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首次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

1918年3月21日清晨4时30分，一场暴风雨般的攻击在4000门德军火炮怒吼声中宣告来临。其规模之庞大，声势之惊人，毁灭性之可怕，超过大战中任何一场战斗。黄昏时分，潮涌般的德军淹入40英里长的英军防线。一周后，德军更突入敌境近40英里纵深，几乎与亚眠外围重叠。接下来几周，联军几乎被冲垮。

这几周的战事，与1914年的马恩河之战，对协约国而言，可并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两次最严重的军事危机。在这两次危机中，德国几乎重拾已丧失的战胜机会。德国在1914年9月初就失却了最佳获胜时机，然而对于英国人民，目前危机犹甚过去。因为他们已愈发了解状况，他们也知道危机比以前更严重。

当1918年3月21日战争大幕升起时，没有一场战争满布那么多的问号。联军以优势兵力攻击德军两年，为何突然到需要背水一战的地步？协约国大众已确信联军能合作无间，都认为最高统帅位子大可不必设置，为何现在对最高统帅如此需求紧急？两年来，联军不断地攻击德军，结果德军防线几乎无损，为何德军能够在短时间内在联军防线上打开大洞？这些缺口之大，超过联军所设定的目标，然而为何德军无法获得重大战果？寻找这些答案，成为历史探讨“三二一”战事的主要兴趣所在。

英军突然从攻势变守势，主要原因在于德军在西战场的作战实力，从1917年11月到1918年3月21日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英军实力若与前一年夏天相比，则减少百分之二十五。这些大量新增的德军，都是从俄国前线转运至西线。原来鲁登道夫对于西线求胜心切，为了调动这些德军增援西线，他曾逼迫苏联布尔什维克政府与罗马尼亚政府给予肯定的和平保证。但即使这些原因可以解释形势的改变，台面下另有一些疑问尚待解释。即为何改变如此突然，改变的程度如此之大？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英军高层过度自信。他们不但无谓地牺牲过多生命，使兵力失衡，而且已失去英国政府的信任。这双重的不幸，起因于战略的错误。一言蔽之，都是起自一个倒霉透顶的地名。那就是：“巴斯青达”。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出于对国家的责任感，加上他不信任黑格的判断，使他决心完全中止对法国战场的增援。两人之间由于性格与经历迥异，摩擦几乎难免。一个是反复无常的威尔士人；另一个是固执而沉默寡言的苏格兰人；一个是公众魅力十足，即使并不情愿这样表现，另一个是定力十足，即使最乐意做的事在眼前也不为所动；一个是能适应任何环境，另一个是始终如一、执拗、不善变通；一个是说的与想的如此接近，几乎融为一体，另一个是一张口，脑子就不灵光。黑格辞不达意到无法解释的趣事有一篓筐。其中出名的一桩，是为奥德夏特（Aldershot）军校越野赛跑队颁奖时所致的辞。他只说了那么一句话，“我祝贺你们的赛跑成绩。你们跑得好。我希望你们在敌人面前也跑得好！”

劳合·乔治在严厉批评官大学问大的现象之余，善于接纳新思想。他经常为扩大判断的基础而寻求各方意见。黑格则如他所佩服的传记作家，查特里斯将军所坦承，他不是一个“鉴赏力”强的人，而且对自己军务之外的事，既无知，也无兴趣。他接下司令官职务时，“他由衷相信现在被任命的职务，是全英国陆军只有他有资格做的事”。如果加上他律己甚严的外表，有一种感觉极其正确，他的性格与外观，为他与首相之间筑起一道几乎无法突破的障碍。但两人都不想克服这个问题。首相不信任黑格的军事能力，黑格也不信任首相的行事作风，于是双方的互信愈来愈差。

从巴斯青达会战结束，到德军攻击之前，整整有几个月时间，劳合·乔治拼命寻求一个可以驾驭黑格的权力机制。劳合·乔治了解，如果硬要免去黑格的职务，反而会引起政治风暴。他的办法是成立最高战争委员会，总揽联军预备兵力之事。但这个计划受到黑格阻挠。由于黑格不信任这个委员会掌控作战的方法，这个预备兵力管制计划就因他不肯分摊区区9个师预备队而告夭折。不论他对原则性反对的理由正当与否，他的动作不但难以理解，而且无法替他辩护。就如他所相信的，我们相信这时德军正准备攻击他的防线，而且他也了解预备队短缺的问题，但如果他要取得30个师兵力，就应冒险提供9个师兵力，不然就很奇怪了。相反，他选择与贝当达成相互支援的协议。依据协议，紧急时，他可自贝当处获得6—8个师法军的支援。这数目远低于黑格期望从总预备队得来的支援，如果总预备队组成的话。其实黑格长期以来，并不信任法国人会实践诺言，而且曾为此而痛批过法国人。因此，他从小处着眼的举动是令人错愕的。他宁愿死守着小而不可靠的“法式承诺”，却不愿从成员中有英国代表的委员会获取规模大得多的承诺。

深究其因，英军高层过度自信，就如英国政府扣住增援兵力不放一样，很可能基于一种有相当依据的想法。他们相信自己的防御力已可挡住德军攻势。为何德军必定能在英军曾经屡败之处战胜？黑格认为，英军唯一几乎突破成功的战役，是有坦克参与的康布雷之役。黑格知道此时德国并未大量生产坦克，因此他认为德军是突破不了英军防线的。

但是黑格在算计他的防御力时，就像他过去两年策划的攻击行动，似乎低估奇袭的无穷价值。3000年的战史证明奇兵乃胜利之本。1917年11月20日康布雷攻势的真正意义，就在于奇兵战术的复苏。所谓康布雷奇兵，就是装甲与履带的混合物。不幸的是，坦克的效果却因坦克在巴斯青达泥沼地受阻时，黑格并无能力及时为之解困而大减。

德军在11月30日反攻时，也运用了原理相同、方式不同的奇袭。德军曾以毒气弹与烟幕弹，对英军进行短暂而强烈的轰击。紧接在后拥入的，则是受过新式渗透训练的步兵。不过从英军在后来3月时的表现视之，英军并未完全记住11月底的教训。事后，英国第五军团曾以兵力不足，防线过长为自己失利辩解。尽管有些许道理，不过军团司令高夫在事前曾信心满怀地表示过，他的兵力能抵挡德军的强攻。

但是当德军攻势对高夫的原始防线造成压力时，英军就不知如何在较远的后方阻挡敌军的进击。在这一方面，英军的准备不止不足，而且协调工作也做得差。高夫并未破坏某些德军必经的道路，英军总司令部也没有给他确切命令。更糟的是，第五军团遇到重要铁路桥梁时，竟将破坏任务委任给由法国铁路局处理。因此，现场不但混乱，而且使佩罗讷的主要铁路桥梁就这样完整无缺地拱手让给德军。

英军总司令部在处理防御战上，相似的含混指令不止一件。总司令部先对高夫说，“我们应为索姆河以东地区的战斗做好准备”；随后又指示，“撤退到佩罗讷与索姆河后方的防线，可能比较理想”。要将这些不同指示整合成一种命令并不简单。如果仿照德军在1917年的做法先撤退，牺牲一些土地，就会较容易阻挡德军进攻；虽然政治与军事上的观点，是不愿见到这样发展的。然而，为顺应环境而改变计划是必要的，而且通常获利更大。但这却是对为将者用兵之道的重大考验。企图为形势改变计划的人，必须具备极清晰的头脑。其实当时的战情，即使没有这句涵意不很明确的指示——“理不清战情，意志也不足，这场作战即可能失败”，就已经够令人迷茫。第五军团接到这些指示之后，来不及进行妥善的编组，兵力就必须分配到两条防线上去了。此外，战事进行中从索姆河撤军，本需要高度的“断后”战术。但第五军团的官兵对此从未演练或准备过。从许多证词中，我们摘录劳兰德·费尔定上校（Colonel Rowland Feilding）的话作为参考，“我们从未遇过这样撤退。尽管我们深具作战经验，要命的是，这次撤退需要我们所不熟悉的技巧”。从开战后的前两天，英军遗弃给敌人的火炮不少于500门就可间接印证这说法。

由于高夫的防线后方缺乏预备队，总司令部又拒绝他在开战前的请求——调动前线附近的预备兵力。因此撤退势不可免，而且行动又已暴露。但当高夫开始撤退时，总司令部却通知他，等第一批4个预备师送到第三军团之后，有一个预备师会调来支援他。这些事实，他后来都有所评论——“我简直说不出，总司令部是了解状况与作战进展的”。后来战况稍有改善，但又未抓住反败为胜的机会。他说，这是因为“整整8天作战，总司令部唯一前来视察，了解状况的是黑格自己。他来看过我一次——是23日星期六那天。我们并未深入讨论形势，也未谈及第三军团的行动”。

德国强攻的前夕，英军的18个预备师中，只有3个师部署在第五军团防线后方。其余除第三军团分配到6个师之外，都停留在更北的区域。这里根本谈不上阻止德军的攻击。黑格将预备兵力保留在北边的理由是，他要绝对弄清楚状况。他想要了解，德军的目标是否就是前线与海峡港口之间的狭长地带。但这似乎不能完全解释黑格的态度。事实上，他的想法多少与长期怀疑德军的企图有关。譬如，在2月16日的军团司令会议中他即表示，如果德军提早攻击，德军主要攻势可能是冲着法军而来。“从英军防线的情况来看，此时德军在弗兰德斯地区并没有大规模攻击迹象。其他的英军防线，德军也没有将要立即发动的大攻势”。但他认为朗斯附近的第一军团，“有可能”遇到德军小规模攻击。这段期间，英军总司令部毫无疑问对于空中侦察与第五军团的警告反应过慢。3月2日，英军再次举行高层会议。现在倒认出德军一些早期攻击的迹象，但认为，德军的目标最多是“切断康布雷突出部，吸引我们的预备兵力而已”。甚至到3月8日，联军仍认定圣康坦以南地区并无敌人攻击的现象。

黑格认为阿拉斯要塞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地区。这一点后来证实他的说法是对的。但是，他把庞大的预备兵力押在北方，却只是为了确保海峡港口不被攻击。其实德军原本就不太可能攻击海峡港口，如此一来，倒真的危及实力已够薄弱的第五军团。有一个理由是，如果以亚眠与其他地方相比，他感觉在亚眠当前地区被敌人多占据一些地，他是输得起的。另外就是他太自信，只是这自信不幸是错误的。他认为德军攻势不会大到威胁整体欧战形势。预计难以避免的危机，原是为将者的本能，苦思不解的是，黑格的错估是否可以避免。以他的作战部署而言，他是否已为免除危机尽心尽力。至少我们明显看到，他宁愿让英法军防线之间的连接点出状况，而不愿放弃海峡港口。因此，他的部署方式从敌人角度视之，攻击难度减少，而且程度上出乎意料。

即使这对德军是好运当头，德军为初期进攻所进行的彻底准备，才是他们获胜的主因。当然，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他们也是原因之一。

3月21日清晨，大地笼罩着厚厚浓雾。渗入敌阵的攻击者不但藉此隐身，防御者从机枪阵地更是看不见外界状况。最重要的是，毒气弹的奇袭效果大增。但如果欠缺这样的神助，德军的奇袭战术的成功程度则是一个疑问。而且德军所使用的奇袭工具如与康布雷会战，以及稍后在1918年8月8日的会战相比，真是低劣许多。这两场会战中，联军的奇袭工具就是装甲车辆。

英军的装甲车辆不仅成为关键性工具，而且提供坚持作战到底，击败敌人的力量。相反，鲁登道夫仅依靠无甲可装的步兵，扩大其初期战果——由毒气弹密集轰击所带来的胜利。他不但未把握坦克参战的意义，而且忽视尽速发展坦克的契机。鲁登道夫直到1918年8月受到坦克致命的最后打击之后，方将坦克列入紧急战争物资清单。

但是，德军的计划有其卓越之处。他们对奇袭研究之透彻，计划之远大，超过早先任何一场作战。德军记录了一些颇重要的事，“黑格商讨1917年一些攻击的战地公文，极具参考价值。因为它们显示何者我们不应为”。鲁登道夫值得赞许之处是，他了解，暴露自己实力与企图，等于替自己设置障碍。这连优势兵力也无法弥补的障碍，一旦形成就无法克服。他先将许多奇袭战因素予以汇整，以发展奇袭战术。他另一点值得称道的是，他不似法金汉。法金汉的参谋只是一些泛泛之辈，鲁登道夫身边则尽是干将。盖尔上尉（Captain Geyer）编纂一套新的训练教材，已退伍的布鲁赫米勒上校（Colonel Bruchmüller）也重新上阵，变成著名的“炮兵战”创造者。大家并根据他的名字拼法，开了一个带有预言性的玩笑。德国人昵称他是“Durchbruchmüller”——“突破者米勒”（Breakthrough Müller）。在他的监督下，大量炮兵在全然隐蔽中逼近战线，然后在敌人猝不及防下突然开火。步兵则接受新式渗透战术。新观念是，先头部队应朝敌军防线较弱处试探，然后突入。同时间，预备队立即趋前支援，而不是等攻击失败时再上阵。司令部另派遣特别编组的侦察队，要求他们将初期进展回报即可。至于一般的步兵攻击行列，是跟随在分散配置的“突击队”（“Storm” groups）后面前进。这些“突击队”拥有自动步枪、机枪以及轻型追击炮等装备。“突击队”的攻击方式是，先找任何找得到的防线缺口下手，单刀直入，建立“加强点”，然后让随后而至的步兵接手，与防御者继续缠斗。因此在这种攻击下，决定步调的是前进最快的而非最慢的编组。攻击不必再讲求步调一致了。再者，“禁止指挥官们在到达某一目标之后，将自己的部队紧握不放的习惯”，“如果部队了解指挥官的指示，他们可以靠自己的能力继续前进”。是役，德军攻击师在攻击发起前一晚，已调至战线附近就定位，第二线部队仅距第一线部队后方1英里待命。即使第三线兵力，也不过距离前线10英里。所有预备兵力于“零时”起，向前移动，以便随时上场。动用第二线预备师时，他们不受坐镇后方更高层指挥官的指挥，而仅接受第一线师长的指挥，因为战场脉动是掌握在这些第一线师长手上。

其实，德军军事首脑是在1917年11月11日，在蒙斯（时间与地点真有几分预言性）的秘密会议中，就决定了未来攻击的时间与地点。自然，依据德国军队的习惯，会议的决议并非由那些无实权的指挥官作出，而是由他们的参谋长，包括鲁登道夫、库尔（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舒伦伯格（Schulenberg，德国王储的参谋长）、魏采尔少校（鲁登道夫的战略顾问）决定的。库尔与舒伦伯格都希望在他们集团军自家门前展开攻势。库尔是指向弗兰德斯地区，舒伦伯格则指向凡尔登地区。魏采尔倾向支持舒伦伯格的建议，表示在凡尔登侧翼的一个突出部发动攻击，将阻断法美军未来在这处麻烦地区发动任何攻击的可能。等击败法军之后，整个德军兵力都可转向攻击英军。然而，鲁登道夫拒绝这项建议。理由是地点不适合，突破凡尔登无法带来决定性胜利。再者，法国陆军经过将近一年的“静养”，复原得很好。于是，他订下第一项原则：“英军必败。”他认为英军经过巴斯青达战役消耗之后，实力大减，很容易被吃掉。但他也不同意库尔的建议。库尔建议在伊普尔与朗斯之间发动攻击，然后朝阿兹布鲁克推进，在此将遇到英军庞大主力。然而这里是低地，水是个大问题，地面不容易干燥。鲁登道夫希望在圣康坦附近发动攻击。但魏采尔争辩，德军在经过形同废墟的索姆河旧战区时，进攻势必被拖延，而且法军增援兵力很容易赶来驰援英军。因此会议最后决定将攻击延搁。鲁普雷希特在日记中写道：“鲁登道夫低估了英国人的顽强。”

到了12月，魏采尔试图整合两种计划。他很聪明地将一个攻击计划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沿圣康坦的两侧，发动正面宽广的攻击；第二部分，两周之后，从弗兰德斯地区突破，朝阿兹布鲁克推进。第一部分就是要吸引英军预备兵力至南方。魏采尔有一段简述：

依我看，不论准备工作进行得如何仔细，专在一个地方，发动一次重大攻击就想要搞定是不成的……我们只能将不同防线上的两个彼此相关、有连续性、能相互支持的攻击，很灵巧地结合起来，最后向阿兹布鲁克推进，这样才可能粉碎他们的防线。

这套攻击模式，后来被福煦拿去运用，只不过他不会承认就是。原来经过进一步会议之后，鲁登道夫决定定于1918年1月27日发动圣康坦攻势（代号“麦克尔”），却反对发动阿兹布鲁克攻势（代号“圣乔治”）。鲁登道夫只将后者放在心中，没有立即的动作。

现在，一些复杂问题浮现了。德军从比利时海岸到圣康坦的防线，原是王储鲁普雷希特的防区。由于政治与个人理由，上层考虑要让德国王储接掌这部分防区，以使他有机会挽回1916年在凡尔登失利的声誉。因此，德国王储在进攻中也轧上了一脚。他的集团军第十八军团（军团司令为胡提尔），奉命发动主攻击的南侧攻击。这样决定其实有待商榷。如果德国王储将这支兵力改投入凡尔登地区，而不直接往英军防线推进，即使攻击的声势不若在圣昆丁地区作战辉煌，也可以诱使法军预备队离开英军防线破口。

广义言之，鲁登道夫所选择的攻击区——从阿拉斯延伸到拉费尔，合乎他的新原则。这新原则强调向抵抗力最薄弱的防线发动攻势。而这段防线抵抗力确是最薄弱。无论在防御工事，守军或预备队，它都比其他防线弱。此外，这段区域靠近法英军防线的交接处，所以切断比较容易。大致上，虽然这段防线的防御力比较弱，但德军并未将这段防线的英军实力作严谨区分。英军防线的北边三分之一，其实由实力强大的拜恩第三军团防守。第三军团的14个师（6个师为预备队）兵力，不但牢牢固守于此，而且身旁另有庞大英军预备兵力伺候。这表示，这里的英军如遇状况，将比其他据守北边的英军能更迅速（事实上也是如此）获得预备兵力的支援。防线其余的三分之二则由高夫的第五军团防守。这一段，后来曾受到德军的重击，其中央部分有7个师兵力防守（2个师为预备队），当面为德国的马维茨军团。南段英军面对的是胡提尔军团。英军在此部署7个师兵力（其中1个师为预备队）。(www.xing528.com)

鲁登道夫下令贝洛军团在阿拉斯附近集结19个师兵力担任初期进攻，但仅进攻该军团左翼的9英里半长的攻击正面。贝洛军团之南是马维茨军团。这里的德军，并不打算直接攻击英军向康布雷方向的突出部。他们准备从突出部两边，截断当中约4英里长的防线，这空间将足够让2个师德军占领。马维茨军团的攻击正面宽度也是9英里半。在防线的南端，也即圣康坦的两侧，则由胡提尔军团担任攻击。整个胡提尔的攻击正面宽20英里，鲁登道夫却只部署24个师。因此，胡提尔军团的攻击实力，其实仅及其他军团的一半。也就是说，尽管鲁登道夫讲究他的原则，他配置兵力却是根据敌人的实力，而非真的只集中攻击敌人抵抗力最弱处。在他的命令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类指示。德军准备将主要着力点置于索姆河以北。其因是他们计划在突破之后，贝洛与马维茨军团即可朝西北回转，顺势席卷英军防线。同时，索姆河与胡提尔部队就变成他们侧翼的掩护，胡提尔只成为主攻的侧卫。然而，德军正式动手后，大幅修正了此计划，使得攻击看来是在寻找抵抗力最弱处下手。原因是，德军快速获得战果之处，并不一定是鲁登道夫想要的，没有进展的地方却是他最想要的。

那么，与此同时英军在做什么？当凡尔赛委员会玩了一阵“战争游戏”之后，亨利·威尔逊爵士预测敌人可能在康布雷到朗斯之间发动攻势，但他认为德军大约要到7月1日才会有所动作，理由是德军届时方能完成训练与兵力的集结。其实，威尔逊不仅地点说得不太正确，时间就更离谱了。相比之下，黑格的情报就比较正确，虽然情报也未能看出未来德军攻击将会全面往南伸展。当日子愈近，各种进攻迹象愈多时，黑格就愈能估算攻击日期了。1918年3月18日，英军在圣康坦附近逮获一些德军战俘。这些俘虏就说出攻击日为21日。20日傍晚，英军马克西的第十八军在突击中，已能确定德军的攻击发起日就是第二天清晨。

因此老实说，德军的战略性奇袭并未奏效。其实即使以1918年的条件而言，在法国的德军是谈不上战略性奇袭的。但由于对方军队散布在满是堑壕的防线上，德军认为，如果沿着敌人抵御力最弱的防线发动快攻，随后迅速扩大战果，即可能致敌于重大混乱局面。这种效果通常唯有奇袭办得到。21日清晨4时30分，狂风暴雨般的炮击开始。德军集中火力轰击英军炮兵两小时。然后在追击炮支援下，轰开了英军的战壕。英军电话线与无线电设备几乎被摧毁殆尽，雾气也使视觉信号失效。因此英军士兵与指挥官都陷于既聋又哑的困境。上午9时40分左右，德军步兵在密集弹幕与低飞的飞机掩护下前进。

晌午，几乎所有英军前哨据点都被攻下。不过这原本就是无法避免的事。但攻击拜恩军团右翼的北侧攻势，就遇上顽强抵抗。即使到22日夜间，德军对于这一部分的主战场并无重大突破。德军增援不断，占领沃符奥库（Vaulx-Vraucourt）算是这波攻势的顶点。大部分高夫军团的防线也曾作坚强抵抗，但在拉费尔附近，防线右端的埃希尼（Essigny）与朗斯瓦（Ronssoy）于21日就被大量德军攻入。英军第二十一师在埃皮（Epéhy）附近抵抗，一度阻断从此处往北延伸的防线裂缝，但稍后裂缝愈开愈大，使邻近防区受到影响。往南，圣康坦附近的防线被德军攻入之处更多。因此到了22日夜间，高夫被迫发出全面撤退令——往索姆河防线撤退。高夫是收到一项误报才贸然下此令的。这项情报误指敌人已经渡过朱希（Jussy）附近的克罗札运河（Crozat Canal），已处在他右侧的后方。翌晨清早，佩罗讷的桥头堡弃守。高夫属下的几位指挥官更是弄不清战情，或被情报误导，于是情况逐渐失控。最后，防线出现缺口。最严重的缺口出现在拜恩与高夫军团连接处，这一部分随即被德军进一步“拓宽”。不久，防线更南边的英法军交接处也岌岌可危。

但是，鲁登道夫继续不提自己的新原则。他只希望加强对于阿拉斯附近的攻击，因为此处的进展不佳。同时，胡提尔军团渡过克罗札运河之后，正快速挺进。这支部队担当的任务虽然不重，却所向披靡。23日，鲁登道夫除了重申贝洛军团负主攻之责外，并增援3个师兵力。他表示，位于更北边的第六与第四军团将协助贝洛的行动。两天后，贝洛受阻的情形愈趋明显。鲁登道夫则要求当前动作消极的贝洛军团右翼，应于28日直接攻击阿拉斯，以压制敌军在此的坚强阵地。贝洛军团左翼的攻击，正受到当地英军的阻挠，并饱受纵射之险。到了29日，德国第六军团在6个或7个师增援下，将攻击范围往北延伸到阿拉斯与朗斯之间——布洛涅为目标！胡提尔则奉命暂时不得越过努瓦永到鲁瓦一线。

26日，鲁登道夫怀疑贝洛的胜算机会，遂将注意力往南转移。但是，他并未往南调集重兵，而且仍视南边为次要攻击战场。其时，他派出马维茨军团朝亚眠攻击，但不准胡提尔在未获令前，径自渡过阿夫尔河（Avre）作战。这表示，被鲁登道夫催促前进的军团，需要穿越举步维艰的1916年索姆河旧战场。被鲁登道夫拖着不准任意造次的军团，放眼则是一片坦途。对此，鲁登道夫命令的后段，可以明显解释鲁登道夫不停在变的想法。命令显示，此时他打算让德军来一次风扇式大转向。这当中，3个军团将向南朝巴黎回转前进，贝洛与其邻军则向北回转，将英军逼至海岸边。只是，这个伟大构想远超出鲁登道夫预备兵源的调度能力。看来鲁登道夫似乎陶醉在目前的胜利中。情形就像1914年8月的毛奇，想一步登天。另外一个与1914年相似的事情是，鲁登道夫的军团司令们所呈阅的报告，对实际进展有夸大之嫌。然而，根据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的记载，军团司令对前景满怀希望的程度，仍无法与德皇相比。德皇在3月21日就已“宣称德国军队获得彻底胜利”。

3月27日，胡提尔到达蒙迪迪耶，已深入敌区近40英里。但到了第二天，鲁登道夫像被浇了一头冷水，得知贝洛进攻阿拉斯的9个师部队，在英军严阵以待的猛烈火力下溃败。雾气并未能帮攻击者的忙。

鲁登道夫这才下令贝洛停止无用的攻击，同时撤销第六军团翌日的攻击计划。此时，亚眠成为主要目标，马维茨获得所有9个师预备队的奥援。胡提尔则必须停顿两日，等4个师新兵力到达再说。就在这时，对亚眠的潮涌似的攻击几乎停滞。马维茨军团放慢脚步的原因有三，其中英军坚强的抵抗，远超过士兵疲惫与补给的困难。于是，道路被封，运输中断，预备队受到英国飞机空中攻击的骚扰。英国飞机的空袭在此居功至伟。英军并藉德军攻势迟滞的空档，增强防御力量。因此，到30日德军攻击重新展开时，除需要面对实力比以前更强的英军之外，还要面对前来填补防线的法军预备队。对于这样的抵抗，德军力量自然变弱，鲜有进展。法军预备队的炮兵虽然到达战场比步兵晚，30日这一天是他们第一次大举行动。即使如此，德军攻占莫勒伊森林岭（Moreuil Wood ridge）时，联军形势也一度危急。此处不仅位于法英军防线交接处，并且控制阿夫尔河与卢斯河（Luce）的交叉口。此处也是主要的亚眠—巴黎铁路掩护区。但是德军的威胁因遇上加拿大骑兵旅的迅速反击而消除。这支反击队伍由前英国陆军大臣西利将军（General Seely）率领。之后，莫勒伊森林岭由其他部队收复，虽然隔日此岭又失守。英军这次胜利算是浇熄了德军攻势的气焰。将近一周后，4月4日，德军共15个师重新发动进攻，其中只有4个师是新到的。这批德军遭遇防御力已增强的英军之后，进展比前更少。

鲁登道夫有鉴于新攻势展开过迟，遂下令中止对亚眠的攻击。尽管鲁登道夫在这次进攻中，从未向伤痕累累的英法军连接处投入重兵，但3月24日贝当却告诉黑格，如果德军继续在这一线上发展攻击，他势必将法军预备队沿西南方向撤回以防守巴黎。在这种情形下，德军只要稍加努力，防线接连处的裂缝难保不变成大缺口。知识可为史实背书，对攻击而言，防线的连接处最敏感，利也最多。

这次大攻击的特点是：第一，与西战场以前的攻击相比，德军从未获得过如此庞大的表面战果；第二，对于决定性战果的取得，效果不彰。前一点，如果以此责难英军是不公平也不正确的。英军其实已表现出超强耐力，大部分战场都见得到英军持久不衰的抵抗。至于稍后的快速大撤退，则肇因于指挥与通讯系统的失灵。3年堑壕战，英军建立了一套复杂精密、主要依赖电话联系的战壕系统。然而当形势突然由静变动，英军不可避免地只得付出代价了。英军在建造堑壕系统时，其实违背了战争基本原则，也就是战场的“变通性”。

在德军方面，阿拉斯是破坏他们计划的绊脚石。其中有可能是保守心态使他们付出了重大代价。布鲁克穆勒如今道出一个事实，当胡提尔军团实施他的奇袭性炮击时，在北边的贝洛仍紧抱着旧方法不放，拒绝省却炮击的“前期测距”（preliminary ranging）步骤。于是在索姆河附近，贝洛的传统军事观念再次证明最有利于英国陆军。

但是德军失败的更重要原因是鲁登道夫本身的问题。他充分接纳新观念，却缺乏足够融通性或坚定信念将观念付诸实施。他自年轻时即受克劳塞维茨学说中所谓“攻敌之主力”的影响，如今倡言攻击防线上抵抗力最轻之处，对他是过于新颖了。“英军必败”是他的新口号，但他的洞察力为战争疲累所蒙蔽。他无法了解在战略中，绕过最长的路，往往会发现捷径就在面前。直接攻击既耗损自己，又会强化敌人抵抗；间接攻击则可在骚扰中，动摇敌人防守力。

德军士兵攻击时，另有一个经常为后人所疏忽，却饶富意义的失败处。德军士兵一向缺乏给养，于是当他们冲入满足补给装备的联军后勤区，发现敌人不论食物与装备远胜于自己之后，这才惊觉，所谓潜艇战的胜利与敌人崩溃的经济，全是谎言。他们一面因眼前一顿饱餐而动弹不得，一面愤恨受骗多时。这种双重效应有许多证据可循。德国诗人兼小说家鲁道夫·宾丁（Rudolf Binding）的战争日记，对此就有发人深思，而且可靠性极强的描述。

3月27日，他记载：

现在，我们已到英军的补给区……是流着奶与蜜的地方。我们这些人想为自己套上全世界最好的装备。我们的外表与英国士兵已难以区别。每个人至少一件皮背心，防水的……英国制长靴，或者其他美妙的东西。我们的战马正吃着丰盛的麦料与饲饼……无疑我们的军队正努力劫掠。

隔一日，他又写下一段颇有意义的描述：

今天，我们步兵的攻击突然在阿尔贝附近停止。没人知道为什么。我军曾经报告过，在阿尔贝与亚眠之间没有敌军……我们所走的路应该已完全肃清。我带着命令跳上一辆车，准备找出停止前进的原因。我所属的师，位于攻击线的前端，现在不可能疲累到停步。这事倒很新鲜……

等我一接近镇上，就看到令人称奇的景象。怪异的身影，完全不像是军人，当然也没有步兵攻击应有的动作，他们只顾夺路往镇外走。有人赶着牛……有人一边手臂夹着母鸡，一边夹了一盒子便条纸。有人将酒瓶夹在手臂下，另一瓶则开着，握在手中……他们蹒跚走着，但几乎走不动。当我进入镇上，满街都是带着酒的人……

我对形势怀着可怕的想法，开车回到师部。攻势已受阻，要再起步，非得许多小时之后了。

要将这批部队在这一天整顿好重新出发，已是不可能的事，军官已无能为力。但鲁道夫·宾丁记录的这种景象，还有续篇。他写道：“第二天，部队举着酒瓶，在互祝愉快，充满胜利气氛，从阿尔贝重新出发。但刚上路，就被英军机枪扫倒在铁路路基旁。”

然而，酒所带来的迷醉，远不如劫掠所引起的兴奋。无论如何，酒与劫掠之所以让德国士兵忘情，基本原因是“普遍存在的长期穷困感”。有一名身负紧急任务的参谋军官，甚至停下车，就是为了从沟道中捡起一件英制雨衣。就在这样的迷醉与兴奋中，德军不仅丧失到达亚眠的机会，而且摧毁了对他们攻势极有用的饮水供给。他们为了一些铜制水龙头，竟至破坏水源。德国士兵这种无意义的渴求物质举止，从他们的想法中就可看出端倪。他们认为，“英国人生产的一切物品，都是用橡胶或铜做的，这两样原料正是我们长期所缺乏的”。“德军士兵在其他事物上，也表现出疯狂、愚蠢与纪律涣散的情形。任何无用的玩具或物品，只要被他们看到，就往袋里放；有用而带不走的，一概摧毁。”

等掠夺光了，士兵情绪低落的反应就更加严重了。在物资上，敌有我无的对比愈强烈，他们就愈发沮丧。当军事胜利的希望逐渐消失时，他们视敌人的补给品为自己肚皮与灵魂的希望所在。于是，德军士气与精神迅速崩溃。

打过仗的人都知道，士兵是如何看待食物与文明世界的舒适。后来，德军由于饥饿情形每况愈下，加上亲眼看到敌人比他们更经得起对战争物资的消耗，于是，德军的最后攻势注定失败。由此可知，德军从7月起，士气骤降到何种程度。

其实，只要交战双方的前线维持壁垒分明，彼此井水不犯河水，任何一方的宣传与新闻封锁，是可以将自己的问题封住的。但德军突破英军防线，踏入英军后勤区之后，真相于是大白。我们如果略过表面的军事统计数字不谈，深入探讨战争心理的深处，1918年3月英军的危机，是否就是一桩塞翁失马故事的开端？倘若真是如此，很遗憾的是，这种方法未及早尝试。英军司令部也许可以安排德国人到他们的后勤区——“流着奶与蜜的地方”参观。或者，至少可以故意释放一些喝足玩够的战俘回去作反面宣传。这样的战略无疑可以弥补英军高层最欠缺的想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