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发展的多灾多难：章节十二

1916年9月15日，一种新的武器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并使英军当日的攻击，成为索姆河攻势中的重要指标之一。这是索姆河攻势中，少数毋须利用大比例尺地图与放大镜，即可看出其进展的攻势。但更有意义的是，这场作战影响了未来战争的发展。由于它在整个战争史上的指标性，高过于它在索姆河战史中的位阶，因此它似乎在战史上居有崇高的地位。

这种新武器——坦克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它以动力替代战士的双腿作为战场中行动的工具。它重新启用甲冑，作为战士皮肤的替代，或作为贴地而行的保护工具。直到坦克出现前为止，士兵如果想行动，就不能射击，想寻求掩护，就不能行动。但是，在1916年9月15日，出现了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可以合而为一的武器。在现代战争中，迄今只有海上作战具有这种优点。

虽然陆上海战可能是坦克的最终目标，而且这种远景已在它的昵称——“陆地战舰”中预示出来，其设计的原意却着眼于有限的更实际的运用——只是为了对付机关枪。机关枪配合铁丝网，已将这次战争拖延成僵局与消耗战。

解决之道就是这种英国制造的武器——一种堪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最具意义的成就。然而，证诸稍后的战场情况，这种产物尚另有其重要的，横跨大西洋两岸的关连性与象征意义。原来在稍早，美国人不但设计了一种新颖杀戮伎俩，而且也为此构思防治之道。欧战之所以会打成所谓“战壕僵局”，完全与一个名叫海勒姆·马克西姆（Hiram Maxim）的美国人有关。他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上所造成的烙痕，比任何人都深刻。国王、政治家与将军，都有能力制造战争，但都无力终止战争。一旦战争发动成功，他们就有如无助的傀儡，落入马克西姆的掌控。此人曾发明机关枪。机关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大贡献，莫过于造成攻击力的瘫痪。所有企图突破机关枪防御力的方法，都归于无效，所有的努力只会多树立一些墓碑，而非胜利纪念碑。不过，解决战壕僵局的始作俑者的关键武器最终出现了，这武器也与美国人有关，它的设计构思来自另一位美国发明者本杰明·霍尔特（Benjamin Holt）所发明的农用牵引机。从农用牵引机发展出坦克，倒神似著名谚语“化刀剑为耕犁”的“倒装”，讽刺性可见一斑。

坦克的效果，我们只要听听那些与它照过面的人的说法，就知大概了。对于1918年8月8日的坦克大奇袭，鲁登道夫自己就说过：“是德国陆军在这次战争中的‘黑日’”；还说，“坦克大攻势……将是我们今后最危险的敌人”。茨韦尔将军的说法更惊人了。他说：“打败我们的不是福煦元帅的才气，而是‘坦克将军’。”事实上，我们不能视这些言论为事后替失败找下台阶的说法。因为我们如今发现，一份德军总部代表致帝国议会领袖的重要报告，即透露了当时战场上最新也最令人震撼的事。这份于1918年10月2日发出的报告，有这么一段话：“最高统帅被迫作出重大决定。并宣布，依据各种未来情况研判，吾人已无逼和敌人之可能。尤其是，决定性因素有二：第一是坦克……”相较德军高层以前对坦克的蔑视，现在他们已积极承认事实了。

以历史而言，我们不禁首先要问，坦克是如何问世的？其次，为何它的重要性延宕到1918年方才显现？第一个问题一向令人困惑。一般人常问的是——“谁发明了坦克”从未得到过正确答案。事实上，“谁发明了坦克”这句话在战后广为流传。许多人声称是他们的杰作；有人提出理由，但更多人是证据阙如。这样当然使大众困惑不已。英国政府从未设法厘清这问题，这也许与英国财政部在直觉上不愿认账有关。因此，一直到1925年，充分证据呈到英王面前之后，“谁发明了坦克”的问题才得以解决。这些证据足够弥补并改正在1919年提交给皇家发明奖委员会的证据。英国财政部为了否决1919年不当的评奖结果，必须找机会评定真正的获奖者。

坦克的发展史之所以模糊不清，另一原因是坦克与其目的缺乏明确的界定。其模糊之处，在于“坦克”（Tank）这个蕴含伪装意义的名称出现之前，这种机器已被称为“陆地战舰”（landship）或“陆上巡洋舰”（land cruiser）。这样称呼，自然与它在襁褓期曾受海军部的呵护有关。而且此一称呼，不论如何能预言与它距离尚远的未来性，它在战争中却远不如它的前身——“陆地战舰”适用。坦克虽然被视为陆上战舰，或只是一种装甲作战车辆，坦克的起源却是源远流长。在它的远祖当中，可以包括古代两辆战车（war-chariot）与胡斯战车（Hussite war-carts）⁽¹⁾，后者并曾组成著名的战车城堡（Wagenburg）；甚至有些人认为，古希腊皮拉斯国王（Pyrrhus）的“战象”，中古时期披挂盔甲的骑士，都应在坦克远祖上轧上一脚。

如果将坦克研究方向定位在“自走”（self-moving）上，以便与人力或兽力作出区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472年，伐图利欧（Valturio）所发明的风力战车（wind-propelled war-chariot），或具有多方面天赋的达芬奇给他的支持者卢多维科·斯福尔扎（Ludovico Sforza）的计划。1599年，西蒙·斯泰芬（Simon Stevin）为奥林奇亲王（Prince of Orange）制造过两辆真正的既有轮子又有风帆的“陆地战舰”。大卫·拉姆齐（David Ramsey）则远在1634年即取得最早“坦克”专利；这是一种能使用于战场的自走车辆。因此，经过一番寻根，坦克始祖是可能找得到的。至于一般人认定是坦克所独有的履带，其出现的时间可溯及19世纪初，或甚至在1770年问世的理察德·埃奇沃思（Richard Edgeworth）的发明。

如果将坦克的定义进一步拉近到指军用的，以汽油引擎推动，装有履带的车辆，则1908年使用于奥德夏特（Aldershot）⁽²⁾的霍恩斯比牵引机（Hornsby tractor），在坦克家族的地位上，应比美国的霍尔特牵引机（Holt tractor）排名在前。如果从利用“战车式”机器作为武器的观点视之，韦尔斯（H.G.Wells）被认定是更早的构思者，是当之无愧的。不过，他在1903年在《史川德杂志》（Strand Magazine）上所刊登的预言性故事，比起艾伯特·罗贝达（M.Albert Robeida）在《漫画天地》（La Caricature）中的文字与绘图，仍晚了20年。如果以相似的坦克设计来说，有人就会想起德莱勒（L.E.de Mole）的模型。它的性能比1916年的坦克更优秀，却于1912年就被英国陆军部搁置。说到这里，我们就该提一提一位住在诺丁汉的水管工了。这位水管工的兴趣，就是制造这一方面的机械玩具，他曾于1911年将其设计送到陆军部，结果自然也被束之高阁。不过，他的设计图在战后又被人发掘出来，只见卷宗上批有简短的四字评语：“此人疯了。”

然而，作这样历史性探索的主要目的是要显示，如果对坦克及其特殊目的没有充分了解，要找出谁发明这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决定性地位的武器是徒劳的。达芬奇与诺丁汉水管工一样，都可荣膺这机器性武器之父中的一员。但如果要寻找第一次世界大战坦克的实际诞生者，我们就必须看得更仔细了。要寻它的根，与其从科技层面，不如从战术层面入手。坦克曾是对付首次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绝症”的“良方”，这种病出现之后，曾使各方攻势彻底瘫痪。机枪加铁丝网，注定使敌国成年男子作出更多的无谓牺牲。现在，套用一句威彻利的（Willian Wycherley）⁽³⁾“需要乃发明之母”的话来看，机枪加铁丝网恰好是测试第一次世界大战原型坦克能耐的最佳实物。

第一位看出机枪加铁丝网问题，并且构思出“解药”的军事家是欧内斯特·斯温顿上校（Colonel Ernest Swinton）。其实，斯温顿的笔名“Ole-Luk-Oie”，早因他刊登在小说形式的战争研究刊物《绿色曲线与笨人要旨》（The Green Curve and Duffer's Drift）上的文章而闻名。这本刊物常将知识生动地予以重新包装，令人读来愉悦无比。由于他一度勤读英国官方的日俄战争史，使他有机会分析这场战争对未来的影响。他并藉此对机关枪的潜在战场主导力作出推论。稍后，他对霍尔特的牵引机发生兴趣。这两桩事在他心中很快结为一体。由于他在大战爆发不久，就被派往法国英军总部担任官方“观察员”，所以，他适时适地观察到战场形成胶着的最早微兆。他立即勾勒出补救之道的轮廓。1914年10月20日，他返回伦敦，见到“帝国国防委员会”秘书莫里斯·汉基（Mauice Hankey）上校。他叙述机枪主导防御战的情形，然后说出他心中的解决办法。简单说来，他希望以霍尔特牵引机为本，发展一种能够防弹，跨越战壕，装有机枪与一门以上快炮的机器。他发现汉基是一位感觉敏锐、能接受新思想的人。第二天，他们继续讨论，彼此都认为汉基应在英国本土，斯温顿应在法国战地，分头着手发展这种机器。10月23日，斯温顿在英军总部首次提出建议，不过毫无声响。

汉基则将想法向基钦纳提出，同样吃了闭门羮。不过他同时向阿斯奎思首相提出了建议。这是一份从多方面入手，兼具战略与技术层面的解决胶着状态的备忘录。备忘录并统合了斯温顿的建议。这份备忘录后来转到丘吉尔手中。说到丘吉尔，由于他关心皇家海军航空队在比利时海岸作业的装甲车分遣队，所以，他心中对于利用装甲车跨越破碎地形与战壕，本来就有个谱儿。1915年1月5日，丘吉尔写信给首相，不但支持，而且详述了汉基的越壕装甲牵引机备忘录内容。后来，阿斯奎斯首相又将信转送基钦纳。凑巧的是，斯温顿在1月4日向陆军部提出了新的建议，在内容中加入了他在法国实地的新见闻。

然而，大部分由于机械运输署长卡佩尔·霍尔登爵士（Sir Capel Holden）的冷峻判定，汉基与斯温顿在陆军部所播撒的种子，等于都播撒在砾土上，不久尽皆枯竭。所幸，这种越壕车的概念已在他人心中生根。到了2月，丘吉尔就在海军部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这组织后来以“陆舰委员会”（Landships Committee）而知名。不过这委员会虽然调查过许多想法与观念，做过不少实验，却无多大实质进展。有一段时间，它曾将研发移转到装上巨轮的陆舰身上。更糟的是，由于丘吉尔离开海军部，使他的远见与推动力从这个组织消失。但即使他离开海军部，他的影响力倒使实验继续进行着。幸运的是，委员会在海军建设署长坦尼森·戴恩科特（Tennyson d'Eyncourt）的领导下走上正途，也就是，在研发上仍坚持以履带为主的观念。即使如此，这种机器由于缺乏确切的军用需求规格，使大家有白忙一场的感觉，具体结果似乎无法达成。原因是，在科学战争结构中，战术与技术是前者优先于后者。

这个至今欠缺的重要条件，后来由法国英军总部的一份备忘录而补足。于是，这种机器的研发又开始加快脚步，而且变得更实际。这份备忘录的资料，其实就是由斯温顿所收集的。他曾直接上书总司令，这样才使他克服别人对他概念上的怀疑，以及传统的包袱。备忘录系统地陈述了这种机器应具备的性能。新组成的陆海军部联席会议（joint committee of War Office and Admiralty）就依据这份备忘录，继续相关的发展工作。

7月19日，斯温顿回到英国，出任内阁国防会议代理秘书。这使他有机会接触陆海军部联席会议。这个组织后来经过首相授权，演变为跨部会会议（Inter-Departmental Conference），并由它来协调制造这种越壕机器。1915年9月19日，伦敦举行了一场名叫“小威利”的原型越壕机器检验会。但由于性能与原列需求规格不符，被斯温顿打了回票。斯温顿后来见到了另一台全尺寸的，较大的木质模型机器。这是由特里顿（Tritton）与威尔逊（Wilson）中尉特别针对陆军需求规格所设计的，它外观看起来能够符合两项主要条件——能爬越5英尺高垂直面，跨过8英尺宽的壕沟，于是当局决定集中力量先制造一辆这种形式的样车。

终于，1916年2月2日，在哈特菲尔德（Hatfield）举行了这种定名为“母亲”或“大威利”的车辆的正式测试会。之后，政府先订购了40辆，后来又增加到150辆。至于法国方面，如今他们在艾蒂安上校（Colonel Estienne）率先推动下，也开始独立进行相似的试验。艾蒂安的计划于1915年的12月12日获得霞飞的批准。虽然法国的理念与机器在成熟度上都比英国晚，显著不同的是，法国第一笔订单就是400辆；而且数量不久就加倍。(www.xing528.com)

1916年夏天，这种新机器的操作组员，在严密封锁消息与武装警卫护卫下，展开训练。地点就在诺福克的塞特德福（Thetford）附近。其单位名称为重型机枪队。后来为了保密，这个机器还另取了一个名字。由于机器必须在帆布掩盖下，经由铁路运输，因此必须取个不但能迷惑人，在途中被人发现时，又能让人一看外貌就相信它的名字。他们选了几个名称，字义都与水箱、蓄水槽、贮水池之类有关。几经商议，他们挑选了“tank”。

由于保密到家，以致当它在战场上首度亮相时，着实令敌人大吃一惊。只可惜这奇袭效果后来丧失了。这里所说的就是1916年9月15日的悲剧。原因是它的正式使用者罔顾设计者的恳求，不待机器作进一步改进，数量累积充足，就坚持将它送上战场。如此，它不仅危及了未来的用途，而且由于它欠缺对付敌人反击策略的能力，乃至丧失对敌的奇袭机会。影响所及是延长了艰困的战局，牺牲了更多的人命。

对于这种批评，当局一般多以早期坦克的机械问题与翻落壕沟的数量作为答复。他们认为武器必须经过战场实测，方能大量生产。这种论点好像言之有理，但依据实际状况就无法令人信服。坦克首次使用之处所，是战况惨烈、一片混乱的索姆河战场。它们所要应付的是既深又错综的1916年式堑壕。但坦克本身却是针对1915年夏天所订定的规格建造的。当时的战壕防线远未发展成熟，炮击也未密集到像1916与1917年的犁田式轰击。

此外，辩护者避谈1916年9月的实际情形。当时坦克是在乘员尚未充分训练，战地指挥官连构想坦克如何作战的时间也缺乏下，就匆忙被运至法国战场。再者，这种早期坦克故障率之所以高，很可能因为生产数量大有关系。当时一定是这样设想的，生产数量大，就有足够存活量去达成奇袭效果。这班人一定认为，英国一天就要花费几百万英镑去观察或偶尔轻叩牢不可破的德军防线，冒险投入额外的一天经费去购置可能突破战壕困局的工具，自然是值得的。

让我们进一步探索这种工具为何在发展未臻完美之前，就提早使用的内幕。1915年12月，丘吉尔草拟使用坦克的方案，以供帝国战争会议参考，副本并送交驻法英军总司令。到了1916年2月，正当坦克的设计与武装可以进入精密计算阶段时，斯温顿提出一份更广泛、详尽的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强调坦克运用成功与否，关键在于在发动重大奇袭之前，坦克必须大量秘密生产。必须有足够的数量，方能动作。如果产量不足，就绝不能以少量派用上场。黑格在春天的时候，是完全同意这一点的。但到了8月，他突然决定先使用当时仅有的60辆坦克。当时索姆河攻势正值胶着状态，新闻中所提到的高伤亡、低斩获、使英国公众听起来刺耳不已。

黑格的决定，使内阁为之震惊。当时担任陆军大臣的劳合·乔治就竭力反对；而接替他军需部长位子的蒙塔古（Montagu）更直接前往驻法英军总司令部，要求停止提前使用坦克。不过这都无效。黑格坚持己见，于是这些无力的坦克催生者，只好眼看坦克前程泡汤。

因此，历史令人揣测，坦克是为索姆河而遭“贱当”，目的是换取一次巨大的局部成功。这次作战成功，自然可以获得英国民意的赞赏，顺便降低日益增长的批评。但英军为挽回不成功的索姆河攻势，其实是付出远大于收获。黑格的做法，可能起自他的一种想法。他希望既不放弃攻势，又能减少步兵的牺牲。这种想法虽不聪明，倒也值得钦佩。他确实渴望抓到任何新的军事助力，然而他手下某些参谋的做事态度，就不能像黑格这样被原谅了。

因为英军总部还不只是违反战车使用原则而已。1916年9月，斯温顿备忘录上所列出的许多状况，英军总部都视若无睹。后来英军总部是在吃到苦头之后，才采纳斯温顿的意见。当时坦克使用原则中，为了配合坦克的动力与数量，有一项要求是使用单位应慎选动用坦克的地区。但直到1917年11月进攻康布雷为止，英军总部并未考虑过这句话。斯温顿指出，坦克通往战场的行进路线，以及运送坦克的铁路车皮或平底驳船，均应特别安排。尽管这项警告，在康布雷攻势发动前6个月已经发出，但直到8月坦克运抵法国，这些准备工作还尚未开始。斯温顿所强调的坦克必需具备预备兵力的观念，在康布雷攻势时期都未学到，英军要到1918年8月才了解这一点。斯温顿所提出的坦克与步兵协同作战战术，到康布雷攻势为止，英军压根未加注意。在炮弹方面，坦克在设计上，原应使用霰弹。但当局却不准制造坦克用的霰弹。后来是在索姆河战役之后，经过战地指挥官们的力争，才有坦克用的霰弹出现。原始设计上，有些坦克应加装无线电，而且坦克组员也曾接受过无线电训练，但英军总部不准无线电装备分发出去。至于这期间英军总部的行事心态与精神，从一则故事中即知梗概。黑格参谋当中，有一位将军曾指示坦克应循某一特定铁路路线运往前方。负责这项工作的技术专家则指出，由于坦克过宽，超过装载规格，所以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将军大怒道：“什么是混蛋装载规格？”官员一面解释，一面建议走另一条路。他说，走另一条路就可以避开两座会使坦克卡住的山洞。将军拒绝承认运不过去，只轻描淡写地说道：“把隧道打宽！”

坦克虽然在索姆河会战完成测试，但并未走完它艰辛的诞生历程。在英国本土的军需部，此时已经订购千辆新型坦克。但它们的对手（某一意义上并非指德军，而是指驻法英军参谋本部）闻讯赶紧向陆军部报告，内容非常消极，于是陆军部取消了订单。只是有一件事虽不利于他们的企图，对全英国倒是福份。陆军部承办坦克建造计划的军官，是一位服临时役的艾伯特·施特恩少校（Major Albert Stern）。由于他的正式工作是在市政府，所以，尽管他的临时上司对他不悦，他也能沉着应对。他没有理会取消订单命令，直趋陆军大臣处，竟发现陆军大臣劳合·乔治并不知悉取消订单一事。施特恩一看陆军大臣反对这件蠢事，就去晋见帝国参谋总长威廉·罗伯逊爵士。他向罗伯逊暗示，他不会执行取消订单命令。

尽管如此，这些参谋本部里反对坦克的人，我们可以说，他们在设计打击德国人的工具上是智慧不足，但足够打击坦克支持者。斯温顿根本是小兵一个，所以不难斗倒。他几乎立时从指挥全英国坦克单位的地位上出局。1917年7月，坦尼森·戴恩科特与施特恩也完全被摒除于委员会集会之外。这个委员会置于陆军部之下，掌管坦克的设计与制造。其成员，由直到几个星期前才见到坦克的3位军职人员所组成。于是，为1918年的会战所拟订的4000 辆坦克生产计划，就这样被削减三分之二。1917年10月起，施特恩在将军们的压力下，离开军需部，接其职务的是一位从未见过坦克的海军将领。英国参谋本部似乎从法国同行身上获益匪浅。他们学到，当知道自己做错了事，最重要的就是赶紧赶走被证明是对的、碍眼的“先知”。参谋本部硬将原型坦克投入索姆河战场之后，就以牺牲斯温顿来抵消这件蠢事。施特恩似乎也遇上同样情形。参谋本部后来又愚笨地将改进型坦克投入巴斯青达（Passchendaele）沼泽地，替死的则是施特恩。这次，参谋本部也因缺乏判断力，而对坦克失去信心。

所幸，在前线直接操作坦克的年轻正规军人，已克服对坦克的疑虑，并了解英军不该发动巴斯青达一仗，于是尽力为坦克寻找公平的测试机会。到了11月，机会来了。康布雷之役终于合乎在1916年2月所构想的坦克作战形形。虽然英军在巴斯青达伤亡甚重而使兵源缺乏，胜利也只是表面成绩，却让坦克获得实质成就。于是，对坦克的看法，从此无人争议。1917年是坦克为自己的能力辩护的一年，1918年则是证明坦克胜利的一年。但冷静思考之后我们却发现，如果当时坦克的数量不是以百计，而是以千计，英军整体伤亡自然会更少。坦克在1917年减量生产计划下的数量，已足够带来胜利；然而它们已无法使死者起死回生。但愿坦克艰辛的成长，是下一时代引以为鉴的实例。如此，当未来他们在陷身战火时，可不必以燃烧自己达成目的。他们可以学习别的经验来取胜。

(1)　胡斯是14世纪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派首领。

(2)　英国军训中心。

(3)　17世纪英国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