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胜利的曙光 - 第八篇历史回顾

从军事角度来看，大战中期的形势，已变成像是希腊神话中精瘦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与庞大的冥府看门狗刻耳柏洛斯（Cerberus）⁽¹⁾的搏斗。日耳曼联盟在数量上居劣势，但一切由寡头领导。协约国在数量上虽占优势，却不折不扣是多驾马车。由于协约国折损过度，发动的作战过于分散，以及俄国的崩溃，到了1917年年终，不得不面临残酷的兵力数量逆转的事实。协约国必须过一段惨淡的日子，然后才会见到美军的出现。届时，协约国将重获兵力数量优势。当这种情况吃紧时，协约国方才开始思索如何建立统一领导权的指挥部。但教训仍不够，后来仍吃了一些凄惨苦头，才使统一指挥成真。

1917年11月，协约国在意大利拉帕洛集会，当即决定成立最高战争委员会（Supreme War Council）。其中成员包括协约国的总理、军事代表等。并且决定将委员会会址设在法国凡尔赛宫。这种做法其实有根本上的缺点，那就是换汤不换药，以正式委员会取代以前非正式的委员会而已。更深层问题则是，军事代表们仍无实质的执行权。从经济角度视之，委员会使军事行动不能再随兴所至立即行动，必须先经深思而后行。因此使得货物、食物以及武器弹药的运输，在策划上有实质的进步。但在军事上，这个委员会简直是废物。因为它造就了一个双顾问系统（dual advisership）。凡尔赛各国代表为一边，各国参谋总长则为另一边。不过平心而论，这样的死胡同最先是英国制造的。

美军与法军都希望给予这个委员会执行权与设置一个执行领导者位子。贝当自然支持这个由豪斯上校与布利斯将军（General Bliss）所提出的建议。不过这个意见有一个基本问题，它排除政治家们染指战略主导权；而委员会的构成，却又只是尼韦勒时代错误的重演——委员会由各国总司令与参谋总长组成。因此不论谁当选委员会主席，由于此人务须向其本国军队负责，因此他不能作出自由判断与放手执行事务。此外，豪斯与布利斯的建议，似乎意指委员会主席应由法国人出任。法国人则了解，他们支持建议案的同时，英国人必定会反对。事实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拒绝这项建议囿于几种原因。他不仅受到反对成立纯军事性委员会想法的影响，而且也感觉英国意见尚未充分整合，其中黑格的反对——反对这另一回倪维尔式的解决方案——他认为会得到英国民意的支持。此外，委员会计划将各国参谋总长列入成员名单，也使劳合·乔治的一些私人想法复杂化。劳合·乔治原先期望加强英国参谋总长威廉·罗伯逊爵士对战争运作的影响力，但由于1917年英军的战略既徒劳，付出代价又大，需负这项责任的就是罗伯逊。因此，劳合·乔治现在只希望将罗伯逊搁在一边，另推举亨利·威尔逊爵士为凡尔赛委员会的代表。实际上，虽然劳合·乔治试图使凡尔赛委员会的意见独立，成为不受英国参谋本部狭隘视野影响的另一军事策略渠道，法国总理克列孟梭却只想将凡尔赛委员会变成法国参谋本部的传声筒，成为扩大他的参谋本部的“声音”而已。

因此协约国在欠缺协议之下，如今由魏刚（Weygand）、威尔逊、布利斯与卡尔多纳⁽²⁾4位担任的军事代表团，只成了技术顾问团。但有鉴于德国攻势的威胁性与日俱增，协约国确有一致行动的需要。于是这个顾问团又演变为掌控协约国间总预备兵力的军事执行委员会。这是一种新的妥协办法，协约国至此已出现了一套双重统治系统——总司令团与凡尔赛委员会。当然，这样的运作，成员们需具有宽大的心胸与善意才能成事。

然而，协约国能掌握的时间过短。自11月初以来，德军从东战场已源源不断将部队运至西战场。当1917年战事展开时，联军与德军几乎呈三对二之比。3月时，英、法、比共计有178个师，德军则为129个师。现在，德军数量已稍占优势，并有继续增加的可能。但是协约国当政者却想到，即使过去实力与德军相等甚至占有相当优势时，联军攻势尚且经常失败，遂以为德军目前情形亦同。因此，对于德军威胁的严重性与突然告急的军方意见，自然没有特别警觉。他们对问题是慢慢才有所了解与回应；同时，他们也不同意从其他战场调兵应对。

意大利大力反对将协约国部队从他们的前线撤走。法国也反对减少派驻萨洛尼卡的兵力。劳合·乔治则主张攻下巴勒斯坦。协约国批准这次攻势，是因为了解英国不会从法国调兵增援巴勒斯坦地区，但这也表示英国将不会从巴勒斯坦地区调兵增援法国战场。同时，到1918年1月底，德军实力已增至177个师；到3月，又增加15个师。相对的，联军由于部分兵力派驻意大利，部分兵力弥补法国因兵力征集不足所造成的空档，总数已降至与德军兵力相等的173个师——包括已抵法的美军。美军的4个半师属于大型编制，人数约是其他联军师的两倍。早先法英军曾勉强仿效德军编制，将每师12个营降至9个营。

联军之间内部的摩擦，益显联军的缺陷。部分起因在于防线公平分配不易。英国由于在1917年的作战中担任攻击之责，因此负责的防线不足百英里。但负责防守的法军却有325英里的防线。1917年战事将结束时，黑格即与贝当协议将英军防线延伸至刚好在瓦兹河南边的巴西斯（Barisis）。这样，英军防线就有125英里的长度了。由于黑格转攻为守，这样防线的延伸很难以加重负担称之，虽然英军由于先前损失惨重，所受的伤害已超越原本以1917年实力为基础的伤害。但就在防线延伸完成之前，法国新总理克列孟梭讲话了。他要求英军再增加责任防线30英里，也就是延至贝里欧巴克（Berry-au-Bac）。克列孟梭威胁，如果这个要求达不到，他要辞职。但最后他同意将问题提交凡尔赛委员会讨论。后者提出折中建议，也就是英军必须再负担大约一半的距离。这下变成黑格威胁要辞职了。这个辞职的威胁，后来竟造成最高战争委员会与它的顾问委员会的全面改革，并且因此使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committee）浮出水面。同时，黑格直接找上贝当，两人达成协议，依据原协议，英军只要延伸防线到巴西斯即可。这是贝当这一边重大的让步，贝当的助人精神是值得敬佩的。1918年2月2日，最高战争委员会接受两位总司令官私下的协议，明智地吞下有损最高战争委员会尊严的苦果。这够令人惊骇。因此以事实观之，传言黑格受到“政客们”的压力，在与他意志相违背下被迫延伸防线的说法，今后将继续流传。同样，英军防线经过这样的延伸是造成稍后被德军突破的主因的说法，也不会销声匿迹。

回顾当时各方协议的责任防线的正确比例，如今判定也并不困难。法军当时有99个师，他们必须负担300英里的防线；英军则只有58个师的兵力，但在步枪射击能力方面较强；防线延伸到巴西斯之后，英军需负责125英里的防线。不过在法军防线上，从圣米耶勒往东，有一半防线是属于次级（次重要性）的。即使如此，如果法国以里数作为抱怨理由，英国更有话要说。英军可以光明正大声称，他们防线涵盖更重要的敌人目标，自己能后退的空间很少，当前早有大量敌人在摩拳擦掌。但法军也可以指出，以德军预备兵力的位置而言，德军可能随时介入任何法英防线。考虑这样一个搀和多种因素的问题，需要具有纯科学、超然态度的战略观。但问题仍须由专人来解决，这些人无可避免的，他们果断的性格与强烈的国家意识，难容他人的观点。这些人当中，劳合·乔治本是例外。但是，虽然他有远见，却有一种对自己人意见不耐烦的性格倾向。特别是，当这些人的想法令他感觉似乎过于狭隘，或构成障碍时。

英国参谋总长威廉·罗伯逊爵士原是首相劳合·乔治的正式军事顾问。但自1917年以来，两人之间关系就愈发不和。罗伯逊怀疑政治介入军事计划，怀疑劳合·乔治的一些怪异理念。劳合·乔治则认为罗伯逊独家的战略观，简直是闭着眼支持黑格，破坏任何替代计划。他认为巴斯青达的败绩，就是让罗伯逊全权处理的结果。这就是劳合·乔治急于为自己寻找“第二渠道”意见的理由。因此，他想设置最高战争委员会以及辖下的军事委员会，并且指定亨利·威尔逊爵士为英国代表。他觉得威尔逊是一位更具同情心与较宽视野的军人。但等到新机构改变为执行委员会性质的组织时，罗伯逊坚决认为，既然他具有“帝国参谋总长”头衔，他才应该担任英国的军事代表。劳合·乔治则反对将两个职务集中于一人，他认为这样会破坏整体原则，他不要独家意见，他要维持多渠道意见。罗伯逊的态度使两人之间长期的意见不合达到顶峰。首相则见招拆招，指派他担任凡尔赛代表之余，提升威尔逊为本土帝国参谋总长。罗伯逊闻讯既惊又怒，拒绝接受这样安排。经过几天讨论与一阵政府危机，罗伯逊在新妥协下重获旧职。但他再次拒绝，遂演变成了强迫辞职，最后被贬为本土防卫司令官。现在威尔逊接替了他的职务，罗林森则派驻凡尔赛。即使在人性上或在联盟关系中，这样的意见对立无可避免，但也至少伤了为共同目标奋斗的精神。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有鉴于英军先前在伊普尔外围沼泽地的大量牺牲，劳合·乔治与他的内阁拒绝增援前线，以免英军新的无谓消耗。这一举措无疑削弱了黑格抵御德军猛攻的初期力量；我在此顺便一提，1917年后期的英军在质与量上，由于曾在进攻中伤亡40万人，因此整体实力已益见衰弱。但我们不应忘记，英国政府负有保护国民生命之重责。民意对政府的真正批评是，劳合·乔治政府面对前线防卫急需增援的情况下，竟无力撤换所不信任的远征军高层，或抑制其行动。其实，政府如此欠缺道德勇气，公众也该接受谴责。公众早已显现见风转舵的倾向。他们随着反对政治干预军人的呼喊而起舞，动辄相信政治人物在这方面的做法必定错误。英国公众在和平时期太不信任军人，到了战争时，又太相信军人。

英政府在这方面的政治劣势，以及政治家行事拐弯抹角，不敢公然宣示其所需，皆显现在制定联军单一指挥机制的过程上。首相劳合·乔治在1917年11月间，对自己长期寻求的解决办法，严重显示出其信心不足的一面。他不得已在联军执行委员会中找到一个折中办法。劳合·乔治认为在主席福煦主事下的执行委员会，应掌握30个师的总预备兵力，这是联军全部兵力的七分之一。福煦依计造访黑格，要求黑格提供9个师的兵力。这个计划遭到黑格坚决反对。黑格表示他完全腾不出兵力来，他宁可与贝当达成相互支援的协议。

一星期之后，考验来临。黑格与贝当的协议计划失败之后，黑格立即抢先同意联军最高统帅的任命（the appointment of a generalissimo）⁽³⁾，这原本是他所反对的。他改变态度只是为了一个迫在眉睫的目的——“全部，且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推翻贝当的想法，然后要求法国派出增援兵力，以防止英法军队的关系被切断。”（根据查特里斯的纪录。）

对于相互支援协议的失败，我们一向指责法国人的不是。其实，黑格在3月24日那天，毫无疑问从贝当处了解，如果德军继续快攻，法军预备队必须用于保护巴黎。但平心而论，根据最先的约定，法国只答应支援6个师。相反，贝当在3月24日实际派出9个师兵力，26日更派出21个师（含4个骑兵师）支援英军。即使这些增援也许来得慢一些，却超过原来的约定很多。因此，基本问题似乎在于双方应信赖这样基础薄弱的支援安排。

在德国这一边，一向被视为万灵丹的潜艇战术已被陆地军事行动所取代；也许俄国出乎意外的崩溃，也使德国燃起了过分的期望。虽然鲁登道夫表示德军将获得陆战上的胜利，但他并不掩饰西战场攻势的难度远远超过征服东战场的。他也了解，往后将是德军打击效果与增援美军到达之后的一场竞赛。当然，他希望赢得战争。为了使他的攻势无后顾之忧，他以武力威胁强迫苏联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及罗马尼亚作出明确的和平承诺。而且，为了攻势上的经济考量，他占据乌克兰以充实麦类谷物的供应。除了曾被奥地利陆军俘虏的捷克斯拉夫军队之外，各地仅有轻微的反抗。

鲁登道夫下一步是决定他在西战场攻势的最先切入点。他选择阿拉斯与圣康坦（St Quentin）之间的地区。这个位置是在法国战场德军防线所形成的大突出部的西面。选择这个地区有其战术理由。原来这里是联军最弱之处，地形也不若其他地区复杂。其实，鲁登道夫已经想到将联军分隔开的可能性。他想先将英军驱赶到海峡边，然后团团围住，围紧到难以逃脱他的打击。从联军一些徒劳无功的攻势来看，鲁登道夫心中早已有谱，“纯战略目标制定之前，必须先考虑战术。除非战术具有成功可能性，追求战略目标将是空谈”。因此，他制定一套以新的，或可说旧瓶新装的战术基础所发展成的战略。这战术基础就在于如何在敌人抵抗力最弱之处下手。也许，他希望在严格的控制之下，将战术行动引导到战略目标上。如果他真是这样想，他失败了。

问题出在何处？战后的一般看法是，鲁登道夫对战术的偏好，不但使他战略转向，而且耗尽了他的实力。如果法英军高层以前犯过重战略、经战术的错误，德军高层如今却犯了相反的错误。他们以牺牲战略目标，换取战术成功。但仔细检视德国已公开的文件，以及鲁登道夫的命令与指示，发现问题并非如此。德军真正的错误似乎在于鲁登道夫无法将他的新理论付诸实施。他既无法抓紧这种新战略理论的每一环节，又无法丢开它。他曾经为了挽回战术失败而耗去大量预备兵力，却为扩大战术战果而犹疑过久。鲁登道夫的战略在东战场曾出尽风头，既有力又有远见。因此无法解释他在西战场犹豫不决与短视的原因。也许是因为他感觉到，有如此之多的大规模作战正等着他指挥；也许是因为他失去霍夫曼的战略洞悉力与制衡性观点。霍夫曼自1914年至1916年曾“随侍在侧”，为鲁登道夫策划作战。之后，鲁登道夫赴参谋本部担任新职，霍夫曼则留任东战场。德国近代军事制度中，具有重大缺点的年资主义，阻碍了德国充分起用这位军事天才的路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此人的才气可能高过任何将领。

总之，从作战观之，鲁登道夫对于目标，既不如以前那般规划明确，也不能紧紧掌握形势的转变。但在攻击计划的制定与执行上，他的兵力有其最高水准的表现。对于长期呈现僵局的前线，他们以奇袭作为突破的主要方法。他们以极周全的设想，来隐瞒与活用攻击。他们曾充分使用毒气与烟幕弹，以增加对敌短暂但密集的、具有奇袭效果的轰击。此外，当鲁登道夫准备最先攻击索姆河地区的同时（攻势代号为“麦克尔”〔Michael〕），他也展开对其他地点的后续攻击计划。这样做，除了未雨绸缪之外，尚可迷惑敌人。他在英军防线点燃两处战火，法军防线也有一处，即以“圣乔治第一”攻击对付利斯河地区，以“圣乔治第二”攻击伊普尔地区，“蒲留歇”（Blücher）攻击则准备对付香槟地区。

“麦克尔”计划由德国第十七、第二以及第十八军团（共计63个师）发动。范围从阿拉斯、圣康坦，到拉费尔（Arras-St Quetin-La Fère）。但是德军主力却准备攻入索姆河之北。而且企图在突破之后，第十七与第二军团朝西北回转，并在侧翼的河流与第十八军团掩护下，将英军逼至海岸。

德军于3月21日发起进攻。拂晓雾气弥漫，使奇袭效果大为提高。但当进攻完全突破索姆河南岸之后，由于此处德军防守兵力（也是攻击兵力）最薄弱，使德军在阿拉斯附近受阻。这一受阻，连带使索姆河北岸的攻击全部中止。鲁登道夫这时违反了他自己的新原则，花费数日试图重起炉灶，准备对联军坚守的阿拉斯要塞区进行强攻，并企图坚持这样的作战原则到底。同时，鲁登道夫严密控制着第十八军团的脚步。这支正在索姆河南岸推进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并未遇到严重阻碍。但鲁登道夫3月26日发出一份命令，要求该军团不得渡越阿夫尔河（Avre），限制他们的前进步调，以配合邻军第二军团的进度。其实，第二军团的步调也是为着第十七军团放慢的。后者在阿拉斯附近的战果，简直乏善可陈。因此，我们知道，鲁登道夫事实上正思索如何突破英军。鲁登道夫正以直接猛攻，打击最坚强的反击区域。但是，就因为他如此执意强攻，使他未将预备兵力投入索姆河之南抵抗力最弱的防线上。等到后来投入，已为时太晚。其实，如果德军当时通过索姆河之南敌军的侧翼，计划中朝西北的回转是可能实现的。德军并可一路直接攻到阿拉斯要塞区的后方。3月26日，由第十七军团左翼与第二军团右翼发起的索姆河之北的攻击，即因寸土必争，使攻势明显减弱。第二军团左翼到达的索姆河南岸，此处原是旧索姆河战场废墟，却也因此迟滞了该军团的攻势与补给。现在只有第十八军团的攻势未松懈，正朝前推进。

这样的形势，迫使鲁登道夫在未放弃旧计划下，采取新的计划。他于3月28日下令第十七军团右翼对阿拉斯附近高地进行新的直接攻击，并令第六军团随后攻击维米与拉巴塞之间以北地区。但由于预见索姆河南岸未来有利的形势，鲁登道夫遂指定亚眠为新增的主目标。即使如此，鲁登道夫仍限制第十八军团行动。他下令，未获进一步命令，该军团即不得由侧翼包抄亚眠守军。3月28日，德军对阿拉斯发动新攻势。不过，由于雾气薄弱，德军未达奇袭目的。面对准备充分的英军拜恩第三军团，德军进攻完全失败。鲁登道夫到此方才放弃他的原始想法，下令主力与剩余的部分预备兵力，准备全力进攻亚眠。但同时间，他又要求第十八军团在原地待命两天。这一来，英军就有充分时间增强抵抗力。于是新一轮攻击进展甚微。鲁登道夫倒未坠入消耗战的陷阱，他干脆停止进攻亚眠。

鲁登道夫虽然丧失重要时机，却在惊险中获得决定性胜利。3月27日，德军攻势向前穿透40英里，到达蒙迪迪耶（Montdidier），切断通往巴黎的一条铁路。3月30日，德军几乎触及亚眠城外要塞，俘获联军8000人，火炮975门。一旦联军防卫外围被击破，联军自开战3年来，在僵局战况中所精心建设的交通网线就成了联军大撤退的工具。此外，从其撤退的态势，就可看出英军高层如何失控。

德军带来的灾难，使联军踏上原本早该踏出的一步。经过黑格要求，以及米尔纳爵士（Lord Milner）介入下，战争委员会任命福煦担任联军间作战的协调。在这种危急关头，福煦的果决行事态度与富有想像力的承诺，提升了联军的信心。但是事实上，他的任命并未改变联军增援问题。虽然他稍后在4月14日获得联军总司令头衔，却无实质的指挥权。就在此时，德军又展开新威胁，虽然本意并非如此。

由于鲁登道夫的大部分预备兵力已占据索姆河南岸的巨型突出部，他于是在4月9日下令发起“圣乔治第一”攻势，即使他并没有多大自信，甚至只是为了声东击西。但开战之后，初期攻击联军一处虚弱的防线，颇有出乎意料的佳绩，使鲁登道夫萌生将攻击逐渐升高为重大攻势之意。英军虽已被凄惨地逼到海边，但舍命反击阻止了德军攻势浪潮。德军此时不但已向敌区推进10英里，而且距重要铁路交会点阿兹布鲁克（Hazebrouck）极近。德军并进一步准备拓宽连接伊普尔的防线，但为黑格所阻。黑格在法国援军逐步到达之际，将防线推回到原处。黑格为此曾强烈抱怨福煦北送法国援军过迟。但结果证明福煦不愿对黑格作出承诺是正确的。此外，他曾宣称黑格的危机已过。这句看来似乎过分乐观的说法，后来证明也不假。原来鲁登道夫过分节省他的预备兵力，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预备队经常过迟派出，或派出数量过少。他过分担忧他的新突出部会变成易被包围的袋形阵地，以致攻占凯默尔岭之后，即使机会向他招手，因为害怕联军反击，他也停止扩大战果。

鲁登道夫在战略上进展甚少，在战术方面反而称得上有巨大收获——英军伤亡就超过30万人。英国陆军为此遭到国人痛批。虽然英国火速征集14万人参战，并且自意大利、萨洛尼卡、巴勒斯坦调回一些师，但仍需几个月时间才能恢复原先的攻击力水平。在英军需暂时解散并整编10个师的同时，德军却增加到208个师。其中80个师归建为预备队。尽管如此，双方兵力平衡的恢复已隐约在望。美国人为响应国家的征召，好几个美军师已到达法国，协约国并努力扩大美军的增援。3月间，联军危急时，美军总司令潘兴甚至放弃原先的坚持——反对部分动用美军，或在时机不成熟下动用美军。他宣称美军可以在福煦指挥下，为因应任何需要而战。这是令人为之动容的举动，虽然潘兴仍牢牢掌控着他的军队。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不愿美军被拆散使用，只允许美军以整师接替部分防线。

相反，德国这一边所剩时间不多。鲁登道夫了解这一点，因此于5月27日在苏瓦松与兰斯之间，发动“蒲留歇”攻势。当时德军以22个师奇袭联军的11个师。德军不但横扫埃讷河地区，而且于5月30日到达马恩河地区。之后，攻势却停顿了。在这次进攻中，德军兵力的优势程度不若以前明显，更无天气可资隐蔽。这次进攻初期的成功，似乎部分出自战略性的奇袭。一方面，德军以出其不意的时间与地点对联军发动攻击，一方面则由于联军守军指挥官的不智，使联军饱尝失败。守军指挥官竟坚持早已被推翻的办法——将守军集结在前进阵地中，最后成为德军炮兵的大批炮灰。

图19　德军攻势（1918年3月）

但是，鲁登道夫再次获得相当程度的胜利，虽然他心中既未准备，也未渴求。一切令奇袭者自己也惊讶不已。这次德军的进攻，原只是一次计划变更的攻击。为了向弗兰德斯地区英军防线进行最终与决定性的一击，德军决定先将联军预备兵力吸引到苏瓦松与兰斯之间地区。这个攻势虽然初期成功，却拖住相当数量的德军预备队。由于河川使德军正面攻势受阻，德军企图转向西进，又恐遭联军抵抗而作罢。德军所面临的抵抗，较引人注目的是美军在蒂耶里堡（Château-Thierry）所发动的英勇反攻。

鲁登道夫在联军防线上，如今已形成两个巨大、一个较小的突出部。他下一步准备切断亚眠与马恩河突出部之间的贡比涅（Compiègne）“舌部”。不过，这次他并没有发动奇袭，而且由于6月9日在“舌部”西侧发动攻击过迟，无法配合向东的攻击压力。接着就是一个月的“休战”。

鲁登道夫渴望对比利时的英军发动期待已久的决定性打击，却也顾及英军在比利时的仍相当强大的预备兵力。因此，他再度决定选择战术抵抗力最弱的地点下手，并希望在比利时之南发动重击，以牵制英军预备队。只是，他并未如预期拔除马恩河突出部之西的贡比涅“舌部”。于是他另图在马恩河突出部东边以同样手法攻击兰斯的两侧。但到此，他需要休息与准备。这一拖延，后果就严重了。他让英法军有时间重整，使美国人有时间集结兵力。英军除了完成先前被打散的师的整编之外，3月危机时，协约国向美国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紧急请求也有了结果。联军所请求的额外美军支援，从4月底开始，以每月30万人的速度运抵欧洲。到了7月中旬，为对抗德军下一波，也就是最终的攻击，7个师的美军已完成准备；5个师已在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进行战地环境熟悉；5个师会同英军作战；另有4个师正在美军训练区集结中。

鲁登道夫攻势在战术上的成功，为他种下战败祸根。等鲁登道夫注意到这些战术性成功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时，已为时过晚。他已将各攻势推进过远，战线延展过长，这不但耗尽他的预备兵力，而且使各攻势间距过宽。他曾在联军防线上造成3个巨型楔状攻势，但没有一个能作出深度穿透，重创联军命脉。这种战略性失败，使德军防线凹陷，后来并招致联军包抄反攻。

1918年7月15日，鲁登道夫发动新攻击，但新攻击的出现已非秘密，联军本已料到。在兰斯以东，攻击为联军守军灵活的防守所败。兰斯以西，德军虽穿越并渡过马恩河，却使他们愈发深陷败亡的巨网。从18日起，福煦向马恩河突出部的另一侧发动一次准备充分的攻击。在此，领导作战的贝当打开鲁登道夫所欠缺的门径。贝当动用大量轻型坦克，以康布雷作战方式发动奇袭。德军则力图掌控突出部的出入口，使之保持足够纵深，以能让自己的兵力安全撤出，并且拉直防线。但由于预备队用尽，鲁登道夫于20日，即使不是放弃，也是被迫延期发动在弗兰德斯地区的攻势。至此，联军终于完全取得主动。

福煦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持主动。他一面聚集预备兵力，一面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他安排黑格、贝当与潘兴发动一连串的局部进攻，目标是抢夺德国横向铁路线，以及为进一步的作战，加强防线据点强度。他建议黑格攻击利斯河地区，黑格则建议攻击索姆河地区比较合适。原来，在亚眠前线指挥的英国第四军团的罗林森，早已向黑格提出一份针对索姆河地区的大型奇袭计划，福煦遂同意以此取代他自己的计划。福煦同时将法国第一军团（由德伯内〔Debeney〕指挥）置于黑格指挥之下，以便向南延伸攻势。罗林森军团除了实力在这期间倍增之外，并以谨慎的掩饰手法瞒过德军，一直到8月8日，以456辆坦克发起奇袭。至此，德军才猛然惊觉。之后，在索姆河以南的澳洲军与加拿大军，迅速赶过德军，并制服了德军的第一线。到了8月12日，联军攻势因遇紊乱而荒芜的1916年索姆河旧战场而停顿。英国第四军团即使欠缺预备队，在本身伤亡仅2万人情形下，竟俘获敌军2.1万人。实质而言，即使英军未完全扩大战果，这样的战果已属佳绩，更不用提它在精神上的效果了。

鲁登道夫曾说：“8月8日是德国陆军战史上的黑日……毫无疑问，这是我们作战力衰微的开始……战争必将终结。”他告知德皇与其他政治领袖，在形势变坏之前，和平协商必须展开。事实上也必须如此。德国高层在斯帕（Spa）的御前会议中作出结论，“我们不再期望以军事行动击破敌人的战争意志”，“我们的战略目标应是以战略防御逐渐使敌人的战争意志瘫痪”。换言之，德军高层已放弃胜利希望或保有所攫获的土地，只希望避免走上投降一途——一种不稳当的精神基础。

1918年8月10日，福煦为英国第三军团“对巴波姆与佩罗讷总方向”的攻击准备，发出新指导原则。同时，福煦希望黑格继续加强第四军团对第一线正面的攻击。黑格则表示此举将会增加无谓伤亡，福煦从其意。自此，联军新发展的战略中，必有节约用兵一章。因此，在第三军团动作之前，第四军团的冲力鲜少因伤亡而减弱。从现在起，福煦频向德军防线叩关。他在不同据点发动一连串快速攻击，每一处，当初期冲力一消失，攻势就暂停。每一攻击都为下一攻击铺路；所有攻击，不论时间与地点间距上，都接近得足够彼此接应与支援。于是，鲁登道夫的预备兵力调度受制于联军。他的预备兵力也就逐渐耗光。

8月10日，法国第三军团攻击索姆河之南；8月17日，法国第十军团向更南地区推进；到了8月21日，英国第三军团也加入攻击行列，随后，8月26日，更有英国第一军团的攻击。另外，鲁登道夫因为镇守利斯河突出部的德军遭到整编完成的英国第五军团的攻击，于是下令德军加速撤退。及至9月第一周，德军已撤回原始起点，即坚强的兴登堡防线。9月12日，潘兴打赢一连串前导作战。他攻克圣米耶勒突出部，这是美军在西战场独立作战以来的首功。潘兴原准备藉此攻向布里埃（Briey）煤田，以及梅斯附近德国主要横向铁路东端。后因故放弃计划，原因请见后章。因此，联军并未藉机扩大战果。

除德军军力明显衰退之外，黑格也确信他有把握攻破德军预备兵力最厚实的兴登堡防线。由于这两点，使福煦打消延至1919年进行最终攻击的原意。如今他准备提前在1918年秋季即为胜利展开攻击。届时，联军在西战场的所有军队将结为一体，同时发起攻击。

在联军发动全面攻击之前，巴尔干半岛风波再起。套用鲁登道夫的话，这事件“决定了四国同盟⁽⁴⁾的命运”。他在前一段时期，仍希望牢牢掌握在西线的坚强防线。他认为，如果德国非后撤不可，希望能慢慢退至新战线上；而且在马其顿的战略性侧翼与意大利战场掩护下，德国政府准备与协约国谈判出一个对它有利的和平协议。同时间，德国更传出警讯，西战场失败所产生的精神效应，已挫败德国人民。他们的意志力已因食物短缺，甚至协约国的宣传攻势而逐渐消沉。(www.xing528.com)

另一方面，协约国驻萨洛尼卡的部队于9月15日，向保加利亚前线展开攻击。而且仅几天时间，就攻破了保加利亚防线。其实，吉约马（Guillaumat）于1917年12月继萨拉伊担任联军萨洛尼卡司令之后，就已拟妥保加利亚攻击计划。吉约马后因6月危机被召回法国，出任巴黎军区司令（他也是贝当可能的继任者）。他藉机说服协约国政府，使协约国同意他的保加利亚攻击计划。联军萨洛尼卡司令后由弗朗谢·戴斯佩雷继任。他集合一支法国、塞尔维亚打击部队，由米希克（Michich）率领，对瓦尔达尔河以西的索科尔—多布罗波耶（Sokol-Dobropolye）地区展开攻击。此地区保加利亚军认为有崇山峻岭之险，应不致遭袭击而驻军甚少。9月15日，米希克开始行动，至17日夜，塞尔维亚部队已深入敌境20英里，敌人防线的缺口也拓宽到25英里。18日，英军对多伊兰湖（Doiran）防线展开进攻，虽然出现战术性失败，但至少牵制住敌军的预备兵力。同时，瓦尔达尔河以西的整条敌人防线，在塞军与法军集中攻击下崩溃。塞法军更乘胜追击至于斯屈布。21日，瓦尔达尔河以东的保军也开始后撤。这一撤退，使英国飞机有机会轰炸狭窄的科斯图里诺隘口（Kosturino Pass），使撤退中的保军漫无目标四处逃窜。保加利亚的陆军至此分裂成两部分，而且由于饱经战火，兵疲马乏，于是寻求停战，并于9月29日与联军签订停战协定。戴斯佩雷的军事成就，不仅切断德奥势力的第一条命根，而且打开了攻往奥地利后门之路。

保加利亚的投降，使鲁登道夫相信，若要确保和平，非采取果决的步骤不可。鲁登道夫一面勉强凑合微不足道的几个师，前往塞尔维亚筑起新防线，一面安排与政治领袖会商局势。在同一时间，福煦在9月26日至28日之间，于西战场发动重大攻势。德军防线的土崩瓦解已然在望。

这时德国参谋本部不啻是惊弓之鸟，斗志全无。防线崩溃不但是时间问题，而且条件已经足够，所有挽救都已太迟。9月29日下午，鲁登道夫在斯帕的“不列颠旅馆”（Hotel Britannique，这是德国参谋本部所选择的不祥名称）的房中，研究战况。他愈仔细推敲，愈发现问题难以解决。一时之间，莫名之恐惧与愤怒之情不由而起。他叹息自己的苦恼，特别是欠缺坦克。他痛骂那些阻挠他辛勤工作的人——那些嫉妒他的参谋，失败主义的帝国议会（Reichstag），过度人道主义的德皇，以及沉溺在潜艇美梦的海军。渐渐地，他将自己推入狂怒境地。突然，他口吐白沫，晕厥于地。这天晚上，身心受创的鲁登道夫，就贸然决定要求停战。他说，保加利亚防线的崩溃，已搅乱他所有布局——“原本打算去西战场的士兵，现在需要派到保加利亚”。“由于西战场联军已发动攻击，这样做，基本上已经改变了形势。虽然联军目前已被击退，我们必须认真应付他们后续的动作”。

这段话与福煦的全面攻击是相关的。美军对默兹—阿戈讷地区的攻击，始于9月26日，但到28日就停顿下来。另由法、比、英军在弗兰德斯地区发动的攻势，始于28日。但即使令德军不痛快，也不见真正威胁力。29日晨，黑格开始朝兴登堡防线发动主攻，最早传回德国的消息就令人忧心。

在这紧要关头，马克斯亲王（Prince Max）被任命为德国首相。他以他在国际间为人称许的稳健与荣誉作为担保，与协约国谋和。为了谈判有实效，以及不必招认失败，他说他需要“在恳求敌人停战之前，有10天、8天，甚至4天的喘息时间”。但是兴登堡只重申，“军事形势已严重到不容许任何耽搁”，并且坚持“立即向敌人发出和平建议”。鲁登道夫则悲苦地附和着：“我要拯救我的陆军。”

因此，到了10月3日，德国请求立即停战议案，已到达美国总统威尔逊手中。这是一份向全世界公开承认失败的宣告。德军参谋本部甚至在此之前，于10月1日已将相同的想法传达给国内所有各党派领袖。此举当然对德国大后方国民的精神甚具刺激性。许多长久活在黑暗中的人，现在突然见光而盲。所有与政府不和的势力，以及和平主义者都受到巨大冲击。

德国政府在这段时间不但讨论停战条件，而且询问鲁登道夫，如果条件无法接受时，可否进行进一步抵抗。同时，福煦继续展开他的军事压力。

福煦的全面攻击计划包含一系列集中式的同步攻击：

第一与二为美军进攻默兹河与阿戈讷森林之间地区。法军攻击阿戈讷以西地区。两军目标皆朝向梅济耶尔（Mézières）推进。攻击发起日为9月26日。

三、 英军进攻圣康坦至康布雷防线，以莫伯日为目标。攻击发起日为9月27日。

四、 比利时军与其他联军以根特为目标发动攻击。时间为9月28日。

联军的整个攻击呈钳形，打击伊普尔与凡尔登之间向南伸出的巨大突出部。朝梅济耶尔的攻势，将把部分德军驱离原先经过洛林的天然撤退线，而赶进阿登的艰难地形中。这一来，联军将极接近安特卫普—默兹河防线的要冲。这对联军而言是险棋，因为德军正在这条防线后方进行整备。联军朝莫伯日的攻势，将威胁另一条主要铁路线，以及德军经过列日地峡的后撤路线，但这一条路比其他路更远。在这些攻击中，美军遇到了最艰困的地形障碍；英军则须面对最坚强的防御工事，以及最强大的敌军。

潘兴开头打得很好，其数量优势尚造成奇袭效果。在数量上，他与敌军呈八对一之比。然而由于补给不易，地形恶劣，扩大战果困难，故攻势的劲道不久就消失。美军不但苦战，而且损失惨重，于是进攻只好在10月14日叫停。美军现在的位置距离主要铁路线仍远。菜鸟级的美军正遇到1915年至1916年英军初临战场的痛苦。更糟的是，黑格不论美军最终的梅斯目标多么有胜算，而反对目前的美军进攻。这是因为美军如果采取现在的攻势，其攻击方向将与其他联军总攻击方向不同。因此潘兴放弃自己先前的计划，也即扩大圣米耶勒战果，直取梅斯的建议。福煦原始的全面攻击计划也跟着调整。结果，潘兴不但要攻击地形更加恶劣的区域，而且只有一星期时间供他准备新攻击。由于时间匆促，潘兴放弃调集更具经验的部队，而动用毫无作战经验者攻击圣米耶勒。但结果证明黑格的坚持并无必要。因为英军攻破兴登堡防线之后，美军方才发动默兹河——阿戈讷地区攻势，进而使德军撤出其防线。

黑格攻击兴登堡防线时，先推进左翼，以利右翼对该防线最坚强区段——北运河（Canal du Nord）展开攻击。10月5日，英军已穿越德军防线系统，进入开扩野地之外的地区。但在这一部分防线，联军攻击兵力实际上少于德军防御兵力⁽⁵⁾。英军因坦克用尽，无法快速追击，只好眼看德军退去。

几天之后，由于英军既已突入兴登堡防线，却未随后对防线进行实质突破，故德国参谋本部对战局不但感到高兴，甚至表示乐观。更令德军鼓舞的是，有报告指出联军攻击力已松懈，特别是放松了扩大战果的机会。鲁登道夫虽然仍寻求停战，却只给他的部队几天时间休息。而且这休息只是进一步撤退的前奏。他不但想要抵抗，而且要让德军安全撤至边界上的一条较短防御线上。10月17日，他甚至觉得军队可不必经过休息而达到目的。整个形势并未如他想像的变得多好，却也从未如他在9月29日想像的那么坏。然而，他的第一印象与沮丧之情，好像阵阵涟漪，撼动了德国政治圈与民意。

联军的联合军事压力以及沉稳的进击步调，正逐渐瓦解德国政府与人民的意志力。虽然德国政府与人民比军事领袖们更慢接受最终必败的想法，但当战败逐渐成真，这种想法就愈具说服力。期间，《泰晤士报》所有人诺斯克利夫很技巧地进行了密集的和平宣传。除间接影响德军士气外，并使德国经济压力增加。稍后，“大后方”开始崩溃，比战场崩溃得更快。

英国原定对巴勒斯坦地区的春季攻势，因为英军在法国发生3月危机而中断，并且从巴勒斯坦调走大部分艾伦比的部队前去法国。后来，英军从印度以及美索不达米亚调集援军才补妥兵力空档。到了9月，艾伦比再度就绪，准备出击。艾伦比从地中海一侧秘密集结大量步兵，以及紧随其后的骑兵。同时，劳伦斯（Lawrence）与他的阿拉伯部队神出鬼没般出现在沙漠上。他们不但威胁敌人的交通线，而且移转敌人的注意力。9月19日拂晓，艾伦比在地中海的大批部队展开攻击，将土耳其军驱向东北多山的内陆。这动作恰像一道门被打开似的。骑兵通过敞开的大门之后，沿着海岸走廊进攻30英里，然后转东赶过土军的后部。土军剩下的唯一撤退路线，是往东越过约旦河逸去，但这条路正遭英军飞机破坏性轰炸而封闭。土军主力虽已完全被英军所困，艾伦比的骑兵仍试图扩大这次史称美吉多（Megiddo）⁽⁶⁾之战的胜利战果。英军骑兵迅速不停地追逐敌军，一路先攻下大马士革等大城，最后到阿勒颇方才打住。土耳其到此已无防御力可言，加上受到英将米尔恩直接从马其顿攻击君士坦丁堡的威胁，遂于1918年10月30日投降。

奥地利在意大利前线的最后一次攻击，曾配合德军在法国的突击行动。1918年6月，奥军进攻即在威尼斯附近的皮亚韦河受阻。但意军参谋总长迪亚兹仍在等待适当时机反攻。他要等奥地利内部败坏到连德国都感无望再动手。10月24日，英军卡万（Cavan）的军团向前移动，占据了皮亚韦河的渡口。27日，联军展开主攻，朝维托里奥威尼托推进，将奥地利军打散成两部分。一部分留在山区，一部分则在亚得里亚平原上。10月30日，整个奥地利陆军被切割成两半。不久，兵败如山倒。同日，奥地利要求停战，并于11月4日签字。

美国威尔逊总统已于10月23日，以书面答复德国，实际上就是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鲁登道夫原希望继续奋战，期盼在德国边界打一场成功的防御战。他认为如此可能减低协约国的决心。但是形势早非他所能控制，国家的意志力已瓦解，他的意见已无人采信。于是他逼不得已于10月26日辞职。

就在此时，德国首相由于患流行性感冒，服药过量，竟昏睡了36小时。等他于11月3日晚间回到办公室时，不只是土耳其，连奥地利都已投降。即使西战场形势比起来好像容易应付些，但奥地利及其铁路系统已成为协约国进攻德国之本。几周之前，加尔维茨将军曾将这种当时尚未发生的事，警告过德国首相。他指出，如果这种可能性一旦成真，战败将是“决定性的”。第二天，德国爆发革命。革命怒火迅速延烧全国各地。德国人民在战争最后几天，已陷入巨大而多重的心理压力。在革命的冲天怒火后面，洛林前线的危机则在慢慢逼近中。美军自11月1日以来，对洛林所形成的新攻势压力，已比任何地点都接近引爆点。这是指，“如果安特卫普—默兹河防线仍在德军手中，他们就不会获准攻击洛林”。如果这种态势继续下去，下一条抵抗联军的防线，将是德国国境内的莱茵河而非边界了。

现在，由于德皇不愿退位，德国革命每一刻都在蔓延、扩张；但和平协商却拖延着。德国政府眼看与革命者妥协才是办法，于是到了11月9日，马克斯亲王将政权移交给社会主义者埃伯特（Ebert）。德国对外为回应威尔逊总统的要求，对内为平息人民反抗——反抗这些曾带领他们进入绝境的领袖，德国已变成一个共和国。德国舰队也早已叛变，起因是司令官要派遣他们与英国舰队打一场孤立无援的仗。至于外交方面，11月6日这一天，德国代表为停战交涉而离开柏林。

在德国停战代表尚未到达谈判地点的前数日，协约国已迫不及待展开了停战条件的讨论会。福煦把话说得清楚而果决，因为威尔逊总统曾建议，停战条件应留给军事领袖们决定。黑格则在米尔纳支持下，语气中庸地表示，“德国并非败在军事上。在最后几周的作战中，德国在勇敢奋战中撤退，一切井然有序。因此……有必要给予德国能接受的条件……撤出所有侵占的土地，以及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等条件，已足够决定我们的胜利。”同时英国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主义扩张，出现游击战，因此考虑不让德国陆军复员，以作为安全屏障。

福煦同意黑格所说，“德国陆军毫无疑问能采取新姿态应付未来，而且我们也阻止不了”，却不同意黑格所开出的条件。于是坚持德国不仅要交出三分之一的炮兵、一半的机枪，而且联军必须占领莱茵区⁽⁷⁾，将桥头堡设在莱茵河东岸。他认为，联军唯有占领莱茵河，才能保证德国不破坏和平协议。黑格的建议容易使德国撤至一个新的、强化的抵抗态势。福煦同时私下告知克列孟梭，占领“是战胜国的安全保证，也是战败国赔偿的抵押”。

潘兴的要求犹胜福煦一筹。他抗议与德国谈停战。福煦答复倒言之成理。福煦认为，“战争只是达到胜利成果的手段。如果德国在我们的条件下签订停战协定，这些成果自然归我们所有。这些成果目前正在取得，没有人有权为此使人多流一滴血”。他所说的成果，其实将逾越停战协议范围。他的意思是，一旦德国军队崩溃，法国将要求以法国的条件来架构和平，而非以威尔逊总统的条件为基础。威尔逊总统让军人制定停战条件的原意，现在出现讽刺性局面——威尔逊等于放弃自己“十四点和平原则”里所谈的和平条件。这样会给德国一个正当的口实，即使不是实质的拒绝。德国人会说，他们曾被威尔逊的承诺所骗，才落到如此地步。

下一个看法上的差异是，在停战条件上是否应提到赔偿。英国反对，但法国坚持。法国总理克列孟梭聪明而和颜悦色地辩解道，“我只希望提到原则”。他鼓吹一套模糊但总括性的处理方式——“损失赔偿”。法国财政部长则强调“损失赔偿”的可能效果。他还补上一句看来没什么的“但书”，“协约国对未来任何的求偿，都维持不变”。豪斯上校更单纯地轻信这句话。在他支持下，这句话列入了条件中。

下一个问题是海军。这时，各国代表的国家主义颠倒过来了。已提出过苛刻条件的福煦，这回极力轻弹海军条件的调。他仅要求德国潜艇出来投降即可。他略带嘲弄味儿问道：“德国水面舰队，你们何惧之有？整个战争期间，他们只有少数冒险离开过港口。这些单位投降，只会做个样子。除了让公众开心之外，什么也没有。”英国海军大臣埃里克·格迪斯爵士（Sir Eric Geddes）则要福煦注意，是英国舰队在“牵制”德国舰队。他并指出，如果德国舰队仍保持完整，英国舰队所受的战争压力将继续，直到和平完全尘埃落定为止。劳合·乔治则建议，如果要既具有功效，又让德国少屈辱，折中办法是，应扣押德国水面舰队，而非要求其投降。这个办法大家都同意。英国海军部则在不情愿中让步。最后除了要求150艘潜艇投降之外，并要求将德国舰队扣留“在中立国港口，或除轻型船舰外，在协约国港口使其10艘战斗舰，6艘战斗巡洋舰失去作用”。由于不易找到足够大的中立国港口，德国舰队最终目的地变成了英国的斯卡帕湾基地。这次冗长的讨论会，有一个重要决议，协约国应等到奥地利投降，才将停战条件定案。劳合·乔治精明地预见，这样才能使协约国“向德国提出毫无转圜余地的条件”，以便减少德国拒绝的机会。

德国之所以迅速接受这些苛刻条件，是因为西战场的既存因素，尚且不如“大后方”的崩溃与另外一个腹地暴露的问题那么严重。来自奥地利的联军新攻势，已使德国腹背受敌。联军在西线的攻势仍继续维持着，某些部分似乎已到最后关头，但德军主力已逃出危机四伏的突出部。他们不但脱逃，而且彻底破坏铁路和公路，使追兵的补给接运不上。联军显然要暂停攻势，以便整修交通线路。因此，德军有了喘息空间集结兵力对抗。联军攻势最后于11月11日到达穆松桥（Pont à Mousson）—色当—梅济耶尔—蒙斯—根特一线。这就是1914年战争肇始时的位置。但在战略上，联军攻势至此已告终结。

面临这种形势，福煦确曾集中一支强大的法美兵力，准备从梅斯以南直接向东进攻洛林。由于联军全面攻击已耗尽敌人的预备兵力，如果这次攻击能迅速而且深入敌境，将会制造另一次逼迫敌人后撤的机会。这次攻击不但可能使德军撤到沿默兹河到安特卫普之间的全新防御线上，而且可能搅乱德军原本井然有序朝莱茵河撤退的计划。但原订11月14日发动的洛林攻击，似乎也不能解决至今存在的问题。即自最初联军突破以来，联军始终无法维持足够的进攻力。其实，福煦也不认为这次攻击能一改联军攻势后劲不足的问题。因为有人问他，如果德国拒绝接受停战条件，将德军逐过莱茵河需要多长时间？他回答：“也许3个月，也许4或5个月。谁知道？”并且，他在战后评论洛林攻势时曾这样说，“这个攻势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大家以为非发动这个攻势不可，以为它可以彻底扳倒德国鬼。荒唐！当时我们还准备向比利时的利斯河地区发动攻击。洛林攻势并不比它重要。”

其实，联军在11月4日所作的决定，相比就更具实质意义了。在奥地利投降之后，联军准备在5周内，在奥德边境集结3个军团的兵力集中攻击慕尼黑。特仑查德（Trenchard）的独立空军也计划以空前的规模轰炸柏林。此外，驻欧美军总数此时已上升到208.5万人，师的总数已增至42个师，其中32个师随时可出动。事实上，德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才是促使德国决定投降的主要因素。联军在其前线最坚固部分发动任何单一、假设性的攻击都无法致使德国投降。总之，在内部革命、敌军兵临南疆、西线告急情形下，德国代表别无选择，唯有接受停战的苛刻条件。1918年11月11日清晨5时，停战协定在贡比涅森林的福煦专用车厢中签订。上午11时起，“世界战争”已成过去。

(1)　刻耳柏洛斯是一头具有三个头，尾部如蛇的怪物。

(2)　依序为法、英、美、意四国代表。

(3)　指福煦被任命为联军总协调人与稍后的联军总司令。

(4)　指德、奥、保、土。

(5)　1918年9月25日，即福煦发动全面攻击的前夕，大约在圣康坦与兰斯之间的兴登堡防线上，德军部署了57个师兵力，英美军则分别部署40个师与2个师兵力。而在默兹河——阿戈讷地区，德军以20个师对抗31个师法军，以及13个师大编制的美军。这里的法美军总兵力，至少等于联军60个一般规模的师兵力。在此，德军师级单位的规模虽已变相缩水，但并不影响一向具有史实的说法，德军即使遭受联军左右钳形攻击，仍有获胜可能。

(6)　美吉多本是著名巴勒斯坦古迹遗址，约在今日以色列海法港东南20英里。

(7)　莱茵河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