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及以上作文教学方法详解

潘新和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学者，也是现代语文学奠基人之一。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原为在东南大学的演讲，经卫士生、束世澄整理后，中华书局1925年出版。后经梁氏修改增补改名为《作文教学法》，收入《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这两个版本有较大的差别，后者更翔实些。本书在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史上占有一席重要地位，早在20世纪20年代，在国文界就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

梁启超注重“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他对各类教学基本型文体的辨析较为精详，把“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作为主要教学目标，以“养成学生整理思想的习惯”作为首要的教学要求。虽不无传统文章学的“平面”“静态”研究之嫌，但他的重规矩，反对“去规矩而言巧”；重应用之文，轻非应用之文；重思维能力，轻文字技术；重真实，反对虚伪、矫揉雕饰等观点，又超越了传统文章学规范。

教学观：所讲只是规矩

我国传统的写作教学，历来认为“文无定法”，唯有“神而明之”，带着浓郁的神秘化色彩。因而在教学中，如鲁迅所说，走的是一条“暗胡同”：“一天到晚，只是读、做，读、做；做得不好，又读，又做。他却决不说坏处在那^[1]里，作文要怎样。一条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与否，大家听天由命。”^[2]针对这种现象，梁启超指出：“所能教人的只有规矩。”^[3]“如何才能做成一篇文章，这是规矩范围内事，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这表明作者已经从“不可知论”的暗胡同中走了出来，意识到作文教学的实质是写作“规矩”的传授，而不应该“听天由命”。

那么，如何处理“规矩”与“巧”的关系呢？梁启超说：“文章好不好，以及能感人与否，在乎修词^[4]。不过修词是要有天才，教员只能教学生做文章，不能教学生做好文章。孟子说得好，‘大匠能予人以规矩，不能使人巧’。世间懂规矩而不能巧者有之，万万没有离规矩而能巧者。”^[5]“现在教中文的最大底^[6]毛病便是不言规矩而专言巧。从前先生改文只顾改词句不好的地方，这是去规矩而言巧，所以中国旧法教文，没有什么效果。”^[7]显然，梁启超的意思是认为“去规矩而言巧”是一种本末倒置。那么，他所讲的规矩究竟是什么呢？他说：“切勿误认我所讲的与什么文章轨范什么桐城义法同类，那种讲法都是于规矩外求巧，他所讲的规矩，多半不能认为正当规矩，我所要讲的，只是极平实简易，而经过一番分析，有途径可循的规矩。换句话说，就是怎样的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8]

梁启超把教学目标限定在“做文章”，而不是“做好文章”。因为，他认为“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出来的”，所以，在写作教学中，“所讲只是规矩，间有涉及巧的方面，不过作为附带”。这样，梁启超便在传统写作教学的两个极端（不讲规矩与求巧）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教学空间，把学生的资质上的个别差异，统一在一个合理的教学目标之中。

至于如何给学生以规矩准绳，梁启超在这一点上的高明之处，在于既不依靠先验的“神而明之”，也不依靠经验的“理所当然”，而是“主意在根据科学方法研究文章构造之原则”。给学生以规矩准绳而又根据科学方法，把对写作规律的揭示，建立在“科学性”这一坚实的地基上，这才是梁启超作文法的价值所在。

文体观：应用文为最要

关于作文教学的文体，梁启超认为：“文章可大别为三种：一、记载之文；二、论辩之文；三、情感之文。一篇之中，虽然有时或兼两种或三种，但总有所偏重。我们勉强如此分类，当无大差。作文教学法本来三种都应教都应学，但第三种情感之文，美术性含的^[9]格外多，算是专门文学家所当有事，中学学生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这一种不必人人皆学。”^[10]

这是梁启超对教学文体的第一个层次上的区别，把三大类文体划分为应用之文（记载之文与论辨之文）和非应用之文（情感之文），主张中学生学习写作主要是学会作应用之文。当然，梁启超也不是绝对排斥情感之文，排斥纯文学的创作，他强调的只是写作教学的重点，使写作教学的目的与培养人才的需要保持一致。这一区别看似一般，但对整个现代写作教学框架的建立，却是至关重要的。

梁启超在强调应用之文的重要性的同时，对应用之文本身还作了第二个层次的区别。他说：“论事文和记事文孰为重要，学起来孰难孰易，这些问题，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姑且不细讨论，但现在学校中作文一科，所作者大率偏重论事文，我以为是很不对的，因为这种教法，在文章上不见得容易进步，而在学术上德性上先已生出无数恶影响来。”^[11]

在应用之文中，梁启超针砭了偏重论事文的时弊，他对当时学校“专教论事文”大不以为然，认为这“全是中了八股策论的余毒”。他的这种看法是与他反科举、反八股的政治上的变法主张一脉相承的。他说：“在作文课内养成这种种恶习惯，焉能不说是教育界膏盲之病。宋明以来，士大夫放言高论，空疏无真，拘墟执拗，叫嚣乖张，酿成国家社会种种弊害，大半由八股策论制造出来，久已人人公认了，现在依然是换汤不换药，凡有活动能力的人都从学校出，凡在学校里总经过十几年这种奖励……养成不健全的性格，他入到社会做事，不知不觉一一映现在一切行为上来，国家和社会之败坏，未始不由于此。”^[12]“这种考试法，行了一千几百年，不知坑陷了几多人，不幸现在的学校，顽^[13]的依然是那一套，虽形式稍变，而精神仍丝毫无别，不过把四书语句的题目改成时髦学说的题目。”^[14]他认为如此作论事文之弊有六：奖励剿说，奖励空疏与剽滑，奖励轻率，奖励刻薄及不负责任，奖励偏见，奖励虚伪。

由于专做论事文有上述种种弊病，所以，梁启超认为学校所教的最重要的莫如叙事文。因为叙事文不能凭空构造，会养成注重实际的习惯；须费力去搜罗资料，可以磨炼追求事物的智慧并养成耐烦性；它须靠自己组织成篇，能学会对客观事物的分析综合，掌握组织的技巧；通过了解事物的真相及其因果利弊，可得着治事的智慧，等等。由此可见，梁启超的教学文体观，注意到作文对人的智能、心理、品性等的塑造，并以此作为教学内容设置的重要依据。如果说“文如其人”说，我国古已有之，而“文能造人”说，大约可算是梁启超的创作，其价值都是不容忽视的。

梁启超对叙事文教学的重视，对论事文教学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八股遗风而发的，而不是对论事文体的否定。他说：“我并不说论事文不该学做，论事文可以磨炼理解力，判断力，如何能绝对排斥，但我以为不要专做，不要滥做，不要速做。等到学生对于某一项义理某一件事情某一个人物确有他自己的见解——见解对不对倒不必管——勃郁于中，不能不写出来，偶然自发的做一两篇，那么，便得有做论事文的益处而无其流弊了。”^[15]“我主张一学年有两学期，一学期教记述文，一学期教论辨文^[16]。由简单而复杂。记述文先静后动，论辨文先说喻、倡导，而后对辩。论小事的在先，论大事的在后。使学生知道理法，可以事半功倍。”^[17]可见，梁启超反对的只是那种无视学生思维发展、盲目地专做、滥做、速做论事文的教学方法，提倡循序渐进、注重教学的实际功效的学习，科学、合理地安排教学内容。

当然，在中学阶段，叙事文教学与论事文教学的比例、课程的安排等问题，还可进一步研究。我们认为梁启超的贡献，并不只是在于对教学文体与教学结构所作的探索，而在于他把这种探索置于一个较前远为广阔的背景上，把作文教学与人的发展与塑造联系起来，发现了作文教学对于教育培养人才的特殊意义。

练习观：重思维轻修辞

关于学生写作技能的培养，梁启超则认为“最要是养成学生整理思想的习惯”。这一看法，与他的只重视“规矩”不重“巧”，作文教学就是教“怎样的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的规矩”等认识是一致的。要结构成一篇妥当文章，关键在于整理思想，根本原因则在于“文章的作用在于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换言之，就是作文的要害在于思想或思路。他解释说：思想有两种要素，一是指有内容。这可以从反面说，学生心中本没有要说的话，便是无内容的，是空的，是不能算数的。二是有系统。思想不会单独发生，做一篇文的时候，心中必定有许多思想，若是没有系统写出来，还算是无思想。好文章是拿几种思想有条理的排列起来。散乱的思想不能算思想。他认为“有思想”即“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有物便是内容，有序便是系统”^[18]。可见梁启超所说的“思想”是指经过合理组织起来的文章内容。这就把教学过程中“教”与“学”双方的活动，在“有思想”这一个基本点上统一起来。

从“学”的一方看，须学会如何组织思想，构造文章。梁启超说：“我们拿着一个题目，材料也有了，该说话的范围也定了，但对于所有材料，往往就苦于无法驾驭，有时材料越发多越发弄得狼狈，闹到说得一部分来丢了一部分，把原有的意思都走了，又或意思格格不达，写到纸上的和怀在心中的完全两样。想医第一种病，最紧要是把思想理出个系统来，然后将材料分层次令他^[19]配搭得宜。想医第二种病，最紧要是理清主从关系，常常顾着主眼所在，一切话都拥护这主眼，立于辅助说明的地位，这又是作文最重要的规矩。”^[20]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法，就是文章的组织构造法。他把思维能力的培养看作作文的第一等大事，主张让学生练整理思想的工夫。为此，他认为一方面须让学生自己将事实搜集齐全，然后组织成篇，做到令人一目了然，而且感觉叙述之美。由此“磨出缜密的脑筋，又可以学成一种组织的技能”。另一方面须由教师提供散乱的材料，让学生自己去合拢。他说这是练习整理思想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此外，他还十分重视“分类法”的运用和练习，因为，“分类法”是记载条理纷繁之事物，欲令眉目清楚的最好的方法。虽然“分类本来是一件极难的事……但要想学生心思缜密非叫他们做这层工夫不可。”我们认为，梁启超对“磨出续密的脑筋”的重视程度，似乎更甚于“学成一种组织的技能”，这也正是他的睿智不俗之处。的确，写作练习关键在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从“教”的一方看，须重视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以教学生如何整理思想为首务。梁启超说在每学期开始时先要教学生以作文理法，“先教学生以整理思想的主要条件，使他知道看文如何看，做文如何做，等讲到一类文章的时候，便特别详细说明这一类文章的理法。”^[21]“教员不是拿所得的结果教人，最要紧的是拿怎样得着结果的方法教人。”^[22]也就是说，教师一方面要说明写作思维的特点，另一方面要揭示教师自身形成思想的思维过程。这样，学生便可以从两方面受益，促进思维能力的发展。这种看法无疑是相当精辟的。

作文教学离不开评改文章，梁启超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也体现了对思维的偏重。他说：“评改宜专就理法讲，词句修饰偶一为之。改文时应注意他的思想清不清，组织对不对，字句不妥当不大要紧（因为这是末节）。偶然有一二次令学生注意修辞，未尝不可，然教人作文当以结构为主。”^[23]

显然，梁启超的“重思维，轻修辞”的作文评改法也是对传统教法的一个修正。在作文技能上，组织思想与语言修辞二者孰为轻重，我们认为梁启超的看法比起当时的陈望道、叶圣陶等人更有特点。陈、叶等人的看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是取一种二者并重的态度。当然，就一篇文章而言，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但是，若是从理论或教学的角度看，还是有明确轻重、主次的必要，这关系到如何把握思想内容与语言技巧这一矛盾。而梁启超视思想内容的组织构造为根本，语言修辞为末节的看法是值得重视的。在所有的作文能力练习环节中，作者把整理思想、组织构造文章、培养思维能力视为中心环节，这实际上开写作教学“以思维为中心”之先河。

此外，梁启超是不主张多写作文的：“每学期作文次数最多两三次”，原因是要让学生有充分的准备，能“做一篇得一篇的好处”。他还别出心裁地提出一种“补助法”，就是“使学生在课外随意做笔记，以为作文的补助，比出题目自然得多”。^[24]这意见很值得我们今天“求量不求质”的作文练习参考。

表述观：求“真”求“达”

梁启超对学生作文文字上的要求，总的来说是比较实在的。他说：“最要牢记者，仍不外我从前说的求真求达两句话。事迹要真，写出来还要逼真，务要完全达出自己所想讲的。”^[25]“真”是对内容而言，“达”是指形式上的要求。“求真求达”既是对学生作文的要求，也可看作是梁启超的写作美学观。他认为能不能做到对事实、读者负严正责任，事关“文德”，而把“文德”的基础立得巩固，十分重要。^[26]“要绝无一点矫揉雕饰，把作者的实感，赤裸裸地全盘表现”，这种作品要是“完全脱离摹仿的套调，不是能和别人共有”^[27]的。

梁启超关于作文“求真”的见解，不但批判了当时的八股文风，而且对作文教学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内容的“真”只是一个前提条件，问题还在于要逼真地写出来，并且使人看得明白。这便是“达”，其实也就是作文的目的所在。梁启超“达”的标准，一是指要说的照原样说出。二是指所说的令读者完全了解。他说：“我不主张文章作得古奥，总要辞达，所谓‘辞达而已矣’，达之外不再加多，不再求深。”“为什么要做文章？为的是作给人看，若不能感动人，其价值也就减少了。”^[28]可见，梁启超不但把表达的问题看作是思维的问题，而且把文章是否达意，放到读者的接受状况中去检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注意到“传者”与“受众”的矛盾。在“照原样说出”与“令读者完全了解”二者之间，更为强调后者。梁启超所说的“真”与“达”也都有不同于前人之处，且都是有感而发，与叶圣陶关于好文章须“诚实与精密”的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法也有局限，例如，以各体文写作研究为主，“教学法”内容所占比例较小，且大多属个人经验之谈，未能作学理之探究。对“规矩”与“巧”的理解，过为强调“规矩”，其实“巧”也不是完全不可教，未必就不能作为教学目标。注重“叙事文”，对“论事文”有贬抑之嫌，这主要是当时针对八股、策论教学弊病的反拨。取例基本上是文言文，这与课程定位有关，那时中学“国文”教的大多是文言文，同时他认为白话文尚不成熟，而且那时国文科也要求学生学写文言文。当然，这是时代使然，不可苛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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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今写作“哪”。此类后同。

[2]鲁迅：《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见《鲁迅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632页。

[3]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3页。

[4]修词：今写作“修辞”。此类后同。

[5]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3页。

[6]底：今写作“的”。此类后同。

[7]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3页。

[8]梁启超：《作文教学法》，《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70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页。

[9]的：今写作“得”。此类后同。

[10]梁启超：《作文教学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70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页。

[11]梁启超：《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43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1页。

[12]梁启超：《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43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4页。

[13]顽：今写作“玩”。此类后同。

[14]梁启超：《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43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2页。

[15]梁启超：《为什么要注重叙事文字》，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43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84页。

[16]论辨文：今写作“论辩文”。此类后同。

[17]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44页。

[18]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中华书局1926年版，第2页。

[19]他：今写作“它”。此类后同。

[20]梁启超：《作文教学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70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5页。

[21]梁启超：《作文入门》，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1～42页。

[22]同上书，第42页。

[23]同上书，第49～50页。

[24]梁启超：《作文入门》，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5]梁启超：《作文教学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70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35页。

[26]梁启超：《作文教学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5册70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7页。

[27]梁启超：《陶渊明》，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2册96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1页。

[28]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3册99卷，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