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露西塔尼亚”号事件之后,两年来,虽然美国威尔逊总统恼怒不已,但美国仍保持中立政策。尽管威尔逊过度的忍耐激怒了许多美国人,却也整合了美国人的意见,进而使美国同心协力介入战争。同时,他大力演说,并在他的私人大使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的推动下,寻求各交战国都能同意的和平基础。这项努力,由于他误解敌对国人民与交战国人民的心理而注定失败。他仍思考着政府政策中所谓传统战争问题;然而这时的战争冲突早已进入由原始本能和机械化武器占主导地位的、更广泛的人民战争。
德国宣布实行无限制潜艇政策,等于证实和平无望,并表明了德国的真正意图。威尔逊总统在德国故意击沉美国船舰,企图煽惑墨西哥对抗美国之后即不再犹豫,并于1917年4月6日对德宣战。
美国人力与物资之潜力堪称无限。1914年,即使比英国更无战争准备,美国在发掘人力与物力上所做的努力,必然早在进行,并且超过精神层面。德国则自信地预期,无限制潜艇政策实施之后,决定性效果几个月即可见分晓。这效果与德国先前估算究竟相差多少,翻阅1917年与1918年的历史记录便知。
1916年在协约国前景黯淡的气氛中结束。一年之前订定的各战线同时发动攻势的计划已经落空。法国军队正处低潮,俄军士气则更低落。索姆河之役以代价而言,完全未达到拨云见日之效,而协约国另一新加入的成员也已沦亡。在海上,日德兰之战打得令人失望;虽然德国第一次潜艇战业已放弃,实力更强大的潜艇战则隐然成形。为扳回一局,协约国仅攻陷遥远的巴格达,以及8月间意大利军在戈里齐亚的小小斩获。只是,它的价值主要仅刺激了意军自己的士气而已。
此情此景下,协约国人民与政治家的意志难免愈趋消沉。一方面,协约国对战争进行的方式感到不满;另一方面都认为战胜同盟国的前景令人气馁,和平谈判的可能性也已无望。前面一种不满的情绪首先濒临饱和点,并且在协约国政治中心伦敦引爆。1916年12月11日,英国阿斯奎斯政府由劳合·乔治所领导的政府取代。在一连串改革事件中,这件事安排在最前面有其重要作用。英国早已普遍要求对战争采取更强烈、更有效的进行方式;而劳合·乔治就因为是这项运动的代言者而组阁掌权。
第二项和平谈判部分倒有变化。这年12月12日,当布加勒斯特沦陷之后,协约国接到德国的和平信息,德国建议公开商讨和平。这项建议虽被协约国视为不够诚意而拒绝,却提供给威尔逊总统一个机会。威尔逊总统在其代表豪斯上校的奔走下,长期向各交战国政府试探美国出面调停的可能性。这时,威尔逊总统藉机劝说这些国家以初步的实际谈判,作为他们的战争目标。德国的答复模棱两可。协约国的答复则被同盟国认为讨论和平基本上是不能接受的。于是,试探性质的和平行动告终。但当这波和平无望的低压来势汹汹地袭击各国国内时,联军司令官们倒继续保持乐观。其实11月间,霞飞就在法国尚蒂伊召开过另一次联军司令官会议,与会者都同意,德国在西战场已遭遇重大困难,协约国的情势比任何时候都有利。
这时,在法国的英国陆军兵力已增至120万人,而且在持续增加之中。法国陆军的兵力,更因合并殖民地部队而增至260万人。因此,包括比利时军在内,估计联军已部署了390万人对抗德国的250万人。
然而霞飞声称,虽然法国陆军尚有能力支撑另一场规模更大的战争,但此后,战斗力必然走下坡路,因为法国届时将不再拥有足够的兵源递补损失。因此,他警告黑格,来年英军将负担更重的战争责任。与会者一致同意,依据目前这些因素视之,到了1917年春天可以确实预见,联军在西战场的相对优势比任何时期都大。因此,会议决定尽早抓住机会,扩大在索姆河已获得的优势,继续消耗敌人为决定性一搏所准备的后备兵力。卡多尔纳将军并另提议法英两国军队应联合起来,从意大利前线向奥地利发动攻势,以便先解决这个较弱的对手。虽然劳合·乔治在1917年1月的罗马会议中赞成这项建议,法英军指挥官们这时却并不同意这建议。他们反对的理由是,这样做将使主战场的军力大转移。他们认为将主力留置于西战场,反有成功的可能。
尽管从意大利进攻维也纳有许多艰巨之处尚待克服,特别是山地战问题,但我不得不指出,法英战略家们并不认识战略真谛——聚兵攻之,不若分兵击之,以使敌人首尾不得兼顾而败。他们自认正确的信念是,法英军的主力应留置在西战场;他们似乎太轻易放弃助人又利己的机会——协助意大利另辟分散敌军兵力的战场以嘉惠自己。然而,俄国已明显在衰败之中,协约国军另辟蹊径攻击已不可避免。不列颠帝国参谋总长罗伯逊却断言,历史的第一教训是,集中一切力量于主战场,“背离这项原则,必定悲惨收场”。他这样说,显然自己就忽视了历史。劳合·乔治曾认真提醒过他,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War of Spanish Succession)发生时,欧根亲王(Eugene of Savoy)(1)在马尔伯勒公爵支援下,曾有效利用意大利战场攻击法兰西;拿破仑在第一次反法大同盟战争中,也是藉意大利攻击奥地利。现代战略家们颜面无光的是,他们徒具优势的装备,却逾越不了先辈屡次克服的自然天险。如果要利用意大利战场有效地分散敌军军力,使西战场联军受惠,协约国必须以质重于量的态度,对意大利进行援助。突破伊松佐前线的第一步,即须从西战场调集重炮兵——附带应承诺大幅提升作战效率,使质与量相符才对。接续的进攻,更应以轻量重质的态度,将重点放在提供充分且善于山地作战的前锋兵力。然而,协约国对于各军种的组构方式,一如对整体兵源的组构方式。协约国战略上的基本缺陷在于他们进行兵力集结时,首重数量,而非如何有效利用“适战性”高的人员与装备。
思想贫乏,而非资源欠缺,使尚蒂伊军事会议中所提出的计划无法实施。联军的碗中,有的是人员与武器,但碗、盘、架却缺乏架构理念。从他们对各种资源的处置,明显看出他们对战争的了解不足,并且未熟读战史。协约国人民则为军事上展现新做法而大声疾呼。如果他们的动机是彼此融合的,这自是正当的。但尚蒂伊军事会议的军事首领们头脑风暴的结果只是提出了一个充斥着腐朽的陈词滥调的作战框架。
协约国1917年的军事计划,很快因军事指挥权的变换而复杂化。法国人早已厌烦了霞飞的消耗战略。他的有限目标战法,由于无限损失,外加无明显收获而不再受青睐。法国人将霞飞停滞不前的战略,拿来与前一年秋天的一场战役相比。法军芒然在尼韦勒的指挥下,曾在凡尔登打了漂亮一仗。这一仗的结果打掉了霞飞的位子。霞飞自此让位给承诺要发动真正突破的尼韦勒。不仅如此,尼韦勒的信心也深深打动了英国新首相劳合·乔治,使劳合·乔治指示黑格在即将来临的作战中,听命于尼韦勒。这样安排其实是有违原则的。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指挥两头作战。由于实施这样计划基本上过于大胆,所以尼韦勒另有些麻烦事出现了。一是无法转变一些属下的想法,一是政府对他的授权少于前任。于是当他听到霞飞暗示说,作战必然由英国人挑大梁之后,他就想改变政策。他为了维持法兰西荣耀,竟忽视法军战斗力已严重不足的事实。
霞飞曾拟订过一项攻击计划。他准备以较宽阔的正面,重新发动索姆河攻势——英军攻击索姆河北岸,包括并延伸至旧战场;法军攻击索姆河以南到瓦兹河(Oise)。这个攻势准备在1917年2月初展开,两周之后,法军另以较小的攻势,进逼兰斯到克劳纳(Croanne)之间的香槟地区。
由于法军所拟的计划,只是一些较短程目标,因此,除非德军的抵抗意外瓦解,大批英军在攻势结束后,将可转调弗兰德斯地区进行新的攻势。协约国分析事实之后,不认为放弃霞飞计划,会丧失初期获胜的机会。因为1月下旬的酷寒与风雪,将有助于协约国攻势的初期发展,但因此而期望与其他战场同时发动攻势,则嫌过早。由于德军也害怕气候会扰乱本身的计划,于是干脆准备进行后撤整补。因为这样总比让协约国利用气候优势取得全胜好。
然而尼韦勒计划的范围所及,远大于霞飞计划。他企图在朗斯—努瓦永—兰斯大突出部(the great salient Lens-Noyon-Reims)的两侧发动一次集中性攻击——由法英军分别先进攻索姆河南北,吸引敌人兵力,然后法军立即向香槟地区发动主要攻势。在前一部分的“预备”攻势中,尼韦勒准备避开索姆河旧战场,而只攻击索姆河的两边。由于黑格的攻击正面已较前缩减,尼韦勒藉机要求他接替法军在索姆河以南的防线,范围远及鲁瓦(Roye)。此举目的在于解放出更多法军,使他们转战香槟主战区。尼韦勒期望在此获得突破。
黑格虽怀疑这样发展对日后的攻势有利,但看出新计划中的某些优点——它特别透露法国人正以空前的力量投入战争。另一方面,他竭力拒绝延伸他的防线。因为如此一来,将使未来英军发动弗兰德斯地区攻势时的实力减低。这项攻势其实是黑格的夙愿。黑格的反对,造成尼韦勒计划的第一道裂痕。12月21日,尼韦勒写信恳切要求黑格照办,黑格的答复却不明确。他说,如果他能再获得6个师的兵力,他就接替法军的防务。尼韦勒感觉机会不可失,赶紧通过法国政府,向英国提出增兵要求。结果在1月中旬,伦敦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黑格在会中建议,这次攻势应等待5月间俄国与意大利的攻势一起行动,但被拒。于是决定尼韦勒计划不晚于4月1日实施。会中另决议,黑格应接替索姆河以南的法军,并答应他为此目的给他2个师的增援兵力。但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最后他竟获得了8个师。此外,上级指示黑格应当在“形式与精神上”,执行这个协议。
但是有一些难题,特别是个人的感受却并未抚平。法军与英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法军指控英军阻挠计划进行,英军则说法军企图揽权。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后来因英军不满法国的铁路服务而扩大。至此,黑格向自己的政府提出控诉,并导致2月26日在加来举行的新军事会议。出乎他意料的是,法国还利用机会要求作战统一指挥权,并为这次作战提出一个计划——英军接受尼韦勒指挥的计划;即,尼韦勒的命令将通过法军司令部中的一位英军参谋长,传递到英军手中。对这样的建议,黑格与罗伯逊自然反对。几经热烈讨论,出现了折中方案。黑格同意在未来作战中,视法军“要求的正当性”而接受尼韦勒的指挥。但是法英军之间的工作,由于英军高层根深蒂固的疑虑而无法顺畅。这也导致尼韦勒周围一些人,鼓动他要让黑格去职。
几天之后,黑格接到一份尼韦勒语气强悍的指令。尼韦勒显然抓到机会,以德军撤离索姆河防线的迹象为由,试试他的“正当要求”。黑格的恼怒不在话下,于是编出一套过分牵强的理由来打发尼韦勒。他以德军可能往北调兵,准备与他在弗兰德斯地区一战为由,分别通知英国政府与尼韦勒,说他可能必须减轻英军在尼韦勒攻势中的角色,并且要延期执行尼韦勒的命令。尼韦勒自然感觉到黑格是在逃避他的责任。于是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时间是3月12日,地点则换在伦敦举行。会议决定在双方协议中,再插入一些保障条款,但主要却在讨论尼韦勒指示的形式而非内容。后来这两位司令官经过面对面沟通之后,措辞上微妙细节所造成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尼韦勒终于放心集中精力于即将来临的攻击计划上。
然而,计划尚未开始实施,就被德军打乱了。鲁登道夫整军的第一步是着手完整的德国人力、武器弹药与供应的重组计划。他一面推动,一面坚持德军在这段期间以打防御战为主。他期望新发动的潜艇战可以决定大局,或是等他的后备人力与物资准备充分之后,替决定性的陆上攻击铺路。以前在面对联军的索姆河攻势时,他为德军制定过一项“安全系数”。他曾下令建造一条连接朗斯—努瓦永—兰斯弧状连线上的防御之“弦”。1917年新年初期,鲁登道夫预期协约国的索姆河攻势会重演,于是,除了急着完成这条后部的防线,他还准备将弧状地区内的整个区域坚壁清野。其实从这次任务的代号上,即知其任务性质。德军为任务取了一个既讽刺又有煽情倾向的名字——“阿尔韦里奇”(Alberich)——此乃纽伦堡故事中,一名心术不正的矮子名字。鲁普雷希特王储就因不愿执行这个需动用极端手段的任务,而差一点辞职不干。后来又以拒绝亲自签发命令,使自己良心稍安为由,打消了辞职念头。德军将该地区内房舍悉数破坏,树木砍尽,甚至污染水井;同时在断垣残壁中,布下大量地雷。
德军在2月23日之前就开始后撤。德军先自巴波姆防线上,撤出一部分不顺手的突出部。这一步骤适时解除了来自英军的压力,避开了交缨的危机。虽然德军的行动,等于已向协约国明示他们的意图,协约国却未善加利用。尼韦勒不信德军的撤退会到达他的防线,但黑格相信。黑格同时审慎地认为,如要攻击,只有发动一场谨慎的骑兵攻势才可能取胜。但德军在3月12日清晨一段时间,又进行了一次局部撤退,又避开了协约国的攻击。到了16日,正式撤军行动开始,德军缓缓退入一条他们称之为“西格弗里德”,而联军称之为“兴登堡”的新防线。如果没有那些不必要的凶残举动,德军的撤退堪称无懈可击。这次行动显示鲁登道夫在必要时,具有放弃土地的勇气。英军面对眼前的一片荒芜,小心且缓慢地追逐着敌人;原先准备在这条防线上发动攻势的计划已行不通。于是只好将攻击局限在阿拉斯地区一带,此地的防线尚未起变化。
4月9日,英军艾伦比的第三军团在此展开春季攻势,攻占觊觎已久的维米岭,但未能扩大初期战果。而且等德军抵抗加强之后,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个行动表面上是为替法军解压才拖延了攻击时间,法军也是由于德军的撤退,使索姆河到瓦兹河之间的攻势变得毫无意义。4月16日,法军对兰斯以东与以西地区所展开的主要攻势,更是一败涂地,还拖上一条危险的尾巴。即使搅乱尼韦勒战略计划的并非他自己,尼韦勒的过失却是即使情势已全然转变,他仍坚持己见,执行原先计划。他充分暴露自己“伟大的疯狂”个性。至于他的战术计划,则是过于周详又欠缺弹性。面对对于情势已有所警惕的敌人,这套战术弥补不了失败。由于法军在攻击前曾进行炮击,以致失去奇袭机会。其次,没有把德军预备兵力引开。光是这两点,已使迅速突破的想法成为泡影。先前过高的期望,更产生很大的反弹。在德军铁丝网与机枪下苦战的法军士兵,因不见显著成果而渐感疲惫。
法军起于对服勤的不满,触发了一连串暴动。影响所及,竟有16个师之多。5月3日,第二殖民师的一个团首先燃起反叛变的火苗。虽然平息了一阵子,但很快就又蔓延开来。他们的口号是:“宁守战壕,不要攻击!”“我们不会笨到走向金身不坏的机枪下吃子弹!”其实,依据每次反叛都发生在部队奉命进入前线来看,反叛的真正原因是部队厌恶上级的领导方式,而非受到煽动性宣传。有一个重要的间接证明,可以了解法军的领导统御确实有问题。士兵逃亡案件,从1914年的509件,遽升到1917年的21174件。士气低落的现象颇为普遍。根据法国陆军部长的说法,当时香槟地区的部队仅有两个师可以完全信赖,许多战壕连卫兵都没有。
这当口,救星来了。挽回局面的是贝当将军。他所持的法宝是以心理学为基础所蜕变出来的政策。4月28日,法国政府指派他出任参谋总长,以便对尼韦勒不计后果的攻势加以制衡。5月15日,法国政府踏出了更聪明务实的一步——任命他取代尼韦勒的职务。整整1个月时间,贝当乘车走遍前线,视察几乎每一师,要求官兵说出心中的怨愤。贝当的态度基本上是大家长式的,是官兵所不熟悉的。他以坚定的信念与承诺,激发了军队的自信。于是,战壕中,值勤轮班方式趋于平等,休假制度规律化,休闲处所的设备有所改善。之后不到1个月,反叛的声音就平息了。这次反叛所付出的代价是,虽然遣送到殖民地去的叛变首谋超过几百人,但枪决的仅23人。
即使军中问题已平息,贝当仍设法重新建立官兵战斗的信心与实力。在这方面,他首先进行整训与重定战术方针。这些计划基本着重在如何以火力节省人力;然后,他企图测试他新磨利的刀刃。地点选在容易作战的、不会使新刀再变钝的地方。因此,从现在开始,这一年其余的时间,都由英军扛下会战的主要攻击重任。英军至此在法国的军力到达巅峰的64个师,并有充足的炮兵与弹药支援。然而,英军的压力由于俄国军事失败而增加。俄国由于在3月间爆发革命,因此对德国任何攻势都归失利。有鉴于此,黑格决定以原先攻击比利时的计划,来继续困扰德军。但即使原则正确,其方法与所选择的场所,与所有历史经验都相违背。
英军为了将伊普尔突出部线条拉直,以及吸引敌军的预备兵力,最初选择攻击麦西纳岭。攻击发起日定为6月7日,由普默尔所指挥的第二军团(参谋长是哈灵顿〔Harington〕)执行攻击。这次任务奠定了一种“有限”的攻击模式。英军以同时引爆19枚巨型地雷展开攻击序幕,造成奇袭效果,辅以压倒性集中轰击的火炮,直到德军的“麻木”消退为止。
在这次成功的攻击之后,是拖延许久才发动的主攻。时间已是7月31日,目标则是伊普尔。这次攻势由于遇上倾盆大雨,加上自己先破坏了战区复杂的排水系统,故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英军司令部所坚持的在攻击前实施长时间炮击已有两年半之久。他们相信这样炮击乃成功之本。其实历史上,没有大军事家干过这类事,因为这样会搞不成奇袭。英军对伊普尔的攻势,最后在11月初被巴斯青达沼泽地所“淹没”。这次伊普尔攻势比之前更凸显了一个事实——攻击前的炮击阻断它原本为进攻所铺的路;原来炮击铲翻了地面,使部队根本无法通行。此外德军新想出来的减少前线防御力,以多余兵力进行局部反击的新防卫战术,使英军攻势的挫折增加。德军的防御体系,是以各混凝土碉堡中的机枪群为架构,作深层部署。后来,当英军攻击指挥权移转到普默尔的第二军团手里时,由于参谋作业正确,使英军在烂泥战中所造成的无谓伤亡得以缓和。
英军的近期目标是将德军逐出盘踞在比利时海港的潜艇基地,但无显著战果。3个月令人生厌的奋战过后,战事终于告一段落。英军削弱自己实力的程度,犹胜削弱德军的实力。
1917年西线会战在口惠而实不至——承诺得漂亮,成功较少的情形下结束。且说,英军坦克兵团指挥部自从了解在弗兰德斯沼泽地带不可能动用坦克之后,就在寻找可以彻底试验坦克新战术的地点。他们后来针对康布雷附近的理想地区,拟出一个大规模的攻击方案。原来这里有一处四周是运河,坡度徐缓的“口袋”地区,适合实施坦克计划。计划的基本构想是准备在无先期炮击,不惊扰敌人之下放出一大群坦克。后来英军高层认为伊普尔攻势既已无望,就批准了这项计划,但也改变了原计划。新计划是一项目标远大的纯攻击方案。其实这时英军由于伊普尔攻势已耗尽人力,故无后备兵源可用。这次行动由拜恩(Byng)第三军团的6个师执行,时间定在11月20日。攻击部队在400辆坦克前导下向前推进,堪称完美的奇袭。除了一些小顿挫之外,英军深入敌阵,其损失是历来攻势中最小的。但就如前述,等全部可用兵力与坦克投入第一击之后,英军缺乏预备队来扩大战果。骑兵仍如往常在西线一样,根本无力担任这项任务。(www.xing528.com)
于是攻击无疾而终。到了11月30日,德军发动反击,攻击由于英军进攻所造成的突出部两侧。北侧,德军未得逞;南侧,英军防线被突破,所幸未酿成大祸。康布雷战事最后虽然令人失望,却显示奇袭与坦克战结合之后,可以破解战壕障碍。同时,贝当对法国陆军已整顿完毕,正为1918年的攻势寻找测试实力的机会。8月间,在凡尔登地区的吉约马(Guillaumat)军团发动了一次攻击,收复了自1916年以来剩余的失土;10月,迈斯特(Maistre)军团击垮德军防线的西南角,并攻占“贵妇之路”(Chemin des Dames ridge)。
1917年法国作战力的暂时瓦解,并不是造成协约国攻势衰退的最棘手问题。而俄国在这一年却先是部分崩溃,然后整个瓦解。俄国崩解对协约国的损失,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即使美国参战也弥补不了。而且在这道伤痕平复之前,西方盟邦处境危殆,正接近战败边缘。由于俄国体制出问题,以致它在为协约国作出贡献时,蒙受惊人的损失。这巨大的损失对于俄国所造成的精神影响,甚至大于对实质持久力的损害。3月间革命爆发,表面上冲着沙皇身边人士的腐败与堕落而来,深层却有根深蒂固的精神因素存在。沙皇被迫退位之后,由一个作风中庸的临时政府接续执政,但无法驾驭状况。这个权宜的执政方式到了5月,就有另一批由克伦斯基(Kerensky)领导的,更倾向社会主义的人士接掌。他们以有系统的委员会管理方式,呐喊着争取全面和平,却也不知不觉破坏了既有纪律。这种作风适合工会运作,并不适合战场。虽然如此,克伦斯基妄想自己能以政策性诉求,派遣军队打击敌人。布鲁西洛夫则在此时继阿列克谢耶夫担任参谋总长。7月1日,俄军在对奥军作战中,开头取得一些胜利,特别是在史坦尼斯劳地区。但等到真正的抵抗出现,攻势立即停顿。如果遇上德军的直接反击,俄军更是望风而逃。到了8月初,俄军被逐出加利西亚与布科维纳。后来只因政策因素,使德奥军在俄国门前停住脚步。且说1916年,兴登堡与鲁登道夫离开东战场之后,霍夫曼实质掌控了东线战局(2)。他那结合战略与政策的智慧,彻底使俄国陷入瘫痪,并进一步使德军解放出更多兵力转战西线。9月间,德军炮兵为未来法国战场之用,伺机露了一手他们的新炮兵战术。德军在胡提尔(Hutier)指挥下发动奇袭,攻占了里加,当时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10月,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成员,推翻喜欢论战的克伦斯基。他们寻求与德国休战。12月,双方停战协议终于达成。
俄国脱离协约国之后,协约国的厄运未了。每年秋天一到,德国照例抓住机会打击协约国士气,吃掉一个较弱的盟国。1915年是塞尔维亚,1916年是罗马尼亚,现在德国大约想要干掉意大利了。鲁登道夫是在9月间基于奥地利当局的请求,作出进攻意大利的决定的。奥地利当时表示,他们的军队已无法在意大利前线支撑另一场防御性战争。5月的时候,意军在卡多尔纳将军指挥下,已再次在伊松佐前线发动攻击,但奥军曾在卡尔索地区反攻,并收回了小部分“失土”。然而,交战双方的损失比以前更旗鼓相当了。英法军支援意军在意大利前线作战的问题,也再度浮现,却无结果,原因是黑格强烈反对。尽管如此,卡多尔纳在8月间仍发动他的“第十一次伊松佐之战”。意军卡佩洛的第二军团攻占戈利齐亚镇以北大部分的贝恩西查高原(Bainsizza plateau)。但后来由于长期进攻无进展,鏖战四星期之后,卡多尔纳被迫中止攻击。不过这种打法使实力日衰的奥军备感压力。套用一句鲁登道夫的话,是“为防止奥匈帝国垮台,有必要在意大利发动攻势”。
但鲁登道夫另有困难问题急待解决:第一,这时俄国尚未屈服,德军在俄国前线的兵力原已嫌不足,遑论调兵至意大利作战;第二,由于英军在弗兰德斯地区发动攻势,故也不可能从法国撤出大批部队转战意大利。因此,鲁登道夫只能勉强凑出6个师兵力,而奥军的素质却正每况愈下。于是他认为,成功的唯一机会在于挑选对方在防守上特别不足的,却可进行战略性突破的地区进行袭击。鲁登道夫发现托明诺-卡波雷托(Tolmino-Caporetto)地区合乎理想。10月24日,在一阵短暂的炮轰之后,德奥军开始攻击,未几便长驱直入山区西侧坡地,危及山区南北的意大利军。10月28日,德奥军进攻到达乌迪内(Udine), 也即前意军总司令部所在地;31日,德奥军攻过塔利亚门托河。
在这次德奥军进击的准备工作中,精神攻势的意义非凡。几个月以来,德奥利用宣传削弱了意军的纪律与抗敌意志,但其成效更因意军司令部实施消耗战略而被彰显。这种效果显著的宣传,可媲美4月间德国对法军的宣传战。消耗战其实只是以无限代价换取有限成果,意军官兵深恶痛绝。
这个战果同时令鲁登道夫吃惊的是,以其少量的兵力,竟出现了从未盘算过的夺取远程目标的可能性。未几,直接追逐战进展慢了下来。但由于铁路设备不足,使他无法利用时机将左翼兵力调转支援康拉德军团。该军团这时正在侧击威尼斯突出部以北区域。即使如此,中央部分已被突破的卡多尔纳,为保住他的两翼,仓皇下令部队撤至守护威尼斯的皮亚韦河(Piave)防线,以致有25万士兵为敌人所俘。就在这同一天,卡多尔纳被撤换,由迪亚兹(Diaz)继任参谋总长。意大利的盟邦到这时才开始紧急增援两个军到意大利,其中英法各一个军。到11月5日,英法政治、军事首长抵达意大利,参加在拉帕洛(Rapallo)举行的会议。这个会议后来发展成凡尔赛协约国会议,使协约国最终拥有单一指挥机制。
入侵者在进军之时,速度超过了他们自己的运输工具。意军则由于危急存亡的意识而军心振奋。面对康拉德的直接攻势与奋力战斗,意军在特伦蒂诺包抄了敌人的左翼。原本准备在新的突破时作为预备队的英法军于12月初拔营前进,接替易受攻击的意军防务。但德奥军只在北边重新展开攻势。到了12月19日,由于风雪降临,战事遂告一段落。尽管卡波雷托会战使意大利损失严重,却也使意大利置之死地而后生。经过休养生息,意大利即在维托里奥威尼托(Vittorio Veneto)会战中,证明了自己的却敌能力。
遥远的中东战场,在这一年再度提供给协约国一次全胜的机会——这次是在巴勒斯坦地区。1917年4月,英军两次攻击加沙失败,造成司令官默里的去职。(3)接替他的是艾伦比。此人性格倔强,却也够幸运地获得充分兵力。这本是默里苦求而不得的。英国政府此时正急于见到他们亮丽的军事表现,以弥补由于尼韦勒的失败,以及俄国的衰颓所造成的意志消沉。于是英国参谋本部以引开土耳其预备兵力为蓝本,设计了一套阻挠土耳其军收复巴格达的办法。
艾伦比于7月接掌英军。之后,他花费3个月时间积极准备秋季攻势。原因是秋季较适宜军事行动。他先重整指挥系统,开辟交通线,并将总司令部从开罗迁至加沙前线。他的行动不但全面保密,而且欺敌成功。使土耳其军直到英军发动攻势前最后一刻才恍然大悟。从10月20日起,英军开始炮击加沙防线。11月1日,英军展开攻击,企图压制当地敌军,使之动弹不得,并吸引住整个敌军预备兵力。同时,在这个开场白之后,正式进攻上场。地点是在内陆贝尔谢巴要塞地区。10月31日,贝尔谢巴在集中攻击下为英军所占。这次胜利复为11月6日英军决定性攻势的前奏。是日,英军在突破敌军势弱的中央部分之后,进入菲利斯帝亚(Philistia)平原。这时司令部设在阿勒颇的法金汉,早已完成进攻计划,只是被具有交通优势的英军先下手攻击了。虽然法金汉在贝尔谢巴曾发动反击,以阻止英军攻势,但由于中央部分被攻破,只好进行总撤退。但这期间英军的追击行动也被缺水与无法采取主动所困。即使如此,11月14日土军仍被切成两半,雅法港(Jaffa)被英军占据。随后艾伦比下令英军主力转右,朝内陆的耶路撒冷挺进。艾伦比在土军未及拦阻下,率先通过重要关隘。稍事休息与整修道路之后,调上预备兵力展开新攻势。耶路撒冷遂于1917年12月9日为英军所占。到冬雨降临时,英军已扩大占领范围,并完成占领区内各据点巩固工作。对于促进英军士气而言,这次战绩居功至伟。然以战略视之,英军仍在目标外兜圈。倘若将土耳其视为衰弱的老人,英军先未击其首——君士坦丁堡,后未攻其心——亚历山大勒塔(Alexandretta),现在更放弃从足部往上吞噬,却像蟒蛇一样,拖着无尽的长尾,蠕蠕爬过沙漠。虽然英军难以将土军一口吞掉,劳伦斯与其阿拉伯军的侧击,倒逐渐使土军瘫痪,进而有助于英军的“消化”。
1917年也是协约国在另外一场海外战争中战绩可观的一年。在东非,虽然战争未了,却将德国势力逐了出去。在英军坦噶失利之后,整整一年多时间,英军一直在思考如何征服德国在非洲大陆的最后据点。从主战场调拨兵力到非洲显然有困难、唯一解决之道就是寻求南非政府的忠诚合作。1916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斯马茨将军(General Smuts)为远征军司令。他为了避开疫病猖獗的海岸平原,拟订了一项穿越地形艰险的内陆地区,由北而南的攻击计划。这个计划简言之,是从德国属地的中央部分切入。配合这次进攻的,包括托姆贝尔(Tombeur)所指挥的比利时部队,以及另一批由诺西(Northey)率领的小股英军。比军准备从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向东进军,这小股英军则从西南方的尼亚萨兰(Nyasaland)攻入。由莱托-福贝克领导的德军,虽然势弱,却战技娴熟,并得天时地利之便。他们藉着赤道气候与广大且人烟绝迹的地域——部分为密林矮丛覆盖的山区,抵挡入侵者的进攻。从达累斯萨拉姆(Dar-es-Salaam)到坦噶尼喀湖附近的乌吉吉(Ujiji),有一条横贯殖民地中央的铁路线。斯马茨先将德军驱逐过边界,占据乞力马扎罗山隘口(Kilimanjarogap),然后就利用这条铁路,直接向300英里外的莫罗戈罗(Morogoro)前进。同时,他派出由范丹凡特(Van Denventer)指挥的部队向西横扫,以便切断深入更远内陆的铁路线,然后准备分头齐袭莫罗戈罗。莱扎-福贝克则集中兵力猛攻范丹凡特部队,使英军攻势延缓。斯马茨见状发动一阵直接攻击,迫使莱扎-福贝克急忙撤兵,也因此使范丹凡特控制了铁路全线。
然而,莱扎-福贝克逃过了被英军切断的危险,并在9月间从乌路孤路山区(Uluguru mountains)向南撤军。此时比军与诺西的英军已肃清坦加的西部,天罗地网已稳稳撒下,将莱扎-福贝克逼至殖民地的东南一角中。1917年初,斯马茨回到英国,收网工作就落在范丹凡特身上。到了最后一刻,莱扎-福贝克为避免被围死,竟溜过边界进入葡属非洲,并干脆就地打起游击,一直到1918年整个大战停战为止。莱扎-福贝克以区区5000个军人,其中欧洲人只占百分之五,却引出13万敌军,耗费7200万英镑,最后仍未完全被剿灭。
1917年的整体战局都受到海军影响,或者严谨地说,局势笼罩在经济战的阴霾之中。这一年,重要议题在于如何使英国的抵抗力,顶住德国的潜艇战压力。4月份对英国而言最糟。离开英伦三岛的船舶中,每四艘就有一艘一去不返。协约国损失将近100万吨,其中百分之六十属于英国。虽然德国海军所预言的到4月底就会胜利已证明失算,但很明显的,以这样比例持续下去,必使民众挨饿,继之,英国必然无法维持军事行动。事实确实如此,英国此时的民间余粮,仅够维持6周。
于是英国政府寻求对策,其中间接办法有食物配给,增加国内生产与扩充造船能力;直接办法则包括系统性海军护航,以新式侦测仪器进行反潜,以及动用千百艘巡逻艇等计划。然而,最具效力的反制措施是失败的。这种原本准备以水雷迫使德国潜艇坐困基地的方法,却因英国无法在一次决战中获胜,进而无法取得北海真正控制权而告失败。英国驱逐舰队曾勇敢地在德国海军必经的黑尔戈兰湾各水道之间,布下千万枚水雷,却大部分为德国扫雷艇所清除。而这些扫雷艇之所以能够自由工作,就是因为受到德国舰队的保护。尽管如此,这些水雷确也使德国潜艇的行动受阻或延缓。重要的是,对潜艇人员与日俱增的士气打击与精神压力,成为潜艇战走下坡路的原因。对于这种作战,一方面潜艇数量与训练有素的人员太少,加在他们身上的压力却太大,于是潜艇战终告失败。
英国在防止1917年春天危机的方式上,是攻守都动用过。结果,守比攻有效。船舶护航终成解救危机的主要推动力。1916年,英国为防止德国潜艇肆虐,曾实施固定巡逻区划分法。虽然这种方法被证明无用,但1917年前几个月仍在继续实施中。就如丘吉尔所说:“4月份,通往爱尔兰西南的大路,正变成英国船舶的实质坟场。”其他的坟场也很多,只是小了一点。除被击沉的516000吨英国船只之外,其他盟邦与中立国在4月间遭德国潜艇击沉的也达336000吨。由于中立国渐渐不愿冒险向英国送补给,使英国的实物与原料日益欠缺。现在唯有英国本国勇气十足的商船海员,敢于在德国鱼雷淫威下出海。英国海军部最无知的错误是,由于其他防止迫在眉睫危机的办法都归无效,竟也反对使用护航制度。最后,迫使劳合·乔治强力介入。他不但支持年轻官员对护航制度的主张,而且在4月间批准护航,并决定先以直布罗陀到北海的航路进行试验。5月10日,首批护航下的船队,离开直布罗陀向英国返航。由于这次任务极为成功,护航行动遂延伸到横越大西洋的航线上。这时,西姆斯将军(Admiral Sims)所率领的美国小型舰队及时驶抵英国,使英国增加了更多护航用的驱逐舰。之后英国在护航下,船舶损失锐减到百分之一左右。到8月,护航工作扩大到从英国通往海外的航路上。9月,损失已低于20万吨。同时,海上攻击战获得了新的生力军支持。在追踪潜艇用的飞机与新式触角式水雷上场之后,德国潜艇损失节节攀升。因此到1917年年底,尽管德国潜艇威胁尚未完全消除,也至少遏制住了。即使英国人民须勒紧裤带,实施食物配给度日,但至少现在挺得住饥饿了。
1918年初几个月,德国潜艇数量因损失增加而持续减少。单单5月份,125艘服勤的潜艇中,就被击沉14艘。潜艇袭击的效果也与其数量不成比例。德国潜艇在战争中总损失199艘,其中175艘是英国海军的牺牲品,触雷的有42艘,被深水炸弹击中的则有31艘。德国潜艇除了在狭窄的海域中被穷追猛打,到战争最后阶段,连宽阔的大洋也无法生存了。美英海军在战争后期,曾从挪威到奥克尼群岛之间的180哩宽通路中,布下一片广大雷区。水雷数不少于7万枚,其中英国布下13000枚。这是协约国对德国阻断大不列颠海洋补给的主要潜艇战的直接反击。
至于从比利时海岸出发,由德国小型潜艇担纲的短途任务,则因三项原因而挫败。第一,英军隔着多佛海峡所发射的精准炮弹;第二,英国海军基耶斯舰队在1918年4月22日晚,对德国海军基地进行了一次大胆攻击。这次攻击曾一度将比利时齐布鲁基港的出口封锁;第三,德国潜艇官兵士气的进一步低迷。但是,尽管德国潜艇威胁被解除,仍不应就此低估它们对未来的影响力。须知1917年德国的潜艇战仅靠148艘潜艇发动的,并在极不利的战略条件下进行。大不列颠对德国海军而言,就像一道巨型防波堤一般,横亘在北欧的出入口上。德国潜艇必须穿过既狭窄、监视又严密的出口,方得潜入重洋,拦阻协约国的补给。然而,除了上述对它们不利的状况之外,它们差一点使英国的心跳停止。
美国对盟邦的紧急援助,早在其军事介入前,已是协约国需求上强有力的后盾。美国的紧急援助,包括增援英国反潜舰队的轻型船舰,快速建造的一些新商船,以及经济援助。到1917年7月,英国为这场战争已花费50亿英镑,每日支出已上升到700万英镑。在美援到达英国,替英国解围之前,英国对其盟邦的经济援助,以及本身所需之军费,早使英国财力捉襟见肘,其严重程度甚至动摇国本。英国在进入战争之后的最初几个月,即向美国借贷。其数目之庞大,使美国国会大为吃惊。其实,美国大众既身隔重洋,又欠缺经验,故无从了解不可避免的战争耗费。大部分美国人认为,他们的新伙伴伸手要钱太无节制。因此财政大臣麦卡杜(McAdoo)变成两面不讨好。盟邦与自己人对他都不满意。前者感觉他吝啬,后者怒责他像豪饮的水手,花国家的银子。因此盟邦进一步的借贷,遭到国会强烈反对。诺斯克利夫说得有些夸张,不过形容生动。概括当时情形,他发电指出:“如果借贷停止,战争也会停止。”
事实上,到7月中为止,美国已对几个盟邦的经济援助达22900万英镑,条件是必须向美国购置物资。英国则早已对其盟友援助9亿英镑,现在又增加了19300万英镑,却无任何条件限制。在这种新财政压力下,英国担心必须卖掉担保品,以偿付早先的“摩根贷款”。不过这将危及英国的信用。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Balfour)警觉事态严重,电告威尔逊总统的顾问豪斯上校说:“我们似已陷于财政危机边缘,其程度比战败还糟。如果我们不能维持汇率,我国与盟邦将无法以美元支付债务。届时,我们被迫放弃金本位制,然后我们将无法从美国采购物资,我们的信誉自然破产。”处理英国财政危机有几条路:一、美国财政部不顾国会反对,每月继续替英国垫付资金,直到能够召开财政协调会议;二、组成官方采购委员会,取代原先由摩根公司代表英国政府的非官方功能;三、派遣雷丁爵士(Lord Reading)以政治与财政双重代表身份赴华盛顿,在坦诚与相互了解态度下,解决寻求贷款与购置战略物资问题。其间,由于美国的“自由公债”(Liberty Loan)推行极成功,其收入成为相当可观的资产,因此官方对协约国的贷款额度,最高到每月5亿美元。到1917年终,问题颠倒过来了。由于美军本身物资需求急切,美国政府急需为之添置物资,故美国对盟邦的信贷,反而超过对盟邦物资的供应,盟邦竟出现有钱买不到武器弹药的窘况。
美国的参战,不但使协约国能站稳脚步,甚至在美军尚未真正投入战场之前,已为协约国带来重大利益。美国民意已逐渐对海军封锁有所理解,并已不再受到中立的无聊议论所阻挠。相反,美国将海军封锁论转变为钳制德奥两国生存的力量。在这股力量下,敌人很快不良于行,因为任何军事力量必须以经济耐力为后盾。作为即将参战的一员,美国不顾残余的中立势力,坚决挥舞起经济大刀。英国在过去曾干过表面维持中立,实质不中立的事。美国现在的决心,已远远超过英国过去为中立权而与他国起争执时所发出的最大胆的声明。因此,美国对德国加紧海面封锁,几乎与德国对英国的潜艇封锁政策式微同时出现。
与潜艇战同时到达巅峰的另一种新型作战形式是空战。潜艇基本上是一种经济战武器,而飞机则是心理战武器。虽然德国齐柏林(Zeppelin)飞船在1916年因遭霰弹袭击而结束其空袭行动,但飞机却从1917年初开始,即加紧对伦敦的空袭。德军的空袭行动持续到1918年5月,等英国防空体系完全建立之后方才改变目标,从伦敦转移到巴黎。除了当时处变不惊的英国人民饱受这种尚在襁褓期的武器肆虐之外,其间接影响更是惊人。它不但使商业中断,工业生产停顿,而且为了空防,使英国召回许多原派驻欧洲前线的战机。英国为报复德国的空袭,在拖延许久之后,终于成立一支小型的独立空军。这支空军在战争终止前几个月,曾向德国本土进行过密集的空袭,获得显著的心理效果。
1918年初,另一种心理战武器发展并组织完成。曾担任英国驻美战争使节团团长的诺斯克利夫,被任命为“对敌宣传部长”。这也是首次对这种“武器”进行全面了解与利用。诺斯克利夫从威尔逊总统演说中,找到了一把利刃。尽管不全是现实,而且带些理想主义色彩,它却坚决将德国政策与德国人民区分开来,并强调协约国政策是要从军国主义中解放所有人民,包括德国人在内。这把经过制刀者豪斯上校精心炼制的利刃,在诺斯克利夫笔锋尖刻的舞动下,准备切断敌国人民与敌国统治者之间的韧带。然而,韧带抵挡住了诺斯克利夫的切割,直到后来的军事压力将它磨损才就范。1917年7月,威尔逊总统的演说对德国产生了厌战与反军国主义的效果,并激起德国议会对统治者的反抗。经过埃茨贝格尔(Erzberger)的运作,德国议会通过一条和平决议案,断然要求放弃兼并国土之举。但其真正效果只是破坏了首相贝特曼-霍尔维格与军政圈的关系。此人其实是德国军政两大集团间痛苦的拔河绳。此时德国人民的议会代表与奥地利帝国一样都厌战不已,却无法打动德国参谋本部钢铁般的好战意志。奥地利已一改先前的态度,变成急于放弃它所挑起的战争。协约国和平运动在敌人这种体制中,实质回应甚小。作为和平运动发言人的威尔逊总统,则重申不与军事独裁者磋商和平。他在鼓舞敌国人民抛弃这种统治上,立意与给人的印象均佳,无奈演说的对象是双手被牢牢铐紧的人。这些人毕竟不是胡地尼(4)。
1918年1月,德国确实出现过相当有意义的人民反抗事件。德国有超过百万以上的劳工发动联合总罢工。但反抗运动不久即遭封杀,甚至在新的“伟大攻势”兴高采烈的气氛中被人遗忘。这些被战争机器所奴役的人民,只有等到战争机器本身崩溃,或经过宣传战的协助,才能从统治中解困。也许到这时候,争取和平的积极意志力,才能改变他们消极的厌战心。黩武爱国主义的内在力,不仅塞住他们的嘴,而且根本是麻醉剂。
(1) 17、 18世纪奥地利帝国名将。
(2) 名义上东线总司令是巴伐利亚王储。
(3) 目前所指的英军,是英国埃及远征军(Egyptian Expeditionary Force),与莫德(Maude)担任司令官的美索不达米亚远征军,也就是攻下巴格达的英军不同。
(4) 著名魔术家,擅长表演逃脱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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