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达尼尔计划的诞生 - 第五章

土耳其之所以参战，并攻击它传统的盟友英国，主要是因为一位杰出人物、三艘军舰，以及害怕一场战争浩劫之故。这位杰出人物名叫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男爵（Baron 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到1912年为止，比贝尔施泰因男爵已在君士坦丁堡担任德国大使15年之久。他对于赛马中的骑士行为与赞佩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实力；他所谓的“骑士风范”，根本就是实力的扩张，也就是一切只论强大的实力。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外表魁梧，疤痕的脸，蔑视人的态度，恰如实力增长中活生生的德国图像。英国也许只有一人可以抗衡这种印象，足以显现英国更成熟，但较不起眼的实力，此人就是基钦纳。奇怪的是，他是一个似乎对于现职不满足的人。相反，在关键性的几年中英国驻土大使，是一名威望与力量不足的人。到了紧要关头的几周，他甚至正在休假。

至于三艘军舰，是指德国派驻在土耳其附近海面的新型战斗巡洋舰“哥本”号，两艘原本由英国建造的战斗舰“奥斯曼王”号（Sultan Osman）以及“瑞夏帝”号（Reschadieh）。德国为了加强对这个地区的威信，削弱英国的剩余影响力——海军势力，曾作出堪称明快的一步。1914年初，德国派遣“哥本”号驶往君士坦丁堡，并在金角（Golden Horn）入口附近作长期停泊。土耳其原本就担忧俄国染指达达尼尔海峡，到了战云密布的7月下旬，土耳其的恐惧感已至无以复加的地步。尽管如此，这份恐惧感，与土耳其扩张支配权的野心相混合之后，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了。土耳其此时已确信德俄将发生战争。虽然未能确知英国是否参战，土耳其首席大臣却在亲德的恩维尔唆使之下，对于早先的德国行动做出了反应。1914年7月27日，首席大臣向德国大使提出抗俄的秘密同盟要求。第二天，德国接受了建议，并且在绝大部分土耳其内阁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双方于8月2日将条约签妥。再隔一日，达达尼尔海峡即开始布雷；恩维尔则早已主动完成土耳其军队的动员工作。然而英国参战的消息引发土耳其举国震惊，新签订的条约差点像纸气球一样爆破。事实上，往后的几日，土耳其举国鼎沸的“火气”，几乎撑破另一只风向球（ballon d'essai）——更惊人的土俄联盟提案。这件提案，即使算是土耳其给予俄国一次运用海峡、输入西方盟友军需的机会，也并不契合俄国的野心。原来俄国宁愿选择孤立，也不愿将控制海峡的梦与盟邦分享。因此俄国甚至未将土耳其的提案告诉其盟友。

不过由于土耳其惧英超过惧俄，方才突然转变的态度，也就马上销声匿迹。土耳其几乎因为恼羞成怒，才使自信心复苏。且说土耳其原本承受着巴尔干战争的伤痛，其以超乎寻常的热切与自豪，等待它首次拥有的两艘现代化战舰的来临，因为购舰经费都是募集自全国人民。然而到了8月3日，英国政府通知土耳其，说要接管这两艘战舰。这一宣布，土耳其的愤怒可想而知。捐了钱的每一个人都觉得受到了伤害，就好像被出卖似的。举国的怒声于8月10日到达最高点。这一天，德国的战斗巡洋舰“哥本”号在巡洋舰“布勒斯劳”号护卫下，出现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其实，这两艘德国战舰稍早在西西里附近海面，还从英国舰队旁边驶过。

驻土耳其德国军事代表团中的克雷斯（von Kress）中校则带着消息来见土耳其陆军部长恩维尔说，海峡岸边的要塞正请示上级，是否可以准许德国战舰进入海峡。于是，开始了这样一段对话。

恩维尔答道：“我现在不能作出决定。我必须先与首席大臣商量过。”

克雷斯中校说：“但我们必须马上电告要塞。”

一阵低声争辩后，恩维尔说：“要塞会让他们进入。”

克雷斯趁机再问：“如果英国军舰跟在德国军舰后面也准备闯关，要塞会不会炮轰英国军舰？”

“这件事必须留给内阁决定。”

“阁下，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部属留在情况不明的环境里；这样，他们没办法得到清楚确实的指示。你们究竟要不要对英国军舰开炮？”又是一阵停顿。

“要。”

现场听到这段关系重大谈话的德国坎嫩吉塞尔（Kannengiesser）将军后来说：“我们马上听到放下达达尼尔海峡前端闸门的重型铁链声。”

接着，就出现了战舰假买卖事件⁽¹⁾。德国规避了国际法有关的规定，英国抗议无效，土耳其满足了自尊心，恩维尔的一些态度犹豫不决的同僚，也都因而心平气和起来。土耳其这时对于参战，既未准备妥当，意见也未臻一致。英国则更是尽量设法避免土耳其卷入战争。

因此，此后几星期，有鉴于英国以消极态度面对同盟国逐渐升级的挑衅，土耳其放胆一步步踏上战争之路。土耳其不但留置了德国军舰成员，而且任命德国舰队司令指挥土国海军。英国海军代表团则自土耳其领导中心剔除，并且被强迫离境；英国船舰则予扣押，无线电也遭拆除。德国士兵与水手开进了君士坦丁堡，海峡则完全封闭。同时，能言善道的土耳其官员，彼此庆幸英国好对付。其实英国的克制是基于投鼠忌器，因为英国此时辖下正有数百万回教子民。不过英国企图息事宁人的方式也愚蠢之至。英国因为害怕冒犯土耳其，竟取消指派前驻土海军代表团团长林帕斯（Limpus）将军为英国达达尼尔分遣舰队司令。等后来和解时机过去，英国摆出一副骑士姿态要来对付土耳其，却放着这位深知土耳其与达达尼尔海峡事务的人不用。

另外，由于德舰在经过一连串对埃及前线攻击之后，担心无法刺激英国进入战争，于是德国舰队司令在恩维尔默许下，率领一支土耳其舰队入侵黑海，攻击对英国来说相当敏感的盟友俄国。这支舰队炮击了俄国敖得萨等港口。与此有关的达伯农爵士（Lord D'Abernon），在战后曾对这件挑衅事件有所记录，内容发人深省。他指出，事实上土耳其送到德国大使馆的正式行动批准文，是以密封封套装盛，上面写着德国舰队司令的名字。一名大使馆官员拿到后，小心拆开，然后只将副本送交舰队司令。而在君士坦丁堡方面，他们得到的第一件作战消息，却是“哥本”号已被击沉。土耳其首席大臣因此以为土国批准的攻击命令必随“哥本”号一起沉入海中。所以，后来当俄国人前来抗议炮击时，土耳其首席大臣竟推说，从未下达过炮轰俄国港口的命令。德国大使馆闻讯告诉首席大臣说：“您认为炮击命令已随‘哥本’号沉没。其实您否认存在的命令，现在正保存在一处安全的地方……在德国大使馆……请您不要再否认土耳其下令攻击俄国了。”于是，害怕战争的土耳其首席大臣，只好被迫站在一边，眼睁睁看着德国以巧计彻底排除“三国协约”任何避免战争的藉口——现在时间是10月底。

对英俄来说，现在正是开战的最佳时机，而且应立即下手。达达尼尔海峡的防务配备早已陈旧，而且迄今不完整。土耳其仅有的两座兵工厂，都位于君士坦丁堡附近海岸边，很容易被任何进入海峡的战舰摧毁。不过，这个机会后来也丧失了。现在看来，英国未利用这次机会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俄国也是由于短视而丧失了机会。

1914年11月3日，协约国舰队对达达尼尔海峡的外围要塞，进行短暂的炮击。其作用却只是促使德国当局提醒土耳其加强防务。不过，六个星期之后，土耳其要塞防务又开始松懈。这时，有一艘英国潜艇在窄海附近潜越雷区下方之后，击沉了一艘土耳其船。这不啻对土耳其发出一次新警告。英国潜艇艇长还因此获得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不过英国人显然高估了这个新警告的效用。土耳其浑然不觉的程度，简直与英国的愚昧无知一样。土耳其一直到1915年2月底才加派一个师以上的兵力，进驻海峡边缘的加利波利半岛。到3月，海峡防务更新计划才接近完成。海峡防务薄弱的部分原因是，土耳其人认为，阻止敌舰通过是浪费力量之举，只要敌人真想闯关，他们是阻止不了的。当然也有少数熟知情况的德土两国专家，不但怀疑他们有力量阻挡纯粹的海军攻击，对于抵御海陆联合攻击，则更缺乏信心。土耳其的参谋坦承：“一直到2月25日为止，在加利波利半岛任何一点进行登陆都有成功可能。由陆上出兵夺取海峡，易如反掌。”

有一段时间，协约国即使不动用自己的资源，都可以找到相当数量的兵力。早在1914年8月中，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已正式而且毫无保留地准备将全国兵力置于协约国调度之下。这样的“奉献”却未被接受。主要原因是英国外交大臣艾德华·格雷爵士不愿引起土耳其的反感。土耳其对于1912年事件中的敌手，最痛恨的就是希腊。不过，英国很快改变不愿冒犯土耳其的态度，并于8月底之前，曾征询希腊是否愿意派遣远征军，以协助协约国对达达尼尔海峡施压。当时希腊君士坦丁（Constantine）国王表示同意，但有一条件，为了避免背后受敌，保加利亚必须维持中立。希腊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他们准备以6万部队在加利波利半岛外围尖端附近登陆，占据土耳其防守海峡要塞的后部；同时，另以3万兵力在布来尔（Bulair）附近占据半岛峡部。其实，君士坦丁国王的同意原本就勉强。等土耳其进入战争的时候，他便撤回了同意，原因是希腊相信保加利亚已准备投向德国。

在英国，对于开放达达尼尔海峡的重要性，认知态度始终不变的只有丘吉尔一人。自8月以来，他经常设法引起陆军部的兴趣。陆军部几年来对于这个问题，连敷衍一下都不愿意。土耳其进入战争三星期之后，在英国新成立的战争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中，丘吉尔又将问题提出。不过所有的目光仍集中在法国前线上，连基钦纳也不支持他。土耳其以为从此又可高枕无忧了。但到了12月，英国已有很多人看出，协约国军在西线恐无多大作为；法国也有人持相同看法。而且在同一时间，英国新军的发展，引起新军该如何运用的问题。这两个因素结合之后，即使没有将乌烟瘴气的战争问题弄得清晰，至少让气氛清爽不少。新战略途径的建议，到处都有人提出。

其中最明确与实际的一套建议，是包含在一份12月29日提出的，由战争会议秘书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中校所撰写的报告中。汉基中校除了强调法国境内将陷胶着状态，并且主张发展新型机械化、装甲化的工具。这种工具可以强行通过铁丝网与战壕。他并暗示，攻击德国最容易的路径是从德国盟邦入手，特别是从土耳其。他认为，如果可以获得希腊与保加利亚的合作，应动用新军中最早成立的3个军的兵力进攻君士坦丁堡。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推翻土耳其现有政府，将巴尔干半岛纳入协约国的势力范围，而且是为了打开协约国与俄国的交通线。进一步的利益将是降低小麦价格，以及增加35万吨的船运。汉基中校的论点，显示他对大战略的理解力，虽然绝大部分军人，尤其是最高层军人的思考领域仅限于战术层次。

弗伦奇自然反对在他统御的法国战场之外开辟任何新战场。但就在这一刻，俄国尼古拉大公向英国提出一项要求。他希望英国以武力威胁，来缓和俄国部队在高加索地区所承受的压力。啼笑皆非的是，英国收到他的请求时，这项危机已解除。更讽刺的是，造成情况紧急的原因，竟是因为他反对从主战场抽调部队增援高加索地区。(www.xing528.com)

基钦纳的反应是建议进行这样的武力威胁；最适合的地点是在达达尼尔海峡。同时，“君士坦丁堡遭到威胁的新闻报道，会在同一时间大为流传”。海军军令部长费希尔唱和。他则建议改武力威胁为一场大规模的陆海联合攻势，以及动用旧型战舰直接叩关，“逼迫达达尼尔海峡开门”。他很有个性地以预言的口吻说道，“就像伟大的拿破仑所说：‘兵贵神速，舍此必败。’”丘吉尔却心里明白，要找到部队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攻势，希望很渺茫，但盼望海军有单独行动的可能性。这天稍晚，也就是1915年1月3日，丘吉尔在费希尔同意下，打电报给在达达尼尔海峡海域的英国舰队司令卡登将军：“军舰单独闯关可行否？”卡登则复电：“本人认为达达尼尔海峡无法实施突击。除非扩大任务计划，增援大量船舰，方有成功可能。”

卡登并于1月13日将详细计划送达英国战争会议。大家就在不祥的气氛中，作出了致命的决定。原本应受制于国家政策的军事战略，如今反客为主，成为行动依循之主体，一个盲目冷酷的主体。当时，从多方面来看，英国急需明确的国家政策。以世局来说，俄国正蹒跚而行，尚未步入战争正轨；塞尔维亚仅能幸免于灭亡；希腊与罗马尼亚正倾向协约国；而保加利亚则朝德奥两国靠拢，准备抓住德国伸出的手；意大利更是骑墙观望局势。在法国前线目前有英国部队存在；不过他们所配发的军需弹药，即使已足够应付其他战场，却撼动不了德军在法国战场的战壕防线。那些像弗伦奇所构思的战略，根本无助于国家政策的期望。不过，弗伦奇尚且受到基钦纳忠实有余，理性不足的支持。于是内阁其他成员即使还能说话，都在一种麻木、无望的感觉下被战略说服。这当中，更因这些人本身的外行，使他们益发显得迟钝与不知所措。因此，他们拼命抓紧所谓专业意见；他们认为军事专业看法是有机会成事的。当时的决议遣词，就是他们混淆观念的缩影。他们说：“2月作好军舰远征准备，以君士坦丁堡为目标，炮轰并占领加利波利半岛。”其中他们所说的军舰“占领”陆地，可说无知得可笑。

几天之后，丘吉尔为了强化他的计划，建议尼古拉大公，俄军应同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对土耳其进行陆海攻击。在战略上，他的建议可圈可点。很矛盾地，俄国战略家的心中却以政治想法领军。他们占有君士坦丁堡的企图心强烈，他们并不希望与盟邦合作进行此事。所以丘吉尔的建议无效。俄国的基本理念是兼并君士坦丁堡与达达尼尔海峡。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为了让盟邦听起来入耳，就另作出建议。他说愿意让君士坦丁堡国际化，以交换俄国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只是军方意见压倒了这项部分的让步。由于协约国军队与俄国军事目标相同，因此，从俄国军事观点上，以妒忌与疑惑，以及坐视不顾的态度看待协约国任何指向这些目标的行动，是不足为奇的。甚至萨佐诺夫自己也这样写道：“我非常不愿意去想，海峡与君士坦丁堡可能不是由我们俄军，而是由协约国占领……加利波利的远征由我们的盟邦去决定……我无法掩饰这些消息带给我的痛苦。”俄国犹不知如何为自己清除梗塞的喉咙。俄国宁愿让“野心”噎着，而不愿将“野心”吐掉。所以到最后，它只好被噎死，然后被迫自杀。

英国也一样，新的麻烦事才开始。丘吉尔为达达尼尔计划所争执的，是目前这个计划规模实在太小。费希尔却认为计划会变得太庞大，大到妨碍他的波罗的海计划。从两个人的歧见，发展到后来海军部的政治与专业两派头儿之间的口角。在战争会议的次一场会议中，费希尔提出辞呈。不过基钦纳介入了此事，将他拉到一边，告诉他最好同意与会众人的意见。因此，后来的折衷计划，其实也是在妥协中使各方接受的。对这次远征最恰当的形容，就像阿斯皮诺尔-奥格兰德（Aspinall-Oglander）将军在他所撰写的国家战史中的评述：英国在西战场作战，犹如以英镑作赌注，要赢一些说得过去的便士（pence）回来；东战场的作战，则是降一级以“铜板作赌注，因为并无赢得英镑的自信”。

英国海军于2月19日对达达尼尔海峡外围要塞展开炮击。巧的是，这一天正好是英国达克沃斯（Duckworth）将军于1807年，成功地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周年。炮击经过5天坏天气暂停之后，于25日恢复。要塞笼罩在舰炮射程之内，土军弃要塞而退。第二天，舰队进行第二阶段攻击，摧毁了中层的防御工事。这一步比较困难，因为这些位于海峡入口之内的工事目标，相当不易观测得到。虽然目标观测不到，倒使陆上爆破队在加利波利半岛尖端有机会一显身手。他们摧毁了外围要塞中弃置的大炮。他们的登陆，至少使后来的历史能写出鲜明的比较。在同一地点，这一小撮海军陆战队在2月26日能来去自如，两个月之后，此地却有几千人阵亡。2月27日与3月3日都有进一步的登陆行动。但是3月4日陆战队登陆时，曾遭受轻微抵抗，陆战队因此返回军舰。

同时间，炮击却漫无章法地继续着。部分原因是天气恶劣。扫雷拖船只能稍微清除一些第一雷区的水雷。由于缺乏飞机，英军无法进行敌情侦测与弹着修正。这倒是目前他们遇到的重大问题。9日，卡登只好报称，在空中支援未到达之前，除了集中力量扫雷之外，无法作出进一步行动。

但是时间就这样正在流失。海军部不得不认为卡登所提出之事，与其任务的重要性不合。尤其是任务宜尽速完成。因此，到了3月11日，海军部电告卡登，要求他行动要明快了。而且要他放心，如果有严重损失，不必为责任操心。卡登立即有所反应。他策划了一次舰队全面攻击。任务包括清除雷区的水雷。主要攻击则是令战斗舰驶入无雷水域，或水雷已清除完毕的水域，然后由此发炮轰击。此时，卡登突然病了，于是任务交由他的副司令罗贝克接手。

下一波攻击开始于3月18日，结果失败，原因不在土军的抵抗，却在于英法军自己粗心大意。有一艘土耳其小型轮船逃过了英国驱逐舰的巡逻，在主要雷区外新布上一批水雷。布雷位置与厄伦·库伊湾（Eren Keui Bay）的海岸线平行。此区域恰为英法军舰队早先进行炮击时的位置。英法军舰队随后从此经过，准备前往要塞区开火，却未察觉这一条新出现的雷区。午后1时45分，要塞遭英军炮击之后，已沉寂下来。战斗舰则损伤轻微。于是，英军派出扫雷艇继续清除主雷区的水雷。同时，位置在前面的法军分遣舰队暂时退出战斗序列。正当这支分遣舰队从厄伦·库伊湾撤出的时候，只听到法舰“布维”号（Bouvet）一声巨响，喷出一阵浓烟；不到两分钟，这艘军舰已经整个翻覆，舰上几乎所有官兵都随舰沉没。但是在接防位置上的英国战斗舰，继续从更近距离向要塞发炮。而要塞也曾短暂恢复反击。然后，要塞炮火渐稀，炮台成为一片瓦砾碎石，电话线也被截断。突然，在午后4时左右，英舰“坚决”号（Inflexible）与“却敌”号（Irresistible）几乎同时严重倾斜。英军完全不解其因，这种情势同时也影响了英军的士气。

迄今无人怀疑有新布雷区出现。只有人猜测，军舰是被沙洲边的松脱浮雷，随水漂流而下所击中；也有人说是土军从岸边隐密处发射了鱼雷。这种情况不明的恐惧，使罗贝克将军决定下令立即全面撤退；即使舰队已开始撤出，被派去协助“却敌”号的“海洋”号（Ocean）也中了同一雷区的水雷。这两艘军舰当夜双双沉没。虽然全舰队仅损失61人，物资损失则远大于此。18艘联军战舰中，3艘沉没，3艘重创。不过，更重的创伤却是英国海军当局的勇气与制敌想像力。事实上，敌人意志比英军更消沉。这是有理由的。土耳其军为了抵抗盟军入侵，消耗掉大半弹药，水雷贮存也已用罄。许多炮手士气的低落；而且土军与德军军官一般看法都认为，他们无从抵御联军再次发动的攻击。

但实际情形与土德军的想像恰恰相反。英法军未再发动过攻击。当罗贝克撤离战斗的时候，曾企图全力重新来过。不仅他如此计划，海军部也有这种打算。海军部更通知他，另有5艘战舰正前来替补他的损失。并且叮咛，“重要的是，不能让要塞修复；或因我军任务明显的中断，鼓舞了敌军的士气”。但到23日，罗贝克发了一份电报。内容不只与他原先的看法不同，而且彻底扭转了海军部的见解。这当中，只有一人未对这些专业意见屈服。此人就是丘吉尔。罗贝克的新看法是，如无陆军的支援，舰队无法突破土军防线。所以，在这方面准备妥当之前，他认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必须延期。实际上，这样的意见表示海军准备将全部攻击重任移转给陆军；海军准备等陆军在没有海军新攻势支援，白费气力地展开猛攻时，站在旁边观战。演变成这样，基本上，也许是军人心态使然。军人在感情上重物资而轻生命。这种心态的倾向，有其图腾崇拜的基础；但另外与和平时期所造成的军事物资缺乏有关。由于军事物资来之不易，任何损失，必有惩罚。因此，炮兵对其火炮爱护有加，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以免因损毁而玷辱名声。这与水手崇拜他的船舰如出一辙，即使船舰老旧得如同这次在达达尼尔海峡所使用的军舰。就因为这些原因，罗贝克不能以平常心看待船舰。其实，船舰有如炮弹，只不过是准备花费在刀口上的武器。然而，促使这群海军做出这样决定，尚有其他强有力的因素——英国陆军即将向世人呈现新训练成军的士兵。这些军人正愿意负起攻击的重任。

很凑巧，在海军准备进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同时，英国政府也准备单独发动一次陆上攻击。这样做，有其脉络可循。这样做的目的并非扩大对达达尼尔海峡问题的考虑。它全然是一件与海军攻击不相干的事。英国政府曾考虑，新军若不派赴法国，应去何处为佳？战争会议报告说，萨洛尼卡比较好。此处既可立即支援塞尔维亚，又是从希腊北上到多瑙河为止，这是同盟国背上的一根芒刺。2月9日，英国战争会议对这个意见表示欢迎。同时，意见还受到两件事的影响，变得更加师出有名。一是保加利亚向德国签约贷款的新闻，另一是，此时英国正期待希腊支援塞尔维亚。本来曾说过无法替达达尼尔计划找到兵源的基钦纳，现在却宣布将派正规军第二十九师前往萨洛尼卡。该师并将与一个法军师一起行动。然而，协约国向希腊所承诺的两个师的兵力，自然不足缓和希腊的不安。希腊声称，除非罗马尼亚被劝服加入协约国，否则希腊不愿接受这支武力。而罗马尼亚也正因俄国战祸连绵而准备打退堂鼓。

但是英国派遣新军初试牛刀的计划仍在。对于英国内阁来说，第二十九师的存在，已无法被基钦纳的神秘面纱与其权威性隐藏住了。而且这时基钦纳事实上也不打算再压着不表。战争会议遂于2月16日以“所有兵力备便，俾必要时支援海军达达尼尔海峡攻势”为由，决定将第二十九师“以最快速度，并结合从埃及出发的部队”，运送至爱琴海沿岸中央位置的莫德罗斯港（Mudros）。然而，与会却没有人建议——海军攻势必须延期，以便制造最大海陆联合作战效果，达成奇袭目的。这支武力好像只是为了看守海军战果派去的 。

相反，第二十九师立刻变成“东战场派”与“西战场派”之间的拔河绳。“西战场派”这头拉绳的不仅有驻法英军总部，还加上霞飞的力量。霞飞的远见，只有在自己的利益遭受侵犯时，才会出现，而且很快出现。他认为，将新成军的第二十九师派赴东战场，对这支新军的命运来说，简直是令人不安的兆头。基钦纳可以很容易硬起心肠对付弗伦奇，却对他下不了手。基钦纳是直觉上重法国轻东欧的人物。现在正好证明他的重法直觉，其实是胜过他对东战场制胜论的信念。于是，等下一次战争会议举行时，只相隔3天时间，他就变了脸，说二十九师还没准备好。他以陆军大臣的身份，建议改派目前驻扎在埃及的澳洲与新西兰两个师上场。他甚至背着丘吉尔知会海军部说，第二十九师根本不去了，藉此中止原先准备集结运输舰的运兵计划。

同一天，海军展开攻击。这趟炮击，回声响彻近东地区。消息传来，指出土耳其外围要塞已沦陷，土耳其政府已准备逃向小亚细亚内陆。德国不只料到英法军舰队会兵临君士坦丁堡，而且说，德国认为这是反抗恩维尔的信号，之后土耳其必为和平而与协约国签约。因为土耳其唯一的军火生产地君士坦丁堡一旦弃守，土耳其要搞战争就免谈了。消息并表示，意大利与希腊开始愈发倾向参战。保加利亚则避之不及。到了3月1日，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向协约国建议，以3个师希腊部队登陆加利波利半岛。就在此时，俄国对于希腊的建议作出了严重的干预。俄国通知雅典当局说：“绝不允许希腊军队加入协约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

这段时期，在对伦敦有利的消息之中，只有一些无关紧要者传到伦敦的战争会议。即使如此，这些消息已足令相信消息是真的人为之振奋，也足以说服那些怀疑消息的人。海军攻击的原始构想本是暂时性的，如遇困难，就准备放弃；现在海军计划已烟消云散，除了其中有一点大家还同意——如果必须动用陆军，攻击行动必须贯彻，不能虎头蛇尾。不过，劳合·乔治就表示反对。他说，陆军没有必要“冒险重蹈海军覆辙”。奇怪的是，只有他一人发出了历史警语——重蹈覆辙是毫无道理的，攻击行动最好改变方针。如果说他的反对意见未立即被认同，那是因为这些人患了“土耳其反应迟钝症”。

相反，基钦纳极力强调：“既然陆军已经进行海峡闯关计划，就不必再动念头放弃。”但一直到3月10日，他都没有决定是否要派出第二十九师；更坏的是，一直到12日，他才任命这支陆军远征军的司令官。反观法军，虽然霞飞拒绝从他的野战军团中，抽调部队远征，却从国内七拼八凑挤出一个师的兵力。这批部队甚至早在3日已经登船启航。此时，伦敦的陆军部却连一步出发的准备都未规划。结果，当伊恩·汉密尔顿在13日启程时，他手下的行政参谋没有人能跟他一起走。他必须摆下他们先行离开。此外，他的情报资讯当中，竟包括了一册1912年编印的土耳其陆军简介，战前达达尼尔要塞报告，以及一张不准确的地图。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他手下有些参谋只好搜遍书店，寻找有关君士坦丁堡的旅游指南。

在这慢吞吞、混沌不明的阶段中，只有汉密尔顿前往达达尼尔海峡的行动算是快的。比起他在和平时期乘坐“东方快车”旅游，一连串特别安排好的火车与快速巡洋舰，很快将他送到了目的地。他于3月17日攻击前夕抵达舰队驻地。他第一眼就发现利姆诺斯岛（Lemnos）缺水，莫德罗斯港缺码头与掩体，并不适合做为基地之用。接着，他发现装船的部队，人员与装备配置得极不妥。他们必须下船，待重新将人员与装备调整妥当后，才能在敌方海岸执行登陆。因此，汉密尔顿于18日所做的第一步，就是很不恰当地将基地转移至埃及亚历山大港，并下令所有运输舰都开赴该港。原始装船的构想根本是一团糟。每个营被分别装载在不同的运输舰上；马匹与车辆，火炮与弹药也都被拆散装船，甚至连引信与炮弹都未配置在一起。二十九师的一个步兵营，竟被分配在四艘船上。即使亚历山大港的码头与营区相当宽敞，卸船与装船仍是一件冗长费力的事。迟到的汉密尔顿参谋人员也无法使作业加速。

3月22日，汉密尔顿与他的首席侍从官在海军攻击行动过后，乘船前往亚历山大港之前，会见了海军舰队司令罗贝克。汉密尔顿事后说：“我们刚一坐下，罗贝克就说，他现在明白了，如果没有我的陆军部队的协助，任务是完成不了的。”陆军是无法与海军争论的，即使陆军另有所期望。于是海陆军双方未经讨论，陆军就一头栽进了登陆任务。虽然汉密尔顿曾客气地向罗贝克建议过，在攻击要塞的时候，他应该“循序推进”——这种看法丘吉尔也表示过，海军部与达达尼尔海峡战场的海军将领们的反应，却是如顽石般的消极。从此之后，舰队就一直表现着丘吉尔所谓的“说‘不’政策”，与外界隔着“一条无法超越的心理障碍”。于是，加利波利登陆计划就在战略模糊与海军掣肘下诞生——诞生过程又被和稀泥的接生术所糟蹋。这一片混乱之中，只出现过一件头脑清楚的记录。那是莫里斯·汉基于3月16日写给首相的备忘录。他强调：“陆海联合作战需要有比任何军事冒险更谨慎的准备作业。英国有史以来的经验表明，这一类的攻击如果预备不充分，结果必败；相反，事前如有仔细的准备，几乎必成功。战争会议自己必须确定，目前的这桩登陆计划，准备作业是否考虑彻底周全。”他并指出，现在奇袭时机已失，任务已变得更加艰巨。因此，他列出一张完整的实务检查表。他认为战争会议应以此表交互查核海陆军当局。他结论道：“除非此表中所列举的细项……在登陆前经过慎重思虑……不然，严重的后果可能发生。”这使历史研究者了解，汉基是英国政府唯一的专家级顾问。他才真正做过彻底的战略基础思考。因为，虽然首相不愿意碰触好像无所不知的基钦纳，也曾问过基钦纳计划可行与否。基钦纳竟然回答：“这些计划必须留给战地指挥官去解决。”然后，所有话题都被他关闭了。对于这次攻击计划中的更广泛一层，也就是对它关系直接，而且非常急需的人员、火炮、弹药，以及补给等问题，各方面都未加以留意。最后，这场远征是在一切给养都太少、太迟之下讨生活；其所需远超过原先所估计。

(1)　土耳其名义上买下这两艘德国战舰，以弥补被英国所扣押的两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