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个性是记人之文的主脑。做一传决不可作一篇无论何人都可适用的文字。如现在的寿序，最好是做老太太墓志，年青时如何襄助丈夫，年老时如何抚养儿子，差不多一顶帽子可以放在无数的人头上，这一定是不堪的文字。英国大经济学家格林威尔面上有一大痣，一日请某画师替他画像，画师为美观起见，便没有画他脸上的痣，他大发怒道，画我要像我，这是我吗？画像要画他与别人不同的地方，一篇传的好坏，便看能否将本人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找出来。法国写实派的文豪莫泊桑初作文的时候，他的先生出一个题给他做；这题实在难做：叫他到街上看十个车夫的一天的动作，回来替这十位车夫作十篇起居注，每篇百字左右，要各各不同。莫泊桑经过这次试验后，常常告诉别人，他所以会作文，全靠他的先生这番训练。学文的必须用这个方法。列位！作十个不同样的人底传，是很容易的？做一篇孔子传，一篇华盛顿传，一篇达尔文传，他们本是特别人物，各人环境和事业又各各不同，我们作来之后，很容易的能令我们自豪，以为这种伟人，也被我们弄得惟妙惟肖了（因为无可比较）。至于平平无奇的十个人，并且是十个车夫，同在城市，背景和事业都相同，要一个个的分清，那这分析的功夫要怎样，细心考察要怎样，不怪莫泊桑称这题目是好题目啊。
中国最好记事文，历史不易举例。小说如《水浒》《红楼梦》，他们价值在什么地方？《水浒》要写一百零八位好汉。一百零八个样儿，已经是很难；而且都是强盗，同在一处做强盗，更是难上加难了。《水浒》这个计画[2]不免失败，因为他们不能写出一百零八样，有些相同，有些太不近情理，这是由于著者计画太大的缘故。如他的计画缩小一半，或三分之二，只写三十余人，的确有三十个人不同。你看他写武松、鲁智深、李逵……总有十几二十个强盗各有各的性，曲曲传出，所以我说《水浒》的计画如果缩小一半，他的价值便不止增加一倍了。《红楼梦》不讲别的，单看他写几十个丫头，同在一个大观园内，的确写得一个个不同。平儿、袭人、紫鹃……一看而知，各人个性活现纸上。
小说体和列传体不同：小说个性靠作者想象力，列传靠作者的观察力。长于想象的不一定长于观察，所以做列传的好手，不一定能作小说；做小说的好手，不一定能做列传。这两样那样最难？我不敢讲，看各人性之所近。施耐庵不见得能做历史，要太史公想出几十个不同样的丫头，恐怕也是很难。不过列传没有小说自由，小说可凭空造（只要想到世界上可以有种人便可），历史要从实事上观察出来。
描写个性的唯一原则，是“凡足以表个性之言动，虽小必叙，凡不足以表个性之言动，虽大必弃”。做一个人的列传，将他的一生事业，胡乱写出，是不行的（大事固然可以表见本人，小事也可以看出本人人格）。有几个例：(www.xing528.com)
例一：《史记·廉颇蔺相如传》。这两人是赵国的一文一武，《史记》写这两人刚刚相反。写蔺相如专写他一生两件大事（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因为写这两件便可将相如敏捷、强毅、忠诚完全表出。相如整个人格活现纸上。记廉颇便换一个方法，专写他的小事。我们想一想，廉颇是一个武人，当然打战是他的大事，况且他打的胜仗很多，两次胜齐，二次胜魏，三次胜燕，由本传可以见出，做廉颇的传，当然是要极力地写他的战功了。那知道《史记》写他八次胜仗，不到二十字，反啰啰唆唆的写他如何与蔺相如吃醋呕气[3]，如何负荆请罪，后来在异国又如何对赵使者表示没有老，想赵王用他。一气写上几百字。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若写他的战功，那时战法总是一样，要写他的智勇，那吴起、王翦也是一样的忠勇，从此处都不能表出他的整个人格，写他几件小事便可看出他老人家是一位极忠诚的军人。气量很小，然而很知大体，待人很厚。
例二：《李将军传》。《史记》中好文章很多，上例中的《廉蔺传》和这篇都是超等文章。不过这一篇能否考超等，还有疑问。就文论文，是一定考上等。但是史公和李陵相好，不知道他对于这位老伯伯有没有偏阿，所以还不能定这篇能否考一等。这篇文举李广许多琐碎事情，射石、挟匈奴、杀关吏……诸事，令读者可以看出他是个勇将，气量狭，不大听人号令，结果自己倒霉，这篇的确是传文的好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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