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认为，实践具有紧迫性、经济条件的约束性、模糊性与总体性。立案本身就是法律的实践行动。它需要行动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迅速地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同时，行动者还受到许多不可或缺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不可能随心所欲地采取行动方式。实践的模糊性决定了种植户们的行动必须有权宜性和变通性，迫使他们跨越场域的边界限制来采取行动。种植户采取了如下策略：
（一）上访
ZLG等人带着上访材料先后去了州里和自治区，信访办、人大、纪委、政协，凡是所知道的部门都去了。所递出去的材料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控告柯苏县各级政府与酒厂勾结，逼迫农户种植葡萄，酒厂违约，政府推卸责任。二是柯苏县法院百般推托，不愿意受理案件，是有意包庇违法者。据ZLG回忆，当年上访所遭遇的情形是饱尝艰辛，备受推托和冷落。
果然，他们官官相护，柯苏法院根本就不敢管，还得往上找。法院不立案我们肯定要告他。可是话又说回来，就算是法院立案了，开庭了，也不能单指望法院。还是要两条腿走路。往上告，就能把县政府、乡政府扯进去，当初谁逼着我们种葡萄的？我们光指望法院解决，就成了我们和酒厂之间的事了，政府就跑掉了，成了甩手掌柜，扔下我们不管了，装得没事人样，我们也不能上这个当。
（你们去上访他们都是怎样接待答复你们的？）
一趟趟跑，那个滋味儿，别提了，人家把我们当要饭的打发呢，不逼到这份儿上谁去？不管我们找到哪儿，人家都说，现在是法治社会，你们还是继续找法院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们这才回过味来，难怪当初县里叫我们找法院解决，这是个圈套！那些接待人都说得好听得很，说现在讲究依法办事，都是借口，到处把我们推给法院不管了。我们还没地方说理去！
（既然这样，那你们为什么还要继续上访？）
我们一看这形势那也得接着去。干等着也不是办法，谁知道啥时候才能立案，啥时候才能开庭？就得到处找，造压力，不闹不争，哪会有好果子吃。上访总还是会有点用的吧。
——摘自种植户ZLG访谈记录
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之间的边界，诸行动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和各自的资本，努力使它该清晰的时候清晰，需要模糊的时候模糊。此时，“有关部门”极力想划清楚法律场域和政治场域的边界，以使自身逃脱处理纠纷的麻烦之中。而种植户却紧紧地将法律场域与政治场域连接起来。上访，则是采取这种策略最容易选择的途径。它将法律行动政治化，是一件有效的斗争武器。法律问题一旦与“政治性” “社会性”相牵连，一个普通的案件就不再单纯是案件了，它被放大还原成事件，司法变成了一项政治活动。它关系到政治立场、政治表现、政治素质等“大是大非”问题。对于法官个人而言，将会影响到其个人利益，对于法院而言，则会影响到与当地各级机关的实质权力分配。为了完成政治任务，法官就不能再简单地按照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来处理，而首先要考虑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此时变成了附随任务。法官不得不抛开法律的稳定性和程序过程的严谨性，将原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诉讼在某一事件面前改造得特殊而灵活，努力将政治任务与法律任务相契合。如果契合不了，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去完成政治任务的判决出炉也就难以避免。在这一过程中，政治场域与法律场域的边界被打通，形形色色的政治力量光明正大地参与法律场域内的激烈争夺。这对于自身原本没有社会资本优势的农民而言，提供了或许能够借助某种政治力量进行博弈的可能。从农户们选取这种“合法抗争”的形式背后，我们能够洞见法律场域内强大的政治治理思维的弥散。
种植户们寄希望于将法律问题转化为政治问题，引起上层官员的重视，能督促法院立案、公平地审理案件。这种策略的选择其实是有其制度基础。在信访制度的宏观制度设计方面，国务院《信访条例》确定了归口办理原则，即“谁家的孩子谁抱走”。按照这一原则，所有涉诉信访问题的处理工作和息访责任都由法院来承担。基于党委、人大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监督权，当事人常就不服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等事项向本级或上级党委、人大进行信访投诉。而党委、人大也经常对该类信访投诉做出各种批示、交办督办意见，其中不少都带有“复查处理”“依法纠正”等字眼。这不能不对法院造成一定的压力，促使他们认真地对待案件。同时，上访也向当地官员传递了一种信息，即如果他们官官相护，干预司法，事态将会进一步扩大，将威胁到他们的仕途。
（二）寻求媒体介入(www.xing528.com)
种植户们尝试使用了一个对他们而言陌生而崭新的斗争策略，即寻求媒体的支持。ZLG找到了某晚报的记者，要求她去采访。谈到为什么要去找记者？ZLG是这样解释动因的：
我也是从电视上看到的，焦点访谈，就是要曝光，他们想背后耍手段不行了。让天下人都知道，都看着。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我就不信他们不要脸皮？人家记者有文化，懂政策，想蒙人家那可蒙不了。再说了，就算记者不报道，他们来采访，来问问，帮不帮我们说话也不要紧，就这也对这帮当官的有压力。
——摘自种植户ZLG访谈记录
ZLG请来了××晚报的记者JD，JD经过采访调查先后发表了标题为《订单农业：想说爱你不容易》《数万吨葡萄烂地里，订单农业何去何从？》和《订单合同签订留隐患，种植户维权状告无门》三篇报道。恰逢新疆境内连续发生了几起类似的事件，引起了自治区有关部门的注意并打来电话询问。笔者与种植户们所说的那位JD记者进行了电话访谈。JD记者说：
葡萄的事啊，当初是他们农户主动提供的新闻线索。不过话得先说清楚，当初去采访也不是要站在哪一边，也不是替谁说话撑腰。是因为订单农业最近这几年一直在疆内是个热点，我就去了。一进村，来了一大帮子农户，堆了一大堆上访材料让我看，说了很多事情。当然，也不能光听他们的一面之词，我还去采访了当地的一些官员，主要是管宣传口子的，你也知道，葡萄这个事情比较敏感，一般都不接受采访，工作很难做。酒厂那边也不配合。我写的那篇报道也不是成心要替谁说话，只是把事情报道出来。当然了，如果对解决他们的纠纷有帮助我也高兴。他们这帮农民也不简单，都知道和媒体打交道了，想到了利用媒体，不简单。我问他们怎么会想起来给报社打电话，他们说看焦点访谈看的，还说媒体能解决问题。
——根据记者JD电话访谈记录整理
在当今社会，媒体不仅是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更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它依靠自身拥有丰富的信息来源、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高效的信息传播手段，以及广泛的受众范围，对公共领域产生强大的影响并实质上具有了支配能力。这种支配性权力存在于隐形的集体性之中，蕴涵了巨大的能量，能够实施广泛的社会动员，其体现和表达的民意集合令其足够强势到与传统权力对抗。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普通社会成员能够了解有关信息，看似随意发表各式各样的看法意见，宣泄其不满情绪，实际上是以各种更加微观的方式主动介入了政治实践。在这种隐性互动中，松散的个体行动者逐渐达成了新的集体认同。一旦有外部因素施加些许刺激，新的集体意识就会动员其成员将小事件演变成更大范围的公共事件。
媒体的这种支配能力来自于它所掌握的强大话语权力。布迪厄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权力。语言符号系统是一套知识工具，既被结构塑造，也被进一步用来塑造结构，能够建立一套世界秩序。“媒体用一种可以预知的和模式化的方法塑造现实的影像，藉以自己建构社会结构和历史。而受众通过与传媒提供的符号化建构进行互动，形成自己关于社会现实及自身在其中位置的看法。”[1]这种影像具备了布迪厄所谓的符号暴力，它通过特殊的动员手段，通过作用于人们对于时间、空间、因果关系等方面的感觉、知觉或认识范畴乃至分类系统，揭示了事物的意义，建立了符号秩序。
种植户们利用传媒，其实也是抢夺话语权，曲折地借助传媒之口造舆论。主流舆论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某种集体的社会评价，也是集体意识对社会成员控制的有效方式之一。在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等历次社会运动中，意志集团曾经多次成功地利用舆论作为斗争的工具。在当今社会，官员们如果上了媒体，就意味着将自己置身于一个成员数量不可预测的集体面前，任其评头论足而无法反抗，其行为稍有差池就会遭到集体意识的谴责。集体意识往往被视为民心民意，任何一个官员至少在表面上绝不敢公然与民心民意作对。这样，媒体的介入也使得民众与公权力之间生成新型权力生态系统。以往公共领域的话语权大都是由拥有各种雄厚资本的国家政治权力掌控的，现在，权力被分散到普通民众。这正是种植户们所能够借用的社会力量。
通过记者JD的报道，一个普通的订单农业纠纷被叙述为一个公共话题，把原本是局域性的问题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公共领域之中。媒体使得各种相对比较封闭场域的边界被打破，原本在小剧场内上演的博弈戏剧突然被放置到一个无边无际的广场中，也就是舒国滢所言“剧场化”向“广场化”[2]的转变。广场使得演员们的社会行动不再有前台和后台之分，印象管理的机会被剥夺，任何作弊、不公正的行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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