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14年岁末，西战场的困局已成事实。即使在程度上有所不同，各交战国政府与参谋本部都在寻求解套办法。依据不同领袖的心智状况与倾向，各国的反应在形式与本质上也有所不同。日耳曼强权奉法金汉的意见为圭臬；其中之想法，不仅源自法金汉的批评，而且与法金汉自身利益有关。但对于目标，法金汉的意见与指导原则都不很明确。
法金汉在马恩河战局逆转之后被任命为参谋总长。上任后，他仍坚持史里芬寻求在西战场决胜的计划。但他并未奉行史里芬的方法，也就是削弱左翼，集中兵力在右翼的策略。相反，1914年秋天，在对伊普尔的攻势中，他运用了大部分新编成军的部队，并将之部署在埃纳河到孚日山脉之间，而对久战之兵却投闲置散。野战铁道兵指挥官格勒纳上校（Colonel Gröner）甚至将一份拟妥如何自左翼转运六个军到右翼的细节的计划呈报给法金汉，但为法金汉所拒。当我们看到德军在伊普尔会战中，几乎攻破英军战线而功败垂成时，我们只能说，德军最高统帅部再次救了联军。值此关键时刻，鲁登道夫为了在罗兹附近对俄军侧翼发动决定性攻势，曾提出过增兵俄国战场的要求。然而，法金汉将这个建议拖延到伊普尔攻势注定失败之后方才开始构思。不过战机已失。
法金汉其实并不愿意听从在西线发起新攻势，以突破战壕战困局的建议。他对于如何经营第二目标，观念似乎一片模糊。在他感觉中，战争最终决胜之处在法国。他怀疑俄国战场决胜的价值与可能性。因此，虽然他了解在近期内，唯有俄国东战场尚可为，却一直要等到奥匈前线出现不利情势，才被迫派出必要的增援。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他仍心有不甘地调拨出少量预备兵力，前往支援。这股力量可以确保一时成功，但不论在数量上或时间上，都不足使德军获得决定性的胜利。
然而，他也有该受称赞之处。由于此时他已了解长期作战不可避免，他开始积极开发德国资源，以适应耗费不赀的消耗战。现在德军比任何一国军队都重视堑壕工程技术。他们扩张军用铁道系统，以便加速后备兵力集结；并且尽力从多方面解决军需弹药制造的原料与军需弹药供应问题。以致从1915年春天开始，德国已能确保军需弹药供应充裕，无匮乏之虞。而同时间的英国，才刚体认到问题的存在。德国就这样建立了战时经济体制，以及资源利用的法则。这些就是德国抗拒英国封锁压力的秘密。这当中，德国由于出现一位了不起的企业巨子瓦尔特·拉特瑙博士（Dr. Walter Rathenau），方使战时德国能很科学地掌握经济。他同时是第一位建议以心理战攻击敌方的人。早在1914年秋天，德国特务即在亚洲发动一项宣传阴谋，期望在不知不觉中诋毁英国声誉。不过，德国宣传伎俩有其粗制滥造的缺陷。当它运用在欧美见过世面的人士身上时，效果就不如运用在较质朴的人民身上了。
同一时期，德国另一项伟大成果是外交，也就是怂恿土耳其参战。虽然此举基本上与战前双方军事关系有关。自1909年以来，土耳其一直在青年土耳其党（Young Turk party）控制之下。这个党憎恶传统，包括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于是，一心一意将中东日耳曼化的德国（其中兴建巴格达铁路就是其表征）很技巧地抓住机会，对土耳其的新统治者产生重大影响力。由于青年土耳其党领袖恩维尔（Enver Pasha）担任过土耳其驻柏林的军事武官，德国军事教官得以渗透土耳其军中。对于共同的军事行动，德国与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之间，存有明确的谅解，尤其这时他们有必要结盟抵抗俄国。之后，德国不但训令驻土大使范根汉（Wangenheim）对土耳其进行精神施压，而且派出战斗巡洋舰“哥本”号（Goeben）与轻巡洋舰“布勒斯劳”号（Breslau）到土耳其以明其志。结果到了1914年10月29日，土耳其表明参战，并准备分别对敖得萨（Odessa）的俄军，以及西奈（Sinai）的英军采取军事行动。
法金汉彰显了“土耳其参战的明确重要性”。首先，他使土耳其成为协约国提供俄国军需物资的障碍；其次促使土耳其分散英俄的军力。在德国的指导下，土耳其很早就在12月中旬对高加索地区的俄军发动攻击。只是恩维尔求胜心切，结果在萨勒卡默什(1)（Sarikamish）一战中败北。土耳其下一步准备切断通往东方的大动脉——英属苏伊士运河，不过，也无好运可言。西奈沙漠则是土耳其强力进军时的阻碍。两支小型分遣队在横越沙漠时算是全身而退，却在伊斯梅利亚（Ismailia）与土署姆（Tussum）两地轻易地被英军打败。不过，即使这两次行动在战术上都失败，战略上却有重大价值，他们使庞大的英俄兵力动弹不得。
意大利为了抵消土耳其加入同盟国之举，干脆抛弃虚假的旧三国同盟（Old Triple Alliance）而加入了协约国。1915年5月24日，意大利先避开与德国的冲突，向世仇奥地利宣战。意大利主要目的除了抓住机会想要的里雅斯特（Trieste）与特伦蒂诺（Trentino）两地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人之外，还有其精神上重申历史传统的企图。然而在军事上，由于意大利军队尚无发动立即攻击的准备，意奥边境更有崇山峻岭的天然屏障阻隔，所以意大利对协约国并无“及时雨”的效果，更遑论深远影响。
在协约国这一边，壕沟战的困局衍生出各种不同的结果。即使法国企图紧守所获土地以撼动德国战略，法国本身战略则以收复失土为主。法国确实将精神与物资集中于敌人军事主力所在的西战场。这一点，法国军事教条视之为正确。但由于欠缺解困的方法，法国这一着，只不过逐渐将自己销蚀殆尽。1914年冬，法军对埃纳河的阿图瓦（Artois）、香槟（Champagne）以及沃埃夫尔（Woevre）发动冬季攻势，却在战壕战术上付出惨重代价。霞飞的“小块蚕食法”，经常出现偷鸡不着蚀把米的结果。对于战壕战术，法军是完全缺乏新点子或毫无创意可言。
英国的问题则是创意过多，要不然就是在选取创意点子时，欠缺挑选与实现创意的决心。其绝大部分原因在于专家不愿明示见解，他们表现出无言相对，不愿作出专业性指导的态度。
以英国为出发点的解决战壕困局方案，最后凝聚为两个团体：一是强调战术的团体，一是强调战略的团体。前者主张制造一种刀枪不入的机器；它不但能从容地应对机枪扫射，而且能够越壕而行。他们认为，这种机器能恢复敌我战术性均衡。这战术性均衡目前已因防御力胜过攻击力而告破坏。1914年10月，斯温顿（Swinton）上校经由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丘吉尔的鼓励与悉心支持，已开始孕育为此一特定目的，建造这种机器的构想。几经官方的阻碍，以及多月的实验，最后在1916年出现了可以付诸实用的坦克。
在战略方面，有人主张不必理会战壕困局。他们认为，敌对结盟体系必须以整体视之；并且现代科技发展已改变距离与动员观念。在其他地区另辟战场，等同以前的攻击敌人战略性侧翼的效果。在此，这些人发展出相对于“西战场派”的“东战场派”。进一步而言，这种战争方式合乎传统的英国海陆联合作战战略的思想。它可以充分发挥英国的海权优势；这一方面是至今被英国政府忽视的。1914年10月，重披战袍的英国海军军令大臣（First Sea Lord）约翰·费希尔爵士，要求在德国沿岸登陆。1915年1月，基钦纳爵士提出了另一建议。为了切断土耳其的主要东进路线，他主张在土耳其的亚历山大勒塔湾（Gulf of Alexandretta）登陆。兴登堡与恩维尔在战后的评论上都说，如果此举成功，将会使土耳其瘫痪。然而，这个建议案影响不大，而且被另一案抢先了一步。其部分原因是丘吉尔的战略眼光，部分则与当时环境有关。
此案就是曾引起激烈争议的达达尼尔海峡远征计划。有些评论家认为对丘吉尔的批评是值得讨论的。其实这个计划如果付诸实施，结果可能有如法金汉的看法，“如果协约国在地中海与黑海之间的海上交通无法长期关闭，战争制胜的一切希望将大幅减低。俄国将自其极端孤立的形势中解放……这种孤立形势，其实原比我们在军事上获取成功更有效，更靠得住……巨人的力量也迟早会自动瘫痪……”但是，英国的远征计划的问题不在于观念，而在于执行。即使英国在开头曾动用相当数量的兵力，最终被逐渐耗尽。很明显的，以土耳其利益来看，胜利将站在他们这边。
英国逐次使用兵力的原因，以及后来机会的丧失，皆与以霞飞为主的法国参谋本部反对有关。霞飞并且获得弗伦奇爵士的支持。尽管马恩河战役后，法军无法扩大战果，德军攻击伊普尔也不成功。到了12月，霞飞更发动了完全白费心机的攻势，但霞飞仍有信心不久在法国取得最后胜利。他计划首先从阿图瓦与香槟集中兵力攻击由德军战壕防线所形成的巨大突出部，然后在洛林地区对德军的后方发动攻势。这个想法与1918年福煦的想法相似，最大不同在于此时的条件与实施方式。我们从一些文件上可以觉察，霞飞、福煦（福煦是霞飞在弗兰德斯地区的副手）以及弗伦奇是罕见的三位一体的乐观集团。即使弗伦奇对前景的看法反复无常，他们的信心已到达完全不合理的地步。相反，英国政府认为德军战壕防线坚固不易攻破，强烈反对将新军投入无用的行动上。同时，英国也愈发关心俄国有沦陷之险。这些看法不论丘吉尔、劳合·乔治以及基钦纳都相同。后者并于1915年1月2日去函弗伦奇，称“法境的德军防线可视为碉堡，既不能攻，也不易完全包围。唯一方法是以一支包围兵力与之对峙，同时我们另辟战场”。
劳合·乔治主张调遣大批英军到巴尔干，一面救援塞尔维亚，一面攻击敌人的后方。在1月1日的备忘录中，他建议以希腊的萨洛尼卡（Salonika）或亚得里亚海沿岸的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地区作为作战基地。令人好奇的是，同一天，加列尼也建议法国政府在萨洛尼卡登陆，作为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起点；攻击兵力则应强到足以鼓动希腊与保加利亚参与协约国阵营。他认为，攻下君士坦丁堡之后，接着朝北进军多瑙河，进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奥匈帝国。德斯佩雷也持相同看法。但是西线的指挥官们乐观而有信心，认为不久就可以突破困局，强烈反对任何的替代战略方案。他们并强调运输与补给上的困难，坚持德军必能很轻松地将部队转运到联军新辟的战场(2)。即使他们的说法是对的，他们似乎忽视军事史上的经验——“绕过最长的路，就是最短的路”，善用艰困地形，经常证明有利于攻击固守阵地、随时备战的对手。
由于“西战场派”意见盛行，巴尔干半岛计划就此束之高阁。虽然如此，各种疑虑并未就此平息。就在这当口，新状况出现了，使近东远征计划（Near Eastern scheme）得以新面貌复苏，虽然方式较弱。
1915年1月2日，基钦纳接到俄国尼古拉大公的请求，期望英国派兵进行牵制性行动，以解除土耳其对高加索地区俄军所造成的压力。基钦纳认为英国无法派兵，建议改由海军向达达尼尔海峡进行武力威慑。丘吉尔则了解这问题具有更深层的战略与经济意义，提议将海军示威改变为海军强行通过海峡通道。他的海军顾问对他的提议纵使不热心，不过也不反对。在达达尼尔海峡海域的英国舰队司令卡登（Carden）则电复丘吉尔一套逐步削弱土耳其要塞、清除雷区的办法。之后，英国以一支主要由逾龄船舰组成的舰队，在法国协助下，先对海峡进行炮击，然后于3月18日进入海峡。然而，浮雷却造成数艘舰艇沉没，计划旋告中止。
英国海军重新发动攻势是否会成功，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土耳其要塞的军火弹药已耗尽；在这种情形下，水雷问题说不定可以克服。但是英国新任海军司令罗贝克将军（Admiral de Robeck）认为除非立即获得陆军的协助，他反对重新发动海军攻势。其实早在一个月以前，英国战争会议（War Council）已经决定在这地区进行海陆联合作战。战争会议准备先派出一支由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所率领的兵力。但是后来由于当局逐渐倾向执行新计划，拖延了派兵的时间。之后，即使派出了不足数的部队，他们却又在亚历山大港被耽误了几个星期。当时是为了配合战术上需要，英军将部队装船顺序重新分配而造成耽搁。最糟的是，经过这样折腾，英军失去了发动奇袭的时机。对于在几乎牢不可破的海岸执行登陆而言，奇袭原本至关重要。当2月间英军进行先期炮击时，土耳其在海峡附近只部署两个师兵力；到海军攻击时，土耳其军已增加至4个师；及至汉密尔顿准备妥当可以登陆时，土耳其守军已变成6个师。而汉密尔顿自己仅有英军4个师，法军一个师。他所面临的实际环境，不但是守军兵力超过攻击部队，而且地形不利登陆。由于兵力数量不足，加上他的任务只是协助舰队通过海峡，迫使他选择在加利波利半岛（Gallipoli peninsula）(3)登陆，舍弃在欧陆，或亚洲其他处处是岩壁的海岸登陆的打算。
4月25日，他在加利波利半岛南方接近尖端的希里斯角（Cape Helles），以及沿爱琴海岸以北15英里的格巴土丘（Gaba Tepe）进行登陆。执行该地区登陆任务的是澳洲与新西兰部队。另由一支法军则在希里斯角对面的土耳其亚洲海岸的库姆卡莱（Kum Kale）进行短暂佯攻性登陆。由于土耳其军一时不明就里，英军有机会占据几处满布铁丝网与机枪子弹横飞的滩头阵地。但等到土耳其军占据制高点，并且动用预备队之后，英军不仅丧失短暂的奇袭优势，而且遭遇困难重重的补给问题。英军设法稳住两处朝不保夕的据点，但无从扩张，于是战壕战的困局出现。为了国家颜面，这些英军自是进退不得。
后来到了7月，英国政府决定，除在半岛上原有7个师兵力之外，另加派5个师的部队前往支援。但等这批援军抵达目的地时，土耳其在这地区的兵力也相对增加到了15个师。汉密尔顿在此时准备发动一次两面攻势。他打算一面由格巴土丘发起实力已见增强的打击，另外在格巴土丘以北数英里的苏弗拉湾（Suvla Bay），进行一次新的登陆，以便将半岛拦腰切断，巩固可以控制纳罗斯海峡（the Narrows）的制高点。他骗过了土耳其军司令部，于8月6日发动奇袭。但第一次攻击就失败，第二次则由于部队经验不足而丧失绝佳机会，而局部地区的指挥官动作也不够灵活。敌人在其预备队未到前，在超过36小时的时间内，只有一个半营敌军出现拦阻英军。等汉密尔顿派出能干的指挥官的时候，机会已过，英军再一次注定要坚守不稳固的据点。然后，秋雨降临，英军每况愈下。英国政府这时也失去了信心，急欲撤兵，却害怕打击部队的士气而延后作出决定。其间，汉密尔顿将军曾被征询过意见。其实此时他对情势仍具信心；然而当他表示赞成继续作战时，却奉命调职，所遗职务由查尔斯·门罗爵士（Sir Charles Monro）接替。后者上任后，二话不说就宣布撤兵。
门罗的撤退，决定之快令人讶异。仅仅一个早晨，门罗一面视察半岛上的安扎克（Anzac）、苏弗拉，以及希里斯角等据点，范围尚未跨出海滩一步，他的参谋长就坐在船上拟妥了撤军建议案。丘吉尔说得好：“他来了，他看见，他屈服。”(4)基钦纳起先不肯批准撤退，并且急着准备亲自前往调查。英国政府一听到他要去，简直松了一口气。因为政府有人希望趁他不在，将他拉下马。这时，虽然联合内阁（Coalition Cabinet）成员对于加利波利撤军案莫衷一是，却正聚集一堂反对他。他们不满基钦纳独断专行的态度，以及他的管理方式。保守党领袖博纳劳（Mr.Bonar Law）不论撤军与撤换基钦纳，都持强硬态度。不过，首相虽然害怕基钦纳下台会触怒民意，却更怕包那劳辞职。于是两害相权之后，他不但答应博纳劳的撤军要求，而且将丘吉尔逐出了战时内阁（War Committee of the Cabinet）。因此，基钦纳在抵达加利波利之前，撤军已经定案。其实，基钦纳自然受到国内新一波意见的影响，等战时内阁否决他重新提出的在亚历山德列塔附近的新登陆计划之后，他只好见风转舵，同意撤军了。
奇怪的是，到了最后阶段，英国海军倒不想撤退了。自3月以来，海军司令罗贝克一直消极反对由海军发动攻击的想法；如今司令官变成了威姆斯将军（Admiral Wemyss）。他不仅反对撤军，而且以凯斯（Keyes）准将的策划案为基础，提出一个新方案，表示要“强行通过海峡，并且无限期控制海峡”。这个建议来得太晚。国内反对进军达达尼尔海峡的声浪此时高涨。于是英军服从撤军命令，于1915年12月18日夜间，从半岛上的苏弗拉与安扎克据点将部队撤出；希里斯角地区的撤军则延至翌年1月8日。如果这次不流血撤军算是军方编组完美、合作无间的典范，它也证明这样的撤军在现代战争中，比从前更容易做到。而此事件的结局，却充满戏剧性。虽然门罗以及他的参谋长，与这桩颇具执行技巧的军事行动无关，却在尾声中获高等勋章以资奖励。帷幕最终在观念正确，具有卓见的声音中落下。只是，执行过程充满英国史上前所未见的连串错误而饱受创伤。
当英国努力打通俄国后门的同时，日耳曼强权（Germanic Powers）正在攻打俄国。俄国军事失利的大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军需弹药。目前唯有靠外国通过封锁中的达达尼尔海峡进行补给方可纾困。这种现象与效应自是俄国最难应付的强敌所乐见的。1915年秋天，霍夫曼断然声称德国攻俄成功与否，在于能否继续“坚持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因为如果“俄国人发现欠缺运输麦类出口，战争物资进口的工具，这个国家就会逐渐瓦解”。
1914年在东战场的战争，显示德国军队可以打败任何强大的俄国部队；但当俄军遇上奥地利军时，胜券却操在俄国人手里。法金汉不得已赶紧加派兵力，以便挺住奥军。德军因此被拖入东战场俄军攻势之中，而非如原先预定的，动用在明确规范的计划里。相对的，鲁登道夫却将目光置于特定目标上。他且从当下开始，不断地全力鼓吹打败俄国。鲁登道夫的策略具有严谨的战略决心，法金汉所持的却是机会性消耗战略。一个似乎过于忽视政治因素，另一个却顾虑太多。
在这两人的冲突中，德国的合成战略（resultant strategy）——一种高效率、决定性却嫌不足的策略，是有线索可循的。两人之间的意志力拔河，都显现在一些令人厌恶的打电报方式与无止境的暗中操盘上，目标就是主要傀儡人物德皇本人。当法金汉为有效打击“敌人”，剥夺兴登堡的力量，以便除去潜在的、有可能取代其位者的时候，鲁登道夫必以辞职威胁兴登堡。霍夫曼细细观察了个中奥妙。他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当你细看这些具有影响力的人之间的坏关系，彼此冲突的野心，你必须记住，在另一边的法国、英国以及俄国必有相似且更糟的情形发生。如果你不这么想，你就会更紧张。”他的直觉是正确的。“个人权势与名位的追逐，似乎将大家的品格销蚀殆尽。我相信，唯有谨守本份，并自食其力者，方能维持名声；他毋须为名利与权势而取巧与斗争——毕竟好天气是不可谋的。”
俄国的1915年作战计划，包含一些由经验得来的教训；整体来说构想正确，但作战手段与工具不是不足，就是故障重重。尼古拉大公力求稳固他的两侧兵力，然后准备向德国的西里西亚进行新一波攻势。从1月至4月，在艰苦卓绝的冬季中，波兰突出部南侧的俄军奋力夺取喀尔巴阡山与通往匈牙利平原的通道。受德军支援的奥地利军击退了俄军的攻势，俄军损失之严重，不能与其所获成比例。不过，长期被包围的普泽密色要塞，以及困守其中的12万奥军，到最后于3月22日落入俄军手中。在波兰北部方面，俄军此时正准备向北攻击德国的东普鲁士，不过被鲁登道夫新发动的、朝东向俄国边界的攻势占去了先机。2月7日，德军经由冰雪覆盖的道路与结冰的沼泽地发起攻势，并由于在马祖里湖区附近的奥古斯图夫（Augustovo）包围并俘虏俄军4个师而引人注目。如此一来，德军等于拔除了俄军西进的一根芒刺。
然而，这些行动只不过是1915年真正重头戏的序幕。不过我们在入戏之前，有必要一探西战场。部分原因在于西战场是未来情势发展的指标，部分则是西战场战事对于东战场深具影响。
正当英国绕过远路在加利波利进行战壕战，并在国内就解决战争的新方法进行实验时，在法国的联军高层则采取更传统的战法。2、 3两月，法军进攻香槟的德军防线；结果为了推进500码，法军就损失了5万人。然而霞飞却在报告中声称他的攻势“成果仍是丰硕的”。到了4月，法军为了攻夺圣米耶勒（St.Mihiel）突出部，又牺牲了6.4万人，换来的则是彻底的大败。比较小型的，却较具意义的一战要算是3月10日，英军对新沙佩勒（Neuve Chapelle）的攻击。这场仗除了有纯粹的实验性质之外，打得是自责有余。原因是，这场仗是以不足的资源与封闭的形式，在一个小型战场进行的。且说这段期间，由于印度军、加拿大第一师等外籍部队所组成的几个大英帝国新正规师抵达法国，使英国远征军实力增加到13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外加一些精选的本土防卫营。英军兵力的增加，使弗伦奇有余力将英军区分为两个军团。同时，他的前线防务的分量也逐渐在增加中。然而，霞飞坚持要弗伦奇派兵替换在伊普尔突出部的法军。法军自前一年的11月即接手在伊普尔的驻防。霞飞就是视这次换防的情形，发动了计划中的攻势。弗伦奇则考虑到，他并无足够的兵力可以一面换防，一面与法军一齐发动攻击。于是他采取了单独的攻势。弗伦奇另有一个单打独斗的动机——他气愤法国人经常批评英国人不尽责。
不过以作战策划来说，交付给黑格第一军团的攻击任务是富有创意的，而且设想周到。攻击发动之前，英军对2000码正前方敌军防线进行密集炮击35分钟。之后，炮兵更延伸射程，朝敌军崩塌的战壕撒下弹雨，以阻止敌军的增援。这些敌军的战壕，很快就被英军步兵占据并超越。
英军就这样达到非常漂亮的奇袭目的；第一阶段任务绝大部分达成。然而，进入第二阶段时，正面延伸更远，英军炮兵支持就嫌不足了。此外，由于情报不灵活，使两位军长彼此苦等发动攻击。这一等，就是5小时，让德军有充分时间重新集结，做出抵抗。然后，黑格错误地，并且过迟下令进行所谓“不计代价”的攻势。结果，损兵折将之余，毫无战绩。虽然，敌军防线不易突破肇因于英军火炮与弹药普遍不足，特别是欠缺重炮与高爆弹，潜在因素则是攻击正面过于狭窄，敌军很容易修复防线的裂缝。
英国人对于这场新型战争的军需弹药需求量上的认识，原本就比德国人慢了一步。不仅如此，英国军火工厂的军火交货时间，更是远落后于合约的规定。造成这种缺陷的大部分原因，是英国贸易工会的一些规定，它导致技术劳工的工作效率降低。这些规定必须经过长期协商方可修正。于是，英军的炮弹，到了1915年春天就奇缺。这一现象曾引发英国舆论的激愤。舆情是由一位《泰晤士报》军事记者雷平顿（Repington）上校与弗伦奇爵士商量之后发动的。《泰晤士报》所有者诺斯克利夫（Northcliffe）勋爵更无惧于他人的非难，以其《泰晤士报》的力量，全力谴责军火不足。这一运动的高潮，就是导致了英国军需部（Ministry of Munitions）的成立。在劳合·乔治指挥下，军需部协调并开发了军需供应与原料的产制。尽管这一次由新闻界发起的运动，并未认清军需品短缺其实另有原因，也不清楚前线需求最急的不单是炮弹，还包括更多的重型火炮武器，它的总效应却是不可计量。这次唤起大众，清除障碍的行动，在英国是史无前例的。除了炮弹问题之外，由于英军在壕沟战中所使用的武器比起德军所使用的，真是粗制滥造，品质低劣，致使这样激烈的改革旷日费时，超过预定时间。此外，由于英国新国民军（new national armies）赶赴战场在即，时间上也愈感紧迫。虽然改革呼声早已存在，但这场姗姗来迟的改革倒是做得很尽力且彻底。在早年缺乏的整体军火产业规划中，除了前述的劳工问题之外，直接原因其实就是英国军方的短视。军方经常低估需求，轻视新颖的观念与想法。
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1908年。当时陆军部（War Office）财务大臣对于一份有关德国陆军增加机枪使用量的官方观察报告印象至深，于是写信给陆军兵工局长，“如果战争会议成员同意陆军增加机枪配额，陆军部财务局将不反对”。兵工局长竟答复，每一营2挺机枪足矣。结果，陆军部当局从此紧守这个数目不变，虽然陆军射击学校在1909年就极力主张机枪配发量应增加到每营6挺。
后来，即使机枪已明显在战场居于主导地位，英国远征军总部仍坚持开战前每营2挺这种微不足道的数目。其中一位军团司令，也就是黑格竟说，机枪是“一种被大大高估的武器”，目前这样配发数已“绰绰有余”。即使基钦纳也定下原则说，最多是4挺，超过就是奢侈。这种情形一直到军需部为机枪提倡者撑腰，大胆增加供应数量到每营16挺为止。同时也由于军需大臣劳合·乔治的奔走，使迫击炮（Stokes gun）有机会脱颖而出，克服官方各种障碍，发展成出色的、普遍使用的战壕战武器。其实坦克也一样，曾被陆军部几番搁置，稍后却在军需部协助下得以问世。
尽管如此，军需发展不力，产能低落的最终责任应由英国人民，以及他们在国会的代表担起。虽然战争尚未来临时，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已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却因国会与人民害怕战争爆发在即，而以消极与吝啬的态度，严格限制了该委员会所做的努力。于是军需准备工作是在牛步中，迎接来势凶猛的同盟国威胁。所有失策之中，最重要在于忽视战争一旦发生，如何将国家产业资源，转变及扩充供战争之用。增加战斗武力，摆出恫吓姿态，可能具有加速战争爆发之险，但做好产业动员准备，是不具煽动性的。如果战争真的降临，备妥产业动员，自是从事战争之基本要件。
英国于1914年8月4日宣战。战后各界对于当时内阁的各种谴责中，对于它忽视战前备战，远较它未能增加兵力估算，或未能成功推展征兵制为重。然而英国政府在宣战之初，不论对政治与道义议题多么具有意识，政府似乎不知，举国成年男性因欠缺武器，而正被推向重大牺牲之路。在这种情形下，任何一个内阁应不应该决心从事战争与继续维持执政，是一个道德性议题。唯一可被谅解之处是，当时民意容许忽视武器的需求。并且不幸的是，经验显示，一个民主的政府要逾越民意是有实际困难的。因此，最终责任仍在英国人民身上。其实，战时阻碍进步与改革的军事保守主义者，也应受到谴责。他们曾以漠视民意的心态，进行和平时期的军官训练与挑选。综观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事，全英国人民都应承担杀婴之污名(5)。
英国后来全国一致地进入磨砺奋发的战争时期。只是这迟来一步的冲刺，已无法阻止因战前忽视战备，造成成千上万生命无谓牺牲的结果。即使索姆河攻势，也是因为弹药补给有限而受阻，虽然其中有许多炮弹是因为保险丝制作过于草率而失效。英国直到1916年终，军需弹药才获得充分的补给，而且供应量尚在继续扩大，乃至英国领袖们的战略毋须再受制于战争物资之不足。
但1915年春天英军所发动的新沙佩勒攻击，结果运气并不好。很清楚的是，这场小规模实验战争只差临门一脚，而且发展成功的机会与空间很大。但是协约国的将领不只忘记一件教训，就是短暂但密集的炮击，可以达到奇袭效果，而且对于攻击的正面不能过窄的道理，也仅一知半解。攻击正面不能过窄，是为了防备敌军炮兵控制防线裂口，或投入预备队将裂缝封闭。相反，他们只肤浅地推断，仅以大量的弹幕就可以致胜。一直到1917年为止，英军没再使用过攻击新沙佩勒的模式。倒是德军藉这次作战经验，在5月里进行了对俄攻击。
然而在这场战争发生之前，西战场的错误军事行动，似乎注定要增加。起先是轮到德军为了解决壕沟战困局而误用了一种新方法，也就是把毒气引入战场。德国人不像稍后英国推出坦克那么幸运，由于解毒剂很容易取得，德军以毒气企图致胜的机会一旦丧失，就永不复返。1914年10月27日，德军在新沙佩勒战场发射了3000发装有催泪瓦斯的榴霰弹，以及一些含有相同成分的子弹。这是毒气弹第一次在战场上尝试。不过效果甚弱，以致无人知道，直到战后经德国披露方为人知。然后是1915年1月31日，德军在波兰的一次局部攻势中，使用了较进步的催泪弹。不过由于当时天气酷寒，这次试验归于失败。然而下一次尝试的毒气，就具有致命性了。但由于当局无法提供发明者哈伯（Haber）充足的毒气弹制造设备，毒气只好从圆筒中放出。尽管如此，初次的一些失败，使德军统帅部不太相信毒气的价值。结果到了4月22日，德军在缺乏预备队情形下，对伊普尔法军战壕施放毒气。一时间曾使法军防线出现宽阔的缺口，德军却因无预备队扩大战果而功亏一篑。当时战场上弥漫着奇异的绿色烟雾，遍地是痛苦不堪的逃兵，4英里宽的缺口中更是无人生存。这就是这次毒气施放后的情景。不过，后来由于加拿大军在缺口侧翼作出抵抗，英印军也迅速赶到现场增援，以及德军本就欠缺预备队，于是情况被联军稳住。
首次被使用的氯气，会产生残酷无比的后果，但仍比不上炮击与刺刀肉搏战的经常性效果。所以等到后续更进步的毒气出现之后，联军获得的避毒经验的统计数据证明，这种武器只是现代战争中，程度最轻的不人道武器。虽然毒气确实新奇，但德国人这样使用毒气，被全世界视为残暴无道。世人深恶这种创新手法。因此，德国遭到道德上的非难。使用新颖武器并未为德国带来利益。
且说协约国这一边，既然局面混沌，本应等到军需弹药供应增加，英国新军准备妥当之后再有所图才是。然而，霞飞为了收复失土，还有替俄军解压，以及盲目乐观，草率发动了一些攻势。他夸大了德军的伤亡，低估德军在防御战中的战技与实力，并且发动一些不能连贯的攻击。这些攻击，主要指由法军福煦指挥，在朗斯（Lens）与阿拉斯之间所发动的攻势。结果重蹈早先覆辙，无法有效拓宽敌军战壕防线的缺口。这次攻势于5月9日由都尔巴军团（含18个步兵师）所发动。攻击正面宽达4英里。除了贝当一军之外，攻势因伤亡惨重而迅速叫停。贝当的部队由于准备极充分，突入德军防线深达两英里。然而除了突入的正面过窄之外，预备队不但迟到而且数量不足，以致缺口不久就被德军堵住。但福煦坚持无用的攻击，虽因此掠得一些土地，但损失过量。相较之下，英军的攻势较小。在法军发动攻势的同时，英军黑格第一军团已朝奥布尔岭（Aubers ridge）攻击。英军计划从新沙佩勒南北相距4英里的两个点中间穿过去。这两点的正面总宽为2.25英里。然后英军准备集中兵力进行双重突破。然而，德军已从上次实验性的新沙佩勒之役中汲取经验，早已布防妥当。因此英军在遭受德军机枪扫射，自己炮弹又不足的情况下，攻势迅速陷于停顿。不过英军受到霞飞的压力，于5月15日在新沙佩勒以南的菲斯土伯（Festubert）地区重新展开攻击，并且继续进行零星攻击到5月27日方止。而朗斯与阿拉斯之间的较大型法军攻势，也一直维持到6月18日。总之，法军损失102500人，几乎是防守一方德军的两倍。(www.xing528.com)
德军统帅法金汉原本对西战场德军的实力存疑。不过经这一系列作战，让他相信自己不但实力坚强，而且并无真正来自法英联军的威胁。其实他对东战场的攻势已经先期展开。战术上是所向无敌。战略目标最初仅限解除奥地利军前线的压力；当然同时也意在减轻俄军的攻击力。奥军的康拉德认为突破俄军中央部分是达成目的的最佳办法。法金汉接受了他的建议。在这个计划中，他们选择维斯瓦河上游与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戈尔利采-塔尔努夫（Gorlice-Tarnow）防区；因为这个地区障碍少，最利于攻击，也最能保护侧面，防止侧面遭敌突破。
德军将突破计划交由马肯森执行。马肯森则以泽克特（Seeckt(6)）为参谋长。这位参谋长后来是战后德国陆军的重建者。马肯森的兵力包括新成军的第十一军团。该军团含西线调来的11个师，以及奥匈帝国第四军团。德军计划先分别在西线的伊普尔发动毒气攻势，在东普鲁士发动大型骑兵攻击，以掩饰在杜那耶奇河前线集结14个师的兵力与1000门火炮准备攻击的举动；而防守的俄军仅有6个师兵力。俄军在这条防线上筑有几条战壕，却未高度堡垒化。敌对双方防线之间则是宽达两英里的无人区（no-man's-land）。这里面，“居民仍在农庄中生活如常，牲畜无忧无虑地吃着牧草”，直到德国人为了防止消息走漏，将他们迁走为止。
马肯森军团在4月最后一个星期抵达现场，进入被分配的防区。他们被安置在两个奥军军团之间。马肯森沿着他宽达18英里的攻击正面上，每45码就配置一门野战炮，每132码一门重型炮。即使比不上后来的战场标准，这样做在当时至少能充分解决“突入”如俄军这般的布阵，以便建立据点的问题。但是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维持攻势，以便在赶来驰援的俄军预备队定位之前，即能“突破”俄军后部据点。为解决这个问题，泽克特发出指示，要求“所有参谋军官必须尽力维持攻势不断”。而且每日将无明确目标指派给军与师等单位执行，“以免使他们认定进一步的进展，有中止的可能”。“向防线的一头发起快攻，可以舒缓遭受较强抗力的另一头压力……纵深部署应安排在能扩张战果到邻近防线。”这些非并进式进展的战术观念，配合弹性运用预备兵力，预示了未来在1918年德军所使用的著名“渗透战术”；其宗旨不在于挽救局部失利，而在于接续性战果（backing up success）。除此之外，由于俄西南集团军司令伊万诺夫不相信德军攻势迫在眉睫的报告，未将预备兵力调遣至适当处所，以致德军额外蒙利。
5月1日夜间，怒潮般的德国军队越过中间地带，在接近俄军前线之处掘壕据守。翌日清晨开始对俄军进行密集炮轰，俄军战壕未几即被夷平。上午10时，步兵发起攻击，在烟尘中向前扫荡。于是“土灰色人形从四处窜起，往后奔跑。他们手无寸铁，头戴灰毛皮帽，大衣任其敞开在风中飞舞。不久，这群人就消失不见。他们像狂乱中奔逃的羊群”。这是一场彻底成功的奇袭，战果出现快速。尽管俄军在维斯沃卡河（Wisloka）堂皇挺立着，喀尔巴阡山的俄军防线正沿全线后撤。这一撤，直到5月14日德奥攻势到达桑河（San）方止。算起来，这里距离德军攻击起点已有80英里之遥。俄军撤退到雅罗斯拉夫（Jaroslav）时，由于此地的桑河水流湍急，几乎酿成巨灾。然而，德奥军的冲力此时已呈强弩之末，预备兵力也嫌不足。就在这时，新情况发生了。意大利此时对奥地利正式宣战。法金汉虽然经过一些困难，倒说服了奥军司令部不从俄国前线将部队撤出；并且在意大利边界上，以山脉为屏，继续维持着坚强防卫力。法金汉了解他已将自己投入在遥远的加利西亚战场，要部队回头已太困难；现在唯一办法是从法国调派部队增援。因为唯此一途，方能使俄军对奥攻势瓦解，威胁得以解除。马肯森获得增援之后，再度与奥军合作发动攻势。6月3日重新占领普热梅希尔，6月22日夺得伦贝格，并且将俄军防线一截为二。
但由于法金汉与康拉德两人从未料想过有这样结局，因此德奥军在这段长时间进攻中，并未计划如何维持补给供应。匆促中的斩获，无法弥补准备不足的缺点。结果，德奥军攻势延后，使俄军在撤退之余，虽然各种军品工具遗留遍野，但尚能凝聚而未溃散。
具有广大人力资源的俄军，从被俘人数达40万人来看，几乎证实它经得起消耗。因此法金汉忧心盟邦奥地利的稳定性了。这也导致他听从泽克特坚持继续进攻的建议，虽然针对有限的目标，他仍不时偷偷注意西线的局势。然而，马肯森的进攻方向已从东进，沿着位于布格河与维斯瓦河之间宽阔的长廊，向北推进。这里其实就是俄军主力所在。与此有关的是，兴登堡受命从东普鲁士朝东南方向攻击，越过纳雷夫河（Narew），直奔布格河。不过鲁登道夫显然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正面攻击的机会太多；而且虽然俄军在德军两翼缩紧之下，会遭受挤压之苦，但德军无法切断他们的退路。鲁登道夫重提他的春季计划——经过科夫诺（Kovno），在维尔纳与明斯克之间，进行间隔宽阔的包围攻势，康拉德的看法亦同。法金汉则表示反对。他害怕这样做，需要更多军队投入战场，责任也更重。鲁登道夫的计划一直到7月2日，因德皇赞同而拍板。但结果正如鲁登道夫所料，俄国尼古拉大公就在德军大剪刀还没合拢之前，已经从华沙突出部解困。法金汉却认为这完全是鲁登道夫进攻不力所致。一干人争论不休。兴登堡不但写信给法金汉，也给德皇军事内阁领袖，表示他东战场总司令的头衔根本变成“恶毒的讽刺”。法金汉干脆不留情地顺水推舟，趁机拿走他的一个军团，组成一个新的集团军，刻意贬低了他的地位。
及至8月中旬，德军已俘获敌军75万人，并占领了波兰。法金汉决定停止东战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同盟国正在安排保加利亚参战的事。法金汉希望支援奥地利与保加利亚联合发动的塞尔维亚进攻计划。同时把部队调回西战场，以对付法军可能在9月里发动的攻势。然而，法金汉为了挽回失去的进攻机会，安抚个人的对手，他又批准一次对俄军的攻势。鲁登道夫获得迟来的准许，并以他现有的资源，执行他的维尔纳进攻计划。康拉德却计划从拉克（Luck）向东进攻，企图重复哥尔里斯打法，在普里皮亚季河沼泽地之南将俄军切断。
鲁登道夫于9月9日拔营，在涅曼（Niemen）的贝洛军团与艾克霍恩（Eichhorn）的第十军团组成两支大型尖角，一路冲向俄军前线。一角向东往德文斯克（Dvinsk）前进，另一角则朝向东南的维尔纳逼近，俄军见状四散。而在两角之间推进的是德军骑兵；他们不但重复践踏维尔纳，而且直达明斯克铁路线的附近。不过德军至此气势已弱，俄军则趁机集中兵力反击这支孤军。面对俄军的坚强抵抗，以及愈来愈少的补给，鲁登道夫只好叫停。情势已变成，不等延宕已久的维尔纳进攻计划开始，俄军就已经脱网而出。
奥地利军的攻势等到9月26日方才发动，然却遭到惨败。不过康拉德笨到坚持要重新来过。于是到了10月中旬，奥军未及发挥作用，就已牺牲了23万人。在这段德奥军与俄军对峙期中，俄军严重受挫，但未被消灭。不过，虽然俄军自此不再对德国构成直接威胁，到1918年为止，原本要集中全力对付西线的德军，就被俄国牵制整整耽误了两年。法金汉谨慎有余的战略，以长远眼光来看，证明险象环生，而且确实在为德国的崩溃铺路。
德军在这一回合作战中，曾有计划地制造一些突出部位，然后又设法切断(7)；10月间，俄军紧张地从这些突出部位作一连串脱逃之后，完全停止在一条拉直的战线上。范围从波罗的海岸边的里加（Riga），延伸到罗马尼亚边界的切诺维兹（Czernowitz）。然而，俄军这次获得休养生息的机会，是付出了离谱的代价。俄国于1914年曾为他的西方盟友作出相当牺牲。但西方盟友在俄国这回落难中所作出的回报，简直乏善可陈。
9月25日英法发动救援性攻势，战果也不比以前丰硕。主要攻势由法军在朗斯一侧的香槟地区发动。这次攻势并与法英联军在朗斯另一边的阿图瓦地区所发动的另一攻势结为一体。犯下的错误就在于两个战区相距过远，彼此首尾不相顾。更糟的是，联军高层试图使两个无从一致的攻击一致化。他们准备使用大量火炮来协助突破，但支持突破的先期炮击时间过长，使突破完全失去奇袭效果。霞飞计划在这两个战区进行突破之后，沿着整条法英战线发起全面攻击。他认为这将“迫使德军退出默兹河之外，甚至因此结束战争”。好个乐观主义者！突破香槟与阿图瓦两个战区的德军前哨据点并无困难，但紧接着将预备队调上来时，就耽误了时机。结果德军预备队获得机会将被突破的缺口补妥。由于攻势正面狭窄，所以缺口修复不难。联军些许的斩获，全然不能弥补严重的付出——联军大约损失242000人，相对的德军只损失141000人。我们发现，在防御战技巧上，即使联军指挥官们在此已获得较多的经验，德军也一样有了较多经验。不过，这次攻势中的英军部分，以“新军”展现实力而引人注目。在卢斯（Loos），他们初获战场经验。他们即使因欠缺经验而效率不彰，然而，相比欧陆长期经营军备的国家，其勇气与冲劲，预示了英国强劲的即时爆发力。
这股力量之所致，鼓舞了英军低迷的自信心；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继约翰·弗伦奇爵士出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这就像9月间，俄军总司令职务已由尼古拉大公名义上转到具有精神象征性的沙皇手里，实际上则由新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Alexeiev）将军操盘(8)。同时，英国为了强化总战略方向，甚至更偏向“西战场”主义，调升弗伦奇的远征军参谋长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为帝国参谋总长。罗伯逊长期不受弗伦奇青睐。因为后者较听从亨利·威尔逊的意见。有些怪异的是，黑格选择他的老友，迄今未在法国任职过的基格尔（Kiggell）为其参谋长。
意大利对于1915年协约国的军事贡献，可说乏善可陈。原因不仅是先前准备不足，而且边界的战略位置也很令人头疼。它既不好发动攻势，更不适合防守。边界的威尼斯省（province of Venezia）形成一块指向奥地利的突出部，北侧邻接奥地利的特伦蒂诺，这部分边界的南边面临亚得里亚海。亚得里亚海这一部分的边界，是地势相当低的伊松佐（Isonzo）河地区的延伸。但是边界接着就随朱利安与卡尔尼克阿尔卑斯（Julian and Carnic Alps），往西北方向充分伸展。从意大利出发的任何东向攻势，无可避免将遭受奥地利军从背后的特伦蒂诺，顺势而下的威胁。
尽管如此，边界的东向地区，虽然对军事行动而言困难重重，除了能威胁奥地利的重要部分之外，比起往北进攻需要进入阿尔卑斯山，似乎较有成功的希望。当意大利准备参战的时候，就任意军总司令的卡多尔纳（Cadorna）将军所拟订的计划，基本上就是依据东攻北守的概念。至于如何减轻悬在头上，来自特伦蒂诺的威胁，意大利期望在发动攻势的同时，俄国与塞尔维亚也向奥地利进行军事行动。但就在意大利宣布参战的前夕，这个希望消失了。俄军在德军马肯森的攻击下败退，塞尔维亚虽然接获协约国的要求，却连一次“武吓”都没能做。由于缺少军事压力，奥地利军遂从塞尔维亚前线调派5个师兵力到伊松佐河地区。接替这5个师防务的则是德军新成军的3个师。奥地利另外还有3个师部队从加利西亚调到意大利边界。即使如此，同盟国总共只有13个师可资对抗意大利的攻势；意大利军占有超过二比一的数量优势。
意大利为了稳住位在北方的掩护位置，曾向特伦蒂诺地区作有限的进攻。虽然行动算是成功，但从另外一边进入边界突出部东北角，朝向卡尔尼克阿尔卑斯山的塔维斯（Tarvis）的攻势就被击退了。这个局部的失败，产生一个不幸后果。1917年，奥地利军就利用这处颇富战略性的出击点，攻入塔格里亚门托河谷（Tagliamento valley）。
且说意大利军由第二、三军团发起的主要攻势始于5月底。但24个师当中，只有7个师准备妥当，外加恶劣天气使伊松佐河泛滥成灾，最初的攻势未几就停顿。于是伊松佐前线就如同其他地方，变成了壕沟战的战场。不过接下来由于意大利动员完成，6月23日，卡多尔纳发动了有计划的攻击。这个称之为第一次伊松佐之战的战事，一直延续到7月7日，斩获却甚少。中间停顿10天之后，新一波攻势再起，也战绩平平。然后，前线退回到打打停停的壕沟战阶段。就在此时，卡多尔纳已另准备发动较大的秋季新攻势。10月间，秋季攻势发动时，卡多尔纳事实上拥有二比一的兵力优势，但炮兵很弱。这个缺陷，加上防守一方经验充足，使这波新攻势结果与之前一样，毫无斩获。这次攻势持续很久，直到12月方才中止。6个月战争以来，意大利军总共损失约28万人，比守方高出将近一倍。奥军在前线显示了强烈的果断力，这是在面对俄军时所经常欠缺的。
僵局虽然在外交台面下另有显著变化，法俄前线却再度出现僵局。但是到了1915年的最后几个月，各战场战事频频，对于整个战争倒是有无法预计的影响。
塞尔维亚对于德奥同盟而言，位于最敏感的区域。协约国战略中有一显著的“盲点”，就是未觉察到塞尔维亚具有激怒德奥，使德奥章法错乱的重要性。这股加诸于原本不安稳的奥军后侧翼的威胁力，具有分散德奥的整体力量与策略的价值。倘使塞尔维亚的协约国盟友期望在主战场有所作为，这是一股必要的分散敌人的力量。由于地理上的位置，塞尔维亚是奥地利政治与军事潜在的毒瘤。为了保持塞尔维亚对德奥持续不断的“刺激”，协约国应以重质不重量的方式，对塞尔维亚伸出援手。也就是，除非交通系统有所改善，协约国不必利用运输能力不佳的东欧交通系统派出大量军力；协约国可就技术性军种与物资加以支援。塞尔维亚军原本就骁勇善战，本能上就适应当地地形。他们亟需的只是有效的作战工具。在层级上，军援塞尔维亚，远比装备英国新招募成军的新军迫切而且经济。然而，协约国显然对塞尔维亚的重要性视而不见，任凭德奥开刀割瘤。协约国的盲点，造成了本身愈来愈多的困扰。
奥地利军证明具有在伊松佐地区牵制意大利军队的能力。于是，当俄军的威胁在德奥夏季攻势下瓦解之后，奥军司令官就急着要彻底解决塞尔维亚问题。奥地利曾于1914年的8、 9以及11月三度进犯塞尔维亚，却都被塞军狠狠挡下。这对于一个境内拥有甚多斯拉夫居民的强权而言，这一口气是很难咽下的。奥地利的焦虑，刚巧遇上法金汉的打通到土耳其铁路构想。法金汉在达达尼尔海峡正面临联军的重大压力，整个1915年的夏天，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都在寻求保加利亚的支持。这一回合交手中，协约国这边有精神与实质方面的两点不利条件：一是先前的军事失利，一是塞尔维亚不愿放弃在1913年从保加利亚夺得的原马其顿任何一部分。相反，奥地利不反对献出原属敌人的土地。因此，保加利亚接受了奥地利的“叫价”，奥地利得标。保加利亚获得德奥同盟这股力量之后，增加了重击塞尔维亚的机会。迨至8月，法金汉决定从俄国前线调派加尔维茨（Gallwitz）军团，增援奥地利的第三军团。保加利亚则有两个军团已准备就绪。马肯森与泽克特被指派担任进攻塞尔维亚的指挥。塞尔维亚面临这种新危机，除了本身的一支相当小型的武力之外，只有一纸希腊的条约保证，以及协约国的一些承诺。希腊的条约却因亲协约国的首相韦尼泽洛斯（Venizelos）的下台而形同废纸，再者，与以往一样，出兵太迟了。
1915年10月6日，德奥军团向南攻过多瑙河，侧击德里纳河（Drina）右岸。攻势除了因塞军的顽抗被拖延之外，更由于山区地形险恶而受阻。不过在法英援军到达之前，保加利亚部队已向西切过塞尔维亚主力军的后部，攻入塞国南部。这一记横切，等于斩断塞军与从希腊萨罗尼加北进的联军之间的联系，也很自然解除了塞军在塞国北边的抵抗。等到塞军南北两端防线扭曲到像一张大弓的时候，显然有被德奥保军双重包围之险。这时候由于向南的保加利亚退路已断，塞军只好决定向西撤入阿尔巴尼亚山区。后来，这些在这次寒冬撤退中，经历坚苦卓绝环境而存活下来的人，都被运到阿尔巴尼亚外海的科孚岛（island of Corfu），经过重新装备与整编之后，于1916年春天加入在萨洛尼卡的协约国部队。同盟国征服塞尔维亚（虽然后来证明塞军并未被征服），一方面解除了奥地利南边疆界的危险，另一方面，德国在交通与控制上，可以无拘无束地从北海起，经过庞大的欧陆中央地带，一直延伸到底格里斯河地区。对于协约国来说，这次战事等于在这个地区挖掘了一个大蓄油缸。往后的3年，它一直在蓄积协约国的军事资源，只是未被善加利用。不过这蓄油缸中的油，最终还是外溢而发生作用，它冲走了同盟国中的一根支柱(9)。
10月初，当协约国惊觉到塞尔维亚的危机时，英法军的一些师，急速从加利波利赶往萨洛尼卡。因为这是协约国通往塞国唯一的援助通道，路径是从萨洛尼卡以铁路通往于斯屈布（Uskub）。这支救援兵力归由法国萨拉伊将军指挥。其前卫部队紧沿着瓦尔达尔河（Vardar）北上，进入塞尔维亚边界，却发现塞军已被保加利亚军拦腰砍断。于是协约国援军在保军追赶下，无功折返萨洛尼卡。从军事观点来看，英国参谋本部立即强烈主张联军此时应自萨洛尼卡撤出；但政治因素使联军继续留驻于此。联军除因达达尼尔海峡的失利而蒙羞之外，并且使巴尔干诸国相信德国是无敌的。光凭这一点，就吸引了保加利亚参战，并使希腊与塞尔维亚斩断条约关系。联军现在若再从萨洛尼卡撤兵，只会进一步有损面子。相反，协约国如保住这个据点，一来可以阻止德国势力进入希腊，再者可作为支援罗马尼亚的基地——如果罗马尼亚如预期那样站在协约国这边而参战。为了这些目的，萨洛尼卡的联军不减反增；除英法军新增援一些师之外，另有意大利与俄国分遣部队加入。此外，塞尔维亚军也在此进行重建与整编。然而，稍后除了1916年11月夺下莫纳斯提尔（Monastir）， 以及1917年4月的一次不成功的攻击之外，在1918年秋天来临之前，协约国在此并未发动过任何重大攻势。它成效不彰的部分原因是，其所面对的这些位处险恶地势的巴尔干诸国，有崇山峻岭镇守着进入巴尔干半岛的通路；部分因协约国各政府感觉这里宛若一笔“呆账”；另外则肇因于萨拉伊本人。此人好搞政治权谋，如果要这样一支联军各尽本分，彼此之间达到必要的信任与合作，萨拉伊的行为与名声都不足以统御。于是德国人让萨洛尼卡联军在保加利亚部队“看管”下，放心地随它去，同时不断从巴尔干半岛撤出本国的军队，以便在他处运用。德国人并以温和的讽刺，形容萨洛尼卡是联军“最大的集中营”。到1918年之前，在此有50万联军无法动弹。德国人的嘲弄还真有几分道理。
萨洛尼卡并非是1915年所开凿的唯一无底洞。美索不达米亚是欧陆军事重心移转的新处所。但移转的理由恐怕全是为了政治。它并不类似达达尼尔海峡与萨洛尼卡事件，主要是在为了替处境窘迫的盟邦解压，也不像达达尼尔远征军行动那样说得通。协约国达达尼尔远征军曾直捣黄龙似的，针对某一敌国的重要部位杀去。占领美索不达米亚可能只是要提升英国威信，给土耳其好看，却撼动不了土耳其的抵抗力。虽然原意尚称正确，其后续的发展，由于英国经营战争的方式中，向来存在的缺点使然，使美索不达米亚行动变成另一个“自生自灭”的例子。
波斯湾附近的油田，是英国的石油供应命脉。因此，当英国与土耳其的战事逼近时，一小股印度兵力曾被派去防卫这些油田。为了有效执行这次任务，英印军认为有必要占领波斯湾前端的巴士拉省（Basra vilayet），以掌控可能的进出路线。
1914年11月21日，巴士拉被占领。但是川流不断的土耳其军增援，迫使印度政府加派一个师兵力前往波斯湾。1915年春，土军发动攻击，被英印军击退；英印军司令尼克松（Nixon）将军为稳固阵地，认为应将据点扩大。于是调派汤曾德（Townshend）所指挥的师，沿底格里斯河往北推进到阿马拉（Amara）， 并且打了一场漂亮的小胜仗；其他的师则沿幼发拉底河，到达纳希利亚（Nasiriya）。 南美索不达米亚是一处范围广大的冲积平原，既无公路更无铁路。底格里斯与幼发拉底两条大河是此地唯一的交通管道。因此占据阿马拉与纳希利亚就涵盖了整个油田。然而，英印军眼前的军事成功，鼓舞了尼克松与印度政府。他们决定朝前推进到库特-埃尔-阿马拉（Kut-el-Amara）再说。这一行动，虽使英军已深入内陆180英里，在军事上却只部分做得正确。因为库特（Kut）正位于底格里斯河分支出来的谢特河（Shatt-el-Hai）与底格里斯河的交口。谢特河连接着幼发拉底河。土耳其后备军可从幼发拉底河，经过谢特河进入底格里斯河。
汤曾德于8月出发，在库特附近先打败土军，骑兵部分就乘虚追击到阿奇奇亚（Aziziya）；这里已是从库特到巴格达的半路。英国政府这时正四处失利，迫切期待精神上可以扳回一城的胜利，自然闻讯大喜。于是准许尼克松指派汤曾德继续向巴格达前进。但是汤曾德在泰西封（Ctesiphon）打了一场胜负未分的仗，使逐渐占上风的土军将汤曾德逼回库特。由于此地增援不易，汤曾德获指示苦守，等正在驰往美索不达米亚途中的几个新成立的师的支援。1915年12月8日，库特终为土军所围困。援军几度攻击土军布防在通往底格里斯河两岸的战线无效。情势恶劣，交通与通讯情况更糟，再加上指挥错误，最后，1916年4月29日，库特被迫开城投降。尽管汤曾德这趟冒险行动深受不当战略的影响，我们必须强调，汤曾德小规模部队在面对优势兵力时，是有实际成就的。这支孤军是在装备欠缺，运输工具简陋，以及深陷敌人心脏地带的情形下，写下军事史上光荣的一页。以他们这些缺陷，与敌人四对一的优势，以及与后来占领巴格达的英军的良好补给系统相比较，汤曾德这批为土耳其军所困的部队，是令人敬佩的。
英国从专业性战争转变为全民战争的奋斗历程中，最显著的标志也许是1915年5月“全民内阁”（National Ministry）的形成(10)。国会的准则若完全舍弃根深蒂固的政党制度，合力主导战争方针，在传统心理上会造成骚乱。因此，一方面生气勃发的劳合·乔治开始掌握民意，内阁实际领导权逐渐落入他的手中，另一方面自由党的首相阿斯奎斯（Asquith）仍留任新内阁，保守党成员则在内阁中取得了压倒性优势。丘吉尔虽放眼海峡对岸的港口，希望这些可供登陆用的港口，未来可以成为解决困局的关键。不过此时的他，却像远征军的创始者霍尔丹一样，被迫去职。
这段期间所有国家在政治上都有变化。这是普遍的世局展望将要调整的征兆。早先的参战狂热已经消失，取而代之是坚定的作战决心。奇怪的是，这种情况对英国人来说算是理所当然，却颇不合法国人普遍的观念，即使表面上看来是如此。
经济上，任何国家迄今仍未感受到严重的压力。各国的财政表现了意外的资金融通力。双方的封锁与潜艇作战，并未严重影响双方的食物供应。即使德国开始蒙受某些物资匮乏的影响，比起敌人，德国人民则拥有较多有形的胜利好兆头来强化他们的决心。然而到了1916年，德国人民就因1915年的收成不佳——40年来最严重的歉收而负担加重。所幸德国的耐力使危机消弭于无形。英国对德国的封锁，则因德国轻易攫取东战场的一个产麦国家而仅部分收效。早先法金汉重启西战场攻势时，德国人民的战争意志，几被重大牺牲的血泪之海所吞灭。讽刺的是，现在由于协约国鼓励东欧谷仓罗马尼亚参战，等于平白送给德国一个救生圈。
(1) 今土耳其与亚美尼亚边界附近。
(2) 相对，德军经参谋幕僚计算，指出联军以海运运输部队至巴尔干半岛，远比铁路运输容易。实际作业显示，从法国以海运运送部队至萨洛尼卡，平均需时一星期。从英国出发需12天。然而德军从法国边境运输一个军到俄国边境即需9天，运输任何数量庞大的兵力到巴尔干半岛将要超过1个月。如果船只足够，联军以海路运输兵力将快很多。
(3) 位置在达达尼尔海峡进口边缘的土耳其亚洲部分；半岛之西濒临爱琴海，东岸就是达达尼尔海峡水道。
(4) 此为丘吉尔借恺撒“我来，我看见，我征服”名句的戏谑词。
(5) 指英国成年男子死伤过度，导致出生率降低。
(6) 1934—1935年在中国担任国民政府的军事顾问，对当时中国军队之现代化颇有贡献。
(7) 先让对方突入防线，然后从防线缺口的两端向中抽紧“切断”，使对方被围。
(8) 俄军最出色的指挥官布鲁西洛夫将军将阿列克谢耶夫形容为“一位优秀的战略家。他主要的缺点是决断力不足，以及欠缺道德勇气”。“我认为，如果他担任一名真材实料总司令手下的参谋长，他就不会受到批评。但摆在面前的，是一位需要他来出主意，需要他来强化意志力的总司令（沙皇）阿列克谢耶夫自非恰当人选。”托洛茨基〔Trotsky〕更轻蔑地描述他是一名“阴晦的庸才”，帝国陆军中最老派的办事员，经不起坚韧的奋斗，就消磨殆尽的人物。
(9) 指保加利亚。
(10) 1915年5月，英国自由党与保守党齐组联合内阁，1916年12月，复以战时内阁〔war cabinet〕取代原先较大的联合内阁，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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