁诗萃》[46]，陈曦震、陈之涵的《中国长江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47]。以上书籍对世人认识白鹤梁、研究白鹤梁题刻提供了便利，但是由于这些出版物本身性质不一，侧重点各异，因此，都多少存在一些问题，如收录题刻不全、释文错误、解读失当，等等。对此，曾超出专书《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48]，分“正误”“辑佚”“考证”“求索”“附录”等五个部分，对以上诸书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汇总补正，并就研究白鹤梁题刻提出了一些富有启示性的思路。此外，高文、高成刚《四川历代碑刻》[49]，长江水利委员会宣传出版中心《长江志》[50]，郑敬东《中国三峡文化概论》[51]，胡人朝《中国西南地区历代石刻汇编·四川重庆卷》[52]等书也对白鹤梁题刻进行了部分收录介绍。2011年，白鹤梁题刻所在地重庆市涪陵区组织编写了《涪陵历史文化丛书》，首批十四个选题即包括黄海主持的《白鹤梁题刻辑录》[53]，该书详细收录了已发现的白鹤梁题刻，并就题刻逐一进行释文，书尾则以附录形式列《白鹤梁题刻的记载与研究索引》为相关研究的继续展开提供了方便。除以上公开出版物，这一时期重庆博物馆研究员胡昌健还自编《四川元以前石刻文字简目》[54]，稿本现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资料室，该稿本内容虽并非专研白鹤梁，但其中对于《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金石苑》《四川通志》等书篇目的整理，实际涉及石鱼文字甚多，该书稿为学者检索相关典籍提供了便利。另外，1990年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金石组编成《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此书收录有该馆旧藏白鹤梁题刻拓片《庞恭孙题记》以及《吴革等观石鱼题记》两幅。又，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收录《张霁等题记》文字一则。而《中国金石总录数据库》亦据《八琼室金石补正》收录《吴革等人观石鱼题记》《庞恭孙题记》二则，《历代石刻文献全编》则未见有石鱼文字之收录。[55]
21世纪以来，伴随三峡工程的峻工，一些与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相关的著作亦开始出版。如谢向荣、吴建军、章荣发著《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56]一书，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集中于水下保护工程的实施方案及技术报告的理论介绍；下篇则主要是对白鹤梁水下题刻保护工程的保护方案以及关键技术问题、工程实践等方面的解读。下篇之后另作附录，分别是《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公约》《加强水下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庆建议》《白鹤梁题刻文物保护工程大事记》《工程与文化相互促进的武汉倡议》等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息息相关的文件。由于该书主要作者均任职于长江勘测规划设计院，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因此他们对题刻保护工程的解读，更具针对性与可读性。又如重庆市文物局与重庆市移民局共同编著的《涪陵白鹤梁》（长江三峡工程文物保护项目报告·丙种第六号）一书，共分三篇，首篇《历史与研究》，主要对白鹤梁的地理环境、白鹤梁题刻的概况、白鹤梁题刻演变的历史以及题刻的发现与研究等进行介绍。第二篇《勘察与保护》，重点回顾了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方案的形成，汇集了《水下保护工程地质勘察报告》以及《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专题研究》等一批方案文件。第三篇《设计与施工》，共八部分内容，依次为涪陵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设计工作；涪陵白鹤梁水下工程施工；涪陵白鹤梁C标段工程—地面陈列馆；涪陵白鹤梁工程竣工验收、竣工决算及工程移交；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在科技创新方面的贡献；永恒的记忆；涪陵白鹤梁工程大事记；涪陵白鹤梁工程主要参建单位名录。全书最后亦以附录形式收录与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相关的各类文件及会议纪要等20篇。可以说，该书是目前有关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最权威的官方报告集，它的出版对于学界充分了解白鹤梁，掌握题刻保护工程整体情况，多有助益。此外，天津大学白鹤梁题刻保护规划组《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四川省涪陵市白鹤梁题刻保护规划报告》[57]以及郝国胜《二十年—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总结性研究1992—2011》[58]二书，也可谓是相关学科研究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的重要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大量通俗读物以及地域文化研究论著中也多有涉及白鹤梁题刻的内容。如涪陵县人民政府地名办公室《四川省涪陵县地名录》[59]，文绍奎、李梅《涪陵风物录》[60]，杨铭等《三峡史话》[61]，沈宁《中国考古博览》[62]，吴涛等《巴渝文物古迹》[63]，李胜《涪陵历史文化研究》[64]，马培汶《历史文化名人与涪陵》[65]，张立先《石壁立西江—中国三峡工程决策建设实录》[66]，章创生等《重庆掌故》[67]，高文麒《巴渝川蜀文化》[68]，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69]等书均属此类，而这类书籍还有很多，此处不再逐一罗列。
在图书出版的同时，学术界有关白鹤梁题刻研究的项目申报也如火如荼地展开。早在1994年，文物部门即委托重庆博物馆进行“三峡工程川江水文石刻”研究，并签订正式委托书，后相关课题组撰成《三峡石刻题记》研究报告。除这一研究项目之外，申请获批的其他研究项目也都有一定篇幅涉及白鹤梁题刻，如：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资助项目《白鹤梁题刻文化遗产研究》；重庆市文物局项目《白鹤梁题刻文物本体和保存环境监测》；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项目《白鹤梁宋元题刻研究》和《白鹤梁题刻丛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70]；长江师范学院项目《白鹤梁文化研究丛书》。此外，长江师范学院科研启动基金项目《重庆古代石刻文献研究》；重庆市教委资助项目《乌江石刻文化研究》；重庆市重大社科研究项目《重庆碑刻整理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水文记录与社会意识：中国古代洪水枯水题刻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微痕分析与数字模型技术在考古研究中的应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乌江流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抢救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及长江师范学院科研项目《乌江沿岸少数民族文字题刻研究》等。[71]2015年12月，北京大学还专门利用项目研究成果及所藏拓片资源举办了《白鹤梁题刻拓片展》，广受学界好评。
各类相关图书出版的同时，这一时期有关白鹤梁研究的学术论文数量也开始井喷式增长，可谓成果丰硕。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主要有四个大的方向：
一是有关白鹤梁题刻文物保护方面的研究。如杨宝衡《涪陵白鹤梁的形成、发展与保护》[72]认为白鹤梁题刻保护应从地质学的角度，依其地质结构，对白鹤梁的形成条件、砂岩的解体和发展趋势进行分析。曾中懋《涪陵白鹤梁题刻的本体保护》[73]利用多学科视角，叙述了白鹤梁题刻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地质构造和岩石属性，分析了题刻本体的稳定性及不利于题刻保护的各种因素，总结了实施维修保护工程的内涵、材料和工艺措施，并对这类石质文物维修保护的方法进行了探讨。赵冰课题组在《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04年第2期，分别发文《白鹤梁题刻保护规划总体方案》[74]、《白鹤梁题刻保护相关附属工程设计》、《白鹤梁题刻本体保护工程设计》、《白鹤梁题刻保护方案的前期研究》、《白鹤梁题刻价值评估及保存现状》，就白鹤梁题刻本体保护及白鹤梁题刻复建，提出了保护规划方案，同时对相关附属工程的设计进行可行性分析，对题刻的价值及保存现状作出条理化梳理。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岩土力学专家葛修润教授，是现行“无压容器”创新方案的设计者，他撰文《白鹤梁题刻—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在长江三峡水库库底的原址水下保护工程简介》[75]就该方案的形成背景，以及施工过程进行了回顾，对于公众了解该项工程贡献良多。贺勇《沉没，也记忆—涪陵白鹤梁题刻地面陈列馆设计方案札记》[76]一文，则是对地面陈列馆的设计方案进行的讨论。吴建军《三峡库区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设计》[77]一文介绍了用“无压容器”概念修建白鹤梁题刻原址保护工程方案的设计理念及主要设计成果。认为这一极具创新设想的工程实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遗址类水下博物馆，为水下文化遗产的原址保护提供了成功的工程范例。章荣发发表《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工程文物保护施工》[78]和《计算机在白鹤梁交通廊道有限元分析中的应用与发展》[79]二文，前文从保护原则、保护制度、保护措施等方面，对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在施工过程中文物保护需要采取的相关技术措施进行了阐述和讨论，以确保文物的万无一失。后文则采用大型软件ANSYS对廊道进行了大变形（开裂）非线性有限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部分区域应力过高，但不存在贯穿墙体的裂纹，故结构是安全可靠的。另外，文中还介绍了ANSYS的混凝土单元—SOLID65单元的基本原理和使用。文章最终认为，ANSYS软件可用于白鹤梁交通廊道有限元分析和类似水工分析，其发展前景是良好的。郭晓《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交通廊道的止水连接设计》[80]一文认为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交通廊道变形缝、施工缝、接头缝的防水不仅要考虑结构沉降、伸缩以及金属板与混凝土间的收缩等变形，而且在充分变形的情况下，保证其水密性。其止水连接设计采用了外贴橡胶止水带、中埋可注浆式钢边橡胶止水带、内装可卸式Ω橡胶止水带及聚胺脂密封胶、遇水膨胀腻子止水条、SM胶等辅助防水措施。既满足廊道承受水压和接缝变形要求，又提高了止水结构的安全可靠性能，可为其他类似工程接缝止水结构设计与施工提供参考。李宏松在《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81]一文中则是对题刻历史背景进行追述的同时，准确把握题刻保护工程的时间节点后所做的综合性讨论，该文也重点对题刻保护工程的工作思路进行了分析。李尔《“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的设计及运行》[82]一文介绍了“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循环水系统的设计思路、各组成部分及其基本功能、主要管材配件以及监控和测定设备的选型，同时说明了循环水系统的运行方式。2005年《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特殊过滤器性能试验研究》[83]一文是为检验白鹤梁题刻水下工程特殊过滤器的性能是否符合工程要求而撰就的模拟试验报告。结果表明，按最不利情况考虑，通过过滤器进入系统的水浊度超标需41.7d，系统内外水压差在各种情况下均在±1mH2O以内，满足设计要求。他还以《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水循环系统截滤器性能研究》[84]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对循环水系统连接容器内外的专用截滤器性能进行研究，提出了一些极富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工作方案。
另外，刘斌《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围堰施工技术》[85]一文以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为依托，介绍特殊条件下围堰施工技术。宋靖华《保护题刻古迹再现长江水文历史—长江白鹤梁题刻文物保护方案研究》[86]一文，回顾了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的实施过程，并就当时“就地保存，异地陈展”的保护方案进行了研究。张绪进《三峡库区涪陵河段泥沙淤积及对白鹤梁题刻影响的研究》[87]一文，在模型试验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三峡水库运行30年过程中白鹤梁所在河段的泥沙冲淤特征及河床演变规律，为白鹤梁题刻的保护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王小兰在《白鹤梁题刻—国际档案遗产保护成功范例》[88]一文中指出，白鹤梁题刻的保护，虽看似是对历史古迹的保护，实际也可以看作是对水文档案的整理，它的成功为国际档案学界开拓新视野，发掘新材料提供了参考。而赵万民《三峡工程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涪陵市迁建与白鹤梁保护规划思考》[89]，则讨论了涪陵区城市迁建与白鹤梁文物保护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关于建设白鹤梁“城市型”博物馆的保护规划设想。胥润生《再谈长江三峡文物“白鹤梁”的保护》[90]一文，回顾了三峡工程兴建后，白鹤梁保护的三套方案。在分析各方案的基础上，提出了“充水壳体+浮式平台”综合方案，为文物保护、景观再现、旅游开发提供参考。又，黄真理《白鹤梁题刻保护问题及其与水域环境的关系》[91]一文，在简单介绍和评价白鹤梁题刻现有保护方案的基础上，探讨了白鹤梁题刻及其与水域环境的相互关系，并提出在进行白鹤梁题刻保护时，除应注意保护题刻本体外，还应恢复白鹤梁题刻赖以生存的水域环境及其所形成的独特的人文景观。刘争《文化瑰宝“水中逢生”—白鹤梁题刻保护方案出台的前前后后》[92]和《白鹤梁，不灭的记忆—涪陵白鹤梁保护历程回顾》[93]二文，在全面回顾了白鹤梁文物保护的过程后，对白鹤梁文物的综合利用价值进行了评估。高远《白鹤梁题刻博物馆修建与水下文化遗产保护》[94]一文结合博物馆建设提出白鹤梁题刻保护应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此外，刘忠铭《涪陵白鹤梁题刻原址保护参观廊道设计综述》[95]，周建军《关于涪陵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的可靠性研究和建议》[96]，胡长华《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安全监测系统设计研究》[97]，汪耀奉《长江涪陵白鹤梁题刻在科学文化领域中的应用》[98]、《长江涪陵白鹤梁历史枯水题刻研究应用》[99]等文所论，则是分别从建筑学、地质学、信息技术、水文学等学科的研究视野出发对白鹤梁题刻的保护提出的具体操作方案。
除以上所列之外，李涵《白鹤梁题刻：世界水文奇观的“金钟罩”》[100]、杨君《白鹤梁题刻水下工程探秘》[101]、郝国胜《白鹤梁水文题刻及其保护》[102]、赵靓《白鹤梁—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103]、张飞《白鹤梁：铭记江河万古流》[104]、熊怡《白鹤梁—水下献礼》[105]、孙坷《白鹤梁十年生死路》[106]、胡任《白鹤梁：全世界最独特的水下博物馆》[107]、陈小玮《白鹤梁：“难产”的水下博物馆》[108]、郝国胜《白鹤梁的回忆》[109]、嫘笛《白鹤梁一座建立在水下的水文博物馆》[110]、葛修润《国宝“白鹤梁”》[111]、唐探峰《国之瑰宝—白鹤梁》[112]、崔佳《重庆：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建成开放》[113]、王奕才《世界水文奇观—白鹤梁题刻》[114]、黄鹤《水下碑林白鹤梁，鹤鸣九皋破云霄—千古文韵白鹤梁》[115]、佚名《长江白鹤梁古水文题刻》[116]、邓科《石鱼题刻白鹤梁》[117]，黄德建《“重庆得去 白鹤梁必游”》[118]、佚名《水下博物馆：涪陵白鹤梁》[119]、大勐龙《世界古代水文站重庆长江三峡涪陵白鹤梁题刻》[120]、杨顺成《川江水文石刻》[121]、陶镇钧《隐没江底的珍迹—涪陵石鱼题刻》[122]、韩钰莹《保存完好的世界唯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123]、涪陵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水下碑林—白鹤梁》[124]等文，主要是对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的前世今生所做的通俗性叙述。而佚名《七一九所承担的白鹤梁题刻保护工程相关设计方案通过初评》[125]、沈之良《三峡库区白鹤梁题刻保护方案的探索》[126]、苏健建《三峡第一文物保护工程—白鹤梁水下保护工程》[127]、华凌《三峡白鹤梁题刻：独具匠心的保护》[128]、《国家文物局调研白鹤梁文物保护工作》[129]、《白鹤梁题刻原址水下保护工程研究与实践》[130]、夏帆《白鹤梁景区启动申遗》[131]、秦纪民等《白鹤梁水下博物馆开馆迎客》[132]、高立洪《白鹤梁还能风采依旧吗》[133]、何方《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揭开面纱》[134]、李新龙《永远的白鹤梁》[135]、刘诗平《成就永远的白鹤梁》[136]、张国圣《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探秘》[137]，何力《川江上的古水文标志》[138]，陈继荣《白鹤梁水下保护工程动工》[139]，黄放《白鹤梁露出长江水面》[140]，刘佳岭等《三峡白鹤梁题刻水下保护工程施工》[141]，佚名《中国第一座水下博物馆—白鹤梁题刻水下博物馆开馆》[142]，胡黎明《白鹤梁题刻水环境现状与展示提升思考》[143]，孙华、陈元棪《涪陵白鹤梁题刻的保护与展示》[144]，等等，则或是有关白鹤梁题刻保护过程的实施报告，或是从不同视角对白鹤梁题刻保护过程的系列报道、专题解读。
二是关于白鹤梁题刻价值的认识及文化产业开发、旅游品牌打造等方面的研究。袁明媛《白鹤梁效应打造涪陵文化名片的思考》[145]将白鹤梁题刻特征概括为本土化、个性化、直观化三大要素，并认为开发白鹤梁文化，是打造涪陵特色文化产业名片的必要举措。谭荣志、王春振《白鹤梁题刻的历史贡献与当代价值探析》[146]一文则论述了白鹤梁题刻在水文资讯、流域气候气象记录、巴蜀文化传承等诸多方面的历史价值，并对石鱼题刻在当前的积极意义做了介绍。王高龙《巴渝文化的璀璨奇葩—涪陵白鹤梁题刻》[147]将白鹤梁题刻置于巴渝文化的视野之内，对题刻所蕴含的地方文化信息、文化价值、开发前景进行了探讨。其另有《〈涪陵白鹤梁题刻〉的档案价值》[148]一文，则是对题刻文献价值的探讨。此外，吴胜成《白鹤梁题刻水下考古新发现及其历史意义》[149]一文，结合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文物局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在白鹤梁水下考古过程中重新发现的《晁公溯（遡）题记》等，对这批新见题刻进行了汇总，并就其重要性做了评估。王德芬《白鹤梁题刻讲解之我见》[150]则从旅游开发的角度，对白鹤梁题刻文化宣传等方面的具体操作提出建议。此外，周兰在《以游客体验为基础的产品开发—ASEB栅格分析法—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例》[151]一文中认为，随着体验经济的到来，旅游也开始进入体验时代，旅游体验成为衡量游客是否满意与价值高低的主要标准。提供价值体验，不论是从满足游客需要的产品开发还是从旅游企业的体验营销方面都显得非常重要。因此该文以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例在进行传统的SWOT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将重点集中在游客体验和收益为主的ASEB栅格分析法分析游客在号点活动中的体验收益来制订更有利于产品开发与市场营销的策略，这对白鹤梁题刻的旅游研究无疑是一种新的尝试。而其《白鹤梁旅游资源的开发》[152]一文则以翔实的数据论证了白鹤梁题刻旅游开发的必要性，通过SWOT数据分析模式，分析了白鹤梁旅游的优势，并借机提出了白鹤梁旅游发展的战略。最后，作者认为白鹤梁的开发具有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资源优势，把握机遇和实现优势的转换是成功开发的关键。徐秋颖《白鹤梁的重庆角力》[153]通过将视角放在白鹤梁题刻保护的艰辛历程，以及围绕博物馆建设的诸多纷争，间接揭示了白鹤梁题刻景区的独特之美。
三是对白鹤梁题刻整体的历史性解读。熊达成是较早从史学的视角对白鹤梁题刻做整体解读的学者，他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发表论文《从涪陵白鸽（鹤）梁石鱼题刻看四川省的水旱灾害》[154]，利用石刻题名资料，对古代四川地区水旱情况进行了图文汇总。丁祖春、王熙祥《涪陵白鹤梁石鱼和题刻研究》[155]一文，则通过翔实的史料梳理，对白鹤梁题刻的起止时间、刻石特点、刻石作用等做了较为系统的分析。朱更翎《清人研究涪陵石鱼题刻的成就》[156]主要考察了清代对白鹤梁题刻的整理活动，并从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做了梳理。这一时期，李胜曾分别撰文《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五十六则》[157]、《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续六十六则》[158]、《〈水下碑林白鹤梁〉题刻释文校读记》[159]，黄海撰文《白鹤梁题刻考释》[160]，对白鹤梁题刻所录人名以及释文、职官等进行了探讨。蔺同《涪陵白鹤梁石鱼图的缘起及其含义》[161]，通过资料搜集，对白鹤梁题刻中石鱼题刻的来历及其所暗含的实际意义做了解读。而同样是关注“石鱼题刻”，黄秀陵视角又有不同，他将石鱼的讨论定格于传统《周易》文化，并发文《涪陵白鹤梁唐代石鱼与周易文化》[162]，认为无论是从历史背景、地理环境，还是就文献记载、石鱼图像本身来分析，白鹤梁题刻中的唐代石鱼刻石与传统《周易》学说都关系紧密。
又如，胡昌健《三峡库区川江水文石刻与古代巴渝修禊习俗》[163]一文，通过考察包括白鹤梁题刻在内的川江范围内六处题刻群，揭示了巴渝境内修禊习俗的一些特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杨冬明《白鹤梁刻石与大足石刻之比较研究》[164]，将大足石刻与白鹤梁石刻—这对同一地域内的石刻进行比较，归结出一系列易被前人忽略的问题，这一研究方法极大地拓宽了巴渝史研究的新视野，值得做进一步思考。武仙竹、邹后曦、黄海《白鹤梁石鱼考》[165]一文指出，宗教文化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并渗透到文学艺术、天文地理等领域，是各种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白鹤梁石鱼集宗教符号与传统文化为一体，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白鹤梁。王兴国《怀藏千年艺 身隐万古流—白鹤梁石刻书法艺术述略》[166]一文，主要考察白鹤梁题刻书法艺术。他认为白鹤梁题刻从书法角度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较系统地展现了我国古代书法艺术价值。二是较好地反映了宋代楷书艺术水平及其他书体状况。三是较为鲜见地体现了宋代篆书水平。
此外，张志仁《水中碑林—涪陵白鹤梁石刻档案》[167]一文主要从档案学角度对白鹤梁题刻所反映出的古代档案类文献进行了解读。杨斌则将研究的视角对准了题刻中有岩画色彩的部分，在其《论长江三峡地区白鹤梁石刻中的岩画》[168]一文中，他提出白鹤梁岩画虽然创作时期较晚，并非史前时期和无文字时代的交流形式，但与其他地区发现的岩画相比，却独具特点，无论是内容、题材或创作技法，还是岩画所处的自然环境、科学价值和意义等方面都值得研究。周晏《民间符号语的历史记录—长江白鹤梁题刻管见》[169]一文认为，长江白鹤梁题刻以其独特的表达方式，表现了唐代来自民间的、关于长江枯水位与农业收成之间复杂关系的科学认识。其认知过程带有中华民族在探求事物本源时，长于感悟，不重实证的特点。其表达上的模糊性，在今天看来，又具有显示事物本质属性的意义。由此产生的长江千余年来枯水位的记录、官宦题词以及文人雅士、迁客骚人的感叹和相关传说故事，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邓旭华《关于白鹤梁文献数据库建设的思考》[170]一文则论述了建立“白鹤梁文献数据库”的必要性，分析了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搜集白鹤梁文献资料的优势，提出了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建设“白鹤梁文献数据库”的设想。卢登平《探析涪陵白鹤梁题刻科学价值的形成因素》[171]一文专门分析了白鹤梁题刻的科学价值。他于文中指出，整体来看促使白鹤梁科学价值形成的主要因素，首先是白鹤梁的自然资质，其次是有学识的人参与研究，此外还离不开易学思想的指导。
曾超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白鹤梁题刻整体研究用力甚勤的学者，其对白鹤梁题刻的研究几乎面面俱到，发表了一系列相关学术成果。如《“石鱼出水”的文化意蕴》[172]、《三峡库区白鹤梁题刻的姓族考察》[173]、《试论白鹤梁石鱼文化的科技理性精神》[174]、《浅议“石鱼出水兆丰年”》[175]，以及收录于王久渊等主编《乌江经济文化研究》一书中的《试论枳巴文化对白鹤梁石鱼文化的影响》[176]、《试论白鹤梁石鱼文化的开放精神》[177]、《石鱼题刻哲学观念探索》[178]，《西南地区白鹤梁题刻唐宋涪州牧考述》[179]、《白鹤梁题刻易学文化考察》[180]等论文。这些研究通过仔细梳理题刻所录内容，刻石情况、书写风格等，对白鹤梁题刻所蕴含的科技、人文、历史等信息进行了充分的发掘，得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结论。可以说这种研究正是对白鹤梁题刻研究内容的拓展。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研究队伍的扩大，研究成果的成倍增加，这一时期学术界有关白鹤梁题刻的研究综述及述评也多见发表。如刘兴亮《国内白鹤梁题刻研究综述》[181]，重点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白鹤梁题刻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指出研究的不足，总结了今后研究的方向。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文统计论文仍有遗漏，且对于文史研究之外的论文虽有涉及，但划分不细，梳理不清。曾超在《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182]一书中专列附录两篇《白鹤梁题刻系年录》《白鹤梁题刻的记载与研究索引》，对北宋以来白鹤梁题刻的历史沿袭进行了粗线条勾勒。与之类似，黄海《白鹤梁题刻辑录》[183]一书也以一定篇幅，对目前题刻研究状况以索引形式进行了呈现。此外，胡昌健也曾撰文《历代学者关于“石鱼”文字的著录与研究》[184]，主要梳理了白鹤梁题刻研究的大体脉络，特别是对一些较有影响的事件，有翔实的记录。
四是对白鹤梁题刻的断代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题刻的断代研究并不是很多，且主要集中于单个刻石的考察。如黄秀陵《涪陵白鹤梁“瑞鳞古迹”题刻》[185]、《宋代科学家秦九昭与白鹤梁的水文科学》[186]均是就宋人秦九昭与白鹤梁水文记录关系及背景所做的述论。与之相似，周晏亦曾发文《白鹤梁题刻与中世纪数学无冕之王—秦九昭》[187]也对二者关系进行了解读。胡昌健《涪陵白鹤梁“元符庚辰涪翁来”题刻考》[188]、李金荣《涪陵白鹤梁题刻“元符庚辰涪翁来”考辨》[189]则通过详细考证，对《元符庚辰涪翁来题刻》的真伪提出了怀疑。又如，周晏《白鹤梁蒙文题刻背景追述》[190]一文是对白鹤梁题刻中的蒙文题刻的产生背景所进行的查证。而其《白鹤梁晁公朔（遡）题记中的宋儒形象》一文，则通过《晁公遡题记》分析了宋儒形象，认为题记反映了宋代士人在文化性格方面较之唐人更为自由。此外，曾超、彭丹凤、王明月《白鹤梁题刻〈晁公溯（遡）题记〉价值小议》[191]一文，重点分析了宋代题刻《晁公遡题记》的价值，认为此题刻改变了现有白鹤梁题记数量之陈说，对研究宋代晁氏家族在巴蜀活动及对三峡文化的构建有重要价值，同时还有助于晁公遡个人情况的研究。王晓晖《北宋涪州知州考略》[192]通过利用白鹤梁题刻资料，考校出北宋时期十七位涪州知州的基本情况，并将刻石记载与方志传记材料相结合，对北宋时期涪州地方官对州县的治理、涪州及周边的民族关系，以及川籍士人出知涪州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何凤桐《宋代长江水文题刻实录》[193]一文以丰富翔实的贵州省博物馆藏品（清代拓片资料），对清代金石著作加以勘误，初步研究了涪陵长江枯水题刻群的相关历史问题，为长江水文考古和三峡工程建成后的题刻群保护提供了文物证据。曾超《西南地区白鹤梁题刻唐宋涪州牧考述》[194]及《元明清白鹤梁题刻涪州牧考述》[195]二文，则钩稽了唐宋以来见诸记载，且于白鹤梁题刻留名的涪州牧守。文章重点对这些人的生平，特别是治涪经历进行了考证。周晏《白鹤梁晁公朔（遡）题记中的宋儒形象》[196]一文指出，白鹤梁《晁公朔（遡）题记》是宋代士人晁公朔（遡）对白鹤梁石鱼出水兆丰年民间传说与天旱事实不相吻合现象的思考和推论。题记表现了宋代士人学问研究的一般轨迹和大致轮廓，从中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宋儒及宋学。曾超《白鹤梁题刻所见宋代进士略述》[197]一文主要概述了白鹤梁题刻中的宋代进士事迹，认为这种概述对今天了解和研究这些进士的生平、仕宦、游历、交往等史迹将有重要的意义。高远《白鹤梁题刻与宋史研究》[198]一文认为，白鹤梁题刻是研究宋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考补史实、列名人物、稽核地理、探寻官制、展现民俗、研究文字等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参考素材。白鹤梁题刻价值仍尚待挖掘，从而为推动三峡石刻文献的进一步研究提供范例。徐海东《白鹤梁宋代题刻艺术特点及其书法意义》[199]认为，白鹤梁题刻书体多样，篆、隶、楷、行皆备，时间跨度从北宋初年到南宋末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代书坛的多样面貌，可以了解宋代中下级知识分子的书法风格。李胜《〈八琼室金石补正〉石鱼朱子诗辨伪》[200]一文认为，《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作为宋代涪州石鱼题刻收录的“朱子诗”，虽确为朱熹《观澜》绝句，但既非宋刻抑或朱子真迹，也不在石鱼所在地白鹤梁，而是大约在清代中期才刻于北岩石壁的作品，当地人称作《北岩题壁》。
综上所述，现今学术界对白鹤梁题刻的研究已比较全面。这种成就的取得，有赖于三方面的因素：一是国家三峡文物保护工程的启动，使大批白鹤梁文物得以完整留存；二是在学界与出版界的通力配合下，有关白鹤梁题刻的原始材料得以大量整理和刊布；三是近年来学界更注重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利用。尤其是第三个方面，正是这种方法的调整，使研究者对白鹤梁题刻有了新的认识。因为如果简单从某一学科出发去研究白鹤梁题刻，易陷入结论的偏颇，只有从多学科的视角去考察，才会正确地判断白鹤梁题刻所蕴含的丰富历史信息。当然，尽管白鹤梁题刻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白鹤梁题刻的研究全面但不系统，特别是缺乏全局性的史学观照，因而迄今为止，除曾超《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一书对题刻有集中考释、阐述外，尚没有其他以史学视角全面深入研究白鹤梁题刻的专著和论文出现。
其次，白鹤梁题刻研究有一种倾向，重视功用性研究而缺乏以质量为标杆所做的纯学术考察。完全实用主义及应景性的研究风气，虽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当下的文化建设热潮，但并不利于将白鹤梁题刻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再次，虽然多学科视角的应用已经纳入了白鹤梁题刻的研究之中，但这种研究无论是从数量还是深度而言，都还有明显的不足。
最后，白鹤梁题刻之所以得以留存于涪陵长江段，题刻之所以以宋元时期遗存居多，这种现象的出现，既有外在的社会风气、区域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又有题刻文字本身的要求和根据，但目前研究尚缺少这方面认真的思考和分析。因此，以后的研究中，学界同好完全可以在对宋元题刻作出翔实考证的同时，充分发掘其他传世文献材料，将宋元题刻的研究放在宋元时期巴渝地方史、三峡文化史以及宋元史研究的大视野之下，进行宏观考察，相信所获必然会更有学术价值。
总之，白鹤梁题刻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和课题拓展的余地，值得学界同仁展开进一步的研究。
【注释】
[1]《舆地纪胜》卷一七四《夔州路·涪州景物上》。
[2]对于上述题刻文字，孙华等人则将其断句为“唐大顺元年镌。古今诗甚多”，且认为王象之此言可解读为“石秤斗为‘唐大顺元年镌’，又说石梁上‘古今诗甚多，刘忠顺有诗见在石上’。这不是说大顺元年有好古者将古今人的诗都镌刻在石梁上，更不是说大顺元年镌刻的诗中还有北宋刘忠顺的诗，而是分别记述了三件事：一是江心石梁上有年代不明的石鱼图案；二是有唐大顺元年的秤斗图案；三是石梁上还镌刻有很多古今题诗。据此唐广德二年始载石鱼旁的石秤和石斗应是大顺元年（890）的作品”。详见孙华、陈元棪《白鹤梁题刻的历史和价值》（《四川文物》，2014年第1期）一文注释十。
[3]今所见白鹤梁题刻中已无唐代题刻，然据宋刻可知，唐广德元年（763）曾有刺史郑令珪题记。另据《八琼室金石补正》所载，至少在清末陆增祥所见拓本中，仍有“见南记”三字，陆氏疑其为唐题，惜今拓多不存此三字，故无从辨识。
[4]《太平寰宇记》卷一二〇。
[5]《舆地纪胜》卷一七四。
[6]《（乾隆）涪州志》卷一 一。
[7]除此二志之外，康熙时董维祺、冯懋柱等纂修《（康熙）重庆府涪州志》以及同治九年（1870）由吕绍衣主修《（同治）重修涪州志》对白鹤梁题刻也均有记载，对部分题刻文字有所收录。
[8]清人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亦收有白鹤梁题刻一百段。光绪五年（1879）前后，姚觐元在武汉将手中白鹤梁题刻拓片赠予陆增祥，后陆氏将此拓片以“石鱼文字题刻一百段”之名，编入《八琼室金石补正》。但陆氏此书，直至民国十四年（1925）才有嘉业堂主刘承干付梓刊印，故其在当时并不为世人所闻。
[9]据《弓斋日记钞》，姚氏欲把阿厚庵所刻《隶韵》“倩好手钩摹刻石，以还刘氏旧观，奈床头金尽”而“此愿不克偿”，可见其拮据情形。
[10]王善生：《清代什邡县知事钱保塘传》，政协四川省什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组：《什邡文史选辑（第二辑）》，1987年，第38页。
[11]同上。
[12]王善生：《清代什邡县知事钱保塘传》，第39页。
[13]同上。
[14]《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跋》，《丛书集成续编》，第75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056页。
[15]据相关资料显示，缪氏所藏白鹤梁题刻现存北京大学图书馆。
[16]此书虽署姚觐元、钱保塘二人之名，但因由缪荃孙整理刊刻，故在体例编排方面，亦颇赖缪氏之功。
[17]见《宋史》卷二一七《宗室世系表》，第5952页。另，俞如云编《宋史人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946页）曾对此二人资料有所整理。
[18]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一书创作时间大体与此书相当，但二书白鹤梁题刻部分的内容并无承继关系。从钱保塘自序中推断，《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当成书于光绪四年（1878）之前，刊刻则至民国初；而陆增祥早在光绪八年（1882）就已去世。
[19]上海图书馆藏书目录称另有光绪四年清风室刊本，查之实为光绪二十一年刊本。
[20]2009年，甘肃省古籍文献整理编译中心又将二书合刊编入《中国西南文献丛书（二编·第6辑）》（学苑出版社，2009年），但对《涪州石鱼文字所见录》一书，仅题姚觐元撰。
[21]陈震曦、曾超均将其定名为“谢昌瑜题记”，详见曾超：《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3页。
[22]薛新力主编《巴渝古代要籍叙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认为二书条目相同，且均载九十四段。
[23]薛新力：《巴渝古代要籍叙录》，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
[24]易哲文：《长江中的一座古代水文站—涪陵石鱼》，《科学实验》，1914年第1期。
[25]庞福成：《白鹤梁记》，《学生》，1916年第7期，第168-169页。
[26]杨讷庵：《剑门涪江之游》，《旅行杂志》，1936年第10期。
[27]宋其新：《涪游小记》，《旅行杂志》，1940年第12期，第21页。
[28]《白鹤梁石鱼》，《新世界》，1934年第40期，第19页。
[29]此处所录文字引自曾超《三峡国宝研究—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387页）以及黄海《白鹤梁题刻辑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14年，第251页）二书，但二者所录文字稍有差异。比如曾著所录人名中有“杨鸿□”，而黄著中则言“扬鸿胜”，曾著所录“安平王叔度”，黄著作“安平王□度”，“叔”字无释读。
[30]《渝万河床考察团在白鹤梁题字》，《新世界》，1937年第5期，第62页。
[31]有关这次调查活动的记载，见于《重庆市博物馆大事记》，详见《巴渝文化（第二辑）》，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480页。
[32]相关资料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图书资料室。
[33]据《重庆市博物馆大事记》记载，1962年、1963年两次调查，共椎取拓片163张。
[34]该书至今未出版，原稿藏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及涪陵区图书馆。
[35]龚廷万：《四川涪陵“石鱼”题刻文字的调查》，《文物》，1963年第7期。
[36]多次参与白鹤梁及其他各处题刻调查工作的胡人朝亦曾撰《长江上游“水文考古”亲历记》，发表在《重庆市渝中区文史资料（第12辑）》，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次水文考古工作进行了回顾与总结。
[37]《长江上游渝宜段历史枯水调查—水文考古专题之一》，《文物》，1974年第8期。
[38]据龚廷万先生回忆，此次参加枯水调查的重庆博物馆专家主要有龚廷万、汪耀奉二人。
[39]《古代长江“水位站”—关于四川涪陵白鹤梁石鱼题刻》，《光明日报》，1974年1月6日第3版。
[40]重庆市图书馆：《长江流域重庆至巫山段水文地震历史资料提要索引（第二辑）》（内部资料），1974年6月。
[41]该批题刻前期整理出42件，并已由该馆何凤桐先生发表。参见何凤桐：《宋代长江水文题刻实录》，《贵州文史丛刊》，2002年第1期。
[42]以上资料现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图书资料室。
[43]政协四川工委：《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白鹤梁》，中国三峡出版社，1995年。
[44]陈曦震：《水下碑林白鹤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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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黄海：《白鹤梁题刻辑录》，中国戏剧出版社，2014年。
[54]胡昌健：《四川元以前石刻文字简目》（稿本），1994年。
[55]以上所录题刻名均据原书直录，以备研究者查证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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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同名研究著作《白鹤梁题刻文献汇集校注》已于2015年12月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71]此处所统计相关研究项目仍有遗漏，特别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课题，尚未做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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