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歌》是传统春官词中的经典，是已知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春官词。它是唯一由皇家拟定的，随着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得以修订的春官词。“俗人不知新春历，月大月小要俱全。造下皇历十三本，传于天下十三省，州传府，府传县，春官进城领路线。”[1]二十四节气是古人在春秋至汉初不断摸索完善的一种认识气候变化的历法，既体现了当时人们对宇宙的探索，又用来指导农业生产。最初主要是口耳相传，在农村传播者是春官和春官印制的粗糙的二十四节气表。2016年11月，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对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和伟大创造的肯定。《二十四节气歌》是春官词的巅峰之作，是人文精神的最高体现，真正属于顶层设计。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我国就有日南至、日北至的概念。随后人们根据月初、月中的日月运行位置和天气变化及动植物生长等自然现象，利用它们之间的关系，把一年分为二十四等份。并且给每等份取了个专有名称，这就是二十四节气。战国后期成书的《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就有了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等节气名称。这八个节气，是二十四节气中最重要的节气，标示出季节的转换，清楚地划分出一年四季。后来在《淮南子》一书中，就有了和现代完全一样的二十四节气的名称。[2]
到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已完全确立。公元前104年，由邓平等制定的《太初历》，正式吸纳了二十四节气内容。[3]
由于农历是一种“阴阳历”，根据太阳、月亮的运行而制定，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太阳运行的周期。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生产需要了解太阳运行的情况，根据太阳的运行情况，确定春种秋收冬藏，因此，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就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即根据太阳在黄道（即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上的位置来划分。二十四节气反映着一年四季的变化，指导着农民春种秋收，关乎着芸芸众生的柴米油盐、出行住宿。
相传在二十四节气制定之初，新一年的节气表朝廷先造三份，烧一份归于天，烧一份归于地，流传一份到民间，不仅表达天、地、人合一思想，更体现人对天地的敬畏之情。流传到民间的一份经过刻印转抄而得。春官身带“春牛”，即用木头雕刻的牛，称骑在牛背上的小孩为“三皇爷”。“三皇爷”是春官们敬奉的神，传说中管天管地，骑着牛向农民宣传气象知识和种田技术。笔者以为，春官敬奉的不仅仅是牛背上的“三皇爷”，应该包括任劳任怨吃的是草挤的是奶的牛。
春官的春帖（春历）与农耕文化密不可分，这种春帖是用原始木刻印刷，上面写满甲子、标有二十四节气，右侧通常写着明年的自然预告，如×龙治水、××共雨，×牛耕田、×马驮谷、×屠共猪。例如：“三龙治水”表示有三条龙掌控来年降雨，俗话说：“龙多必有靠”。意为“三个和尚没水吃”，预示来年干旱。治水的龙越少越好。“三人共丙”表示三人同吃一个饼子，人越少每人得到的越多，说明人占有的收成越多。“两屠共猪”表示两个屠户共杀一头猪。两人分肉吃，也是人越少分的肉越多。而“二牛耕田”与“五马驮谷”意思恰恰相反，耕田的牛越多，干活就越顺利，收成就越好。五马驮着谷子象征明年是个丰收之年，马越多，收成越好，原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五属“辰”，牛排行老二属“丑”，“丙”“饼”谐音。从当年的正月初一算起，第几日是“辰”日，就是几龙治水，第几日是“丙”日就是几人共饼，第几日是“丑”日，就是几牛耕田，比如2015年正月初一是丙寅日，初二是丁卯日，初三是戊辰日，十二是丁丑日。这样2015年的春帖应当印上“三龙治水”“一人共丙”“十二牛耕田”。在农村至今有“来年饭，春历看”的谚语，可见春历之于农民生产生活的重要性。
每年的农历十一月冬至前后，春官便开始活动。一般为两人一组，每次外出时间为一两个月，常在春节过后才能返回家园。外出说春时，春官胸前挂着一个黄杨木雕刻成的骑着一个小人的小春牛，身背褡裢，手里拿着自印的、图文并茂的廿四节气表。褡裢则用来装人们的“谢礼”钱物等。春官每来到一家，先把小春牛托在手上或放在主人家的桌子上，接着唱起欢快的、动听的《二十四节气歌》，当然也可以唱《报春歌》《五方财神》等。不论说唱什么，《二十四节气歌》是必需的首要的内容，其他内容多是祝愿人们吉祥如意、幸福安康、发财致富。
二十四节气歌（一）[4]
正月里立春天文合，节气相连雨水多；
世上只有春富贵，春来花开红如火。
二月里惊蛰百虫醒，春分寒暖太阳红；
金犁插进软土里，人欢马叫忙春耕。
三月清明把谷雨送，家家门前拣籽种；
一籽落地生万籽，来年五谷又丰登。
四月里立夏小满天，牛马勤耕在田间；
庄稼不误勤苦人，农家月月忙不闲。
家家门口插白艾，无灾无病人安康。
六月里小暑大暑到，炎阳似火把人烤；
农夫下田苦辛勤，公子王孙把扇摇。
七月里立秋处暑凉，口尝新麦味道香；
务农虽苦也有乐，七十二行农为上。
八月里白露遇秋分，中秋月光亮如银；
瓜果喷香月饼甜，家家坐有赏月人。
庄稼人操起三杯酒，封我宰相也不当。
十月里立冬小雪临，上山打柴汗涔涔；
孝老爱幼好过冬，天凭日月人凭心。
十一月大雪接冬至，反弹琵琶又吟诗；
耕读本是传家宝，莫笑农人愚无知。
一年勤苦换舒坦，欢欢乐乐过新年。
《二十四节气歌》有好几种版本，大同小异。这里选择了比较流行的版本。我们来看看《二十四节气歌》深厚的文化底蕴。
《二十四节气歌》首先是农事的《二十四节气歌》，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春种秋收，穿衣吃饭，读书打柴，酿酒过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什么时候该吃什么等都做了纲领式的交代，因此我们把《二十四节气歌》看作是农民农业生产的指导歌、劝农歌。如果我们把《二十四节气歌》和《诗经·国风·豳风·七月》进行比较，就发现有明显的传承关系。下面选录《七月》部分，请大家比较。“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
，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5]《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
，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6]《七月》反映了部落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正如清姚际恒在《诗经通论》中所说：“鸟语、虫鸣，草荣、木实，似《月令》；妇子入室，茅、绹升屋，似《风俗书》；流火、寒风，似《五行志》；养老慈幼，跻堂称觥，似庠序礼；田官染职，狩猎、藏冰，祭、献、执宫，似国家典制书。其中又有似采桑图、田家乐图、食谱、谷谱、酒经。一诗之中，无不具备，洵天下之至文也！”[7]凡春耕、秋收、冬藏、采桑、染绩、缝衣、狩猎、建房、酿酒、劳役、宴飨，无所不写，“无体不备，有美必臻，晋唐后陶、谢、王、孟、韦、柳田家诸诗，从未臻此境界。”[8]这一评价，基本上符合诗中实际。《二十四节气歌》何尝不是如此。《二十四节气歌》的雏形我们无法看到，可以推测应该和《七月》基本接近，是一幅先民一年生活的风俗画，准确地说应该是指导先民生活的教科书。而后来随着教育的普及，《二十四节气歌》中有了《七月》中没有的最重要的内容——教育。“十一月大雪接冬至，反弹琵琶又吟诗；耕读本是传家宝，莫笑农人愚无知。”在农民节气谚语中也没有此内容。
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
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
惊蛰乌鸦叫，春分滴水干；
清明忙种粟，谷雨种大田；
立夏鹅毛住，小满雀来全；
芒种大家乐，夏至不着棉；
小暑不算热，大暑在伏天；
立秋忙打垫，处暑动刀镰；
白露快割地，秋分无生田；
寒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
立冬先封地，小雪河封严；
大雪交冬月，冬至数九天；
小寒忙买办，大寒要过年。
其次是哲学的《二十四节气歌》：“正月里立春天文合，节气相连雨水多。世上只有春富贵，春来花开红如火。”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体现。要真正理解“正月里立春天文合”就必须认真参悟“天人合一”的概念，从哲学流行的名词“天人合德”“天人不二”“天人无间”“天人相与”“天人一贯”“天人合策”“天人之际”“天人不相胜”“天人一气”看，首先，在中国哲人的心目中，天地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不是机械性、物质性的天地，而是一种升华的过程，充满着、洋溢着鲜活的生命。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9]《易传》：“天地之大德曰生。”[10]程颢道：“天地是生物气象。”朱熹曰：“天地以生物为心。”王船山曰：“天地化机。”天地即为生命体，与人的生命体没有差异。这是“天人合一”的第一个条件。其次，我们要清楚在中国哲人的心中，天地不但洋溢着生命，而且充满着价值。一般我们认为，只有人类才能实现价值，用科学技术征服自然，就是人类价值的一种表现。中国哲人大多数不主张征服自然，而主张法天，效法自然。老子曰：“道法自然。”法自然就是效法天地所呈现的伟大价值、伟大规律。“故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鬼神以为徒，五行以为质，礼义以为器，人情以为田，四灵以为畜。”[11]再如《周易·系辞》：“乾坤……易简之善配至德。”《中庸》：“诚者，天之道也。”[12]《乐记》：“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又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13]庄子在《知北游》里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14]周濂溪曰：“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王船山《读四书大全》：“气充满于天地间，即仁义充满于天地间。”天地之大美、四时之序列、万物之荣枯，都是自然的伟力所致，非人力所能改变。天地充满价值与能实现价值之人无本质的区别。另外，中国哲人心目中的人心，是以“仁”来界定的，仁以感通为其本性，所以人心在原则上是能与宇宙万物相感相通的。天地万物就在人心，没有外于心而存在的事物。（这是唯心论的观点。）孟子曰：“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15]庄子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天地与我并存，万物与我为一。”陆象山曰：“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王阳明曰：“天地万物俱在我的发用流行中，何尝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碍。”“心无体，以天地万物之感应为体。”人心既能与天地万物由感通而为一，在这样的哲学理念下，天人合一，实在是必然的归结。我们且不论这种哲学的得与失。《二十四节气歌》确实表现了人类挣脱原始宗教束缚的一种努力，是人类掌握自身命运的努力，是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认识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而生存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充满着智慧与美丽，既包括我们的生产与生活，也包含着我们的文化与健康。
民俗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每一个节气，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风俗习惯。先看立春（六盘山地区多把立春叫“打春”。这与古老的习俗有关，下文打春牛介绍），它是“二十四节气”中的首个节气，立春之日尤为重要。古籍《群芳谱》中有云：“立，始建也。春气始而建立也。”[16]春天就是从立春开始的。立春过后，大地回暖、白昼变长，降水逐渐增加，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便陆续开始准备春耕。当然，“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的景象还是会有的。(www.xing528.com)
大约自秦代以来，我国就一直把立春这一节气作为春天的开始。立春是从天文上来划分的，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草长莺飞，耕耘播种，鸟语花香。3000年前我国就有迎春仪式，至今已形成了许多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迎春行春的庆贺祭典与活动，有吃春盘、春饼、春卷、咬萝卜的习俗等。
我国古代历法中把正月初一称为岁首，亦称为“春节”，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它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元旦，“元旦”一词最早出自南朝梁人萧子云《介雅》诗：“四气新元旦，万寿初今朝。”[17]元旦是一个合成词。“元”字的原意是天亮或早晨，后转化为“开始”“初始”之意；“旦”表示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或解释为“日子”。合起来为一年的第一天。宋代吴自牧在《梦粱录·正月》（卷一）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一岁节序，此为之首。”[18]对元旦的叫法也不尽相同，大年初一、大天初一、年初一等。在先秦，元旦的月日也不同，据《史记》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再提前至十月初一为元旦，直至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19]以后历代相沿，所以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历”）。
江苏省天文学会天文专家严家荣表示，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20]到南北朝时，“春节”泛指整个春季。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废除旧历改用阳历（公历），在全国推行民国纪年。称公历的1月1日为“新年”“元旦”，改农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将农历的正月初一称为“春节”。[21]
春节又称元日、元旦、元辰、元朔、岁旦、岁首等，为夏历新年的第一天，可说是全年最重要的节日。由于历法不同，各代岁首之日不尽一致，据《史记·历书》记载，夏、商、周三代的历法分别以当今农历的正月、腊月、冬月为岁首。汉武帝年间的《太初历》仍以夏历的正月为岁首，并沿用了上千年。古时的正月初一被称为“元旦”，直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才改用公历。
为盼来年丰收，立春之日，我国古代大多数统治者亲率重臣去郊外迎春，行布德施惠之令。回宫后赏赐群臣、施惠于民。后来影响到平民百姓，就形成了一项新的全民迎春活动。现在，立春日虽已不限于农业节气，但在我国甘肃陇南等许多地区，立春之日“迎春”“春游”“鞭春牛”等风俗仍被延续了下来。
“迎春”是重要的立春活动，事先必须做好准备，进行预演，俗称演春。迎春是在立春前一日进行的，目的是把春天和句芒神迎接回来。[22]迎春设春官，并预告立春之时。立春后，人们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喜欢外出游春，俗称探春、踏春，这也是春游的主要形式。
2015年2月4日，《人民政协报》有一则题为《五谷丰登迎新春》的报道：“春来了，春到了！”2月3日，北京东四社区的“春官”“春吏”和可爱的羊宝宝们的报春声，响彻东四九条胡同。他们通过在立春的头一天，用呐喊声、锣鼓声向人们传递春的信息。报春队伍几乎人手拿着象征丰收的麦穗、玉米、大蒜、辣椒等农作物在胡同里“报春”，将美好的祝福和希望传递到胡同里的每个角落，同时还为胡同里的居民送上对联、“福”字以及小包五谷。这一活动一般称为“报春”。
立春的习俗究竟源于何时，说法不一，是秦是汉，不一而足。汉代、魏晋南北朝有辛盘之说，唐起称为春盘。辛盘、春盘就是在盘中盛上饼子（春饼）和生菜，辛盘亦称“五辛盘”，是由五种辛辣食物组成，即葱、蒜、椒、姜、芥等调和而成，是一种就餐的调味品。明清时不同地方有不同叫法和吃法，大多称为“吃春盘”或“咬春”，意谓迎春。汉崔寔《四民月令》：“立春日食生菜，不过取迎新之意。”唐岑参《送杨千牛趁岁赴汝南郡觐省便成婚》诗：“汝南遥倚望，早去及春盘。”唐杜甫《立春》诗：“春日春盘细生菜，忽忆两京梅发时。”宋周密《武林旧事·立春》：“后苑办造春盘供进，及分赐贵邸、宰臣、巨珰，翠缕红丝、金鸡玉燕，备极精巧，每盘值万钱。”《宋史·礼志》：“立春赐春盘。”《类腋·天部·正月》引《四时宝镜》：“东晋李鄂，立春日命以芦菔、芹芽为春盘，相馈贶。”北宋大家苏轼曾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及这一习俗，“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愁闻塞曲吹芦管，喜见春盘得蓼芽”。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正月·春盘》：“新春日献辛盘。虽士庶之家，亦必割鸡豚，炊面饼，而杂以生菜、青韭菜、羊角葱，冲和合菜皮，兼生食水红萝卜，名曰咬春。”[23]
立春是一年中的第一个节气，此时气温逐渐回升，阳气逐步回升，讲究食补的中国人，选一些辛甘发散的食物，让身体顺应天时。萝卜古时称芦菔，苏东坡有诗云：“芦菔根尚含晓露，秋来霜雪满东园。”[24]旧时药典认为，萝卜根叶有很大的药用价值。常食萝卜不但可解春困，还有软化血管、降血脂、稳血压、理气血之功。也许因为萝卜味辣，取“咬得草根断，则百事可做”之意。这大概是古人提倡在立春时众人嚼吃辛盘的本意吧。
与立春有关的民俗中最为重要的活动就是“打春牛”。又名鞭春牛、鞭土牛、唱春牛、跳春牛、春牛会。高承《事物纪原》：“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周朝统治者重视农业，周公制鞭牛之礼是完全可能的。《周礼·月令》：“出土牛以送寒气。”汉代鞭春牛已相当流行。《后汉书·礼仪志》：“立春之日……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唐、宋两代更为盛行。尤其是宋仁宗颁布《土牛经》后使鞭春牛风俗传播更广，遍及乡里，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康熙《济南府志·岁时》：“凡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作五辛盘，俗名春盘，饮春酒，簪春花。里人、行户扮为渔樵耕诸戏剧，结彩为春楼，而市衢小儿，着彩衣，戴鬼面，往来跳舞，亦古人乡傩之遗也。立春日，官吏各具彩仗，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为小春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乐以献，谓之送春。”[25]年年春打六九头，烟火爆竹放未休。五彩旌旗喧锣鼓，围看府尹鞭春牛。《清嘉录》载：“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属迎春娄门外柳仙堂，鸣驺清路，盛设羽仪，前列社伙，殿以春牛。观者如市。”[26]我们知道唐宋以降，迎春仪式已经演化成了盛大的歌舞活动。
民谣云：“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牛。”唐代诗人元稹《生春》诗：“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先“鞭”而后“争”，是古代送冬寒迎新春风俗的两部曲。明代鞭春牛，还有麒麟搭配，清代年画，更画上大象和春牛做伴，取意“万象更新”。各地迎春鞭春牛方式不尽相同。至今甘肃陇南一些农村还保留这一习俗。打春牛的仪式一般为塑春牛。到腊月，人们就去城隍庙，在一辆大车上用黄泥塑一尊春牛。其二是牵牛。到了立春那天，人们去城隍庙中牵牛。这时当地的父母官（知县）必须亲临现场，走在最前面，拉着春牛车的队伍紧随其后。队伍中有一男孩牵着牛，人们称之为“芒神”。其三是打牛。在人们的簇拥下，牵牛的队伍浩浩荡荡到达祭祀场所（祭祀场所不固定，根据每年风水先生卜出的喜神方位而定），首先敬献供品，敬香礼拜、宣读祭文，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季平安，随后人们执杖打三下春牛，边打边说：“一鞭风调雨顺，二鞭国泰民安，三鞭天子万岁。”或曰：“我是上方一春牛，千差万派我遍地游，不食人间草和料，专吃散灾小鬼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春牛本身就是一种吉祥物，是神灵使者，“专吃散灾小鬼头”。[27]将泥牛打碎后，众人争先恐后抢夺泥块，然后将抢得的春牛泥块带回家撒在牛栏内，可以促进牛的繁殖；涂在灶上，可除邪气，全家吉祥平安；撒在田里，可使庄稼茂盛丰收，不一而足。打春牛不是打牛，而是打人，是人们自己告诉自己，春天到了，开始播种希望吧。
宋杨万里有一首《观小儿戏打春牛》诗描述了宋代打春牛的场景：“小儿著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角，牧童缘蓑笠青箬。今年土脉应雨膏，去年不似今看乐。儿闻年登喜不饥，牛闻年登愁不肥。麦穗即看云作帚，稻米亦复珠盈斗。大田耕尽却耕山，黄牛从此何时闲？”[28]
二十四节气中有好多节气与感恩有关。其感恩突出体现在忠孝。雨水节在六盘山地区部分农村还有两项活动——女婿送节、女儿回娘屋。雨水节这一天女婿去给岳父岳母送节。如果是新女婿，送节的礼品通常是两把椅子，上面缠丈二红带，称为“接寿”，送椅子意为让岳父岳母坐着享福，送红布则表示祝福岳父岳母健康吉祥长寿。送节的另外一个传统礼品就是“罐罐肉”，用砂锅炖好肉，再用红纸、红绳封罐口送去，这是孝的体现。岳父岳母还要回赠鞋子，让女婿出门奔波，脚踏实地，一路顺风，平安吉祥。老女婿就不讲究，但雨水节这天一定要看望岳父岳母，随便带点东西即可，岳父岳母也不回送东西。雨水节“回娘屋”是指出嫁的女儿纷纷带上礼物回娘家拜望父母，生育了孩子的，要给父母送一匹红绸、炖一罐肉，表示一份感恩一份孝；久不怀孕的，则由母亲缝制一条红裤子，穿到贴身处，据说，这样可以尽快怀孕生子。[29]这些风俗至今流传。
清明节又叫踏青节、三月节、祭祖节、扫墓节、扫坟节、鬼节等，是我国忠孝思想的源头和具体表现。“清明节在形成的漫长岁月中，受到了不同时代节日习俗的影响，最后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传统节日的特点。清明节兼有节气与节日双重身份，且以户外活动（扫墓、踏青等）为主，在扫墓祭奠活动中肃穆悲伤，在踏青游春活动中欢乐喜庆，兼具两种情感特征。”可以说清明节是一个祭奠祖先、缅怀先烈的节日，是欢乐游春的节日，也是中华民族认祖归宗的纽带。清明节最重要的是让后人通过这种去祖先的墓地、培土打扫、修补残缺的活动认识先祖，感悟人生。
“清明”最早见于周代典籍，在汉代作为节气而真正形成。西汉，完整记载二十四节气的《淮南子·天文训》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公元前104年制定了《太初历》，从此中国历法两千多年再无大的变化，这对于清明节的具体日期确定在4月5日前后，起到了重要作用。据传最初是古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间亦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的风俗。西周以来，墓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礼俗活动，先秦无名氏在《展禽论祀爰居》中认为，“夫祀，国之大节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30]孔子在“孟懿子问孝”时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31]从而使节俗上升为礼俗，祭祖成为约束和衡量人们道德规范的依据。在墓前祭祖扫墓，这个习俗在中国起源很早，从《孟子·离娄下》“齐人乞墦”的寓言中可见战国时代扫墓之风已相当盛行。汉代风俗与礼俗开始融为一体，《后汉书·显宗孝明帝纪》注引《汉官仪》曰：“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饭。”[32]清明节祭祀祖先正是延续了墓祭习俗，只不过，在周秦乃至两汉，这种祭祀祖先的活动并没有明确在清明日，更谈不上清明节了。到了唐朝，将祭拜扫墓的日子定为寒食节。寒食节是在冬至后105天，在清明前后，因两者日子相近，因而便将清明与寒食合并为一日。到了唐玄宗时，下诏定寒食扫墓为当时“五礼”之一，因此每逢清明节来到，“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父母丘墓”。[33]
关于清明节的来历，有一个优美凄婉的传说，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重耳出亡，先是父亲献公追杀，后是兄弟晋惠公追杀。重耳经常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据《韩诗外传》载，重耳有一年逃到卫国，一个叫作竖头须（一作里凫须）的随从偷光了重耳的资粮，逃入深山。重耳无粮，饥饿难忍，向农夫乞讨，农夫捧一抔土给他。[34]后来重耳饿晕了，为了让重耳活命，介子推把腿上的肉割了一块，与采摘来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重耳吃后，知道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重耳大受感动，声称有朝一日做了君王，要好好报答介子推。在重耳落难之时，介子推能如此肝脑涂地，忠心耿耿，实属难能可贵。十九年的逃亡生涯结束后，重耳一下子由逃亡者变成了晋文公，时值周室内乱，“未尽行赏”，便出兵勤王，“是以赏从亡者未至隐者介子推”。对此，介子推没有像陶叔狐、狐偃那样主动请赏。未艳羡功名利禄，反而鄙夷狐偃、壶叔等追逐荣华富贵者。有些并未跟随晋文公逃亡的人（例如竖头须）通过阿谀奉承也来请赏，介子推则隐居绵山，成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35]
介子推不肯受赏，曾赋诗一首，“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死于中野。”[36]邻居解张为介子推鸣不平，夜里写了封书信挂到城门上。
晋文公得知此事，悔恨交加，立即派人去请介子推。介子推借故不见，当晋文公亲自去请时，介子推已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赶到绵山，下令御林军搜山，莽莽绵山，找一个有意躲避之人谈何容易。于是，有人出主意：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终不见介子推踪影。晋文公上山寻找，发现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而亡。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痛哭不已，稽首下拜，在安葬遗体时，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柳树树洞，洞中有介子推留下的破旧衣襟，衣襟上有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做鬼终不见，强似伴君做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37]
为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改绵山为介山，在山上建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晋文公将一段烧焦的柳木带回宫中做了一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38]公元前635年，晋文公领着群臣，素服徒步登山祭奠，表示哀悼。行至坟前，只见那棵老柳树死而复活，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复活的老柳树，像看见了介子推一样。他敬重地走到跟前，折下一枝，编了一个圈儿戴在头上。[39]并赐柳树名为“清明柳”，又把这天定为清明节，要求晋国百姓家家门上挂柳枝，扫墓栽柳，上绵山踏青，抒发思念之情。并将寒食节前一日定为“炊熟日”，人们要做许多蒸饼，称作“子推蒸饼”。也有人家用面粉和枣泥做成燕子状饼，然后用柳条串起挂在门楣上晾晒，称作“子推燕”。每年清明节不仅在房前屋后栽柳，而且青年男女要上山踏青，并要头戴用柳条编织的柳冠或柳环。当时有民谣说：“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首。”[40]
介之推的故事发祥地在晋，故寒食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十分流行，除禁火冷食外，扫墓祭祀祖先成为主流。李唐王朝发迹于晋地，便将寒食习俗带到长安，并通过国家最权威的礼法定在了每年的清明日的前两天，《开元礼》规定：“寒食通清明，每逢寒食，放假三日。”唐玄宗下诏：“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入五礼，永为常式。”“寒食、清明四日为假。”唐代宗：“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公元790年，唐德宗下令将其延长至七天，唐将寒食并入清明，突出了祭祖扫墓的主题，同时，唐代清明这天还融合了三月三上巳古节祓禊除灾的习俗内容，加入踏青及放风筝、插柳戴柳、荡秋千、斗鸡、击球等一系列娱乐活动。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中的“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41]可为力证。
宋代，理学兴起，封建伦理观念进一步深化，传播孝文化的清明节备受重视，朝廷明文规定：从寒食至清明三日，各阶层均须祭扫陵墓。但寒食节的悲戚色彩已经淡化，从邵雍《春游吟》“人间佳节唯寒食，天下名园重洛阳”[42]，可见已变得快乐明朗起来。元废除火禁，寒食已不复往日，上巳也被淡化，清明已成扫墓、游春为主的大节。
虽然寒食节的真正起源并非来自于介子推，但将纪念介子推作为寒食节起源的说法却更为流行，到了唐朝，寒食节逐渐被清明节取代，许多人又把纪念介子推的故事说成清明节的起源。作为春秋时的贵族，介子推的言行，也许有人视之为迂腐，然则体现了正道之义。介子推不言禄的行为也是古代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体现。正因为如此，黄庭坚赞叹道：“士甘焚死不公侯，满眼蓬蒿共一丘。”[43]“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精神孕育和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构成中华民族的脊梁，介子推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对奸伪欺罔、人世谬举的愤懑，以及他“割股啖君”实乃“食国”的行为，正是中华民族正道爱国传统美德的体现，在介子推身上蕴涵着对祖国赤诚的爱恋之情。晋献公嬖骊姬，杀申生，昏于家，乱于国，而重耳则成为振兴晋国的希望。介子推的行为是他笃信爱晋国须爱重耳的自然表露。[44]
介子推忠君赴义、鄙弃功名利禄的气节，流芳百世，感人至深。天禧元年（1017年），宋真宗诏封介子推为洁惠侯。后人修建大量祠堂、庙宇来祭奠他，文人雅士登临题咏、寓兴抒怀的更是不胜枚举。这样的讴歌绵延不绝，贯穿数千年，其不动声色的道德教化，使人们不假思索地形成了某种“集体无意识”。
清明时，北方还是春寒料峭，老人孩子吃冷食受不了。况且我国古代就有厚养薄葬的政策和死者为大、活人为重的说法，意为以活人为重。所以清明节一边是扫墓，一边是踏青、郊游等户外活动，后者相当于今天的全民健身，让大家走向自然、亲近自然，既缅怀先祖，慎终追远；又享受融融春阳，看百草发芽，万物复苏。清明节是唯一一个把悲伤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节日。
当然，清明节还有好多习俗。如祭拜时，阖族走向先人的墓地，带上香表纸钱、酒肉等，香表纸钱是纪念先人的，酒肉一部分祭奠，大多数则供扫墓者享用。祭拜结束，可以自由活动，喝酒、放风筝、折杨柳等。在唐代以前，折杨柳还有说法，“清明不戴柳，来生变黄狗”。把折来的杨柳编成圆圈戴在头上，或者插在地里门前。据野史载，插柳、戴柳一说是为了辟邪，清明节、中元节、十月初一被称为三大鬼节，据说插柳是为了防止百鬼进入家庭、戴柳是为了防范百鬼侵害人身。这种说法应该和佛教文化有关，观世音以柳枝点水济度众生、驱除百鬼，因此人们认为柳枝为“鬼怖木”。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45]另一种说法说是为了纪念神农氏教民稼穑，与今天的全民植树，绿化祖国的大好河山的说法有同工之妙。公元884年黄巢起义失败后，戴柳习俗被淘汰，据说是因为黄巢起义时以“清明为期，戴柳为号”。
扫墓习俗在秦以前就有，但不一定是在清明，清明扫墓则是秦以后的事。到唐朝才开始盛行。据《北大国学课》记载：“岁，寒食及霜降节，拜扫圹茔，届期素服诣墓，具酒馔及芟剪草木之器，周胝封树，剪除荆草，故称扫墓。”[46]并相传至今。
到了当代，我国墓葬已大多改为方形小石室的公墓。有《清明》诗云：“乍温复凊雨如麻，郊野草青行迹加。或向陵园寻志石，思亲敬献墓头花。”[47]清明祭扫仪式本应到墓地去举行，但由于每家经济条件等的区别，所以人们的祭扫方式也就有所区别。
六盘山地区群众扫墓时还要修整坟墓，坟院里动物刨的坑洞，或水流出的沟壑等，在扫墓时可以修补。让仙逝的祖先睡得舒服，世人安心。由于政府的引导，自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人民已经习惯于在春分至清明这一时间段内扫墓。六盘山地区因百姓迁入地不同，也呈现出不同的风俗。
“烧包袱”是祭奠祖先的主要形式。所谓“包袱”，是指子孙亲属寄给亡者的邮包。我想古代也好，现在也罢，主要是为不能亲自到墓地扫墓的人设置的一种祭祀祖先的办法。现在每逢三大鬼节来临，市面上售卖的“包袱皮”，商家已经糊好的纸袋子，有的上面印有梵文音译的《往生咒》，中间印一莲座牌位，有的中间只贴一标签，牌位和标签用来写亡者的名讳。或在城隍庙，或在十字路口画一大圈，按坟地方向留一缺口焚化。
踏青。我国民间长期保持着清明踏青的习惯，又叫探春、寻春、郊游。其实就是踏踏刚长出来的青草。清明踏青在六盘山地区极为普遍。家在农村的天天都在踏青，家住城里的利用假期到老家去看看老乡，拉拉家常，扫扫墓，算是走进了春天。笔者认为，古人除文人雅士外，其他的人也应该是这样。
蹴鞠。鞠是一种皮球，外层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唐代时球内充气。蹴鞠，是古代清明节时人们喜爱的一种游戏。相传是黄帝发明的，最初是用来训练武士，相当于今天我们的足球。
荡秋千。这也是我国古代清明节习俗。秋千，意即揪着皮绳而迁移。它的历史很古老，最早叫千秋，后为了避忌讳，改为秋千。古时的秋千多用树枝为架，再拴上彩带做成。后来逐步发展为用两根绳索加上踏板的秋千。荡秋千不仅可以增进健康，而且可以培养勇敢精神，至今为人们特别是儿童所喜爱。[48]
放风筝。清明时节人们所喜爱的活动。每逢清明时节，人们不仅白天放，夜间也放。夜里在风筝下或风筝拉线上挂上一串串彩色的小灯笼，像闪烁的明星，被称为“神灯”。有的人把风筝放上蓝天后，便剪断牵线，任凭清风把它们送往天涯海角，据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49]正如《红楼梦》中薛宝钗所言：“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清明是气清景明、万物皆显、草木吐绿的时节。悼念先祖，祭祀哀思之后便仰起头迈向未来，去踏青、放风筝、荡秋千，插几枝柳，看他日后成荫。祖先已逝，精神长存。
清明佳节的传统食物有蒿饼、青团、馓子、清明螺，“一味螺蛳千般趣，美味佳酿均不及”。有食鸡蛋、蛋糕、夹心饼、清明粽、馍糍、清明粑、干粥、酒麸子等富有营养食品的习俗。南宋高翥《清明》诗云：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
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
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50]
这首知名的、有点悲伤的诗就是因清明祭扫而来。
清明节是家喻户晓的感恩节，我们祭祀先人是传统孝文化的集中体现，因为我们感恩，因为我们慎终追远，更提醒着我们常回家看看。
三月清明把谷雨送，家家门前拣籽种；
一籽落地生万籽，来年五谷又丰登。
作为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播谷降雨，谷雨前后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关于谷雨是什么意思，古人曾有“雨生百谷”之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谷雨节气的到来意味着寒潮天气基本结束，气温开始回升，雨水增多。越冬作物需要雨水以利返青拔节，春播作物也需要雨水才能播种出苗，预示着谷雨时节雨水充足，适合谷物生长，故称“谷雨”。第二个意思则与谷雨的由来有关，传说仓颉造字“天雨谷，鬼夜哭”，所以把仓颉造字这一天叫作谷雨。据《淮南子》载，仓颉造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黄帝于春末夏初发布诏令，宣布仓颉造字成功，并号召天下臣民共习之。由于仓颉造字功德感天，玉皇大帝也便赐给人间一场谷子雨，以慰劳其功，黄帝便把下谷子雨这一天定为一个节日，叫作谷雨节，命令天下的人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欢歌狂舞，感谢上天。[51]这就是现在的“谷雨”节气。陕西白水县到今天还有谷雨祭祀文祖仓颉习俗，“谷雨祭仓颉”，自汉代流传至今千年的民间传统。故《二十四节气歌》曰：“谷雨时节种谷天，南坡北洼忙种棉。”谚曰：“谷雨下秧，大致无妨。”
古时还有“走谷雨”的风俗，也就是在谷雨这一天，年轻的夫妇，手挽着手，肩靠着肩，亲亲热热，走走亲戚、看看朋友，或者踏一回青。谷雨这天，甘肃秦安等地有食香椿习俗，谷雨前后是香椿上市的时节，这时的香椿醇香爽口、营养价值高，有“雨前香椿嫩如丝”之说。香椿具有提高机体免疫力，健胃、理气、止泻、润肤、抗菌、消炎、杀虫之功效。[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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